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查村庄概述

（一）区域选择

由汶川沿岷江支流杂谷脑河（古称“沱水”）西行，便逐渐进入理县地区，这里是藏、羌、汉、回混居的区域，嘉绒藏族人口居多，也曾占据社会与政治优势。理县地区是川西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又是西去阿坝州首府马尔康必经的要津。理县嘉绒藏族长期受到汉族与羌族的影响。甘堡寨则是藏羌文化重要的分界点，其东面主要为羌区，由此西向则进入嘉绒藏区。在地理区位上理县正处于由羌入藏的过渡地带，在文化形态上也呈现多元文化混生共融的特征。所以，王明珂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都呈现由汉至藏（嘉绒）的过渡现象。……羌是汉、藏间的过渡类型。”理县嘉绒藏族却是由汉、羌进入传统藏区的过渡文化类型。

今理县，清朝时期属“理番厅”，治下有所谓“三番”“四土”“五屯”“六里”“九枯”“十寨”之说，是对民族分布的区域划分。三番、四土为藏区；六里指汉人居地，因为“汉人以里名者”而得名；五屯为藏羌汉族杂居地；九枯、十寨指羌族聚居地。

理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东连汶川，西南靠小金，西接马尔康，北邻茂县、黑水，西北通红原；东西长83千米，南北宽78.2千米，辖区面积4318平方千米。全县辖五镇（米亚罗镇、古尔沟镇、杂谷脑镇、薛城镇、桃坪镇）八乡（夹壁乡、朴头乡、甘堡乡、蒲溪乡、上孟乡、下孟乡、木卡乡、通化乡），有81个村委会、7个居委会、202个村民小组。县城设在杂谷脑镇，“杂谷脑”是藏语“嘎相朗”的谐音，意为“吉祥之地”，旧名兴隆场，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

理县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汉族主要分布在杂谷脑河两岸河谷地带，以杂谷脑、薛城为集中；藏族主要分布在米亚罗、沙坝、夹壁、朴头、甘堡、上孟、下孟、杂谷脑、薛城小沟等乡镇区域，即所谓“四土”“五屯”之地；羌族主要分布在桃坪、木卡、通化、薛城、蒲溪高半山及河谷一代，杂谷脑、米亚罗有零星分布。羌区有阳山与阴山之别，阳山为山南朝阳地带，阴山为山北背阴地带，因而得名。如桃坪、木卡等地区属阳山，而蒲溪地区则属阴山。所谓十寨，即“蒲溪十寨”。居于阳山与阴山的羌族有所差异，语言虽然无法交流，却保持着紧密的姻亲联系。

理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邛崃山脉东缘，南部紧接龙门山地槽带。地势由中山向高山和山原过渡，地表由海拔1432米上升到5922米，平均海拔2700米，气候属山地型立体气候，春夏季降水量多，冬季无霜期短，年降雨量在650-1000毫米之间，河谷地带年平均气温6.9-11℃。杂谷脑河由西北向东南纵贯全境，在汶川县威州镇注入岷江。理县地区自然资源富集，森林覆盖率高，物种多样，水能、矿产资源丰富。

理县的剪纸传统也呈现出“文化过渡”的表征，尤其以神龛剪纸为代表，这种神龛与剪纸的组合，在理县的藏羌村寨文化传统中都使用，可视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其信仰内核也呈现出显著的汉文化因素。历史上，理县地区不同于传统的土司统治，自乾隆年间“改土归流”后，即被纳入清政府屯兵制度的管理，以“五屯”著称，与国家政权有着紧密的关联，体现出兼收并蓄的文化形态。因此，理县藏羌剪纸传统可以作为一个探讨“文化混生特征”的典型案例。

（二）区域文化背景

1．建置沿革

理县地区为古岩疆之地，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置维州和薛城县；至德元年（756），被吐蕃攻占，称为“无忧城”；太和五年（831），被节度使李德裕收复，“寻又弃之”；大中三年（849），杜悰收复维州，自此“边防以宁”。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维州更名为威州，属成都府路，领通化和保宁二县。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以威州保宁县隶属松潘宕叠威茂州等处军民安抚使司（宣抚司）。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置保县（治所在今薛城镇）；成祖永乐五年（1407）置杂谷安抚司（治所在今杂谷脑镇）。清乾隆十八年（1753）废杂谷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建杂谷厅；乾隆二十五年（1760），保县并入杂谷厅，升为直隶厅；嘉庆八年（1803），杂谷直隶厅改为理番直隶厅，辖地辽阔，形成了“三番、四土、五屯、六里、九枯、十寨”的格局。民国二年（1913）改厅为理番县，属川西道。1935年，红军第四方面军进据，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民国三十五年（1946）县名取消“番”字，改称理县。1950年1月解放；1951年县治所由薛城镇迁至杂谷脑镇；1960年，设红原县，撤销理县；1963年，恢复理县建置，延续至今。

