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年危机男：寂寞沙洲，其实不冷

元丰二年（1079）三月，朝廷的一纸调令，将苏轼从徐州调往湖州。

五月二十日，苏轼抵达湖州任上。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在知州官署被御史台所派的兵丁逮捕，押往京师，此时距他上任不过两个月零八天。

无妄之灾从天而降，苏轼的第一反应是惊诧的，错愕的，无法接受的——身为一州长官，名声日隆的文坛盟主，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一夕之间，自己便由刚赴新任的朝廷命官变成前途未卜的阶下囚，惶惶如待宰之鸡，只得在煎熬中等待命运的审判。

就像一个野心勃勃的探险者，本来已经爬到了半山腰，一不小心，攀住岩石的手打了滑，嗖地直接掉进谷底——那种万劫不复的人生体验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在御史台的大狱中，苏轼被关了一百三十多天。时间不算太长，但于苏轼而言，却不啻于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受尽羞辱、拷打、责问，肉体的疼痛在所难免，精神的折磨更是不堪忍受。

为了让苏轼招供，主审官使出各种对付犯人的招数。

经常连夜提审，不让睡觉，如拒不招供，就来顿板子伺候，再硬的汉子也难招架，更何况一介文人；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先许你一颗糖，然后告诉你，如果招供，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糖。

苏轼自度没办法忍受这非人折磨，他想到一个解决方法：自杀。他将常服的青金丹藏于狱中，想着万一哪天忍受不住，就一次性服用下去，一了百了，从此再不用理会这帮孙子，再不用承受这般苦痛。

他写下两首绝命诗，托付给热心的狱卒梁成保管，一再叮嘱，哪天自己真死了，务必将它们交给弟弟苏辙。绝命诗《狱中寄子由二首》如下：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当然，他没有死。

这一年他才44岁，怎么可能就死了呢——他正值壮年，许多重要的问题还没有参透，许多著名的诗词文章未及书写，许多极致的人生还没有体验。

自他入狱后，许多人来救他，除了要好的师长、朋友、弟弟苏辙，还有杭州的百姓，他们感念他这个好官，为他做解厄道场，祈祷神灵保佑他平安无事。

连政敌王安石也特地给神宗写信为他说情，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率直地对神宗进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谓爵禄可以立取，顾录录如此，心里不免觖望，今一旦置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最后，太皇太后亲自出马，要皇帝赦免了他。太皇太后对神宗说：“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份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

元丰二年的腊月二十九，案子了结，苏轼无罪释放，但领受到另一个小小的处罚：贬官黄州。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的中年危机，先前已露出苗头，经此诗案，便轰轰烈烈地大规模展开了，迅猛而急切——这位不世出的天才，回望来路，不免心惊：人生已过大半，两鬓略现斑白，竟然一事无成，不但功业未立，修行尚差，也还没有像样的著作可以传世。

“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过去那些看似丰富多彩的过往，在此刻竟显得如此幻灭，如此虚无。

他焦虑，他痛苦，他彷徨，他难过。

他犹疑不决，他进退两难。

他不知该如何自处，他不知该如何与他人相处。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天冷，心更冷。寒风一吹，凉透胸背。

是那种凛冽的冷。冰冷的冷。渗透全身每个细胞的冷。一不留神，就成为冰雕的那种冷。

诗人先前那颗热烈的心彻底被冻住了。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

初到黄州的苏轼，一想到乌台诗案，便后怕不已。“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失去自由的日子刻骨铭心。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人之常情，苏轼有他豪爽潇洒的一面，也有普通人的恐惧和脆弱的一面。我们看过的许多文学作品里，只将他的豪爽潇洒示人，却隐藏起他的恐惧脆弱——那一定不是真的苏东坡。

事实上，苏轼不止一次想过自杀，不止一次想要就此逃往乡下，去当种田老农，这样明确的信息却被很多写作者刻意忽略了。我们喜欢一个人，往往喜欢放大他的一面，而忽略他的另一面。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轼不敢作诗吟词，不敢给朋友写信，甚至不敢喝酒——万一酒后说出什么不应该说的话，岂不又要引祸上身？

他刻意地将自己封闭起来，一个人强行忍受着乏味枯燥的时光，任由无边的寂寞将自己咬啮。

无事可做，无友可会，无酒可饮，他能做的，不过是蒙头大睡，一觉睡到日头偏西。傍晚时分，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散会儿步，聊以消遣。

