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睹繁华之城，叹治理之难
一 利玛窦眼中的大明都市
在说城市设施之前，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城市的概貌，说一说明朝的城市究竟有多大、多繁华，没有这个作为前提，就大谈城市的基础设施以及城市的治理，那是无稽之谈。
不过在说明朝的城市之前，请先容我提一个人，此人叫利玛窦，是万历年间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王应麟在《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注：万历八年，1580）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利玛窦来中国当然不是为了观光，而是传播天主教，只是为了不使中国人觉得反感，他以西方僧侣的身份，用汉语传教。
听起来似乎有些动机不纯的样子，其实不然，他在把天主教引入中国的同时，还与明朝的官员交流并传播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学术，只是可惜“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注：利玛窦语）”。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我们以天朝自居、洋洋自得的时候，一个外国人说出来的话真的如晨钟暮鼓，一语中的。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有汉唐盛世，也有四大发明，曾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在那繁荣富强的背后却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陷，或者说是隐患，那就是科学以及科学精神的缺失。
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回避，也没必要羞于启齿，中国在绝大多数时候独尊儒学，不然王应麟在介绍利玛窦时也不会说他是“泰西儒士”了。
尊儒有其优点，在中国几千年文明中，大多数时候以儒术治国，且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盛世，达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这是毋庸置疑之事。可是也有其弊端，儒家学术说到底是空中楼阁，以一种思想的形式存在，如明灯，引领其追崇者往前，不至于走了弯路，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天下大同、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而努力着，希望天下人都能成为谦谦君子，温恭而知礼，相互礼让，互敬互爱。无数的书生受这个思想洗礼，他们终其一生，只为做一件事，那就是效忠君王，从而实现个人抱负，不枉了十年寒窗苦读，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可其最大的弊端是思想封闭了，科学科技的创新，并不在思考范围内，因此纵观中国历史，极少有哪一位皇帝把科技创新拿到朝堂上去研究讨论，这也难怪利玛窦会发出“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的感叹。
除了不大爱研究科学之外，利玛窦还发现中国人比较骄傲。
这种骄傲可能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而是深埋在骨子里的，从两汉到盛唐，再从两宋到明朝，这个民族在世界之林一枝独秀，万邦来朝，藩邦无不臣服。为此，这种骄傲是与生俱来的，是环境给予的，却也是危险的。
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一旦自恋自满，不进则退，其后果便十分可怕了。
另外，让利玛窦感觉不太好的是中国的礼仪。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大吃一惊，礼仪怎么会不好？其实并不是说有礼不好，利玛窦也盛赞中国人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只是有些过头了，任何事情一旦做过头了，无论多好的事都会变成坏事。
比如中国人最讲究的饭局，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坐下来边吃边谈，只要坐下来了，酒杯一碰，万事都好说，以至于每个有身份的人都有应酬不完的饭局，针对此现象，利玛窦直言太浪费时间，太累。
本章的内容，看到这里也许会让部分人觉得反感，你抛出一个外国人说事，有点指桑骂槐之嫌啊，说闲事儿就说闲事儿，讨论民族做什么？
我并非是在贬低儒术或这个优秀而古老的民族，任何一种制度、思想都有利弊，就像任何一个人都有优缺点一样，然只要时刻觉醒着，识己之所短，习他之所长，依然可以傲立于世界之林，一枝独秀。好了，说完了缺点，咱们也来说说优点。