2．土司制度

嘉绒藏区，在唐朝时期，屡次发生唐蕃征战，较长时期为吐蕃辖地，曾经建立了称为“西山八国”的部落国。历唐、宋至元，中央政权逐步实行州、县、羁縻州以及土司制的统治制度。“五代孟蜀时置长河西、鱼通、宁远（今四川甘孜州嘉绒藏区）三安抚司。宋因之隶雅州。”此为设土司之始。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改安抚司为宣抚司，在旧部落基础上建立土司制度，分封世袭土长官。明代沿袭元制，大肆增设土司。至清顺治年间基本形成“嘉绒十八土司”的定局，包括明正宣慰使司、冷边长官司、沈边长官司、鱼通长官司、革什杂安抚司（又称“丹东土司”）、巴旺宣慰司、巴底宣慰司、穆坪宣慰司、绰斯甲宣慰司、大金安抚司（又称“促侵土司”）、小金安抚司（又称“赞拉土司”）、沃日安抚司（又称“厄克什土司”）、党坝长官司、松岗安抚司、卓克基长官司、梭磨宣慰司、杂谷安抚司、瓦寺宣慰司等十八土司，也称为“西番十八王”。十八土司主要信奉藏区原始宗教——苯教，尊奉大金川雍中拉顶寺（今为广法寺）为总庙和祖庙。乾隆皇帝用兵金川后，杂谷、大小金川土司均被灭族，“改土设屯”，实行“流官制”，实际仅存十五土司，但当地仍旧承认十八土司的存在。按照土司的分布和地理位置，嘉绒藏族被划分为本部和冲部，以马塘为界，西为本，东为冲。本部，包括四土部、大金部、小金部；冲部，包括来苏部、杂谷部、瓦寺部。本部即嘉绒藏区之中心部，冲部也称“口外”。杂谷部为进入藏区之“冲口”，明永乐年间授安抚司。杂谷土司为地域较大的土司，东至通化、西至党坝，绵亘千余里，地广人众，号称“大酋长”。乾隆十七年（1752），杂谷土司苍旺扩张地盘，侵占梭磨、卓克基领地，清廷用军征讨，苍旺被擒杀并遭灭族。杂谷脑的藏民、羌民与保县汉民长期错居杂处，当时，境内105寨的4万余藏、羌民皆“换置衣帽服饰，呼请改属内地”。清政府于是决定废除杂谷脑土司，实行改土归流，设杂谷厅，后改为理番直隶厅，以保县旧城（今薛城镇）为治所。杂谷土司所辖之杂谷、甘堡、上孟、下孟、九子等五部为“五屯”，杂谷脑以西的梭磨、卓克基、党坝、松岗保留土司制，合称“四土”。由此构成“四土五屯”，均属理番直隶厅和维州协同管辖。土屯即寓兵于农、“以夷治夷”的屯兵制度。屯制规定，屯官只准习武，不准修文（历史上只有九子屯羌族有一名学额，其他四屯没有学额），也不准经商（图1-4）。

杂谷土司辖地改设五屯，以各寨头人选补为屯守备。计有甘堡屯、杂谷屯、上孟董屯、下孟董屯以及九子屯。前四者为藏区，九子屯为羌区，故有“羌为百姓，番为土官”之说。土屯制度由屯总土守备（正五品）、总旗土千总（正六品）、大旗土把总（正七品）、小旗土外委（正九品）、寨首、百姓的等级序列构成。屯官由政府任命，实行薪给制，原则上官职不能世袭，实际上，守备已几近土司。屯官又有额设与增设之分，权力、赡银等同，额设者有继承权，世袭罔替，不准新增；增设者则因功增补，没有继承权。杂谷、甘堡二屯各有两名额设守备，其他三屯守备则有额设、增设各1名。五屯辖3000户藏、羌民，每户挑选1名屯兵，共3000屯兵，“被选者皆以为荣”。其中1500名为“正额”，每人每月饷银六两，另1500人为后备，是为“余丁”。至1936年分区设署，改屯设乡，五屯被编为乡、保，按统一行政编制。

自推行改土归流，嘉绒藏区政令统一，使得地域局势发生转变，处于川西北边陲的杂谷脑和薛城两地成为通向甘、青、藏的要塞和商品物资集散市场，呈现出贸易繁荣的局面。而杂谷地区也成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区域，在民俗、礼仪和服饰等方面，都呈现出藏汉文化融合的特点。