他仿佛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哪怕散步时偶尔遇到一株海棠，也能激发起他内心那些淡淡的忧伤。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到，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哪忍触。

这海棠到底从何而来，又为何流落此地？估计是天上的鸿鹄把海棠花的种子从我家乡衔来的吧，它何其不幸，在这偏僻之地独自开着鲜艳的花，而无人赏识，那不也是我苏某人的命运吗？

遇上风和日丽的响晴天气，他常常独自到赤壁的沙滩上，捡小石子，这地方的石子，色彩各异，温润如玉，他不只自己捡，还用食物跟来此捡石子的小朋友交换，他一共收集了298枚之多。

——那天荒地老的寂寞啊，那旷日持久的孤独啊。一颗飘摇无着的心，在这平淡的时光里呐喊着，徘徊着，彷徨着。

唯一让他快意的，是去城南的安国寺洗澡。躺在热汤中，双眼微闭，尽情地感受热气的包裹，久久不愿起身，只想享受这彻底放松的时刻——这一路走来的风尘，内心无限的苦衷，充溢天地的孤独，都在雾气的氤氲当中逐渐消融，唯有此时，心灵才可得暂时的解脱和安慰。

他希望趁洗澡的机会，把先前经受的痛苦和屈辱也一并冲刷掉。

他从未觉得人生这般无趣，日子如此难挨。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人在偏远之地，无亲无友，只好寄情山水，和樵夫渔夫聊天，之前的亲友，害怕被牵连，不敢给他写信，他写给别人的信，也没人敢回。写过几次之后，他也懒得写了，索性将自己与外界断了联系。

——这是多尴尬多无奈又多矛盾的心境，一代最伟大的天才困于其中无法自拔。

自救是唯一出路

天才与凡人的区别，智力与才华只是其一。

短命的天才常以自毁的方式，使刹那成为永恒，虽然夺目却留下诸多遗憾；真正的天才却可以放弃自怨自艾，于深重的苦难当中，通过心灵的体察和省悟，实现自我的救赎，从而发出更璀璨夺目的光彩。

唯有自救，才可以助他走出困境。

当苏轼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自救行动就要开始了。

第一要做的，就是接受现实。

与其期期艾艾地抱怨朝廷不公，痛恨人生无情，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实，与现实和解，与自我和解。当时他所面临的现实就是：被贬谪到黄州这个偏僻之地，是朝廷犯官，无亲无友，无依无靠，经济情况不佳，生存都是问题，更别提什么建功立业。

那好，先来解决生存好了。有了这个大前提在，就不会再去理会那些曾经困扰自己的各种负面情绪了。生存大于一切，少废话，多挣钱，赶紧养家，一家子人还等米下锅呢。

第二要做的，是反思自我，检讨人生，“吾日三省吾身”。

苏某人过去太无知，太轻率，做事鲁莽，不讲方法，遇事从不曾做过深入思考，仅凭知识和才学，发表了诸多不成熟的意见，这次诗案之祸，实在是因为自己过于鲁莽无知；

少年时代，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考中进士后，又举制策，不过是凭口舌得官，并没有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

我有负父亲为自己取名为“轼”的苦心，才华外露，自以为是，听不得别人规劝，这是病，得治；

苏某人牢骚太盛，把应该不应该说的话都写进诗文里，为自己和亲友惹来祸端；

……

一番总结下来，真发现不少问题。

苏轼试图通过反思总结过往，汲取经验教训，走好以后的路。

他的反思，不是对自我的彻底否定，而是要通过重新审视自己，调整方向，建立起更符合规则更加理性的处世态度。

他不再是那个志得意满的青年才俊，不再是那个牢骚满腹的地方官员，不再是那个无话不说的耿直BOY。

他要做成熟的中年人苏轼，全新的中年人苏轼。

全新——不是抛弃旧我，不是丢掉“过去的苏轼”，而是从旧转变到新，是要在“旧我”基础上建立“新我”。

第三要做的，就是找点事干。

无所事事的人生最容易闲出病来，最容易使人堕落，精神上萎靡不振，身为一名犯官，确无公事可干，那就自己找事情做。

比如劳动。

有了东坡那块地之后，苏某人忙得不可开交，除草、翻地、播种、浇水、施肥、收获，几十亩地，从春天到秋天，天天忙得晕头转向，哪还有时间为那些不着边际的苦恼烦恼？

比如写作。

立功、立德看起来遥不可及，至少还有立言的机会。想我苏某人少年苦读，中进士后为官，除了做些诗词自娱，竟还没有时间完成想写的作品，何不趁此机会大干一番。仔细列了个单子，发现想写的东西还真是不少：如老爸曾命我完成解读《易经》的书，比如我自己想写的解读《论语》的书，等等。

