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式矛盾：人权宣言由“美丽的法语”写成

沼野：在俄罗斯，近代文学及近代音乐的起步就很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品更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才出现。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俄罗斯文学在法国也掀起了一股热潮，法国人对俄罗斯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特别是曾作为外交官长期在俄罗斯生活的沃格[39]于1886年出版了《俄罗斯小说》这一介绍类书籍后，俄罗斯文学在西欧大热。看当时西欧社会对俄罗斯文学的评价，有的说，真是神秘的俄罗斯啊；有的说，有一股野蛮的力量从神秘的俄罗斯这样一个非欧洲国家涌入了法国——类似于这种感觉。当时的西方社会已经由繁盛期进入了衰退期，各类艺术达到了极致洗练的水平，但同时也有创造力即将枯竭的兆头，恰在此时，俄罗斯野蛮而非欧洲式的文学的涌入，给欧洲带来了新的活力。可能这与二十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学带来的影响是相像的。也就是说，从边缘而起的新兴力量，对旧有的中心产生了影响。相比俄罗斯而言，练达而优雅的风格早已在法国形成，法国也因此一直作为文化的中心君临欧洲。

野崎：十九世纪末俄罗斯文学之于欧洲，与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文学之于欧美，两者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沼野先生的这个说法对我很有启发。

法国文化成熟于伏尔泰等人活跃的启蒙运动时期，也即十八世纪。那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伏尔泰还是卢梭，都不在大学任教，他们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出版书籍，受到各国宫廷的吹捧。比如，俄罗斯想要学习开明的进步思想，就邀请了狄德罗[40]来俄罗斯讲学。在那个时代，法语成为了整个欧洲的通用语言。或许可以说，那是法国人对自己的语言最有自信心的一个时代。沼野先生刚才所提到的称“非清晰者不能称之为法语”的里瓦罗尔的这篇论文，也是在十八世纪发表的。

但是，曾是上述法国文化有力支撑的宫廷文化，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被推翻了。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它彻底颠覆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我认为，以路易十六及其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处死为结果的这场血雨腥风的惨剧给法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他们一直到现在都难以释怀。但与此同时，为法国有《人权宣言》这样正确、美丽的语言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心理也一脉相传了下来。我们这些教法语的老师也是如此，在教室里朗读《人权宣言》时会格外有精气神儿，甚至会觉得“自由”“平等”“博爱”等一个个词语都在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应该说，《人权宣言》文章本身，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否定的法兰西古典主义的精华。当时法国的识字率不足四成，因此普通的劳动者是看不懂《人权宣言》的，应该都是听别人朗诵的，而这篇文章的语言，读起来真的是非常优美。革命精神的精髓，却是由古典主义之美写成——这一矛盾或许正是法语的宿命吧。

在这一时期，俄罗斯开始大量译介法国文学作品到国内。不仅领日本之先，其认真程度也远超日本。这里想请教一下沼野先生，那时的俄罗斯人读了《人权宣言》，是否也曾被其语言的光辉所深深打动呢？