3．政教关系与混生信仰

嘉绒藏区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在清乾隆年间金川之役前，黑教一统天下。喇嘛教传入以前，“苯教”（也作“本波”“苯钵教”“波教”，俗称“黑教”或“黑经”）被认为是藏区原始宗教。原始苯教尊奉崇拜世间万物，如天、地、日、月、星辰、山、石、水、草木、雷电、飞禽、走兽等，实行杀牲祭神。至清朝末期，金川境内的夺尔基神山，还实行烧祭活牛、马、羊之俗。“苯”原意指“瓶”，系早期巫师施行法术时，所依助的神坛或法器转变而来，遂逐渐演化为宗教名称。苯教把世界划分为三部分，即天（赞）、地（年）、地下（鲁，也称“龙”）。苯教与佛教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与渗透，相互吸收精华，但基本特征则保持不变。作为宗教标志，“雍仲”符号的转向各不相同，藏传佛教是“卍”，苯教则是“卐”，相应的入寺、转经的路线也按照这一教徽标志转向进行。苯教以此作为自身标志，代表永恒、坚固、无穷无尽。再者，藏传佛教日常念诵“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苯教则是“唵嘛之嘛吔萨来德”，称之为“嘛之经”。

在嘉绒十八土司地区，苯教曾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之后，清廷下令灭苯兴佛，苯教主庙“雍仲拉顶寺”被改称“广法寺”，推行佛教。然而，大众苯教信仰并未完全禁绝，仍保留近100座苯教寺庙，也有部分寺庙中存在苯、佛共存的现象。

藏传佛教各派别在嘉绒藏族也均有分布，有噶当派、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觉囊派、格鲁派等，各有寺院僧众。宁玛派最早传入，早在吐蕃王超藏王赤德赞普时期，“七觉士”之一的巴果白诺杂纳便进入嘉绒本部传教。宁玛派在嘉绒藏区的影响比较深远，其他支派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也在其后传入。金川战役后，清政府强令大兴黄教，因格鲁派是最晚形成的派别，嘉绒区信众默许宁玛派抵制格鲁派，因而修建了不少宁玛寺院。格鲁寺院多为1776年后建成，即使有官方的支持，也无法与宁玛派和苯教抗衡。

宗教（以苯教与藏传佛教为代表）在嘉绒藏族的精神世界拥有崇高的地位，嘉绒藏族在土司统治中杂入宗教成分，并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土司、守备都普遍支持宗教，并建立比较完整的寺庙组织。大寺有活佛、温布、堪布或大喇嘛主持，如苯教的主寺设有宗教官“郎宋”，其地位与土司平行，名义上不受土司节制，但实际上往往由土司的兄弟充任，与土司形成“政教一家”的局面。

嘉绒藏区处在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的走廊带，多元文化汇集，除了传统的苯教与藏传佛教信仰，汉传佛、道教也留有历史“烙印”，甚至形成了所谓“混合教”的文化现象。如地处嘉绒藏区大神山的“墨尔多”寺院，现在除了藏传佛教各派和苯教，还供奉道教的祖师爷以及民间诸神，或分殿供奉，或佛、道、神、巫共居一堂。此外，嘉绒地区还有“城隍庙”“龙王庙”“文昌宫”“太子庙”“文昌庙”“三圣祠”等汉地民间信仰的庙宇。明代以来，伊斯兰教传入此地；清末至民国年间，天主教和基督教也开始逐步进入此地。嘉绒藏族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层次的格局。

理县地区的藏传佛教主要以格鲁派和宁玛派的影响力为大。理县杂谷脑和下孟乡的藏民信奉黄教，寺庙有杂谷脑宝殿寺（图1-6）和下孟弥勒寺（图1-7）；米亚罗镇和上孟乡的藏民主要信奉红教，寺庙有夹壁苏禅单寺和上孟桑登寺（图1-8）。理县又因处于“冲口”的区位，汉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当地的民俗生活。根据《理县志》所载，汉传佛教、道教在理县都曾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建有佛寺、道观，并有信众。乾隆十七年（1752年），维州右营在杂谷脑营盘街建武庙，坐北朝南，三殿两院，设有戏楼，有驻寺僧人。殿前近十亩地的大坝子是维州右营的练兵场坝，军士大都是汉人；正殿供奉武圣关羽；东西侧殿分别供奉周仓、关平；后殿为楼阁，下层供菩萨娘娘，上层供川主、土主等偶像神，即神格化的历史人物。每年正月初九至十五期间，杂谷脑、薛城等地均要办庙会，届时会举办“迎菩萨”活动，到南沟灵佑祠迎请川主（李冰）、土主（李德裕）、策公（楞）、岳公（钟祺）、二郎（李冰之子）、吴大老爷（曾任理番厅同知，在任编修《理番厅志》），四面八方的人会高举庙内仪仗，欣舞着龙灯、狮灯、马灯、幺妹灯，从营盘街出发至下寨，场面盛大热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活动被取消，武庙也被逐步拆除。