如此一来，回过头才发现，黄州五年的时间不是太长，而是太短。

学佛读经，修定发慧

反思之后，他要直面人生的根本问题了。归纳起来，不外乎几种。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人究竟为何而活？

如何面对荣誉和苦难？如何面对人生的正常和无常？

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怎么办？

如此等等。

他通过阅读经典来寻找答案，这些经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佛经，另一部分是庄子。

苏轼读佛甚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理”，后来出任杭州通判，遍访当地高僧，与多位禅师来往密切。但这次黄州读佛，与先前稍有不同，先前仅是因为喜欢和向往而了解，这次则是出于实用之目的，借阅读佛理来排解人生的苦难，求得精神上的彻底解脱。

只读经书不够，他还在安国寺长老的指导下，学习禅坐功夫。坐禅是佛教修持的重要方法之一，修禅即为修定，修定可发慧。定是排除杂念，专心致志，观悟痛苦成因，慧是智慧，代表着无欲见真的状态。人一旦达到无欲的境界，痛苦也就自然消除。

读经和坐禅对苏轼的帮助很大，这是他主动调整人生观的一次积极尝试，效果甚佳——离开黄州时，他的坐禅功夫已相当了得，“物我两忘，身心皆空”。

苏轼与老庄也极有渊源，8岁时他还曾跟随道士张易简从学，幼年好道，倾心庄子。在黄州孤苦冷清的境况之下，庄子那种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重又引发苏轼的关注，再次重读，有豁然开朗之感。

在本质上，苏轼是一个儒士，但他平生所学，并不限于儒家经典，而是广泛求取各种精神资源，为我所用。事实证明，佛教和老庄，在关键时刻对他有极大之帮助——借助这两种思想资源，他得以安然地游出人生的苦海，爬到了岸上。

好友如一帖凉药

苏轼对付中年危机的另一大杀器是广交朋友。

他平生最爱与朋友厮混，别人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他是朋友朋友好朋友。

一天不见朋友，和失恋的小伙子没啥两样。

来黄州前他所担心的，不是路途遥远，亦非生活困苦，而是没有朋友。

“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

因系犯官之身，外地的朋友连信都不敢写，遑论有什么交往。

苏轼意识到，远水不解近渴，要解决朋友稀缺的困境，须从身边下手。他个性开朗，长于谈笑，到黄州不久，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朋友圈。

他先认识了监黄州酒税的乐京，又认识了住在武昌的同乡王齐愈、王齐万兄弟。乐京也是因反对新法而被贬黄州的官员，两人同为政治上的失意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而王家原是蜀中的大地主，富而慷慨，其先人自蜀来黄，兄弟二人便落籍于此。苏轼每次去江对岸，都会去王家拜访，王氏兄弟热情相待，每每杀鸡置酒，款待这位流落于此的同乡人。

他还新交了三个本地朋友，开酒坊的潘丙，热心公益人脉甚佳的古耕道，卖草药的郭遘，这三人朴实真诚，对流落此地的苏轼多有帮助，特别是后来开辟东坡，这三位朋友帮他干了不少农活。

陈季常是苏轼多年的老友，住在离黄州不远的歧亭，这位几乎从不出门的隐士到黄州看望苏轼来了，每次来都要住十多天，陪老友喝酒游玩话家常，黄州四年，两人在一起的时间竟有一百多天。

苏轼亦与当地的官员结交，黄州太守徐大受，鄂州太守朱寿昌都对他多有照应，逢年过节便送他礼物。

老朋友马梦得也来黄州了，正是在他的大力协助下，苏轼才得到东坡这块闲地——借助这块地，苏轼实现了渴望已久的田园之梦。

苏轼在东坡建了几间房子，取名雪堂，雪堂成了朋友的招待所，来看他的朋友更加络绎不绝：老朋友杜道源来了，道士杨世昌来了，同乡巢谷来了，诗僧参寥来了，画家米芾来了，琴师崔闲来了……有友情温暖，困顿的苏轼活络起来了，快乐起来了，满血复活了。

