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爱酒客和酿酒人：饮中真味老更浓
苏东坡好饮，但酒量实在是不太好。
关于这点，他自己倒是乐于承认，而且至少承认过五次，从这点看，绝对是个实诚人儿。
其一，“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
其二，“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其均齐”。
其三，“若仆者又何其不能饮，饮一盏而醉”。
其四，“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蕉叶，是一种浅底的酒杯，宋时酒杯，唯钟鼎为大，屈巵螺杯次之，梨花蕉叶最小。
其五，“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gě），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
五合，换算成现在的重量是一斤半，这酒量小吗？按今天的白酒，一斤半当然厉害，但按宋朝的酒计，这酒量算一般中的一般。
北宋时期，烈性酒还没有出现，那时的酒，一般都是黍、秫、麦、糯米煮烂后加上酒母酿成的，成酒的过程短，且未经蒸馏，因此酒精含量远低于现在的白酒，度数亦低，所以，苏东坡一天才喝了不到一斤半，实在是很小的酒量了。
苏轼自称酒量小尚有谦虚之嫌，而他的酒友黄庭坚的证言则基本将这一说法坐实：“东坡居士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这里的龠（yuè），等于半合，和东坡自称的酒量大差不差。
为让大家对苏东坡的酒量有直观的认识，我举个例子，北宋初名将曹翰，天生好酒，喝几斗而不醉。一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换算下来会发现，苏东坡的酒量只相当于曹翰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
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对酒的爱——真真切切的爱，实实在在的爱，他的作品里，“酒”出现的频次不可胜数，遍布诸种文体，诗里写酒，词里写酒，文章里也不例外——字字句句，酒香四溢。
酩酊但酬佳节了。
——《少年游·重阳》
别酒劝君君一醉。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
——《蝶恋花·别酒劝君君一醉》
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
——《临江仙·尊酒何人怀李白》
持杯月下花前醉。休问荣枯事。
——《虞美人·持杯遥劝天边月》
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
——《和刘道原寄张师民》
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前赤壁赋》
……
评选中国文化史的嗜酒人物排行榜，苏东坡轻轻松松可以跻身前三名，另两位应该是李白和陶渊明，而杜甫和白居易，怕只能位居其后了。
所以，苏东坡又说，“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苏某人是这世界上最爱酒的人，你们都比不了。
酒量不行又怎样，咱就爱喝两口，不仅和同事喝，和朋友喝，连陌生人也要喝，“醉笑陪公三万场”，这气势，这豪情，怕是连李白也自叹弗如。
酒如神方妙药，饮则通身舒泰，烦恼顿消，普通人喝酒求的是自己开心，苏东坡则是看别人喝便开心不已。“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幸福感比饮者更甚。
苏东坡好热闹，喜群聚，最爱坐在一群朋友中间，举杯问盏，高谈阔论，唱和诗词，但每每不胜酒力，三杯必醉。
人一醉，脸一红，脑袋一热络，灵感就嗖嗖嗖地来了，好多词儿挤在他口腔里，争先恐后往外涌，他只消动一下舌头，挥一下笔，流泻出来的，便是一首好诗、一首好词或一篇好文章。
那酒可不是白喝的。
酒于中国文人，终究不只是杯中物，不只是叫人容易上瘾的琼浆玉液，它还是与天地沟通的媒介，情感抒发的通道，写作灵感的助产婆，加强友情的润滑剂。
这一点于苏东坡尤甚。
