第7章 阎锡山 “山西九尾狐”离土失灵
阎锡山自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据晋自保近40年，成为政治风浪里屡仆屡起的不倒翁。九一八事变后周旋在日本、中共、国民党三方之间，自称“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后逃出山西又过了一次“行政院长”瘾，赴台后“山西九尾狐”失灵。
姓名字号：阎锡山 字百川 号龙池
籍贯：山西省五台县
生卒年月：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 卒年77岁
毕业院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军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
生辰八字：癸未 辛酉 甲申 甲戌
属相：羊
命相：侥幸所得贵人扶，善捉机会有财富。认真努力向前程，家门隆昌得富荣。池中之龙，风云际会。一跃上天，成功可望。性格温顺，尤为孝顺。
个人爱好：读书、写作。
家世：
始祖——阎思悦，号存诚，迁到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靠给大户人家做零活度日。其后几代人都靠打短工维持生计。
第4代孙——阎合义，生活稍有好转。
第5代孙——老大锦绣，老二锦芳，老三锦美，均为贫苦农民。
第6代孙——老大阎安泰，老二阎兴泰，阎氏家族自此由衰转盛，人丁开始兴旺，逐渐在河边村形成东股、中股、西股三大族支。阎锡山属东股，属锦绣一支。
第7代孙——阎青云，生有二儿一女，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是长子，老二阎书典，女儿阎改变。
第8代孙——阎书堂，夫人曲月清，仅有阎锡山一个儿子。曲氏逝世后，续娶陈秀卿，陈氏一生没有生养。
1892年——入私塾读书。
1902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
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
1905年——加入同盟会。
1909年——任（清）山西陆军第二标教练官。
1910年——任（清）山西陆军第二标标统。
1911年——任山西省政府都督、山西省政府民政长。
1916年——任山西督军。
1917年——任国民政府山西省政府省长。
192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平津卫戍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太原政治分会主席。
1928年——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赈灾委员会委员。
1930年——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2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7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943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
1949年——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1950年——任“总统府”资政。
1960年——逝世，终年77岁。
锐意革命，登上都督宝座
坐落于华北屋脊——五台山下的五台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以其丰富的文化形态——佛教文化、寻根文化、晋商文化、自然文化、关隘文化、革命文化等，闻名遐迩。曾统治山西38年的阎锡山，便出生在这个县的河边村。
阎锡山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家庭条件在当地虽属不错，但阎幼年不幸，6岁丧母，继母进门前首先提出不抚养前房儿子，致使阎锡山被寄养在外婆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阎锡山9岁入私塾，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投机的生意。1900年在一次投机中惨败，负债两千吊，父子二人被迫逃往太原躲债。金融投机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了原始经验。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由于阎锡山只读过三年私塾，文化基础太差，便找山西大学堂学生赵廉佑代考，终得以录取。阎深知这一步对自己前途意义深远，入学后不敢懈怠，学业和人际关系都搞得很好，并当了学生班长。两年后，被学校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毕业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了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了政治舞台。
1909年阎锡山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太原等地四处活动，结识了山西省的一些头面人物。奉召赴京参加了清政府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以上等（分优、上、中三等）成绩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会试期间，阎锡山主动与同盟会一些中坚人物如严昌衡、李烈钧、唐继尧接触，了解到全国各地同盟会的活动情况，敏感地意识到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将会在各地迅速兴起，于是决定采取两手准备，一方面逐步夺取军权，另一方面加强与同盟会的联系，联络同志，扩大革命势力。
会试后回到山西，阎锡山召集山西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盟会会员，密谋夺取兵权。他提出拉拢山西权贵，并在军队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安插同盟会会员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几个月后，阎锡山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随后便在两个标统里组织了以同盟会员和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模范队，并任命一部分会员在本标里担任要职，还凭借他曾被选入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组织的“铁血丈夫团”的身份，与温寿泉、黄国梁在太原成立核心组织。由于阎锡山等人的积极活动，山西的革命形势日趋成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湖南、陕西两省于22日同时举义。西安光复后，山西的革命党人加快步伐，积极策动太原起义。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收走了子弹），未能发难。恰在此时，山西巡抚陆钟琦由于害怕太原国民党人举义，以防止陕西革命军东进为由，决定将倾向革命的黄国梁的第八十五标调离太原。陆钟琦的决定打乱了太原起义的部署，但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也因此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同盟会员当即决定起义。
