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陈诚 主政台湾的“小委员长”
“土木系”起家的陈诚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既为蒋介石临危受命，也在失败时为蒋介石所袒护，丢了东北后悄然“东南飞”，为蒋家王朝营造退身之所。虽主政台湾位居一人之下，却不得不为蒋氏政权的“传子计划”保驾护航。死后遗书里不再提“反共”。
姓名字号：陈诚 字辞修 别号石叟
籍贯：浙江省青田县
生卒年月：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 卒年67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军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
生辰八字：丁酉 壬子 丁卯 甲辰
属相：狗
命相：合官留杀，杀印相生。格局清纯，金水木循环相生有情。大贵之命，壬丁争合官。晚年声望直逼上峰，但丁火终受甲木之生，不能越雷池半步。
家世：
先祖——河南人，明朝嘉靖年间迁至浙江青田，明末清初兵乱之中又迁往石盖、四都等处。
太高祖的父亲——茂远，为武学诸生，迁至高市。
太高祖——采芹，茂远的长子。
高祖——国善，成为当地首富。
曾祖——廷王圭，生六子。
祖父——锦芝，廷王圭的长子，妻子刘氏，生有二子，长子登迁，次子希文。登迁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父亲——希文，妻子洪氏。
兄弟姐妹——陈诚为老大，二弟正修，三弟免修。
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体育专科学校。
1919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
192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2年——在浙军中任职，后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副官、连长及大元帅府警卫。
1924年——调至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旋任第二期炮兵区队长，第三、四期炮兵队长。
1925年——参加两次东征任炮兵连长，战后因功升任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7年——任预备队第一补充师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后被保荐升任师长。同年1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之后代任厅长。
1928年——任军事教育处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将警备司令，兼第一集团军炮兵指挥官，参加第二次北伐。
1929年——参加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及中原大战，因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一师师长。
1931年——任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师师长，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与蒋介石的干女儿、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三女谭祥在上海成婚。
1933年——任赣粤闽边区“剿匪”中路军总指挥，参加第四次“围剿”。
1935年——任中将，任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同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特派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同年9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主任兼广州行营参谋长，并晋加陆军上将衔。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失守后赴重庆专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1939年——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了鄂西会战和缅北作战。
1944年——改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鲁战区总司令。
1946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1947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1948年——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委员。
1949年——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950年——蒋介石复任“总统”后，陈诚任“行政院院长”。
1952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常务委员。
1954年——当选为“副总统”。同年11月，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7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1960年——连任“副总统”。
1963年——连任副总裁。
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在台北去世，终年67岁。
顺利完成三级跳
陈诚出身于浙江省青田县一个普通的世代农家，只有父亲陈希文为晚清秀才，做了青田县小学教师，后升任校长。陈诚因自幼体弱多病，直到9岁才正式入小学读书。因家庭经济拮据加上陈诚身体不好，1912年小学毕业后，父亲本打算让他在家佐理家务，让其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不愿中断学业，瞒着父母报考了省立第十一中学并被录取。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一学期后又去报考公费师范学校，被省里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
陈诚虽然身材矮小，但却爱好体育，擅长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等，特别喜欢棍棒，在师范学校期间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臂力。曾在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上荣获个人总分第一名。
按照父亲为其设计的职业生涯，便是师范毕业后当一名小学教师。也曾有过这样的机会，1917年陈诚师范毕业的时候，刚好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又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缺。但其父亲担心被指“谋私利”，这次机会便放弃了。
这时，20岁的陈诚经师范同学吴子奇做媒，与其妹吴舜莲结婚。吴家是青田著名的富户，结婚时陪嫁甚多，婚后第二年，陈诚便带着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业拿到了体专文凭。其父原以为，体专毕业可当中学教师，比小学教师要好一些。但陈诚此时却很彷徨，拿着师范与体专两张文凭暂时居住杭州，准备另图深造。
改变一生命运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陈父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陈诚登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志远便介绍陈诚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因考生需要有正规四年制中学文凭，陈诚便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参加了考试。但因成绩不佳，身材矮小，未被录取。后经杜志远疏通，于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他的区队长，便是后来任职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结识邓演达，使陈诚的命运出现第二次转机。陈诚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干了两年都没有晋升，深感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恰在此时，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得到这一消息后，在请假未被批准的情况下，径自跑到上海求见邓演达。1922年12月，陈诚跟随邓演达到达广州。