4．神山信仰与格东崇拜

嘉绒藏族保持着传统苯教神山信仰，苯教观念中，山、天、神、灵可等同，神山本身是宇宙之中轴、世界之中心，还是王者和祖先显世的地方。张原《嘉绒藏人的神山与家屋：在神圣历史中生成的社会结构》一文中，将嘉绒区神山祭祀活动归纳为祭白石、插神柱、转圣地三种基本祭祀方式。神山信仰对藏民实现社会空间分类和社会关系建构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以墨尔多神山为核心，整个嘉绒地区形成了一个具有等级性和地域性的神山体系，从家户屋顶上的白石，到村落祭坛上的白石，再到部落山神和地域主山神，特定组织范围内的人群供奉特定类型的山神，山神祭祀也是划分边界与整合人群关系的一种手段。

神山，藏语称为“柔达”，嘉绒藏区的最高神山“嘉尔尔木·墨尔多山”，简称“墨尔多山”，意为“地母神”或“土地神”，被誉为藏区四大神山之一。传说，很久以前，藏区各大神山的山神们为统一归向和辖地领导权召开了会议，目的是排列座次、划分隶属关系。喜马拉雅山神是会议的主持者和发起者，正当众神就位，会议即将开始，东方赶来的墨尔多山神迟到，然而，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于是他就坐在魁首法座，激起众怒。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经辩、九九八十一天的比武，墨尔多获胜，众神诚服。墨尔多夺魁归来，来自西方的夺尔基山神（夺尔基意为“金刚神”）不服，随之挑战，经过一番比试而被墨尔多降服。据说，至今墨尔多神山西北有一雄峰，呈躬身哈腰状，即夺尔基。墨尔多四周的山也都臣服并被其册封排位，如“四姑娘山”（来自嘉绒藏语“斯古拉柔达”的音译，本意为“保驾山神”）。在现实世界，墨尔多神山也被具象化，在墨尔多庙，其本尊以骑驴的青面武士形象显现。

嘉绒藏族骨子里有对英雄与武力的崇拜。“阿米格东”是嘉绒藏族世代相传的英雄人物，有学者称当地的阿米格东信仰为“阿米格东文化”，是嘉绒藏族民间文化与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甚至将专门纪念阿米格东的“代汝节”（冬月十三日）认知为“嘉绒新年”，理县一代称为“甲纳（烈）节”或“格东节”，其隆重的程度可与新年相媲美，可见阿米格东在嘉绒藏族心中至高的地位。相传，格东降生在一户老夫妇家中，他食量巨大，因家贫无力供养而被弃山林，然而他天生神力、不养自生，在深山老林中成长为大力士。后来妖魔作恶人间，格东出面与妖魔苦战数月，于兔月十三日（即农历冬月十三）将妖魔扫尽，自己也因精血耗尽含笑离世。因此，为纪念格东的功绩，人们以冬月十三作为纪念日。“阿米”是大小金川、四土地区的语音，理县五屯地区嘉绒话称为“阿乌”，即“爷爷”的意思，所以，“阿乌格东”既是伟大的英雄，也有着祖先的意味。

民间广泛流传的“阿乌格东”（阿米格东）的故事是口述版本，也有名为《格东特青》的藏戏版本（藏语称为“陆呷”），要戴面具表演，舞台上还要挂墨尔多山神的唐卡或神山的山水画。在传说中，格东行军经过的地方，根据他驾临的时序，不同地区会在秋冬季节的十月十三、冬月十三，或春季的三月十三举行“代汝节”。据丹巴地区传说，阿米格东消灭妖魔后，藏王想让位于他，可是格东不愿为王，执意回山，于是藏王与他以房屋染白为约，格东每年冬月十三回乡探亲。在这天，人们用白色颜料粉刷碉楼内外，并绘制吉祥图案。节日的庆祝活动，人们要跳锅庄以表达对阿乌格东的赞颂与敬仰，会唱道：“农历十三吉祥日，格东下凡万民幸”。有的则歌颂胜利：“胜利了，阿米胜利了，感谢啊，感谢格东啊；胜利了，白色的人类胜利了，消灭了，黑色的妖魔消灭了！”比较不同藏区流行的英雄神话，相似的基本情节印证了其中的关联性，当属于格萨尔史诗体系，产生于苯教时期。有观点认为：阿米格东文化映射了嘉绒藏区雍仲苯教战胜原始苯教的历史渊源。

5．房名与汉名

嘉绒藏族本没有姓氏，但每家住屋必有名号，此号被称为“屋名”，也称“房名”。林耀华指出这种嘉绒家族制度“为其社会组织的中心”，代表家屋继承人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凡住屋财产，屋外田园土地，粮税差役，家族世系以及社会地位，都在屋名之下。住屋建造时，即命名屋名，此后，凡是继承屋名之人，享有相应的一切权利，也负担义务。屋名承继为双系制，男女皆可传代，子孙永远承继，但每代只传一人，嘉绒藏族十分重视房名，家族绝嗣或外迁，后继者要袭用旧号，甚至原址重建，也不可改变旧号。房名也有等级之别，分上中下三级，最高为土司土舍，中屋为头人，下屋为平民。