29日晨，该标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率部誓师起义，攻打山西抚署，将陆钟琦父子击毙。同时，阎锡山率第八十六标围攻抚署后门的清巡防队，在阎、姚的夹攻下，抚署很快被占领。
太原光复当天，阎锡山等起义领导人为筹商大计，推举领导人，组织领导机构，立即召集各界人士到咨议局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一部分是起义领导人，一部分是学界、警界、军界代表，还有一部分是咨议局议员。会前，同盟会的阎锡山、温寿泉、张树帜等曾在阎的标本部开会，商讨过都督人选。阎锡山主张选姚鸿法为大都督，因为姚鸿法原任第四十三混成协协统，是原来的直接长官，办事较方便；如若起义失败，姚的父亲任清廷陆军部侍郎，事情亦好缓和。但姚鸿法本人因父亲任清廷陆军部侍郎的关系而不愿出任。于是，大家又推举阎锡山为大都督。
选举大会由咨议局长梁善济主持。梁善济先是坚持官厅不可推倒，引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后又主张投票公举都督，而他本人大有当仁不让的架势。张树帜发觉有选立宪派首领梁善济的倾向，便立即持枪跳到主席台上，将梁善济挤到身后，大声疾呼：“我们应当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不要票选，要举手表决！”台下的革命党人也都拔出手枪，高喊：“选阎锡山，举手表决！”于是，与会者一个个相继举起手来。张树帜又进行了检查，看到全部与会人员都举了手，即宣布一致通过。粱善济见势不佳，从后门离开会场。张树帜又提议推选温寿泉为副都督，大家也一致通过。
阎锡山与温寿泉出任山西省正副都督后，立即组织山西军政府，建立统治机构，委派各部负责人，发布安民告示，悬挂“八卦太极图”旗。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激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致谢……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就这样，28岁的阎锡山开始了他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
拥袁投段，左右逢源
太原起义不久，袁世凯受命组阁，控制了清廷的军政大权。而袁世凯的真面目，早为一部分革命党人所认识，时任第六镇统制的吴禄贞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在吴禄贞的劝说下，与吴共组燕晋联军，出兵石家庄，一时在北方造成强大的革命声势。但当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后，阎锡山的态度立即起了变化。
袁世凯上台后，为图谋帝制，消灭异己，准备将各地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一网打尽。山西靠近北京，是袁世凯重点打击的地区之一。阎锡山见风使舵，立刻由反袁变为拥袁。但袁世凯毕竟是只老狐狸，他对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光复山西，特别是搞燕晋联军反对自己总是放心不下，因此在1913年三次传见阎锡山。
阎锡山平生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袁世凯。他第一次见袁时，被其凶狠的样子吓得“汗流浃背，俯伏在地，行了跪拜大礼”。出来后，阎锡山对随从人员说：“真是可怕！”第二次传见，阎锡山觉得袁世凯不那么凶相毕露了，气色缓和了一些，回去后对随从说：“这一次好，袁没有上一次厉害。”第三次传见回来就非常高兴了，对随从说：“很好，令我们回省。今天已无事，你们出去玩玩，洗洗澡看看戏，明天动身回太原。”
阎锡山对袁世凯俯首恭顺，唯唯诺诺，使袁把他当成了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认为他不足为虑，也就放了他一马。后来，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多都被袁世凯换掉，而阎锡山却稳坐其位。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二万元，接着又连电劝进，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时，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1916年3月，当袁被迫撤销帝制后，阎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他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认为已无可畏惧之人，不必在假装庸碌无能之辈，而是要放开手脚，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但他首先要给自己找一个后台，这便是当时军政实力最大的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皖系军阀。早在阎锡山进京谒见袁世凯之时，就得知当时任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好为人师，于是投其所好，备了门生帖子，拜段祺瑞为师。凭着这层“师生”关系，阎锡山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新后台。
1916年7月，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9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长。从此，阎锡山集山西的军政大权于一身。1917年段祺瑞与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时，阎锡山第一个追随段祺瑞反对国会。后来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5000辫子兵进京搞复辟，阎锡山便与段祺瑞站在一起声讨张勋，出兵反对张勋复辟。
段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锡山却站在段的一边，竟然通电表示山西军队遵从段祺瑞命令，随时可供调用，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与护法军作战，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力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在此后近十年的军阀混战中，阎锡山扯起“保境安民”的大旗，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阎锡山都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宣布中立，冷眼旁观，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此间，阎锡山坚守山西地盘，一面精心理政，一面扩军备战。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力，他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随后，又推行“用民政治”，即发展“民德”、“民智”、“民财”，以调动和发挥民众作用。又推行“村本政治”，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经过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山西出现了暂时的社会安定与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