别看那时候的西方，科学的种子已然萌芽，但是，与中国比起来，依然犹如萤火之于皓月，无法相提并论，中国是他们眼中无可置疑的天朝上国。所以利玛窦在游历中国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而且中国人非常博学，“天文、地理、文学、数学都十分精通……”也正是因为中国的魅力，利玛窦最终在北京定居，万历二十九年（1601），万历帝下旨许利玛窦在中国永久居住，北京宣武门内著名的天主教堂——南堂就是他建的。
利玛窦用“举世无双”来赞叹中国的伟大，并非是夸张或讨好之辞，对利玛窦来说没有这必要。那么明朝在当时的世界之中有哪些伟大之处呢？
我总结了一下，有三点：一是规模，二是商业，三是整洁。下面我一点一点来分析。
首先是城市的规模。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有好几处，北京、南京、苏州均达百万以上，特别是苏州府，有235万人口。这种规模的大都市，在欧洲人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当时的欧洲，几万人已经算是大都市了，而在中国人眼里，几万人不过是个乡镇而已，在长江流域随便捡一个城市扔出去，放之国外，都是超级大都，让那些老外目瞪口呆。
这并不是我夸张，当时也有葡萄牙、西班牙人来中国，见到中国城市的马路时，直接就看蒙了。
明朝一线城市的马路有多宽呢？可容十五匹马并行！这在没有汽车并且不堵车的时代，实在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情。还有那些大型的港口，往来商船不绝，码头上从事各种经营的人拥挤不堪，老外见了后，脱口而出一句成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在明朝的一线城市中，最繁华的不是杭州，而是苏州，那么苏州究竟有多繁华呢？
论一个城市的繁华，不是看人多店子多，而是要看数据，就像现在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发布统计数据一样，我们也是根据统计数据来解读往年的经济运行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组明朝苏州的经济数据：
苏州城无论就“财赋之所出”（注：指税收），还是“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注：指手工业）、“驵侩譸张之所倚窟”（注：指商人、商铺等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
这句话出自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之口，一位高官说出这样的话，大体不是空口白话，不会是胡编瞎说的，我们来看一组具体的数字：
据《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府秋粮实征数为2746990石，超过了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四省的总和，到了明朝中叶，苏州缴纳正额税粮为2770000石。
另有嘉靖朝的郑若曾说：“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
郑若曾是一位饱览群书的书生，善军事，曾助戚继光平倭寇之乱，著作有《日本图纂》《筹海图编》《江南经略》等书，只是在经济学上并无建树，所以我觉得他所说的“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这话有些夸张的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
除去北京，由于它是政治文化交流中心，工业并不发达，但达官贵人多，因此属消费型城市，利玛窦在他的游记里说，北京什么也不生产，但什么也不缺，虽未免言过其实，但未尝没有道理。
然而陪都南京则是实打实的繁华之都，自打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的经济虽曾一度凋敝，但由于它处于江南经济带，水陆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又很快崛起，特别是制造业、手工业之繁荣，不亚于苏州。此外，南京还有全国最大的造船厂——龙江船厂，当年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龙江船厂的杰作。还有诸如织造、制扇、造酒、印书等行业皆居于全国前茅，我曾在《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一书里提到，有明一代，中国有四处地方，集刻书、印书及书市于一体，南京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北京、南京、苏州三大超级都市圈外，还有杭州、西安、开封、扬州、广州等一线城市，所以，说“天下财货莫不聚于苏州”略有些夸张，如果天下财货都聚到苏州去了，你置北京、南京、杭州、扬州等一线城市于何地？那些城市不要脸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苏州引领全国的经济、潮流，独居鳌头却是没有错的，这一点确实无可争议。
明朝中晚期，各种风潮四起，特别是在时尚界，服装啊胭脂啊等潮流、时尚的东西，可谓一时无两。当时民间流行两个词语，一个叫“苏样”，一个叫“苏意”，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大明朝只要是属于时尚的潮流的东西，无不来自于苏州，无论是服饰还是工艺藏品，如果说其他地方也在制造，那也只是在模仿苏州的产品而已。那时候的年轻人，如果有不知道苏州的产品，那就是土鳖，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不知道香奈儿，人家就会用眼神鄙视你，让你无地自容。可见当时苏州影响之大。