嘉绒藏族有时会按房名取名字，如科娃泽、郎门斯足，科娃、郎门为房名，泽、斯足为名字。理县杂谷脑河流域是人们入藏或进入川北草地的一条孔道，自古以来便有官府驻防，也有许多商人来此经商，因此，这儿的藏族与羌族都有汉姓，汉语（四川话）和汉文化习俗都很普遍。理县嘉绒藏族都有藏汉两名，既有藏族名字如彭措、扎西、格列、丹真等，同时又有汉姓张、王、李、陈、柯、龙等，有的使用汉姓藏名，有的是汉姓汉名。因为藏族原本仅有房名，没有汉姓，四土等地称屯上人为“假卡补”，意为“介于汉藏两族边界的人”，即指明五屯人的特点，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这里有汉姓。取得汉姓的重要的方式：（1）房名音译，如桑家的房名是“桑几”；芶家的房名是“芶斯”；安家的房名是“安波”；莫家的房名是“莫来”。（2）房名意译，如侯家的房名是“格支”，“格支”意为“猴”，即取侯姓；包家的房名是“客慎”，“客慎”意为“豹”，即谐音为“包”。（3）藏名转姓，如1861年下孟屯守备“穆祖索朗”进京时取汉名“穆泽周”，因以“穆”为汉姓。（4）汉人顶门户，土屯制度要求各户出兵丁，如家中绝丁或不愿出兵，即招汉人顶替服役，归来后即顶立门户，享有屯田与饷银，并沿用汉姓。（5）汉文化推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汉语在五屯地区进一步推广。教书先生每到一处，藏民都会请其取汉名。有的整条沟或寨子大部分都是一个汉姓，如甘堡屯八什脑寨大部分姓“岳”，甘坡坝寨大部分姓“张”，没有汉姓的家户还会向别人家借汉姓。

（三）村社概况

1．震后重建的甘堡藏寨

甘堡乡北连上孟乡，西南接杂谷脑镇，东靠下孟乡、薛城镇和蒲溪乡，辖六个行政村：甘堡村、日尔脚村、八什脑村、联合村、熊尔村、耳浦村。该区域本为杂谷土司领地，清乾隆年间推行“改土归流”后，属五屯的甘堡屯。甘堡寨为桑、苟两氏守备的官寨衙门，至今寨中还保留桑氏守备官寨原址（图1-6、图1-10）。

甘堡系嘉绒语“贡蒲”的音转，“贡”意为梁、岗、坡；“蒲”意为寨或人户，甘堡即坡上村寨，也称“贡蒲甲穷”，意为百户大寨，是寄寓屯兵文化的传统大寨。甘堡是规模较大的嘉绒藏寨，村寨依山而建，幢幢相连，户户相通。地处317国道旁，距成都市192千米，距理县城8千米，是由川入藏的必经之路，也是由成都进入川西北藏区腹地的必经之路。甘堡靠近交通要道，与外界的交往频繁，经济也较为发达，靠近水源，生产生活条件十分便利。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对甘堡藏寨造成了严重破坏，千年古寨几乎毁于一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和《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对口支援方案〉的通知》精神，秉持“原址重建，修新如旧”的原则，在援建方湖南省提供4000万元资金的支持下，甘堡藏寨于2009年3月5日正式动工重建。甘堡寨震后重建的经济重心转变为发展旅游业。

经过规划，甘堡藏寨重建167户房屋，建设用地面积19.41公顷，总建筑面积40110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26298平方米、公共建筑面积3821平方米，步行街、梯道、广场、庭院灯空间用地为18655平方米。规划提供120、140、160平方米三种户型为村民自建或建筑设计单位参考使用，其中底层开间统一、整齐，便于开店经营；厨房位于院落一侧，屋顶有平台，可供晾晒或观景。在重建过程中，老寨建筑原址重建按原材原高，原屋顶形式建设，建筑外墙及建筑风格保持传统本地特色，同时对室内功能及底层门窗进行功能提升。按照传统藏式风格标准，以嘉绒建筑中独特的弧形窗套、墙护角、窗楣凸缘的彩绘等民族元素为主体，外墙为白墙面，红线条相间，实现民俗传统文化与现代技艺的巧妙结合；建筑内部功能和建筑材料基本实现现代化（图1-11、图1-12）。

由于甘堡藏寨受灾严重，全部房屋受损，在震后重建规划中，人们按照旅游发展的定位复建。村寨入口处树立寨门（图1-13），寨中开辟了一块广场（图1-14），北向的石崖上描绘巨幅格萨尔王壁画（图1-15），广场周围立屯兵铜像，整体打造“屯兵文化”。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五屯锅庄“博巴森根”，成为甘堡的特色表演节目。寨中也建设了一处博巴森根传习所（图1-16），在这里可以开展演艺活动。寨内大多数的家庭都在经营“藏家乐”，提供“藏式风格”的房间和“藏族风味饮食”服务。甘堡藏寨现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图1-17）。在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甘堡的村寨形态与文化传统在逐步发展与变迁。