阎锡山表面上“保境安民”，与民休息，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一方面建立军火工业，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一方面扩充军队编制，将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初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晋系军阀班底。
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阎锡山已经踌躇满志。当时双方都派人频繁出入太原，争取阎锡山的支持。但当时这场战争前途莫测，阎锡山谁都不得罪，继续保持中立。当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后，阎见曹锟、吴佩孚已倒，大局已定，便拥段联冯倒直吴，出兵石家庄，扼断京汉铁路交通阻挡直军北上，以致直军兵败，阎锡山与冯玉祥、张作霖组成北京政府，拥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
然而一年多以后，又发生了所谓“讨赤”之战，即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面对这种巨大变化，阎锡山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认为冯玉祥部驻扎在山西东、北、西三方附近，不仅对他形成威胁，同时遏制了他的向外扩张，于是决定联直附奉讨冯。但又不敢过早暴露倒冯计划，怕冯玉祥三路大军攻晋，而奉、直两方远水不救近火。1926年春，直、奉、晋三方倒冯的战争拉开序幕，经过三个多月的激战，冯玉祥被击败，被迫退守西北地区，阎锡山乘机将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其军队再次扩充并改称晋绥军。
见风使舵，反蒋中大败
1927年，北伐军取得了辉煌胜利，但国民党内部却四分五裂。当时，国民党内部两个国民政府并存，三个党中央共立，阎锡山看到蒋介石实力最大，便把宝又押到蒋介石身上。同年6月，阎锡山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状，摇身一变，又成为了“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飘扬在山西的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
1928年，蒋、冯、阎、李四大集团军共同进行第二次北伐，阎锡山率第三集团军一举夺取石家庄，收复大同，攻占保定，抢在其他集团之前占领了京津两地，被蒋介石委任为平津卫戍总司令。到此时，阎锡山手握20万大军，占有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大城市，先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等职，可谓盛极一时，其政治影响力空前增强，也使其势力达到一生的顶峰。
讨奉战争结束，蒋、冯、阎、李四大军阀势力立即转入争夺地盘、互相倾轧的激烈斗争中。首先挑起争端的是蒋介石的编遣会议，蒋介石企图以编遣会议达到“裁军”的目的。而所谓“裁军”，实际是要在中央的名义下“削藩”，剥夺各实力派的大权。蒋介石的排除异己激化了他与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谈判桌上摆不平的自然要付诸武力，新的军阀混战便从蒋桂战争拉开序幕。
阎锡山从一开始便表面上应付蒋介石的编遣计划，暗地里扩军备战。蒋桂战争中，为孤立桂系，蒋介石派人联络阎锡山和冯玉祥。阎锡山发表通电响应蒋介石的讨伐令，冯玉祥则采取骑墙政策。桂系一除，冯玉祥就成了蒋介石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为了击败冯玉祥，蒋介石一面竭力收买冯的部将，一面离间阎冯的关系。阎锡山则奉行幕后策划支持，表面折中调和的策略，企图以时间换取反蒋各派实力的消耗，以便坐收渔人之利，最后一举收拾残局。到1930年，桂系、冯系等军阀先后受到蒋介石的致命打击，唯独阎锡山一直像游蛇一样，回旋于各派军阀之间，使得晋系实力得到保存和发展。当蒋介石终于把枪口对准阎锡山的时候，阎锡山不再犹豫，立刻领衔反蒋。
阎锡山首先向“冯大哥”忏悔，与冯玉祥达成谅解，为了表示诚意，特送冯玉祥50万元，手提机关枪200挺，面粉2000袋。冯玉祥于1930年3月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的通电。此通电一经发表，立刻获得桂系、改组派等各反蒋派别的积极响应。这些昔日打得不可开交的派别终于在同一个目标下联合起来，冯玉祥、李宗仁、石友三、刘文辉等各路诸侯，称兵70万，与蒋介石集团拉开架势，准备一决雌雄。阎锡山则凭借其实力坐上了盟主之位，被反蒋将领们拥戴为“中华民国陆海空总司令”。
1930年5月，中原大战拉开序幕。战争初期，反蒋军南北夹击，声势浩大，兵力总数也超过蒋军。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蒋军步步后退，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不久战局发生变化，蒋介石利用冯阎之间的矛盾，采取把阎军打垮后把冯军拖垮的方针，将军队集中到津浦线攻打晋军。晋军战斗力向来不强，根本无法招架蒋军的新式武器，不久便退缩了。冯军被拖在陇海线上，本来待遇就低，阎锡山又背弃承诺，停止了提供给养。在冯军官兵叫苦连天的时候，蒋介石大搞“银弹”、“肉弹”攻势，大批官兵被收买，西北军斗志锐减，冯玉祥只得率部退回陕西。
而在此时，反蒋派的政客们决定在北京成立一个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在北平“中国国民党部扩大会议”上，阎锡山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于民国十九年9月9日，在北京怀仁堂宣誓就职，这就是贻笑千古的“四九小朝廷”。
然而，由于各派实力为乌合之众，各怀异志，钩心斗角，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难以协同作战，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而蒋军于8月初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在大战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开始时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后，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于1930年12月底逃避大连，其晋绥军由张学良改编，但实力尚存。此战历时半年之久，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条件。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通过他的亲信商震、徐永昌等人遥控山西政局，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瓦解晋系骨干，阎锡山担心离晋日久军队离心，遂于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飞机护送下，秘密潜回山西，以图东山再起。