当时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兼任该校教练部副主任、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因此被调入黄埔军校担任教育副官。
一个偶然的机会，给陈诚日后的飞黄腾达带来了契机。
那是1925年，有一次陈诚跟邓演达访友归来，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拿起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阅读，随后带书到操场。见天已微明，便放下书本练习单杠。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见偌大的草场上只有一个人在锻炼，便信步走过来，发现了翻开着放在旁边的《三民主义》，便拿起来翻看，只见上面画满了圈圈点点，显然读得很认真。陈诚看到校长后赶紧停下来行礼，蒋介石便询问了陈诚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对陈诚提出几个关于三民主义的问题，陈诚的回答令蒋介石很满意，蒋介石拍拍陈诚的肩说：“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这次偶然发生的一切，成为了陈诚日后追随蒋介石的开始。当时陈诚在黄埔根本排不上号，这次的偶然相遇使他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脱颖而出，尤其陈诚是蒋介石的小老乡，蒋介石用人历来是非黄埔及浙江籍者不能委以重任。陈诚日后升迁发达，应该说与他的浙江籍、准黄埔系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靠他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显赫战功。
1925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任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连猛烈轰击，摧毁淡水城城墙多处，攻城敢死队乘机攻入，教导第一团、第二团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至早晨7时便攻克陈炯明部3000多人驻守的淡水城。东征初战告捷，为随后教导团乘胜攻入潮州、汕头并于3月7日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奠定了基础。陈诚和他的炮兵连受到蒋介石的好评。
3月12日，事关全局的棉湖战役打响。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陈炯明的林虎部2万多之敌。林虎部从侧翼偷袭第一团，步步逼近，东征军反击连连失利，情况十分危急。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大骂“娘希匹”，随后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大吼：“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
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瞄准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炮炮皆中，陈的大本营中连连开花。全连炮兵见状，个个抖擞精神，向敌军开炮，用猛烈的炮火阻止敌军的进攻。回到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打得狠！是个带兵的料。”陈诚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后来陈诚回忆当年作战的情形时说：“我的炮兵连只有几尊旧式七五山炮，炮弹少得可怜，但每发必中，似有神助。”当别人称赞他棉湖之战立下战功时，陈诚却谦逊地说：“我当时并没有把握，也许是总理在天之灵保佑着我们。”
同年10月，第二次东征打到惠州城下。惠州城是陈炯明的老巢，固若金汤，号称天险。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到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惨重，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400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成功打开攻城通道，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功，获赏银500元，同时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广州誓师北伐，陈诚调入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部，任第六十三团上校团长。陈诚与严重在粤军和军校时原有旧谊，严重对陈诚寄予厚望，曾在日记中写道：“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未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严重对陈诚的器重。北伐开始后，二十一师参加东路军序列，在何应钦、白崇禧的指挥下，随东路军入浙作战。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桐庐战役中，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惨重。陈诚身为团长，在战斗打得最艰苦的时候，于第一线督饬官兵奋勇作战，并亲自率特务队于深夜突袭敌军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自相惊扰，仓皇退走。全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占领杭州，浙江乃定。陈诚因功擢升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兼六十三团团长。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诚一度思想十分迷惘，他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重说：“我要解甲归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陈诚考虑再三，觉得蒋介石虽高傲狂妄，目空一切，但实权在握，能破格用人，对浙籍青年军官格外看重，认为蒋介石“登龙有术”，政变“必有成功之可能”。当蒋介石召见陈诚时，陈诚当即表示：“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与此同时，不愿跟随蒋介石倒行逆施的邓演达翩然出国，严重挂冠而去。严重临行前，推荐陈诚接任师长之职，蒋介石即任命陈诚为第二十一师师长。自北伐以来一年多的时间里，陈诚完成了营、团、师三级跳。这是准黄埔系里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
在三四年的时间里，陈诚由一个普通的黄埔军校教育副官升至师长，除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外，多得力于邓演达和严重的关照与提拔。他对二人的知遇之恩始终难忘。抗战前严重隐居庐山，躬耕自食，他曾多次前往看望，并常命部下送去食品、茶叶、烟丝等生活用品。
土木系的“小委员长”
正当陈诚登上师长的宝座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冷不防挨了当头一棒，意外跌了一个跟头。1927年9月，何应钦、白崇禧指挥北伐军与孙传芳部在龙潭展开激战，战斗中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在轿子上到前线督战。由于指挥有方，又敢于负责，战斗中多次化险为夷，本应受到嘉奖升迁，没想到龙潭战役后，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二十一师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加上当时蒋介石下野，陈诚失去靠山与庇护，10月，陈诚即被何应钦免去师长之职。
对此，陈诚极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无功也就罢了，反倒受过，显然是何应钦排斥异己，并对人发牢骚说：“蒋先生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与何应钦结怨甚深。