劳动最是治愈

最意外的收获是，在黄州种的那块地。

地在黄冈东城门外，瓦砾遍地，十分贫瘠，几乎没有耕种价值，朋友马梦得帮他拿到这块地时，又赶上当地干旱，苏轼初看这块地时，差点晕了过去。好在他没有放弃，积极地投入到规划当中，低洼的湿地种粳稻，平地上种枣树和栗树，原本打算种片竹子，因怕竹根蔓延，危害别的庄稼生长，故而放弃。他还留了片地方，打算以后造所房子，来解决家里住宿拥挤的问题。

规划完毕，即开始行动，烧掉了茂盛的枯草，便开始了耕种工作，一家男女老少和几个朋友齐齐上手，很是忙活了一阵，才将这块地打理停当。

最初只是为解决全家温饱问题而向官府申请的土地，哪承想带给他的幸福远远不止于此。耕种东坡不仅让苏轼的身体得到锻炼，更让他的精神生活上了一个台阶。

中年危机是心理的危机，也是生理的危机。年近五十，最易感到体能不支，力不从心，但下地劳动不久，奇迹出现了：腰不酸，腿不疼，走路也有精神了。

他换下官服，穿上普通农夫的衣裳，拿起锄头，挥汗如雨，那认真劲儿，与一般农夫无异。他从老农那儿获取种庄稼的经验，和老妻一起照料生病的老牛，叫上朋友来帮助收割，享受丰收的喜悦和欣喜。

他喜欢那种淋漓尽致的快感，喜欢那种汗流浃背的状态，劳动之后，心情变得充实，心态变得积极。再没有愁苦来纠缠他，再没有孤独来侵扰他，再没有无所事事无所适从的焦虑感。

他种花种草，也种茶树。庄稼可以管温饱，花草则可以怡精神，而茶树，则预示着他朝气蓬勃的文化生活就要大规模地展开了。

他在地头上盖了一座房子，取名“雪堂”。苏轼在此处招待外地来访的朋友，吟诗作词，饱览风景，读书习字——雪堂成了黄州的文化中心。

卢梭说，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劳动锻炼，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苏轼能听到这句话，一定会点头称是。

他为自己取号曰“东坡居士”，他一迈从苏轼成为苏东坡，这意味他精神世界的重建，意味他已成为全新的苏轼。

劳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并借劳动的机会，知晓了民间疾苦，且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

著书立说，用功甚深

远离庙堂，立功和立德的机会不多，但却是立言的好时光，现在，他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拿来写作。

主要是做解读经典的工作。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写成《论语说》五卷；与弟弟苏辙合作，写作《易传》，易学是苏氏家学，两兄弟写此书是遵父亲苏洵遗言行事，此书真正完成要到18年后；他还写了《书传》，但一直未能完成。

写作之外，他坚持读书不辍。有个故事，颇能说明他用功之深。

某天，黄州的朋友朱载上来访，仆人通报之后，迟迟不见苏轼人影。朱载上等得不耐烦，欲起身离去，却见苏轼匆匆出来：“不好意思，老朱，刚才忙于日课，让你久等。”

朱氏问：“先生所谓日课是什么？”

苏轼答：“抄《汉书》。”

朱氏不解：“以先生之才，开卷一览，自可终生不忘，何用手抄？”

轼答：“不然，我读《汉书》，至今已抄过三遍。第一次每段事抄三字，第二次抄二字，现在只抄一字。”

朱载上不依不饶：“先生所抄的书，肯让我见识见识？”

苏轼便让人把自己所抄的书取来，递给朱氏：“足下试说一字。”

朱随便说一字，苏轼便可以背诵百言，无一字之差。朱氏惊叹。

你看，哪里有什么天才，苏轼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花在了背诵汉书上。

几年以后，苏轼重被起用，一路高歌猛进，成为朝廷要员，又几年之后，苏轼被放逐岭南，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他是否会想起黄州四年多的时光？

我想，他一定会。

因为他不再为荣辱而揪心，不再受名誉地位牵绊。

他已能坦然面对命运在他身上所做的事。

借由黄州这场盛大的中年危机，他早已重塑了自我，寻找到生命的真正坐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