投蒋拒蒋，三颗鸡蛋上跳舞
阎锡山能够在避居大连期间被日本人视为上宾，备受礼遇，并能在返回山西之后顶住蒋介石的压力，重掌山西军政大权，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与日本人的关系。自从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阎锡山与日本一直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曾对阎锡山派去赴日考察的邱仰俊说：“只要阎锡山永远和日本亲善友好，日本今后对他仍然尽力支持，给予应有的帮助。”阎锡山也因此被政界公认为亲日派，他本人也曾大言不惭地说：“在中国会走日本路线的，只有我阎锡山一人。”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尤其是对绥远的进犯，阎锡山由亲日变为了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以武力占领了中国东三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为此，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不久又恢复其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从此，阎锡山再度统治晋绥两省。
鉴于中原大战失败的教训，以及强邻入侵的民族危机，阎锡山决定不再参与国内的派系之争，向蒋介石做出“不扩充武力，专心于经济建设”的承诺。他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建设救国”的口号，成立了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在短短几年内，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了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在山西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较为完整的轻重工业体系，资产达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但仅仅过了五年，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十年建设计划被迫停止。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阎锡山一面派兵西渡黄河协助国民党军队“进剿”红军，一面在山西筹备防共。1936年2月，晋军阻拦红军东渡黄河抗日，因此遭受重创，损失兵力一万多人。蒋介石闻讯，以增援为名，乘机派出5个师十几万兵力开进山西。后来东征红军主动撤到黄河以西，蒋介石的军队却赖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锡山构成严重威胁。阎锡山恼怒地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而此时，日本侵略者出兵侵入与山西唇齿相依的察哈尔，后又直接策划山西的近邻内蒙古“独立”，敲响了阎锡山一直视为禁区的绥远的大门。
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小心翼翼，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阎锡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寇要灭亡中国，尤其是日寇已觊觎绥远，这是令阎锡山最不能容忍的；对于中共，他认为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他的存在，而且红军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经过一番权衡，阎锡山决定，改反共为联共，改拥蒋为拒蒋，改亲日为抗日，以对付来犯的日本侵略者。1936年7月，阎锡山在山西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延请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工作。次年，又在太原举办了“国民军军官教导团”，训练进步青年，组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后来的新军。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中国大陆诞生的唯一一支统一战线性质的正规军队。从此，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太原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一时成为了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36年10月底，驻绥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进犯绥远，占领大庙子和百灵庙。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日”的主张，把自己最好的部队拉出去由傅作义指挥，又派两名最得力的将军同去协助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为了支援前线士兵，阎锡山又将其父遗产87万元捐给绥远。在他的带动下，晋军将领、山西人民纷纷捐款抗日。
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傅作义不负重望，取得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的胜利，肃清绥远境内的日伪军，挫败了日本妄图建立“伪蒙古帝国”的阴谋。北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纷纷派选代表团携带巨款到绥远鼓励阎锡山部，阎锡山的“守土抗战”成为山西抗战的一面旗帜。此间，阎锡山还和张学良秘密商讨联共抗日的问题，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寿辰，阎锡山与张学良在蒋介石祝寿典礼举行后，一起晋谒蒋介石，向蒋介石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仍旧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说共产党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