当时严重尚在南京任军委会军政厅长，随即代为周旋，向何应钦解释误会，并保荐陈诚任军政厅副厅长，旋任代厅长。但陈诚自觉与何应钦合不来，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不久，即任陈诚为总司令部中将警备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二、三团，宪兵第一、二团，炮兵第一、二团，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同年秋，张学良易帜后，实现初步“统一”。蒋介石为削弱白崇禧、李宗仁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新军阀的势力，开始“编遣”全国军队。何应钦任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编遣区主任，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同时要求撤销警备司令部。为响应蒋介石的“编遣”主张，陈诚无话可说，并将万元结余全部上缴。这对当时贪污和侵吞军饷成风的旧军队来说，确属罕见，蒋介石对此极为赞赏。
不久，蒋介石将投诚过来的福建周荫人残部曹万顺部编为4个团，加上原南京警备司令部所辖的3个警卫团，编为第十一师。初拟陈诚任师长，何应钦认为陈诚资历太浅，与顾祝同、蒋鼎文等师长同起同坐不够资格，坚持陈诚任副师长。
陈诚接连受何应钦排挤，一气之下出走上海。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人到上海请回陈诚，当面与陈诚交底，讲明真实用意，即以陈控制曹万顺，然后取而代之，副师长实为过渡。同时蒋介石已有意栽培陈诚，将其培养为心腹干将，在黄埔系内部以少壮派与何应钦相对抗。此后从抗战中后期开始，陈诚即成为与何应钦争权夺利的军事强人。
由于十一师大部分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其中军官大多为陈诚的熟人，如师参谋长罗卓英、旅长林蔚是陈诚保定军校同学，旅团级军官如肖乾、关麟征与陈诚有师生关系。陈诚一到十一师便开始整顿军纪，严禁嫖赌，以期改变旧军阀风气。师长曹万顺自知非嫡系不会得重用，不过过渡人物，因而对陈诚所为听之任之。
1929年春，蒋介石找借口将曹万顺调入新编第一师任师长，同时任命陈诚为第十一师师长。陈诚的真正登龙发祥，正是从第十一师开始的。一登上十一师师长之位，陈诚即大刀阔斧整肃，将曹万顺旧部官员全部换为黄埔学生。他公开提出的用人标准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总裁，服从命令。”在此后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对唐生智的战争以及由冯、阎及桂系军阀等联合发起的中原大战中，十一师都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力，为蒋介石屡立战功。被蒋介石誉为“马牧集开战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
陈诚虽身材矮小，但作战之英勇，玩命拼命的精神深得蒋介石赞赏。1930年1月陈部于冰天雪地中开到驻马店，恰逢唐部两个师反扑，前线危急，告急电话打到师部，陈诚立刻说：“不能退，我马上来，要死咱们死在一起！”陈诚身先士卒大大鼓舞了士气，最后于确山一线彻底击败唐部，陈诚因此获三等宝鼎勋章一枚。这是他一生中所得47枚中外勋章奖章中的第一枚。
1930年初，陈诚兼并了一些杂牌部队，将两旅六团制的丙种师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大增强，成为了陈诚起家的基本部队。
中原大战结束后，陈诚因战功赫赫，晋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34岁，得以与顾祝同、蒋鼎文等战将平起平坐，成为后起的少壮派军人领袖，人以“童子军”相称。当时的十八军只是一个架子，只有十一师一个师，陈诚任军长兼师长，后收编钱大钧的教导第三师，改编为十八军所属第十四师，又以武汉要塞攻城营和工兵营改编为一个攻城旅，所辖两师一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然后又以各种借口和手段收编杂牌部队，扩充实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十八军扩充为六个师。陈诚治军仿效邓演达、严重，标榜“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注重部队军事训练，每战敢打敢拼，唯蒋介石之命是从，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嫡系。
为此，人们称陈诚系为“土木系”“土木军”。“土”者“十一”也，“木”者“十八”也，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为陈诚军事集团日后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1932年1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三女儿，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成为翁婿关系后，蒋介石对陈诚更加宠信，以至于陈诚打了败仗也不予追究，反而更加重用。
1933年2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陈诚奉命出任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鉴于十八军过于庞大，提出组建第五军，以罗卓英为军长，所辖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被蒋介石采纳。而临战易帅，乃兵家之大忌，结果罗卓英的指挥机构尚未建起，两师便已前进在黄陂的险峻山路上，而且相互游离，又是大雾天气，难以分辨方向，被埋伏在此的红军一举歼灭。师长李明自杀、陈时骥被活捉。陈诚得到第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当他随后得到空军报告的消息——红军正向广昌进发时，于焦急之中做出错误判断，立即指挥十八军进行追击，而十一师最先到达黄坡附近的草台岗，结果被红军包围，其三分之二被歼灭，三分之一突围逃生，师长肖乾负伤。陈诚听到命根子十一师死伤惨重，心痛得几乎晕倒。
第五军和第十一师的被歼，导致第四次“围剿”的惨败。陈诚遭到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是饭桶，指责其指挥不力，骄兵必败，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直接电告蒋介石，建议撤销其本兼各职。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介石为避免国民党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处分。
陈诚遭此重创，羞愧至极，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请辞，不待回电即躲回南昌寓所不再露面。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采纳了“战略上以守为攻，战术上以攻为守，碉堡推进，经济封锁”的战略计划。但环顾手下大将，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等等，不是优柔寡断，便是暮气沉沉，都不足以担当此次“围剿”重任，唯独陈诚干练泼辣，敢于拼死作战，于是邀请陈诚于私邸相见。一见面蒋介石便说：“几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虑了。”遂表示要扩充十八军，增强其实力，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开始第五次“围剿”。原有怨气的陈诚一听要扩充十八军，立刻欣然从命，开始积极献计献策，谋划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陈诚任第三路军总指挥兼第五纵队总指挥。由于当时失败主义弥漫全军，陈诚深知此次战役非同一般，成败事关重大。他首先下令全军官兵习读戚继光的《风雨同舟篇》，以鼓舞士气，增强斗志。同时深入基层，穿草鞋，打腰带，与部属一起背着干粮袋，吃大锅饭，借以维系军心。即使连续作战，昼夜无眠，也绝不在部下面前露出疲惫之态。当洵口遭遇战失利，而六师翁国华团拼命守住了阵地时，陈诚当即给翁国华提升一级，该团营以下军官均有升迁，并发奖金5000元，对鼓舞士气起到了一定作用。
陈诚奉行蒋介石的“新战术”，提出一套“封锁围进，配合迫进稳进，乘虚实进”的战法，对中央苏区展开进攻。此时红军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挥下，错误地采用了阵地战。陈诚相继占领广昌、建宁、石城、宁都、瑞金等地，为蒋介石立了大功。
1935年春，蒋介石开始分期整顿全国陆军，培训各级军官。由此，陈诚开始在各种不同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如7月陈诚被任命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而蒋介石亲任团长。蒋介石对陈诚的着意培养已逐渐明显，以至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中，陈诚与蒋介石同时被囚。陈诚当即表示将与蒋介石共生死，他对张学良说：“如果委员长遇害，就早一点把我枪毙吧。”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更感到陈诚对他的一片耿耿忠心。
陈诚以效忠蒋介石为己任，因个子矮小，被外国记者称为“大元帅袖珍本”。又因他在各种场合对蒋介石推崇备至，甚至连一些生活习惯也模仿蒋介石，被人称为“小委员长”。