使我有名全是酒
苏东坡与酒的缘分，随年纪增长而愈深厚，“少年多病怯杯觞”，小时候是不敢喝，长大了是喝不多。
他真正开始喝酒，应该是做了地方官之后，同僚聚会，朋友相见，社交应酬，怎么可能没有酒？最初可能是被动喝，被逼着劝着喝，但喝着喝着，感受到酒的趣味了，体会到飘飘欲仙的快乐了，由此而爱上酒，虽然酒量不曾见长，但对酒的热爱却一发而不可收，到黄州时，已经是“殆不可一日无此君”，已经是“饮中真味老更浓”，待到年迈，爱酒的心仍然不改，去世前一年，他还写下“明朝酒醒知何处”的诗句。
但有美酒在手，尤其是好酒，苏东坡总忍不住想要与人分享，“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人在黄州时，他本是犯官之身，经济条件比较差，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偶然得到美酒，还念念不忘和朋友共饮。
按理说，得酒不易，他本可独自斟饮，细细品玩，享受其中。但他天性就是喜欢分享的人，他追求与朋友相处的欢乐，精神交流的畅快。
分享是他的人生哲学——酒要分享，快乐要分享，忧伤也要分享。他待人热情诚挚，一心袒露，全无隐瞒，“快乐着你的快乐，忧伤着你的忧伤”，对这样的朋友，谁又能不回报以热情，回报以歌。
东坡不爱独饮，有酒无友，不免怅怅。虽偶尔也会一个人喝，那也不过是寻酒友不着无奈之下的不得已之举。
东坡参与的酒局，大体分为三种。
一是同事局。
宋代官员，饮酒几乎是必修课，是厮混官场的基本技能，一则逢重大节日，同僚都要聚会；二则士大夫间宴游之风甚盛，饮酒机会亦多。
苏轼初入仕途时，给人的感觉似乎不甚合群，明证之一就是对同事酒局不感冒。
比如嘉祐七年九月初九，凤翔府举办“府会”，群官欢聚，唯他不愿参与，一个人跑到东门的普门寺玩耍，同事们兴高采烈，他却心情郁闷，第一次远离父亲和弟弟，思家心切，令他的情感备受煎熬，“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后来以豪放著称的大文豪，那会儿身上还带着婉约青涩的一面。
第二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苏轼仍未参加聚会，穷极无聊之下，跑去城北街的开元寺看王维的壁画。
直到杭州通判任上，苏东坡爱酒的本性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杭州山美水美，同事中又不乏私交甚好之人，饮酒渐成他的爱好，又是日常必需的社交。他与上司杭州太守沈立等同事相处甚睦，但有机会就会组局饮酒。
比如熙宁五年三月，杭州吉祥寺举办花会，沈立带着苏轼等一班官员前往赏花，置酒作乐，众官员们与百姓代表共饮，一片欢乐祥和，苏轼受人们的情绪感染，亦喝得晕晕乎乎，恍然之间，忽生苍老之感，醉吟一首：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吉祥寺赏牡丹》
彼时苏轼不过刚刚三十七岁，离年老尚有大把时日，所以有此感触，大约是感觉韶华易逝青春不在，趁着酒劲儿慨叹一下人生罢了。
宋朝官员饮酒，常要有妓女相陪，政府规定，隶身乐籍之妓，一律由政府派员监督管理，称为官妓或营妓，她们的工作仅限于歌舞陪酒，不得私侍枕席，官员若与官妓有私，则属违法。
除官妓外，一般的官员家里还有家妓。达官贵人、豪门巨室争相蓄养家妓，且以家妓的声色过人为荣，即便当世大儒或朝廷高官，亦无免俗，苏轼是杭州通判，一州之副首长，日常应酬也需家妓陪侍，十二岁时进入苏家的王朝云，承担的便是家妓角色。关于苏轼与妓女的交往，将在相关章节里专门讨论。
苏轼入杭时，文名已盛，士大夫之酒局，断断少不了这等人物，但凡官场宴会，皆以邀他为荣，他与酒的亲密接触，自此进入繁盛时期，朝夕宴饮，绵密不绝，纵是喜欢热闹的苏轼，也受不了这等待遇，以至于搞到肠胃不适，一度还对酒局生出厌烦之心，他经常跟人诉苦：“到杭州做通判，真是入了酒食地狱。”
因为厌烦，便推掉了许多酒局，借口差不多都是“老病年来益自珍”——苏某人身体不佳，我得爱惜自己。
后来苏轼调密州当知州，此地穷困，又遭天灾，即便想喝，也无太多可能，由此，频繁的官场酒局才宣告结束。密州虽无杭州那般密集的饮酒机会，但苏轼想要喝一杯时，亦会适时地制造条件饮将起来，他在此地筑一“超然台”，有空时便拉几位同事，“铺糟啜醨，皆可以醉”，不求酒的质量，有酒可饮已经满足。