阎、张两人听完蒋的训词后，又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想，这一下激怒了蒋介石，蒋厉声质问他们：“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张二人一听，只好退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希望他能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阎锡山接电后，认为张学良太蛮干了，复电称：“来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以。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日力量乎？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13日，他又致电国民党中央，报告“西安事变起非常，我辈当协力共维大局，并派许永昌晋京，商承一切”。
阎锡山此举，虽令张学良极为不满，但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他以晋绥之力是无法抗击日本的。而西安事变本身就具有内战的潜在可能。如果处理不当，马上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而此时除了蒋介石，谁有能力来领导这场对日战争呢？因此，他虽然与蒋介石有过深刻的矛盾，仍改变以前对张、杨的态度，坚决站在国民党主和派一边，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此时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中断联系，与两方都有联系的阎锡山的举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在收到阎锡山的电报后，当天复电称：“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纾国难……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救国家于万劫。”并赋予阎锡山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
张学良虽极不满阎锡山的所为，但为了顾全大局，促使蒋停止内战，达到兵谏目的，仍派代表赴晋。阎在接见了西安方面的代表李金洲后，即电报南京，太原的报纸也报导张、杨的代表到晋，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国人心。后来张、杨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地位逐渐失去意义。
卢沟桥事变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国共双方在华北战场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山西地势险要，素称“华北要塞”，日本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因此，日军在攻陷平津之后，兵分三路会攻山西。阎锡山虽做了一系列的军事部署，但敌强我弱，正面战场的晋绥军且战且退，最终太原失守。
阎锡山率部撤至晋南临汾地区后，为了适应抗战形势需要，在共产党的建议和推动下，阎锡山先后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决死队”、“工人武装自卫纵队”等进步组织，使第二战区开创了全国抗战中心的“特殊局面”，一时成为中外瞩目的“模范战区”。
但随着战争的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日益发展壮大，山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阎锡山开始感到不安，害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控，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开始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措施，限制进步活动，同共产党的摩擦加剧。
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即：对国民党军队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集中力量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驻晋日军也改变策略，提出“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还提出把掠夺的西北实业公司及其他厂矿财物归还阎锡山49%。阎锡山老谋深算，不到无法生存的地步不会轻易做汪精卫第二，但却开始转变对日态度，开始走上限共、防共、反共的道路。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史称“十二月事变”，为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响了头炮。
为了重振队伍，巩固实力，阎锡山于1940年4月将第二战区司令部迁往山西隰县南村坡。由于南村与“难存”同音，遂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还把1940年命名为“克难年”。
此时，阎锡山的管辖地只有隰县、乡宁等七个完整的县和临汾、洪桐等十多个不完整的县，处境十分艰难。北有共产党，东有日本人，南有蒋介石六个中央军，且“人心未定，金融混乱，社会不安，形势险恶，已达极点”。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在他控制的这一小块地盘上，开始了“克难运动”，大搞“烘炉训练”培养“同志魂”，为他将来的反共培植死党。同时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搞“兵农合一”，尽可能地集中物质，竭力维持拥有20余万人的庞大军政机构，为将来收复失地打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后，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受降长官的身份重返阔别8年之久的太原。
反共到底，内战中败走台岛
在8月15日之前，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立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同时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