主战派功过相间
全面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奉蒋介石之召，于1937年8月15日飞回南京，在用两天时间对淞沪战事进行考察后，对蒋介石提出不能不战，并自告奋勇愿负指挥淞沪之战责任。由于上海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到达上海时，日军已由狮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张华滨附近强行登陆，正向宝山、罗店、浏河一线进犯。陈诚与朱绍良、张发奎兵分三路，分左中右与敌人展开激战。但日军增援不绝，9月中旬，中国军队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而日军增兵已达20万人，火力异常凶猛，中国军队被迫陆续撤退，11月初日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是命令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淞沪抗战坚持了3个月之久，使日军主力转移到了东战场，避免了日军由平津南下，出洛阳以塞潼关之口，趋武汉以断国民党军队后路的危局，使狂妄的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彻底破产。此役蒋介石出动了相当数量的嫡系部队，初步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抗战态度。陈诚的嫡系部队也在此战役中作出了重大牺牲，其嫡系六师黄维部在苏州一带经过惨烈血战，有的团已丧失殆尽，后又奉命掩护大军撤退，再遭巨大牺牲。这一做法颇得各部淞沪守军的好评。陈诚本人在历时3个月之久的沪战期间，每晚都是和衣而眠，而且至多睡三四个小时，头发长得像山里野人。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淞沪抗战陈诚是功不可没的。但在国民党片面抗战方针和消极防御思想影响下，陈诚的指挥偏重于单纯防御“固守阵地打死仗”，对淞沪抗战失利负有一定责任。
抗战期间，陈诚指挥的第二重大战役是武汉会战。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枢纽，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已宣布迁都重庆，但军政要人、在野各党派以及各社会名流大多到了武汉，武汉成为了抗战临时的军政中心，也成为了日军进攻目标。此时陈诚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保卫战的指挥工作。同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与文化界人士及中共代表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按军政合一原则，陈诚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此时，日军已先后攻占徐州、开封、安庆等地，以35万兵力分五路向西入侵，日本海军同时溯江而上，直逼武汉。陈诚率中国军队约一万人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展开保卫战。在九宫山、幕府山、大别山等地区构筑阵地，根据蒋介石“战而不失”的指导方针，以消耗战术阻击敌人。在瑞昌、武宁、田家镇、万家岭、大沽等地，先后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经过4个月节节阻击抵抗后，同年10月日军侵占信阳、大冶、鄂城、黄陂等地后，陈诚奉命按原计划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
在此期间，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象征，陈诚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方面，在政治部的人员构成上表现出了较为开明与进步的姿态，首先请共产党人周恩来，第三党黄琪翔出任政治部副主任，并三次邀请郭沫若出任政治部下属第三厅厅长。由于有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参加政治部工作，在发动全民族抗战，保卫武汉的过程中，政治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能及时如实宣传国民党将士和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使武汉成为发动全民族抗战的中心；在台儿庄大捷传来之时，武汉三镇约50万人参加了庆祝游行，使抗日声威大震；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郭沫若等人又组织了抗日献金活动，募得捐款100多万元，全部购买了药品和食物送到前线，大大鼓舞了前线将士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工作的开展与陈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陈诚在国民党中的政治声望也由此大大提高。
武汉沦陷后，陈诚赴渝专任政治部长之职，同时多次担任钦差大臣，到前线协助指挥作战、督战。1939年9月，日军会攻长沙。陈诚与副总长白崇禧赶赴长沙，协助薛岳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向蒋介石请示长沙“守”与“不守”，蒋回答“不守”。因此一到长沙，陈诚便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薛岳却执意坚守，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陈诚曾一夜之间打了九次电话，命令薛岳退出长沙，薛不以为然。陈诚担心彼此争论下去贻误战机，向薛岳了解部队情况后与白崇禧商议并作出决定，遂命薛岳反攻。与此同时，将薛岳反击的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随后，为加强湘鄂防务，陈诚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次年1月又飞往桂林，协助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桂南会战，取得昆仑关大捷。6月又先后参与指挥了粤北、宜昌等战役。1941年9月，为策应长沙会战，陈诚发动荆宜攻势取得成功，再次受到蒋介石嘉奖。
1940年9月，陈诚回任湖北省主席，亲理省政，取得一定绩效。1943年3月，奉蒋介石之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飞赴云南楚雄就任。陈诚为提升远征军战斗力，从云南前线部队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命令各部依计划实施。同时创办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培训团，在美方协助下，有计划地对各种专业干部进行培训，为全面整训部队奠定了基础。陈诚同时制定远征计划，准备当年8月底完成一切准备工作，然后与英美盟军发动攻势，以恢复中印缅水陆交通及协助英印盟军恢复缅甸。但是，由于鄂西会战的发生和监军作战计划的调整，使他与远征军反攻失之交臂。
时值1943年5月，陈诚正雄心勃勃准备远征军大反攻，日寇对鄂西大举进攻，直逼四川，第六战区代司令孙元良一时没了主张，蒋介石立刻电召陈诚。陈诚只好放下远征军的反攻计划，直飞恩施指挥阻击，半个多月后便取得了“鄂西大捷”，歼敌25700多人，炸毁敌机45架，汽车75辆，船艇122艘，仓库5座，日军全线崩溃。
返回云南后，陈诚统一了远征军的编制，10月再次制定远征军反攻计划，但在10月中旬胃病发作，几度昏迷，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于11月底赴重庆休养。
1944年6月，日寇兵临潼关。为解西北之急，蒋介石决定在汉中设立第一战区，由陈诚出任司令长官兼冀鲁战区总司令，所辖6省区，节制9个集团军、23个军，实力为全国各战区司令之首。
1944年11月，蒋介石已完成由陈诚取代何应钦的历史过渡，即任命陈诚接任何应钦的军政部长，不久安排何应钦出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抗战八年，陈诚作为主战派在抗日前线度过了绝大部分时间，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做出了重大贡献。
内战癖屡战屡败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国民党撤销原军事委员会及所属军令部、军政部以及何应钦的陆军总司令部，成立国防部，将军政大权集中到国防部。经过一番各方势力平衡，最后由桂系白崇禧任第一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
从名义上看，国防部长领导参谋总长，但蒋介石玩的是架空术，将白崇禧放在国防部长的位子上架空，而由陈诚掌握国防部大权，上对蒋介石负责，下直接统领陆、海、空三军和联勤四个总司令。其中除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外，其余三个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郭忏均为陈诚的亲信，在国防部参谋本部形成了强大的“土木系”势力。此时的陈诚权势熏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