2．传统民居空间中的神龛构成

传统嘉绒藏区建筑以碉房与碉楼为代表，土石结构，石块垒起墙体、加盖平顶、覆盖泥土，有的村寨也会架设房檐，很少用瓦。民宅一般为两三层楼房，官邸可达五六层。地震前的五屯传统村寨依山而建、就地取材、垒石为室，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大大小小的碉房组成村寨建筑群，包括碉房、高碉、守备官寨等，宛若一个巨大城堡，显露出屯兵时代的文化印记（图1-18、图1-19）。

碉房分为悬山式与平顶式，悬山式以上孟、米亚罗地区为代表（图1-20、图1-21），而甘堡、杂谷脑则以平顶式为主（图1-22、图1-23）。传统嘉绒藏族生活习俗，每逢年节在墙体刷白石灰，用石灰绘画出天地、日月星辰，还有动物和宗教图案，如家遇丧事则不粉刷。（图1-24）这种石屋的特点为冬暖夏凉，并具有防御功能。以三层碉房为例，其整体下宽上窄，底层养牲畜，放杂物；二层用于居住和会客；三层的前半部为房背，用于晾晒粮食，后半部分称为“照楼”，有的人家会设置经堂，供奉佛像、经卷、唐卡。经堂要设在最高层，不能沾染人间烟火，以示对佛祖的尊敬。跨层以独木楼梯或搬梯相连。在碉房中，二层是起居生活的空间，而火塘所处的屋室则是核心的生活、交际与活动的空间，既是灶房也是客厅。在灶房当中，有火塘、灶台以及神龛，都处在房间的中轴线上。在灶房中火塘的位置非常重要，家中待客、议事、娱乐时都以火塘为中心。火塘的上首位称为“卡普”，依墙而立一排橱柜，橱柜上设有神龛；火塘的左侧称为“卡什古”，代表男性的位置；右侧被称为“卡特”，代表女性的位置；下首位为灶台，灶台后为“卡次日”，是小孩及佣人的位置。在整个火塘空间中，传统上有着严格的长幼尊卑秩序，尤其在会客时，不能坐错位置，不然会被视作失礼（图1-25、图1-26）。

在灶房中，卡普是崇高而不可冒犯的神圣位置，因为其上方是祖宗神位，在壁橱上设有神龛供奉家神与祖先。有的人家每天都会烧香祈福，家中来客人时，要请客人喝咂酒。喝酒前，要在神龛前举行开坛仪式@@@“祖公岁岁”，意思是敬祖先、菩萨。传统嘉绒藏式壁橱是一个上下两层的木质橱柜，紧贴于墙后。下层为“帕斯地”，是一个大约30厘米宽的台面。从中间一直延伸到两侧的墙面，在两侧的墙面上“帕斯地”宽度要窄一些，这里是用来放置生活用品及杂物的。当围着火塘跳锅庄时，如果站不稳或者喝醉了，帕斯地的位置和高度正合适用来把扶。壁橱下部还会有“卡尔乌”，即有门扇的储物柜，有时不用于储藏，会在下部留两个洞，可以让猫进去捉老鼠（图1-27、图1-28）。

壁橱上层中间位置是供奉神位的“神龛”，没有藏语称谓，直接以汉语神龛相称。其中供奉的神位是典型的汉文化信仰，一张用汉字书写的神榜：“天地君（国）亲师位”，左侧以小字书写某氏门宗，以及一些民间神祇。各家神榜书写的内容有微差，但形制相同。外缘两侧还有对联，上有横批。神龛顶部有三块板状装饰物，中间高、两边低呈房檐状，此制被称为“三叠水”。神龛两侧延伸的“萨叠”，是一种栅栏状的木架结构，其长度与帕斯地一致，这里就是贴剪纸的位置，上面贴的剪纸称为“萨叠沙克硕”，意思就是“萨叠上的剪纸”。在理县五屯藏寨中，灶房中供奉神龛的习俗融合了藏汉宗教信仰，在神龛剪纸纹饰图案的文化内涵中也有机地呈现出来。