从1946年开始到1948年底，阎锡山在与解放军的较量中连战连败，最后只剩下太原和大同两座孤城，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948年10月，华北人民解放军发起太原战役，将太原围得水泄不通。摆在阎锡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顽抗到底，自取灭亡。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想争取阎锡山和平解放太原、大同的。解放军前线总司令徐向前向阎锡山劝降，原准备派跟随阎锡山多年、阎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赵承绶进太原劝说阎锡山。但考虑到赵承绶投降反正，背叛阎锡山，必定为其所不容，出于安全的考虑，改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届八十岁的老秀才，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进城劝降。不料，阎锡山为了表示他反共到底的决心，非但不听老师劝告，反而不顾师生情分将老师杀掉了。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阎锡山的和平攻势。中央军委派叶剑英与阎锡山驻北京的参谋长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提出太原、大同若能像北平那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表示改变过去的立场，可以考虑他参加新政协。章士钊等人也劝阎锡山走和平解放道路，但阎锡山不为所动。
在太原包围圈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阎锡山的部下以及亲友许多人劝其离开太原，阎锡山不但表面上严词拒绝，甚至连美国人陈纳德表示迫不得已时接其脱险都予以回绝，表示要“舍生取义”，“与太原共存亡”，并为此准备了毒药和棺材。但背后，他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事，并先后三次打电报催促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方闻。而在此前的1948年下半年，阎锡山已将家人送到上海，后又分别转送台湾、美国等地。同时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3月29日，阎锡山终于等来了李宗仁的电报，即召开要员会议，宣布李宗仁电文，对要员们称：“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离开太原前，阎锡山指定梁化之（早年曾加入共产党，投阎后一直主管特工系统）、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五人组，在太原继续抵抗，要求他们“与太原共存亡”。安排好后事，阎锡山登机而去。大家原以为阎锡山出走时会带走他的堂妹阎慧卿，但阎锡山为了造成他还会回太原的假象，特意将阎慧卿留在了太原。
逃到南京后，阎锡山一直通过电报，与五人小组保持联系，遥控太原局势。国共北平谈判，中共再提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指出：太原若接受和平，可允许城内重要反动分子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中共所以做出如此让步，完全是出于减少战争损失保护太原古城不被摧毁的考虑。但阎锡山没有点头，把握大权的五人小组以“老头不在，无人做主”为由，放弃了走和平道路的最后机会。
4月21日，因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攻的号令，仅三天时间，太原外围据点便被一扫而光。此时阎锡山坐镇上海，连续发出一道道指令，先称：“太原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后见情况危急，遂改称：“万一不能支持，可降；惟靖国、化之两人性命难保。”但为时已晚。
24日晨5时半，解放军展开最后攻取太原的战斗，仅用了四个小时，太原城便全部被解放军占领。躲入太原绥靖公署二号楼地下室的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薄毓相、孟际丰等要员全部被俘。
阎锡山飞离太原时，要他的干部们，特别是高级干部们学习“田横五百壮士”，准备“杀身成仁”，并为他们准备了毒药。但阎的干部们大部分投降了解放军。为阎锡山“殉节”的主要是梁化之及其手下的特务们，共计46人。当解放军攻到太原绥靖公署时，梁化之胁迫其相好阎慧卿在绥靖公署东钟楼地下避弹室，与其同时服毒，并由其卫士遵其命将二人尸体浇汽油焚为灰烬。
阎锡山为了安慰自己和进一步欺骗世人，编造了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杀身成仁”的神话。当时国民党在大陆正处于崩溃阶段，为了给官兵鼓劲，国民政府配合阎锡山大力宣传所谓“五百完人”。国民党中有人对阎的这种做法持有异议，1949年5月8日，章士钊和邵力子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说：“夫阎君不惜以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己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破城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集团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也更加尖锐。特别是蒋介石集团与桂系李宗仁之间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阎锡山以“和事佬”的面目出现在二者之间，但实际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他深知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然掌握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李宗仁的代总统不过虚名而已。南京解放后，李宗仁受蒋介石幕后掣肘，府院矛盾加深，政局不可收拾，宣称“急流勇退，以谢国人”，飞往桂林，不愿去广州受蒋介石支配。阎锡山为调解蒋、李矛盾，先后两次飞赴台北面见蒋介石，又两下桂林游说李宗仁，终于使两人在日益不堪的局势面前相互让步，李宗仁与5月8日飞抵广州继续履行代总统职责。
但蒋介石根本不会履行承诺，因此并不会实际交出权柄。在财政、军事等问题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何应钦内阁于5月30日集体辞职。李宗仁随即提名国民党元首居正组阁，却在立法院表决时未获通过，阎锡山的机会终于来了。李宗仁正式提名由阎锡山组阁后，阎锡山深知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和认可，这个行政院长他是当不成的。适逢其继母在台北逝世，阎锡山以为继母料理后事为名飞赴台湾，乘机晋见蒋介石，终于在立委表决时，以500票对50票的绝对优势当选行政院长，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阎锡山上任之后，先是推行“币制改革”，改金圆券为银元券，无奈银元券发行不到一月即重蹈覆辙。为对付解放军7月开始的解放西北各省区的作战，阎锡山提议设立了国防部长西北边区指挥所，由徐永昌任指挥，代表国防部长对西部军事行使指挥权，但不久西北各省区相继解放。
面对解放军的节节推进，阎锡山政府既无还手之力，亦无招架之功，只好于8月8日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11月28日再迁往成都。两天后重庆解放，成都危如累卵。在四面楚歌中，颇有耐心的阎锡山在大陆再也呆不下去了，不得不带着他的“政府”飞往台湾。
但是，阎锡山的逃亡旅途很不顺利，1949年12月7日，他乘坐的飞机抵达四川与湖北交界处时遇到寒流，飞机两翼结冰，机身下坠，飞行员只好驾机返回成都。原来，飞机下坠是因为阎锡山带了十多箱金条严重超载所致。当第二天大员们再次登机时，飞行员请求陈立夫去和阎锡山商量，能否减轻重量。没想到，阎锡山宁可减少登机人数，也不肯留下金条，最后只好留下几名阎锡山的贴身卫士，飞机才得以顺利飞往台湾。