到达权力峰巅容易使人陶醉，也容易使人失去理智。陈诚在北平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国防部组织健全，各部队均系美式装备，实力强大，与共军决一雌雄，3至5个月便能解决。他根据12年前“围剿”红军的经验公开宣布：6月份用48小时消灭中原解放区的武装；7月份用两周占领苏皖解放区；8月份用三周打通津浦线和胶济线；9月份占领冀热辽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然后摧毁其余解放区，让解放区成为历史名词。
然而，陈诚做梦也没有想到，如今中共军队的实力与12年前已大不相同，而且得民心者得天下。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首先点燃全面内战的战火，以30万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压迫到桐柏大别山区一举歼灭。令陈诚大出意外的是，中原解放军不但没有被歼灭，而且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主动进行了战略转移。
紧接着，陈诚又在7月份调动大军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苏中解放区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以3万兵力“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共5万多人。
1946年底，陈诚调动50万军队在鲁南临沂地区与华东解放军展开决战。1947年2月陈诚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的第三天，鲁南战场便响起了丧钟，其第七十三军、四十六军两军主力被全歼，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被俘。
接下来，陈诚又调动60余万大军，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但不足4个月，又被歼灭15万人，两处进攻均被粉碎。
国民党挑起内战仅一年，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全部失败，被解放军歼灭共110多万人，解放军总数增加70多万人。战事失利，在国民党内部，陈诚成为了众矢之的。白崇禧骂他刚愎自用，指挥无能，李宗仁说他“专横跋扈”，撤掉陈诚的呼声响成一片。蒋介石担心不撤难以服众，只好免去陈诚参谋总长的职务，同时撤换、处分了大批军事将领，并由自己亲自直接指挥全局。
1947年8月末，东北战场局势垂危，蒋介石为挽回败局，任命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接替连吃败仗的熊式辉。陈诚连遭重创之后，虽不免沮丧，但也急切希望在军事上挽回败局，恢复个人声誉。接到任命后，即寄希望于在东北创造奇迹，认为只要整饬军纪，提高士气，协同作战，便有希望改变不利形势。于是，首先任命密友罗卓英为行辕副主任，起用自我标榜为“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反共专家朱怀冰为行辕总参议，并带上其得力干将车蕃如、石祖黄等人，一行人于9月1日抵达沈阳。
陈诚一到任，便大刀阔斧地整编军队，大量撤换原有军事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以致搞得人心惶惶，内部不稳。但被撤下来的头目们并没有什么不满，这主要因为一方面陈诚有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另一方面东北局势危急，可以说败局已定，正好借机溜回关内避风。陈诚却雄心勃勃地大肆扩充军队，使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恢复到10个军、50余万人，也使陈诚军事集团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国民党挑起内战已人心丧尽。国民党军队本身早已没有了北伐时期的蓬勃状态，贪污腐败，厌战怕死已成为普遍现象。而他们的对手已不是日薄西山的北洋军阀，而是深受广大民众拥戴的人民解放军。
就在陈诚做着力挽狂澜美梦的时候，解放军的秋季攻势开始了。陈诚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还没来得及喘息，解放军更为猛烈强大的冬季攻势接踵而来。为了争取主动，陈诚调集包括新五军、新六军在内的40万人在沈阳西北的辽河、柳河交汇处，向解放军发起进攻，结果惨遭失败。公主屯一战，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五军全部被歼，军长陈林达被俘。
遭此重创，长春、沈阳、四平、锦州日益孤立。陈诚寝食难安，胃病复发，只好躺在病床上指挥作战，表示“决心死在沈阳”。新五军全军覆没的消息报告给蒋介石后，蒋介石极为震惊。1月10日，辽河枪声未息，蒋介石便带着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由南京直飞沈阳。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追查造成新五军惨败的责任。陈诚自知难辞其咎，只好向蒋介石表示，自己指挥无方，请示按党纪国法惩办。
对于陈诚自请处分，蒋介石虽然不忍下手，但又不能不有所交代，返回南京后即批准陈诚辞职。1948年2月5日，陈诚离开沈阳，赴上海就医。
东北之行一败涂地，使原本因连吃败仗成为众矢之的的陈诚日子更加难过，国民党内对陈诚的攻击达到了顶点，有的“国大代表”甚至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陈诚遵蒋介石之嘱，偕全家老小，于当年10月赴台养病，在人生的低谷中，于台北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又愁肠百结的岁月。
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东北蒋军即将彻底灭亡，蒋家王朝败局已定，蒋介石不得不把维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希望寄托于台湾岛。挑选经营台岛的人选，关系到国民党能否顺利撤出，是否能在台湾站住脚，蒋介石选来选去，最理想的人选自然又是陈诚。因此，陈诚赴台养病是带着“重大使命”而来。12月29日，在蒋介石下野之前发布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
接到任命，陈诚毅然就职。他说：“以养病之身，骤膺重寄，自度极不适宜，惟国家安危所寄，又不能不悉力以赴。且反共战争，乃一长期之奋斗，其胜负不在疆场上一时得失，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总体上之最后胜利。”
危局中执掌台岛
1949年1月5日，陈诚在台北就职视事，提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应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口号，并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今日台湾所最需要的，就是政府与人民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使台湾成为一个复兴中华民族的堡垒，来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
陈诚主政台湾两个月后，便拿出了较为系统的施政方计，在政治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在经济方面，增加生产，改革币制，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稳定物价，实行三七五减租；在文化方面，奠定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化”。
经过不懈的努力，至1949年12月21日将台湾省主席一职交给下任吴国桢，一年中，陈诚一面努力增加生产，一面稳定台湾局势，初步改变了台湾混乱的政治局面，使台湾的经济实力和物资供应有了一定好转，为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栖息台岛奠定了基础。
1949年8月，广州政府行政院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辖苏、浙、闽、台四省，任命陈诚为东南军政公署长官，其长官公署设于台北。陈诚虽竭力支撑危局，但于国民党军的溃败已无回天之力，陈诚于8月15日就职，8月17日福州即宣告解放，两个月后厦门全岛解放。这时国民党的残余官兵已如惊弓之鸟，精神已濒临崩溃。陈诚以台湾、金门防守空虚为由，经蒋介石批准旋调第十二兵团胡琏所辖之一部，由广州经汕头开往金门。