3．村寨节日礼俗与风俗习惯

嘉绒藏族的节日文化可以划分为宗教节会、民俗节日、岁时节令等文化类型。嘉绒地区积淀着深厚的苯教与藏传佛教传统，宗教信仰在藏族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崇高地位，也与节日息息相关。无论苯教、佛教都有固定的寺院节会活动，在寺院举行盛大法事活动，信众要到寺院烧香、拜佛。这类节会有祈祷节、燃灯节、“上九”庙会、墨尔多庙会等；民俗节日有看花节、布谷鸟节、巴底祝寿节、感恩节（斯格仁真）、还山鸡节以及阿乌格东纪念日（即嘉绒新年、代汝节、甲烈节）等；岁时节令则受到汉文化影响较大，包括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春节等，正月期间还会组织狮灯会、龙灯会等。据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资料报道，甘堡的各种会期有：三月三娘娘会、五月十三单刀会、六月六王爷会、七月七土地会（也称青苗会，会中请喇嘛念经，祈祷丰收）。藏族人家中也供有家神（天地国亲师）。四月十三日举行哑巴会，为期三天，目的是消灾、免难、赎罪。各寨都有哑巴庙，由喇嘛念经，有人装哑巴（老年人居多）。哑巴会第二天，装哑巴者只能吃一餐；第三天不吃东西也不说话；第四天早晨，由喇嘛吐“开口水”后始能说话。冬月十五燃灯会，家家户户要点灯，喇嘛寺要念经、跳神舞。

在理县地区，春节早已成为最盛大的节日，据《理番厅志·风俗》载：“祭祀之礼，元旦伏腊与他邑无异。”甘堡藏寨过年习俗基本与汉族春节相似，但又保留了藏族的习惯，汉藏融合是五屯地区文化传统的重要特征。

每年除夕开始，甘堡人就要早起准备节前的重要事宜。首先要扫扬尘，将家神龛扫除落尘，在火塘烧柏枝起烟，以洁净室内。然后点三炷香，分别插在火塘旁、神龛以及院外，在神龛前恭拜，默念祈福经文（图1-29）。随后到房顶平台的煨桑塔“求烟烟”，在松柏枝中加入腊肉、灰面等一起烧化，以烟云滚滚为佳，代表吉祥（图1-30）。然后，贴对联、门神，挂“玛尼旗”，放鞭炮（图1-31）。准备妥当，全家人带上杂粮、香纸、烟酒，到山上墓地祭祖（图1-32）。甘堡藏寨的墓地已经呈现出明显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特征，这里已经实行土葬，坟茔起坟丘立碑。从光绪时期的墓碑可知，当地融合汉式的葬俗形成已久，墓碑上刻有“清故显考□公讳□□老大人之墓”的碑文，并配有对联与横批。当地藏族的祭拜方式与汉族基本相似，杂糅藏汉习俗（图1-33）。人们祭祖后回家，开始准备盛宴，晚上全家人吃团圆饭，围炉烤火、饮酒畅谈、通宵达旦，也称“守岁”。

大年初一，寨子里的人不能外出，也不串门。初二，人们就开始走亲串户、相互宴请，到了晚上，会组织狮灯会。耍狮子是嘉绒藏族的传统习俗。相传在很久以前，嘉绒藏族遭受了一场大瘟疫，许多人因此丧命。佛祖示现说，西方有一头白色的狮子能帮助人们扫除瘟疫。人们按照佛的指点，请来了五百阿罗汉中的笑和尚以及观世音菩萨派给人间的五神人之一——孙猴子，还有一头一同从西天到来的浑身雪白的狮子（佛的护法神），他们共同降临人间扫除瘟疫。瘟疫被扫除了，人间又恢复了平安吉祥。所以，当地每年春节都要舞狮以祈求驱邪逐疫、福寿安康、四季平安吉祥（图1-34、图1-35）。