隐居深山，菁山草庐度余生
阎锡山带着他的“政府”逃到台湾后，仍然做着“光复大陆”的美梦，并为此制定种种计划方案，妄图把台湾建成“反攻大陆基地”。1950年元旦，阎锡山一片忙碌：举办团拜会，发表“元旦献词”、“告全国民众书”、“告海陆空军将士书”等，宣称“坚决地切实地告别过去的失败，开始今后新的胜利”，希望新年能给他和他的“政府”带来好运。
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心要把台湾建成家天下的蒋介石，岂容他的老对手在“行政院长”的宝座上耀武扬威！阎锡山当初是作为蒋、李之间冲突的调停人出来执掌中枢的，如今冲突一方已远走美国，调停人自然已成为多余。活跃了没多久阎锡山便意识到这个问题，也看清了自己如今的处境，不过是寄人篱下。他知道蒋介石很快就会复职，而铺平人事上的道路是其第一步，于是决定主动请辞以落个面子上的光彩。
事实上，蒋介石对阎锡山到台后的一番表现早已忍无可忍，未等阎锡山主动请辞，蒋介石便采取了行动。1月25日，国民党中央非常政治会议决定，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兼职。蒋介石宣布复职后，3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阎“内阁”总辞职，同时提名陈诚任“行政院长”。3月15日，阎锡山在一片非议中卸任，结束了为期9个月的居无定所的“行政院长”生涯。
阎锡山受命于国民党在大陆覆灭之际，他为最后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可谓尽责尽职，呕心沥血。因此一个外国记者称他是“激流里身负泰山的愚公”。蒋介石在1945年2月1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的报告中也这样表彰阎锡山的“功绩”：“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尽管如此，阎锡山仍难脱被赶出权力机关的命运，正如阎本人所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被免职的阎锡山同大多数大陆时期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要员一样，获得了蒋介石赏赐的两个职位——“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在“行政院长”一职卸任前，阎锡山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105巷16号。卸任后即搬到丽水街8号，以显示住所和自己的地位相称。见到蒋介石的许多原嫡系军政要员都被闲置起来，他对自己的处境毫无怨言，也基本不参加任何军政事务活动，只是独处一楼，开始从事写作，聊以自慰。不久因为厌恶各种应酬，也不喜欢台北的嘈杂，于1950年8月12日再次迁居，这次他远离了市区，搬到僻静的大山里——台北郊区阳明山菁山草庐，开始了他“10年隐居，10年著作”的晚年生活。
早在国民党败逃台湾前，阎锡山看到国民党气数已尽，便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对家人一一做了安排：于1948年将他的发妻、继母和二儿媳送到台湾，在台北设立了“阎公馆”，并为分居的发妻另辟寓所；将他的四儿子送到美国，在美国设置了寓所；又派他的亲戚徐士珙到日本，在日本购置了寓所，真可谓“狡兔三窟”，阎锡山被免职之后本想去美国或者日本定居，但蒋介石自然不会允许，只好留在台湾菁山，直到去世。
菁山草庐原是日本人没有完工的农场，只有一片废耕的种菜地，杂草丛生，蒿草长得有半人高，而且道路坎坷，十分荒凉。庐内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等现代化设施，甚至连公路也没有，汽车只能开到山下。所以阎锡山当初在这里选址时，许多朋友都反对他搬到这里居住。但阎锡山喜欢这里的安静，以“越静越好”四个字，表达了他选择住宅的标准。
搬到菁山草庐后，阎锡山才发现对这里气候很不适应。这里不仅气候炎热，而且时常有台风光顾。于是雇人用石头碹了窑洞，命名为“种能洞”。之所以叫种能洞，是因为阎锡山喜欢以种能观察宇宙，为了配合自己的宇宙观，就这样命名了。阎锡山还向金铜矿务局租了地，建了一个“种能农场”，种植松杉、柑橘，俨然要建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外桃源”。
阎锡山隐居阳明山后，蒋介石、陈诚、顾祝同以及其他国民党要人都曾前往看望，他的朋友部属也都时常登门拜访。他的五儿子阎志惠和五儿媳、孙女阎树榕，也曾由日本、美国回台陪他小住过。除了当局有大的庆典，召开“宪政”、“评委会议”阎锡山必须出席外，他一般不会回台北市。
阎锡山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午饭后还要睡两个小时“子午觉”。晚饭后要独自一人去野外散步，就寝前有时静坐，有时读《易经》，其余时间就是会客、座谈、写作。
阎锡山向来以洁身自好自诩，到台湾后他坚持不看电影、不看戏、不赌博、不吸烟、不饮酒，也不参与剪彩、证婚之类的活动，只是一门心思地做学问。他对他的侍从人员和友人说：“言语道断，心思路绝，乃可语学问修养。”
在学术研究上，阎锡山的兴趣很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发展、社会道德等各个领域。澳洲大学教授林迈可、意大利记者巴吉利，曾专程到菁山草庐拜访他，和他交换学术意见。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唐祖培也曾与他数次交换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意见。
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观点，阎锡山还经常到一些高校和学术团体讲学，其中有《中国文化的真谛》、《中国政治的病根》、《孔学与中国的未来》等内容。他运用自己的“种能”宇宙观，在宇宙学领域也提出了他特有的观点，还和教会的一位姓牛的副教主用商榷的办法，阐述了“宇宙本体发生万象及人事的主宰”问题。
在菁山草庐，阎锡山还建立了一个小组会，成员多是他昔日在山西的部署，还有一些失势的军政要人。小组会上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而作深入的理论探讨。而阎锡山经常在小组会上讲解古代圣贤义理，介绍现代各种思潮，指示做人做事治学之道，以期“修身治人”。阎锡山的讲话、总结，后来被整理为《菁山草庐讲学录》，该书共10万余字，内容小至饮食起居，大到政治经济，无所不及。其中有些是一般具有哲理性的为人处世方法，有些是对共产主义的评说，其始终贯穿着反共防共的思路。
10年时间，阎锡山在“种能洞”中写了不少著作，他著述心急，有时一天要伏案写作长达12个小时，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这些书里不乏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主义的著作，其中有《世界和平与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哲学、共产主义共产党的错误》、《反共复围的前途》、《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反共的哲学基础》、《大同之路》、《孔子是个什么家》、《三百年的中国》、《中国国民党理论研究》等书稿20种之多。他在去世前，还在改写他的《三百年的中国》书稿。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绘制了他臆想中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巨幅“蓝图”——“大同主义”。