而后不久，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成为犯官，如果不是黄州太守徐大受有时拉他去喝几杯，基本上已失去参加官场酒局的机会。
至元祐年间，苏轼还朝，宴游社交才重新多起来，此一阶段的酒局与杭州不差，这一时期，苏轼政治上屡被攻击，酒桌倒成了他暂离现实的温柔乡。
二是友人局。
苏轼的朋友之多，怕是宋代文人无出其右，一则他为人豪爽仗义，性喜结交；二来他不分高低贵贱，皆可为伍。有此两点，何愁无友？
他的朋友遍布各界，身份芜杂，既有朝中要员，也有农夫野老；既有显贵之士，也有隐者逸人；既有方外僧道，也有凡尘俗子……庙堂之上，江湖之中，繁华都市，偏僻乡村，处处皆有他们的身影。
“朋友来了有好酒”，苏轼喜欢召集酒局，少则二三人，多则十来人，与繁文缛节的官场酒局比，他更喜欢友人相聚的亲切随意。
遇喜事要与朋友分享，需酒助兴；有忧愁要与朋友诉说，需酒化解。
和朋友在一起欢聚，就是饮酒的最佳时刻。酒的好与坏，菜的丰与俭，都已经不重要——我只想与你对饮，畅谈，心灵交汇。
他和友人的那些酒局，早已成了文化史上的传奇。
比如，他在歧亭和陈季常喝的那场酒。当时，他正在赶往谪地黄州的路上，于歧亭偶遇老朋友陈季常，陈氏立刻动员全家上下，为他张罗酒食，“知我犯寒来，呼酒意颇急。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房栊锵器声，蔬果照巾幂。久闻蒌蒿美，初见新芽赤。洗盏酌鹅黄，磨刀削熊白。”
落难之际，寒冷当中，有老友热情招待，自是让苏轼感动不已，此时举起的一杯酒，自是流遍全身的暖意。
比如，他在东坡与无名氏朋友的那场酒。元丰五年五月初九，苏轼与几个朋友饮酒，酒后填词《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没交代和谁喝，可能有他的朋友马梦得，也可能有一起干活的农夫，大概是喝得尽兴，醒了又醉，回家时已经三更，家童鼾声如雷，睡意正浓，不管他如何敲门，都无回应，他索性不敲了，“倚杖听江声”，一副坦然洒脱自得其乐的做派。
苏轼每有所作，立马为人传诵，这阕《临江仙》亦不例外，其中因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句，还引起一则谣传：人们纷纷传说苏轼写完此词，便脱下衣冠，泛舟而去，不知所终。
谣言传到太守徐大受的耳朵里，把老徐吓一大跳，苏轼系本州犯官，自己负有监管之责，倘若苏轼就此失踪，他就要负担罪责。情急之下，赶紧前往苏家去寻，却发现苏轼正在卧床大睡，鼾声阵阵，不由大笑。
比如，他在西园和文人朋友们喝的那场酒。西园是苏轼好友王诜家的园林，是苏轼和一帮老友经常聚会的场所，元祐二年五月的那场盛大派对，借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而成为文化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参加这场聚会的，皆为一时俊杰，“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苏轼作书，李公麟绘画，黄庭坚持扇，苏辙执卷……大宋朝的风雅人物，皆聚于此。
雅集同样离不开酒席，王诜有一家妓，名唤春莺，出来侍酒，连不爱美色的苏轼亦为她的容貌惊艳，忍不住作词《满庭芳》，盛赞其美：
香叆雕盘，寒生冰箸，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檐转月，余韵尚悠扬。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像赋高唐。
总之，对苏轼而言，有酒有友，世间便无比此更美好的生活了。
三是迎来送往局。
苏轼一生，仕途迁转，颠沛流离，离别是其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他朋友多，同事多，迎来送往的酒局也格外多。
离开一个地方，有人送行；到达一个地方，有人接风；路过一个地方，有人招待。
有时是别人送他迎他，有时是他送人迎人。人生的聚聚散散，世事的浮浮沉沉，都在一杯又一杯酒里了。
迎来送往，觥筹交错，人的感情最易流露，情绪最易起落，苏轼的很多诗词，便是在这些酒局上写下的。他写诗词文章，总是真性情，迎来送往的诗词文章，则更见真性情。
除以上三种酒局外，在苏轼的饮酒记录里，亦不乏各种突如其来的酒局。