10月24日，解放军攻打金门，陈诚给金门前线下达顽强死守的命令，严令“打到最后一人也不许撤退”，并派嫡系部队第十八军附装甲部队增援。经过4天激烈战斗，进攻金门的解放军部队因指挥失误，后续部队跟不上，致使战斗失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金门大捷”致电陈诚并全体守军，称赞其“指麾多算”、“垒坚若砺”、“行阵协同”。陈诚专程飞赴金门，召开军事检讨会并部署军事防守。
11月4日，解放军官兵6000人于舟山群岛南端的登步岛强行登陆，陈诚竭力督战，国民党军拼死抵抗，双方激战二日，解放军终因后援不继，造成很大伤亡，致使登步岛之役失利。为给国民党残余军队打气，陈诚大吹大擂，称：“金门及登步岛两次胜利，对于振奋士气人心，改变国防观感与确保台湾安全，确有重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陈诚花了较大精力对国民党残余部队进行登记整编。凡是到台部队，首先要放下武器，按照指令进行登记，然后方可登陆，使每一支到台部队都经过准确人数核准，然后按人头发给薪饷，一改长期以来国民党部队“吃空额”的风气。随后对驻台部队进行了三次整编。第一次整编旨在统一编制；第二次整编目的为减少指挥机构，将各指挥部直接隶属于长官公署；第三次整编在于扩充部队，包括步兵、新军的建立和装甲部队的增编。在整军过程中，加强了对军官的训练。经过三次整编和扩建，共编成三个军团，由胡琏、刘安琪、石觉分任军团司令。陈诚对此吹嘘说：“现在经过整编的军队，战斗力增强，一个军可打共匪三军，这是有把握的。”
蒋介石对陈诚自主政台湾及任东南军政公署长官所做的工作非常满意，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其1950年3月1日恢复“总统”职权后，即提名陈诚任“行政院长”，在送“立法院”的咨文中称：陈诚“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措施，尤多建树，深为台湾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深具坚定信心，出任‘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陈诚的“行政院长”一职，可以说是就任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台湾形势十分危殆。在陈诚向“立法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军事方面，大陆上仅存西昌一个据点，解放军随时可能渡海作战；政治方面，自“中央政府”迁台以来，“部署未定，全社会人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财政经济方面，“因大陆尽失，收入锐减，军民集中台湾，消费增加，负担加重，无论财政经济均潜伏着极严重的危机”。因此，陈诚提出政府当前的中心任务是“竭尽一切力量，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基地，准备反攻大陆”。他把台湾比作一只救生艇，说“救生艇的任务在救人，但在惊涛骇浪之中，又不能不顾到这只救生艇本身的安全”。
为此，陈诚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从政治思想宣导入手，提倡“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而这种精神力量，“就是自立自强的意志与自力更生的信念”；同时提高行政机构办事效率；加强台湾守备；预防和抵制共产党的“渗透”活动；大力建设台湾经济等等。在1952年10月召开的台湾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此次大会专门作出称颂陈诚的决议，决议称：“当三十八年革命遭遇空前挫折之际，大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诚同志确能秉承总裁指示，采行确切措施，作中流砥柱，立复兴之基础”；对其“忠贞坚毅，勇敢负责，不辞劳怨，不避险阻之精神，及其对于革命之重大贡献，深致嘉许”。
1954年2月，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推选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名义，提名陈诚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在3月的“总统”“副总统”选举中，陈诚当选“副总统”。“行政院长”由俞鸿钧继任。
三年后，即1957年，陈诚被推上宦海生涯的巅峰——当选为国民党副总裁。翌年，由于“行政院长”俞鸿钧遭弹劾而辞职，蒋介石再次请出陈诚“组阁”。这样，陈诚身兼“副总统”、副总裁和“行政院长”三要职，成为台湾位居蒋介石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陈诚的一路升迁，既得益于他出身准黄埔系、浙江派，更得益于他30多年跟随蒋介石出生入死，无怨无悔，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忠心耿耿，使他早已成为蒋介石最重要最可靠的亲信，正如蒋介石所说：“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但蒋介石终究是要把权力移交给儿子的，逃台后政治上的关键一步就是培植蒋家第二代。但蒋经国资历尚浅、年纪尚轻，要想顺利过渡，完成权力交接，首先要有“辅政大臣”为蒋经国保驾护航，蒋介石选中的“首辅”便是陈诚。与此同时，铲除蒋经国接班路上的障碍，也是蒋介石的重要部署。蒋介石利用战败的机会，借口追究失败责任，大搞国民党改造运动，经过一系列的改造、整编，将南京时期的党国重臣、封疆大吏、政府要员以及其他派系的骨干统统赶下台去，使一大帮新面孔在台湾党政军中崛起。陈诚、蒋经国成为台湾政坛中炙手可热的人物。
陈诚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尽可能提携、帮助蒋经国，但有时对蒋氏父子的工作作风不能认同，思想上曾一度与蒋氏父子产生游离。如1960年公开表示支持反对党，从而客观上推动了雷震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对蒋经国建立的“青年救国团”颇有微词等。当然，陈诚毕竟为识时务者，也颇懂蒋介石的心思，偏离轨道之后能尽快调整过来，于是决心辞去“行政院长”之职。
在台湾政权机构中，“行政院长”是仅次于“总统”的第二个实权职务，历来令人瞩目。蒋介石见陈诚如此，知道他不会成为传位的“障碍”，直到1963年底鉴于陈诚身体原因，才同意陈诚卸任此职。
殚精竭虑抓经济
陈诚受命经营台岛之时，正处于兵荒马乱之中，百废待兴之际。在此情况下，整顿农业是当务之急。而要整顿农业，就必须改革土地制度，以减轻农民沉重的地租负担，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此，陈诚在初任台省主席之际，便在施政方针中拟定“三七五减租”办法，很快，“行政院”便正式颁布《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其法与陈诚在湖北实行的“二五减租”法相同，规定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超过的要降下来，不及者不得增加。
“三七五减租”使佃农的境况得到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台湾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但这只是“土地改革”的初步阶段，它并没有改变土地所有权，仅仅调整了租佃关系。因而在此基础上，1951年6月4日，陈诚按蒋介石颁发的《台湾省放领公有土地、扶植自耕农实施方案》，将国民党的公有土地（主要是从日寇手里获得，占台湾耕地面积的21.58%）出售给佃农，地价为全年正产作物收获总量的两倍半，分十年摊还。免交田租，但须交纳土地税。到1954年3月，放领公有土地6万余甲，产生12万多户自耕农。同时还放租一批公地，大面积的公地一般租给合作农场，零散公地租给私人农户。这是改革土地制度的第二阶段工作。1952年底，陈诚又进行了土地制度的第三阶段改革，实施“耕者有其田”。按照规定，每户地主可保留三甲水田，或者六甲旱田，其余的土地都由政府收购，再出售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陈诚的“土地改革”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农民的不满，缓和了农民和地主以及政府的关系，基本消灭了封建势力。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也促使地主阶级把土地转变为资金后，开始投资工商业，为台湾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
陈诚总结了土地改革中的经验，著有《台湾土地改革纪要》，并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多种文字，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
在金融方面，战后台湾的金融形势十分严峻，本来台币币值比国民党政府法币高，后因金圆券急剧贬值，台币在汇兑上蒙受巨大亏损，致使台湾物价飞涨，引起金融巨大波动。加上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军公费用及各公营事业的资金由台省垫付过多，致使财政金融均受严重影响。为稳定台湾金融，整顿台湾经济，陈诚认为必须进行币制改革。