婚姻是人生大事，嘉绒藏族的婚姻主要可分为恋爱、选配、订婚与结婚等程序，其婚姻礼俗讲究而繁复。过去嘉绒藏族的婚配重视“门当户对”，看重“根基”，俗称“根根”，即血统与身份，要求骨系相等、属相相合。同等级内，可以自由恋爱，但一般由父母包办。如果双方家族确定联姻，经过订婚的程序后，就要操办隆重的婚礼，婚期请喇嘛选定。婚礼主要分为接亲、出嫁及回门等过程。男方“接亲”，由一能言善语、懂礼数的长辈带领8至10人，带上礼品-一个系有哈达的“甲烈”（也写作“夹勒”），即“人人馍馍”，在火炉内烤制的人形面馍，头上为三角形，身材苗条，腹部贴一小面人，预示儿孙满堂，一道前往女方家中接亲，由女方承办喜宴。女方家亲友在接亲队伍到来之际关闭大门，有的在屋顶泼冷水，待男方递上“喜封”（断水礼）才停止泼水，进屋后热情招待。“卡普”位置坐女方长辈，“卡特”位置坐陪新娘的姑娘们，“卡什古”为接亲人的席位。入席坐定，接亲长辈便开始说《卡什咪》，大家喝酒静听。然后大家进行晚餐，女方家人用麦草当筷子为难男方宾客，此举会引得女方亲友哄笑。女方亲友会集体唱歌讽刺、戏弄接亲客，故意让客人尴尬、难堪。晚上，女方家长者先敬神、祭祖，举行咂酒开坛仪式，并由男方的“说客”作《洽出》（开坛辞）。开坛仪式后，向神龛挑一点酒糟以示敬神敬祖；再挑一点酒糟放在水瓢内，掺入些许饭菜、面粉，送出大门洒向祖坟方向。此时，主家点燃火炉，请客人坐下喝咂酒并开始跳锅庄，对唱的歌词有既定的套数。翌日，新娘穿戴、打扮、哭嫁，出嫁行装也要有人人馍馍。“馍馍”头包红绸，插上“簪花”，颈上搭哈达，胸前挂银牌，身挂红黄绿三色布。敬神拜辞长辈后，新娘乘马或轿子出行，接亲客在前，新娘居中，送亲人随后。一行前往夫家，引入厅堂，新娘于门右席地而坐；新郎身着长衫、系红腰带，头裹青色布帕，上插“金花”，跪在门左；亲友皆席地而坐，静听喇嘛念经。念毕，喇嘛给新郎新娘各敬“末搅丁”（祝福酒），并挂哈达和金刚带。女方由两个经历丰富的人讲述藏婚历史，颂扬女方，意在抬高新娘身价。三天后，新娘回门，在娘家待到次年过年前，方被接回夫家开始家庭生活（图1-36、图1-37）。

如今生活理念与方式转变，传统理县嘉绒婚俗也在发生演变，开始转向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既保留嘉绒婚俗的核心仪式，也吸纳了西式、汉式婚礼的成分。这种变化对传统婚俗造成了冲击，如曾经作为重要的教化、交际与娱乐手段的锅庄，已经基本被年轻群体摒弃。当长辈在灶房围火炉跳锅庄之时，年轻人更热衷于新潮的现代音乐，在巨大的电子音响干扰下，长辈们所守持的老规矩也不得不作罢。锅庄已经逐步在理县嘉绒藏族新生代群体中消失，呈现濒临失传的状况。甚至中年一代人也表示只能记忆一些古老唱词，却不解其意。

传统社会每逢喜庆之日，如节日、庆典、寿庆、婚礼、盖房、朝山、迎宾甚至收割时，嘉绒藏族都会跳锅庄以示庆祝，人们往往要着盛装，人数、场地不限，不需乐器。跳锅庄前，要摆放一坛咂酒，举行开坛仪式（即祭山神仪式）。开坛人要么是喇嘛，要么是寨中有学问、能说会道的长者，祈祷山神保佑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安吉祥，锅庄中也蕴含宗教文化成分。锅庄队形可排成整圆、半圆或“一”字形，可在露天也可室内跳。谚云：“巴塘的弦子，四土的锅庄。”“四土锅庄”指马尔康一带的锅庄，在理县则称“五屯锅庄”，与“四土锅庄”大同小异。五屯锅庄分为”“甲尔展格”（大锅庄，可理解为帝王锅庄，以歌颂、赞扬为主，庄重严肃）“得白格”（小锅庄，可理解为娱乐锅庄，以赞美、娱乐为主，开放愉悦）。锅庄歌词典雅精炼、包罗古今、底蕴深厚。除了通行的锅庄形式，甘堡藏寨还独有“端阳锅庄”和“博巴森根”，“端阳锅庄”为五月端午节后的收割青稞、小麦的庆典活动。博巴森根则反映了屯兵文化的历史遗存，为了纪念鸦片战争期间藏族屯兵赴东南沿海抗击英军的英雄历史。

4．藏羌村寨格局变迁

在薛城镇以西，杂谷脑河右岸的10个羌寨，称为“蒲溪十寨”。分为前五寨（属薛城镇）：箭山、半坡、马山、大岐、小岐；后五寨（属蒲溪乡）：休溪、色尔、老鸦、奎寨、蒲溪。“十寨”散布蒲溪沟的半山与河谷地带，属文化传统相通的羌族分支，自称“尔玛”。

2008年地震后，很多蒲溪羌族迁到山下生活，形成一股迁移浪潮，在今薛城镇筹边楼后方，一片羌族新村被称为“八家寨”，即是从山上迁下的八个家族，大约三十多户人。再如达色沟的传统藏寨科多寨，震后藏民多迁出，蒲溪羌族大量移入，如今基本变为羌寨。很多藏族村寨在震后几乎都安置了羌族人家。由此，主客观各方面的因素促成藏羌地理界限的打破，藏羌杂居，相互通婚。在胆扎木沟的克增村，也有几户羌族家庭，在年节庆典活动中，藏羌同欢，村民表演队可以表演藏族、羌族歌舞。如今，不论地理还是文化层面，以往的藏羌隔阂在逐步打破，民族关系和谐共睦（图1-38至图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