比如，住惠州时，有天半夜，他的一位姓邓的道士朋友突然叩门，邓道士身后还站着位奇异之人，“衣桃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问他：“子尝真一酒乎？”各饮数杯，而后击节高歌，不知道有没有惊醒沉睡中的家人。
有次苏轼到乡下去，半路上一位83岁的老翁拦住他，求与同饮，苏轼欣然应允，喝个痛快。
而令他写下《后赤壁赋》的那场酒局，也是来自于朋友突如其来的提议。
东坡本是酿酒人
苏轼好饮酒，也好酿酒，其酿酒始于何时，难追究竟，但酿酒的爱好一直持续到晚年，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好饮酒好酿酒并不等于善酿酒，看过不少文章，言之凿凿称苏轼是酿酒专家，那些作者八成被一些表象给骗了：一来他总是讲得头头是道，二来还著有《东坡酒经》这种看起来相当专业的文章。
酿酒对他而言，顶多算个业余爱好，而非专业。
苏轼到黄州后，“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市面上的酒，难喝且价昂，“酸酒如齑汤，甜酒如蜜汁。三年黄州城，饮酒但饮湿。”酸酒像咸菜汤，甜酒又甜到下不了嘴，没办法，只好自酿。
酿酒的方子是从杨世昌道士那儿得到的，倒也不算复杂：蜂蜜四斤，炼熟，入热汤搅成一斗，加好面曲二两，南方白酒饼仔米曲一两半，捣细，用生绢袋子盛了，与蜜水共置一器，密封，等它发酵。三五天后即可饮用。
酒成之后，苏轼颇有成就感，遂作《蜜酒歌》赞之曰：
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
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
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
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
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
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
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苦中作乐，穷中作乐，苏轼达观而开朗的一面在酿酒这事上表露无遗。
至于这酒的味道，是否真像《蜜酒歌》所称道的那般香甜可口，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后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苏子瞻在黄州，作蜜酒不甚佳，饮者辄暴下，蜜水腐败者尔。尝一试之，后不复作。”如叶梦得所言属实，则证明苏轼的这次酿酒其实是一次非常失败的行动：因为蜜水腐败变质，让喝这蜜酒的人动不动就拉肚子。
因此，他在黄州可能只做过这一次蜜酒，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被贬惠州时，苏轼家中客多，酒总是不够，尽管当地的官员朋友经常送酒给他，仍然不能满足所需，便又开始自酿，所酿之酒，比黄州时名目更多样，有罗浮春、真一酒、桂酒、万户春、紫罗衣酒，等等。
苏轼跟当地客家人学着酿了一种糯米黄酒，因色泽如玉，芬芳醇厚，入口蜜甜，便将其名之为“罗浮春”，罗浮山乃粤南名山，风景秀丽，以山名为酒名，大约取其令人陶醉之意。他似乎也颇为这种黄酒所倾倒，动辄歌而咏之。如“一杯罗浮春，远饷采微客。遥知独醉罢，醉卧松石下”，如“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某次，他酿成桂酒，请长子苏迈和三子苏过品尝，结果二子只喝了一口就停下来，明明是桂酒，喝起来却像屠苏酒，显然是品质不过关。
从苏轼酿蜜酒和桂酒的经历来看，他酿的酒似乎大多并不见佳，但他关于酒的研究和理论，远远超出一般酒徒，比如他这段关于南酒与北酒的论证，就颇有见地：
北方之稻不足于阴，南方之麦不足于阳，故南方无嘉酒者，以曲麦杂阴气也，又况南海无麦而用米作曲耶？吾尝在京师，载麦百斛至钱塘以踏曲，是岁官酒比京酝。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当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无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面作曲，则酒亦绝佳。以此知其验也。