1949年5月，获蒋介石批准，陈诚以中央银行存台的80万两黄金作为币制改革基金，美钞1000万元作为台省对外贸易基金，于6月15日颁布了《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新台币发行办法》及《新台币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组织章程》，新台币开始出台。此次改革的要点为：以台湾银行钞票为主币，以美金为计算单位，以台湾省为限。自此，旧台币停止使用，新台币正式流通，新台币与大陆货币不发生任何联系。与此同时，陈诚以严厉手段，断然封闭地下钱庄400余家，禁绝投机买卖，为新台币的顺利发行清除了障碍。
陈诚的币制改革取得了成功，不仅未发生通货膨胀，而且物价稳定，在利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储蓄额仍有大幅度增长，从而稳定了台湾经济和社会生活，为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长期立足创造了条件，同时为台岛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经过几年的恢复整顿，使台湾经济渐渐稳定后，从1953年开始，台湾政府开始执行“四年经济建设计划”。陈诚亲自主持制定了前两期的四年计划，并全程执行了第一期四年计划，程度不等地主持了前三期四年计划的实施。到1956年，第一期四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工业年均增长率达11.7%，超过了11.1%的原定指标；农业年均增产6.2%，比原计划平均增产4.8%的指标，几乎提高了30%。
陈诚在台湾还留下了一项传世之作，那就是和土地改革并称为“两大奇迹”的石门水库。在日本统治台湾时，便想在位于桃园县境内的石门峡谷建造水坝，以便引水灌溉。但考虑到工程浩大，始终未能实施。而陈诚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建设。在经过多次考察筹划后，1954年，陈诚组建了石门水库设计委员会，第二年该委员会便提出了水库工程的定案计划报告，在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后，陈诚亲自挂帅，出任“行政院石门水库建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水库的建设并成功获取美国的援助，使得石门水库历经9年建设，终于完工。
石门水库竣工后，它除了发挥防洪、灌溉、蓄水、发电功能外，还成为台湾的一个著名旅游区，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石门水库不仅是造福台湾人民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台湾人民战胜大自然的一笔珍贵财富。
陈诚在台17年，还多次主持了处理水、风灾害，致力于灾区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深受社会各界及台湾人民的赞誉。他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在中华儿女同自然界作斗争的光荣史册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陈诚为台湾的经济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努力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台湾的繁荣富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台湾百姓心中，陈诚享有极高的威望。
陈诚关于重视资金的积累、重视技术、讲求效率和速度等经济建设思想，很值得学习和借鉴。
“副总统”严谨治家
陈诚虽然在台湾居于炙手可热的地位，但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早在1948年于上海施行胃部手术时，陈诚即已发现肝脏有中度硬化现象，此后多年来，不断对肝脏功能及肝硬化可能导致的并发症做定期检查和经常性治疗。进入60年代，陈诚的病情逐渐加重，1963年底陈诚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后，政务有所减轻，对养病有所帮助。
这段时间，陈诚有了多一些的时间享受家庭生活的温暖，多年来家庭都是他身心疗养的港湾。但这个幸福家庭的由来却颇有一番波折。
陈诚先后两次结婚。20岁时与前妻吴舜莲结婚后，夫妻并非没有感情。而以陈诚的个头矮小以及贫寒家境得以与当地富家小姐成婚，则当属高攀。当时陈诚也正是有了妻子的嫁妆费才得以外出闯世界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陈诚下了休妻的决心。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陈炯明时，陈诚接到父亲病逝的电报，赶回家乡奔丧。陈诚离家十年归来，妻子便想留他多住些日子，希望这次丈夫回来能让自己怀上孩子。可是陈诚身上有伤，无论吴舜莲怎样温柔体贴、百依百顺，他总是尽力回避，对妻子不冷不热，还总是责怪吴舜莲碰痛了自己的伤口。
开始吴舜莲以为陈诚因父亲过世和伤口疼痛而心情不好，没有计较丈夫的冷漠，后来陈诚对妻子更加不耐烦，说话粗言粗语，脸色阴沉。吴舜莲觉得非常委屈，当得知陈诚马上就要离开时，更认定陈诚在外边有了女人。想到自己长年独守空房，侍奉公婆，换来的却是如此结果，觉得此生已无希望，不如一死了之，于是拿起插在竹篱墙上用来割桑叶的刀，朝自己的喉咙处割去。
幸亏抢救及时，吴舜莲保住了性命，但吴舜莲的刚烈决绝让陈诚心灰意冷。把吴舜莲送到医院后，陈诚便立刻赶回部队，从此下定休妻的决心。后来随着地位的升高，他对吴舜莲这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更加看不上眼，只是顾念其多年在陈家操劳，一直没有办理离婚手续。后来蒋介石为干女儿谭祥择婿，陈诚成为了候选人之一。谭祥的父亲是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行政院长谭延闿，谭延闿任行政院长时，和蒋介石关系甚好，是宋美龄的干哥哥，宋美龄对他十分尊重。当初蒋介石向宋家求婚时，宋美龄就表示说：“非谭延闿做媒我不嫁。”谭延闿因此经常到蒋介石私邸漫谈，每去必带三女儿谭祥。谭祥才貌双全，又是宋美龄留学美国时的同学。加上谭祥嘴甜招人喜爱，蒋氏夫妇对其更加喜欢，便认来做了干女儿。
谭延闿去世后，谭祥更是经常登门看望蒋氏夫妇，称蒋介石为爸爸，称宋美龄为妈妈，蒋氏夫妇对她视如己出，十分钟爱，便决定在年轻将领中为干女儿选择“乘龙快婿”。
当时，胡宗南和陈诚都是年轻将领中的佼佼者，两人都在蒋介石夫妇的考虑范围之内。而胡宗南既比陈诚年轻，又没有结过婚，蒋氏夫妇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胡宗南。但出于政治的目的，蒋介石夫妇最终选择了陈诚，因为考虑到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是“天子门生”，对蒋介石忠诚不二，可以放心。而陈诚曾经和严重、邓演达关系密切，蒋介石便决定利用这桩婚姻笼络陈诚。
蒋氏夫妇首先征求谭祥本人的意见，谭祥问陈诚“现居何职”，宋美龄答“军长”，谭祥又问“哪一军”，蒋介石忙在旁边说：“是十八军。”谭祥早就听说十八军是一支主力部队，一听陈诚是十八军军长，就低下头不再说话，表示同意了。陈诚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满心欢喜，但仍像以往在蒋介石面前一样，表情严肃地举手行礼说：“一切听从领袖安排。”
陈诚身高不过一米六，可谓其貌不扬。但长方形的白面书生脸倒也称得上清秀，穿上军装之后便也有了几分英武。谭祥见过之后认为他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十分满意。当时陈诚与上海女大学生陈德懿相恋四年之久，为了和谭祥结婚，陈诚把陈德懿送到美国读书，从此结束了两人的关系。
但与原配吴舜莲离婚却没有那么简单，吴舜莲在陈家多年，已是名正言顺的陈家媳妇，岂肯轻易同意脱离夫妻关系。想来想去，陈诚一封电报请来当初的月老、大舅哥吴子奇。吴子奇不但是陈诚的师范同学，而且多年来一直是陈诚的部下，并随着陈诚的升迁而升迁。陈诚任团长时他是军需主任；陈诚当师长时他是师军需处长；陈诚当上军长他是军军需处长。吴子奇从南昌赶到南京，听陈诚一说，知道这桩婚姻来头不小，并早已料到，陈诚官越做越大，妹妹一个没有文化的小脚女人，又没有子嗣，婚姻迟早会破裂。吴子奇也考虑到妹妹的工作难做，干脆替妹妹做主，写了一张协议离婚书。在吴舜莲名下声明，由于舍妹不识字，故由本人代笔，一切由本人负责。
陈诚与谭祥结婚后，家庭幸福美满，宦途一帆风顺。陈诚在前线作战时，每日都要与谭祥通电话。谭祥主持家务，教育子女，偶尔当陈诚人际关系上遇到麻烦时，也会出面到宋美龄面前予以周旋，使之化险为夷。除了礼仪活动，谭祥从不过问丈夫的公务，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抗战期间，陈诚在恩施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曾下令全省文武僚属一律不准坐轿子。有位厅长患有痔疮和脚气病，不能走路上班，接到陈诚的命令后，只好每日痛苦地步行上班。厅长太太不忍心，上门求告，请求陈夫人向陈诚说个情，准许她丈夫坐一段时间轿子。陈诚自己就有带病坐轿子指挥作战的经历，深知其中的无奈，所以当谭祥一说，立刻慨然允诺。谭祥随陈诚度过了“剿共”、抗日和内战的常年战争岁月，直到赴台之后才开始了安定的生活。陈诚和谭祥婚后生有六个子女：长女幸，次女平，长子履安，次子履庆，三子履碚，四子履洁。