沼野：大概从十八世纪开始，俄罗斯上层贵族社会的日常生活就以法语为通用语了，可以说那时俄罗斯的上层阶级是双语人群，可同时使用法语和俄罗斯语。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日本人可能不太了解，其实，像普希金，虽然他被称为俄罗斯的国民诗人，但除了俄语之外他也会使用法语创作，平时写信也全部是用法语。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会发现，开头部分的人物对话，全部是以法语写成的——明明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俄语小说，里面却穿插了好几行原汁原味的法语。所以，对当时的俄罗斯来说，法国文化虽然是一种外来文化，但同时也已经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因此，就当时两国在文学方面的交流而言，法国文学即使还没有被翻译成俄语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可以读法文原版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在年轻时期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法国文学。但是，（虽然俄罗斯人的法语阅读和口语表达能力不错）书写方面还是不能像法国文人那样流利的，文学创作还是要靠俄语，俄罗斯文学就这样成长起来了。也就是说，即使是对于那些有教养的俄罗斯上流阶层人士来说，法语也不曾成为他们表达自我的语言，对法语的使用仅仅停留在日常会话和书信来往的层面。与此相对，俄语成为了他们进行文学创作时使用的语言。当我们回顾法国文学对俄罗斯的影响时，会发现其中有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野崎：说起法语的特点，就像刚才提到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几个词语一样，口号性的语言用法语读起来会非常好听，朗朗上口。说到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法语中，名词是这个句子的“门面”，或者说，在一个句子中名词发挥了中心作用。法语有一股力量，可以让抽象的概念一下子立体起来。虽然一般都会认为法语的词汇量是较少的，但它的名词中浓缩了多种要素，十七世纪法兰西学院的语法体系确立后，按照这套体系的规则，名词可以像拼图一样拼起来（组合成不同的句子）。作为一门语言来说，法语是有这样一个极为稳固的根基的。以这种极富力量感的语言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此后传入其他国家，比如俄国和日本，这些国家也分别受到了它的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学体系。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耐人寻味。在对谈的一开始沼野先生提到过如何看待“翻译和语言的关系”这一问题，就我自己而言，一开始只是到处找那些有趣的、有启发性的书来读，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对其背后的语言及翻译的问题产生了兴趣。这方面沼野先生又有怎样的经历呢？

沼野：当年我之所以去学习俄罗斯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读了很多日文版俄罗斯小说的文库本。初中、高中时期我以为所谓的文学指的就是外国小说呢。那会儿觉得，读夏目漱石呀芥川龙之介呀什么的，都太土气了。虽也听说夏目漱石的《心》是经典之作，但读了也只感觉到一股阴郁之气，并不心仪。

野崎：我高中的时候也对文学很着迷，读了很多书后，感觉还是翻译作品更有趣一些，觉得更有感染力吧。近来读野谷文昭翻译的古巴小说《低度开发的记忆》（埃德蒙多·德斯诺斯著，白水社，2011年），写的是二战结束后的古巴，主人公是一位文学青年。它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这个青年沉迷于阅读法国的文学作品，并由衷地赞叹法国人思考问题远比自己深刻。（读到这里时）我很有同感，高中时候的我也曾经这样被忽悠过。法语就是这样一种会给其他国家的文学青年带来此类感受的文学语言啊。

但反过来说，法语也在追求某种形式主义上的纯粹，例如文学的类别，就分得非常明确。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是长篇小说（浪漫主义），就一定要特意在封面上标注“浪漫主义”。此外，由于法国没有日本这样的文艺杂志，因此出版的书籍几乎都是新写就的作品，法国没有那种把杂志的连载文章收集起来合成一本书的做法。每一册书，都是作者与读者的坦诚相见，胜负输赢就在此一举。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法国人死板教条的一面，或者说，他们不太擅长做那种打破某些框架限制的出格的事。

我在法国留学时，为了一解对日语的相思之苦，也读了很多日语小说，其中最有趣的是谷崎润一郎[41]的《吉野葛》。这本小说以随笔的形式开头，说自己去吉野玩时都做了些什么，但跟随着作者的叙述，读者会渐渐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这种写法在法国文学中则是很少见的。谷崎大量涉猎了法国文学及欧洲文学，所以我也在想，他的这一风格会不会是受普罗斯佩·梅里美[42]的影响呢？

沼野：野崎先生著有《谷崎润一郎与异国语言》（人文书院出版，2003年）一书，写下了很多非常好的有关谷崎润一郎的评论。刚才您说自己在法国留学时，非常渴望接触到日本的文学，是否这一体验也正是您写这本书的动力呢？

野崎：这方面的原因一定是有的。我常常觉得，不管怎么说，一切都只是相对的，因此我会不断地对其他的东西感到好奇，会去寻找、探索——可能因为年轻时候我读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不知不觉就养成了这样一种类似于生理性反应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