酒后多有佳作
苏东坡一生，写就太多广被传诵的千古名篇，其中不少是在饮酒之后一气呵成，仔细闻闻，它们散发着香醇的酒味儿。
熙宁九年八月十五，苏轼与众同事饮酒于超然台上，兴致非常高昂，但当抬头望见那轮清冷圆月，又不禁思念起身在济南的弟弟子由，大醉之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成为中秋词中的绝唱。
元丰元年九月九日，时任徐州太守的苏轼，邀请众多诗友齐聚一堂，举办黄楼诗会，诗会结束后，人已半醉，兴致仍高，和众人去黄茅岗游玩，此处乱石甚多，半醉半醒的他有几次差点摔倒，索性醉卧于黄茅岗的乱石之上，并赋诗一首《登云龙山》：
醉中走上黄茅岗，满岗乱石如群羊。
岗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
歌声清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
拍手大笑使君狂。
好一场率性而为的潇洒做派。
元丰二年过扬州时，老友鲜于子骏设盛宴于平山堂，平山堂乃欧阳修做扬州知府时所造的建筑，苏轼身临其境，忍不住怀念先师，作《西江月》：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飞龙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苏轼与远道而来的朋友杨世昌等人到黄州赤壁游玩，“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喝得尽兴，玩得开心，还唱了起来。之后又与朋友交流人生感悟，颇有所得。他将这件事写在《前赤壁赋》中，又成就一篇尽人皆知的文章。
三个月之后的十月十五之夜，苏轼与另两位朋友从东坡雪堂回临皋亭的路上，仰见天上圆月，俯看地上人影，又起饮酒之心，其中一友说，今天得巨口细鳞鲜鱼一尾，只恨无酒，可惜了这良夜！苏轼一听，兴致大涨，马上赶往家里问妻子有何办法，王闰之不慌不忙，回他：“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有酒有菜的三个伙伴，乘着小船，又去喝个痛快游个痛快去了。与前篇相呼应，这次他又写了一篇《后赤壁赋》。
这两篇奇文，堪称双绝，是苏轼酒后的杰作，也是他此阶段人生感悟的总结。弟弟苏辙赞叹：“子瞻诸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仿佛屈原宋玉之作，汉唐诸公皆莫及也。”
知杭州时，他喜欢在西湖边上小酌，熙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喝到醉，为眼前美景所惑，挥毫写下五首诗，以第一和第五首最为著名：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河山。
苏轼天纵的才华，借由酒的催发，成就了一首首（篇篇）佳作，若无酒的助力，感觉还真写不出那味道。
他还有一特殊癖好：作书作画，皆非酒后不可，特别是写大字或草书时。苏轼曾说，“吾醉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指间出也。”又说，“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能为奇耳。”
唯有酒后，感觉到位，灵感就仿佛从笔尖上流淌一般，一气呵成。醉酒写出的字，与清醒时写出的字相比，格外有灵气。黄庭坚曾亲见过他醉后作字，称之为“笔落惊风雨”，几乎以为是神仙下凡，“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
以此推断，估计凡有人来请他写字，大约总会说一句：稍等，苏某人且饮几杯。所以，想请苏轼写字，除好墨好纸好笔伺候外，最好来一桌上等酒菜，这位大书法家喝得爽了，哪用你百般提醒，自己看见笔墨都手痒了吧。
过分强调酒在创作中的作用，也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有酒，苏轼总能写出好的诗词文章，作出好的书画。事实上，他还有许多佳作，是在未喝酒的情况下完成的。前提还得是有才，如我等平庸之辈，纵喝成烂泥，也没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