陈诚自己清正廉洁，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要求孩子们勤劳、节俭、守纪律。陈诚的小儿子履洁上小学时，经常第一个到学校，即使不是自己值日，仍要主动把教室打扫干净，因为父亲经常教育他：“辛劳的工作一定要争着做，不要推诿，不要偷懒。”
陈诚历来公私分明，从不用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他对孩子们说：“司机是公家雇的，你们上课是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所以他的子女都是坐公共汽车或者步行上学，一位记者得知此事后，做了如下报道：
1949年1月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此时他有两个孩子在台北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每天都是走路上学。有一次下大雨，孩子跑到学校，弄得满身泥水。顽皮的同学们就逗他说：“你看，有些当厅长、当经理的孩子都坐小汽车上学，你爸爸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不给你坐汽车上学呢？赶快回家向你爸爸要汽车坐。”孩子天真得很，回家以后，马上就向爸爸提出这个要求。陈诚听了以后很好笑，就问他的孩子道：“你们有脚没有？”孩子答：“有两只脚。”又问：“脚是干什么的？”孩子答：“走路的。”于是陈诚就笑着对他的孩子说：“我坐小汽车就因为在替国家办事，是国家给我的一种待遇，你们没有替国家办事，怎能享受这种待遇呢？小的时候学着吃苦耐劳，长大了能替国家做事，是吗？”孩子听了这番话，点点头走了，以后再也不要小汽车坐了。
四子履洁快小学毕业时，陈诚给他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履洁非常珍爱，每天放学后都要自己动手擦车，老师问他为什么不花3元钱送到车店去擦，履洁说：“我爸爸说我们还不会赚钱，应该节省每一文钱，能够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去做，不要假手于人。”长子履安去美国留学时，学费完全靠自己打工支付，有时不得不停下学业做一学期工，挣够了学费再继续读书。
陈诚的六个子女，穿着打扮待人接物，看上去都普普通通的，与平常人家子女无异。他们没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更不会以父亲的地位来炫耀自己。大女儿陈幸在美国读书时，同学们都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1961年陈诚访问美国时，报纸上登出了陈幸的照片，同学们才恍然大悟。次子履庆眼睛高度近视，按规定可以免服兵役，但他仍然主动与同学一样参加服役。他说：“如果我不服兵役，人家如果不说我有近视，只说我是‘副总统’的儿子，那就不好了。”
孩子们一如乃父清正品格，令陈诚夫妇颇感安慰。
遗嘱中没提“反共”
从1964年9月3日起，陈诚的病情突然恶化，整日腹泻不止，体重骤减。经台、美名医会诊，于10月下旬为陈诚作了“肝穿刺”，化验结果表明，陈诚所患为肝癌。这是现代医学技术对陈诚的健康作出的“终审判决”。
常年跟随陈诚作私人医师的沈彦大夫，将这个结果告诉谭祥之后，谭祥异常惊恐，但她理智地要求医生暂时不要把真实病情告诉陈诚，只对陈诚说，他患的是肝硬化。
蒋介石得知陈诚的诊断结果后，即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来挽救他的生命”，由中外医疗专家组成“诊疗小组”，在陈诚的私邸建立了家庭诊疗病房，日夜照顾陈诚。
谭祥除料理家务外，其余时间全部陪护在丈夫身边。她陪着陈诚说笑，照顾他的饮食，用妻子的温情减轻丈夫的痛苦。晚上陈诚不休息，谭祥便不离开病榻。每天上午9点，谭祥会准时出现在陈诚的病榻边。
后来，当一切迹象显示出陈诚的生命已经临近终点时，谭祥再也不肯离开陈诚半步。她不肯睡觉，不肯吃饭，放了一张半躺半坐的椅子，日夜守在陈诚的病榻旁，唯恐丈夫突然弃她而去。
同时，蒋介石指示给陈诚在海外读书的子女寄去飞机票，让他们回台看望父亲。大女儿陈幸带着幼子从海外归来，小女儿陈平，整日陪着母亲守候在父亲身边。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大儿子履安，与夫人携带刚满1岁的孩子赶到台北。在纽约读书的二儿子履庆，在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的三子履碚，和同样在纽约读书的四子履洁，都匆匆来到父亲身边。这次团聚，是陈诚在生命结束以前，最后一次见到了所有的儿孙。
陈诚在谭祥的精心护理下，又享受到儿孙团聚的满足，病情一度趋于稳定。有时，他能在花园里散步，逗弄依偎在膝下的孙子、外孙。但是进入1965年后，陈诚的健康状况急转而下。1965年1月17日，陈诚突然患重感冒并发支气管炎，病状持续两周。后急性症状虽逐渐消失，但陈诚的体力及精神迅速下降，食欲消失，两腿浮肿，腹水增加，癌肿增大至脐下。2月27日，陈诚体温急降至35度以下，每分钟仅呼吸8至12次，脉搏达每分钟100次以上，血压逐渐降低，终日呈昏睡状态。当晚，台湾正式发表病情公告，公布陈诚的病状。
自3月3日起，陈诚已不能饮食。这天早晨8点左右，他屏退医生、护士，召长子履安携纸笔来到自己的身边，口授遗言三条：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65字遗言，思路清晰，内容完整，是他对人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然而，与陈诚一贯的思想、言论以及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遗嘱中并未出现“反共”或者“反攻”这类词语。陈诚曾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晚年对台湾和大陆的形势、对共产党有了新的思考与认识。遗言发表前，有人要在其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谭祥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做修改。
对于陈诚的病，蒋介石非常关切，经常出面探视和询问病情。3月4日中午，在陈诚去世前一天，蒋介石夫妇前往探视。在蒋介石夫妇到来前，当谭祥把这个消息告诉陈诚时，陈诚坚持下床，坐在椅子上等候。
蒋介石夫妇来到后，陈诚断断续续地对蒋介石说：“总裁，我的病恐怕不行了……”
下午，陈诚断断续续吩咐家人：“别人要来看我的，你们不必再阻止他们，让他们进来。”陈诚心知自己命不久矣，最后会见了自己的至交好友与部属。
陈诚临终前，宋美龄再次前来探望。她劝谭祥暂时回卧室休息一会儿。日日夜夜的煎熬已使谭祥憔悴不堪，尽管她每每在陈诚面前强颜欢笑，而一离开陈诚便是掩面而泣，她的精神已几近崩溃。她被半拖半劝地送到楼上。宋美龄吩咐医生为谭祥注射镇静药，让她睡一会儿。谭祥哭泣着哀求道：“陈先生要过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叫我！”
谭祥没有睡多久，就被护士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她被搀扶着下楼，来和共同生活了34年的丈夫诀别。
1965年3月5日7时零5分，陈诚停止了呼吸。谭祥抚尸痛哭，口中连呼：“辞修，你为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她在献给丈夫的挽联上写道：“伤心成独活，哪堪白首不同归。”
陈诚去世后，台湾各大新闻媒体对此做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台湾当局更是给予陈诚特殊的哀荣。蒋介石于当天发布“总统令”，特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行政院长”严家淦、“立法院长”黄国书等台湾政要，以及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薛岳等国民党元老耆彦组成治丧委员会，“敬谨治丧，以示优隆，而昭崇报”。蒋介石还下令，自3月6日起，全体军政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等，一律下半旗致哀。公祭及殡葬之日，民间一律悬挂半旗，“国防部”下令三军，为陈诚服丧。
蒋介石送陈诚亲笔挽匾和挽联各一幅，挽匾手书：“党国精华”。挽联手书：“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陈诚遗体于10日上午在台北殡仪馆入殓，蒋介石、宋美龄前往含泪吊祭。28名国民党中央常委和治丧委员，包括蒋经国、张群、严家淦等，自10日下午6时起，至翌日上午8时，轮流在市立殡仪馆陪护陈诚灵柩。
公祭之日，蒋介石亲率文武官员，在台北殡仪馆和墓葬地泰山乡两次向陈诚致祭；蒋经国则整日守在灵前，茶饭不进，他在墓旁声泪俱下，对记者说：“‘副总统’的逝世，对党国来说，是一件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对我个人来说，乃是失去了一位追随近30年的导师。”
8月30日，陈诚灵柩安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塞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