口授遗嘱，留下疑云一片
阎锡山的一生中有妻妾各一名，他的原配夫人徐竹青，是距阎锡山老家河边村十里地的大建安村人，从小没有读过书，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祖训，是一名颇为贤惠善良且通情达理的人。她16岁时嫁给同龄的阎锡山，直到1931年因为家务事和阎锡山分居，两人一起生活了32年，但夫妻名分维持了一生。
徐竹青孝顺公婆，能吃苦耐劳，在阎家困难时能辛勤操持。阎锡山参加革命党从事秘密反清活动期间，她虽然日夜为丈夫担心，但也能默默相助，并严守秘密，因此颇得阎家上下人的尊敬，阎锡山对她也大为感激。辛亥革命后，阎锡山贵为都督，阎家生活日渐富足，阎锡山和徐竹青夫妇二人在督府内恩恩爱爱，日子过得很舒心。
但徐竹青不能生育，而阎锡山又是独子，所以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和继母陈秀卿都很着急，逼着阎锡山娶二房以传宗接代，徐竹青也没有理由不同意。于是在1914年12月1日，阎锡山同一个从大同高价买来的14岁许姓姑娘结为夫妻，按照习俗，许姓姑娘改认徐竹青的父母为父母，改姓徐，取名兰森。徐兰森与阎锡山一起生活了34年，为阎锡山生育五子一女，其中长子、三子和女儿幼年夭折。
在剩下的三个儿子里，二儿子志宽，聪明好学，深得阎锡山父亲阎书堂的喜爱，阎书堂每次外出散步，都要带上志宽随行。志宽的妻子赵秀锦，毕业于太原光华女中。志宽于抗战期间病死在成都，留下一儿一女。男名树楹，女名树榕，阎锡山对他们极为宠爱，闲暇时，常让这一对失去父爱的小兄妹依偎在自己身边，对他们的学习阎锡山很关心，经常派人把他们的作文拿来亲自批改。树楹少亡，树榕跟随其母赵秀锦侨居美国。
四儿子志敏，幼时就读于“上将军府”私塾，从小喜爱无线电，抗战胜利后，与裴清源之女、辅仁大学的毕业生裴彬结婚，后来志敏夫妇侨居美国。
五儿子志惠，因为他的身材精健，阎锡山很想让他学习军事，曾与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校长关麟征谈妥，让他入军校学习。但因不久太原被围困，他只能辍学随家一起迁居上海。后居台湾，又迁居美国。
阎锡山还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那就是他的堂妹“五姑娘”阎慧卿。阎慧卿是阎锡山叔父阎书典的女儿，排行第五，人称“五姑娘”，比阎锡山小27岁。阎锡山担任都督后，在家乡河边村办起育英女子学校，阎慧卿便入校就读，那时她刚刚12岁，后在太原人教会加辣女子学校学习。
阎慧卿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丈夫曾留学日本，任榆次晋华纺织厂经理，后来病逝，五姑娘又嫁给崞县北社村的梁綖武。梁綖武于清华毕业后也曾留学日本，但婚后两人关系不好，貌合神离，后来梁綖武又娶了汾阳的一名女子为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阎慧卿开始照顾堂兄阎锡山的生活。
阎慧卿善于察言观色，很会哄阎锡山高兴。对阎锡山喜欢听的就多说，不喜欢听的则绝对不说。阎锡山高兴时，她会讲些笑料事，让阎锡山更开心。阎锡山愁闷时，又讲些家乡的风土人情，为阎锡山解闷。她对阎锡山的生活起居安排得极为周到，深得阎锡山的喜爱。
阎锡山抗战时期在克难坡时常常边吃东西边想问题，思维活跃，有时不免食多伤身，引发病痛，而医护人员劝说毫无用处。后来又专门派人监督其用餐，既不让多吃，也不让少吃。开始时派一般侍从监督，但阎锡山非但不听从其劝告，而且动辄谩骂。只好改由阎锡山的夫人监食，但仍不起作用。最后换成阎慧卿负责监食。阎慧卿自有办法，每到吃饭时，她就坐在炕桌前，看着阎锡山吃饭。如果阎锡山不想吃，她就拿筷子尝尝，并讲些笑话，见阎锡山吃多了，又劝不住，便将饭夺过来，命令副官端走。为了给阎锡山调节饮食，阎慧卿除了亲自过问主副食外，还经常让厨房做些家乡饭豆面抿尖、高粱面擦擦子、莜面窝窝等等。除了监食，阎慧卿还在阎锡山睡前为其捶背、按摩，成为阎锡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人物。
从抗战开始，阎慧卿先后担任过战时儿童保育会山西分会主任、山西女子助产学校校长、太原慈善院院长、国民党国大代表和同志会妇工会主任等职。对于这些职务，她一般不参与具体工作，只是在会上宣读一些别人为她草拟好的讲稿，主持一些会议而已。她极少干预军政大事，但由于她在阎锡山心里有着特殊的地位，所以有时帮助别人讲讲情，疏通一下关系。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逃离太原时，为了稳定军心，将阎慧卿留在了太原。解放军攻进太原时，阎慧卿服毒自尽。
阎锡山1949年逃往台湾时，他的二太太徐兰森已于1947年病逝，而他与发妻徐竹青分居多年，赴台后各有住所，直到1960年阎锡山患病期间，徐竹青才来到菁山草庐陪侍阎锡山。阎锡山病重之后，对陪伴在身旁的徐竹青和一直看护他的老部下贾景德说交代了后事。他因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而深感遗憾，所以留下了六点遗嘱：
一、一切宜简不宜奢；
二、收挽联不收挽幛；
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
四、出殡以早为好；
五、不要放声而哭；
六、墓碑刻他的思想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
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
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副，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贴在灵前的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横批：“朽瞋化欲。”
贴在檐柱前的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批：“努力摆持。”
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批：“公道爱人。”
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批：“循中蹈对。”
中间两副较易为人理解，对前后两副，人们大都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阎锡山于1960年5月23日下午1时30分因急性肺炎并发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不治离世，享年77岁。
阎锡山死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委员有于右任、张群、贾景德、唐纵、李石曾、张道蕃、谷正鼎、梁寒操等人。5月29日举行移灵公祭典礼，蒋介石亲往祭奠，并送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阳。
7月29日，蒋介石为阎锡山颁发“总统褒奖令”，称“‘总统府’资政陆军一级上将阎锡山，才猷卓越，器识宏通……三十八年出任行政院长及国防部长，受命于危难之际，驰驱蜀粤，载徙台员，遗大投艰，勋勤备著。中兴在望，匡辅方资，遽丧老成，实深轸悼！应予明令褒奖，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