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时尚圈，只要这个圈子存在，就会有跟风现象，某一款服饰流行之后，满大街都是同款，关于大明时尚界的跟风现象，我曾在《大明梦华：明朝生活实录》一书中具体讲到，为避免炒冷饭之嫌，这里就不说了。
对于这种跟风现象，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人表示不满，明朝当然也有这种愤青，此人叫张岱，常读历史书的人对他应该不会陌生，他曾撰文抨击衣着跟风说：
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模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诚哉其赶不着也。不肖生平倔强，巾不高低，袖不大小，野服竹冠，人且望而知为陶庵，何必攀附苏人始称名士哉？
这语气极有种在微博或朋友圈吐槽的意思，且语言相当犀利，就差没骂脏话了。用大白话说就是：我们浙江人太没主见了，苏州人流行什么，你就模仿什么，人家放个屁你也觉得香啊？比如说头巾的款式，苏州人高了，你也高，走在街上还洋洋自得，问题是高的头巾刚刚流行，苏州又流行低式头巾了，于是你又模仿，袖子的款式也是这样，尽跟着人家走，让苏州人嘲笑说是“赶不着”，永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那能赶得着吗？你们看看我，不在乎头巾高低，能戴就行，也不在乎袖口大小，能穿就得了，但人家会看不起我吗？远远一望，一看野服竹冠，人家就知道那个人就是陶庵（注：张岱号陶庵），人啊，要想让人家看得起，还是得多读点书，不是说你跟上了潮流就是名士了。
这篇朋友圈的帖子发得有点长，吐槽吐得也有点狠，把整个浙江人都给骂了。
不过书生有书生的气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明朝的文人当中，张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作家，是有真情真性之文士。所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比较赞同张岱的观点，我也不喜跟风，有时候跟一些年轻人交谈，被问及某事物你有没有听过或用过，我摇头说没有时，对方就会发出一声讥笑，“大家都在用，你居然没听说过，哈哈哈……”
说实在的，遇上这种人我会油然生出一股厌恶感，大家都在用，我就一定要用它？
潮流这种东西，有钱有闲情时，跟风追随无伤大雅，要是一味追求时尚，盲目跟风，影响了生活、经济，没必要。
好了，跟着张岱吐了下槽，再来说正事。前文说到苏州商业之繁华，人口之众多，那么苏州城究竟是怎样一番光景呢？我来引用一段利玛窦文字，以便让大家有个直观的了解：
它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它位于一条平静的清河之上，或者可以更恰当地说是位于一个湖上，吹拂着和风，这里的人们在陆地上和水上来来往往，像威尼斯人那样。但是，这里的水是淡水……街市和桥都支撑在深深插入的独木柱子上，像欧洲的样式。经由澳门的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都没有买不到的……
外国人写的文字读起来有点拗口，好在较为浅白，大家应该都能看得明白，它传递出了两个信息：
一是城市的整洁美丽，虽说水上和陆地上船只和人群往来不绝，但并不乱，吹着和风，十分舒适。街市位于水边，有很多桥，有点像欧洲的样式；二是商业的繁荣，不光是本国商品，国外的大宗商品都要经过这条河港，进行大量的交易，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
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一件事，大家都知道有一幅名画叫《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的繁华景象，实际上《清明上河图》有两个版本，一版是宋朝的，另一版则是明朝的。
明朝版的《清明上河图》作者叫仇英，描绘的就是苏州的繁华图景。
我不懂画，把两幅《清明上河图》拿来比较，也就是看个热闹而已。从两幅图的热闹程度来看，苏州丝毫不比汴梁差，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不能再说了，再说下去就透了没文化素质的底了，得说点别的找补找补。
经过我对两幅名画郑而重之地对比后，发现明朝版的要比宋朝版的优雅一些，这不是说仇英画的比张择端要好，而是城市的面貌决定的，苏州是江南名城，莺红柳绿，小桥流水，有人说苏州像少女一样是水做的，柔美娇艳，这比喻不仅不夸张，还比较传神，所以同样的《清明上河图》，在外行人看来，明朝版的要好看养眼一些。
利玛窦说，苏州像威尼斯，这个比喻还是比较恰当的，苏州城内西有太湖、漕湖，东有淀山湖、澄湖，北有昆承湖，中有阳澄湖、金鸡湖、独墅湖，又有长江及京杭大运河贯穿北城。
水系多，桥自然也多，白居易有诗云：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诗中的三百九十桥是虚数，粗略估计，当时苏州城内有桥三百五十九座，城外七百余座，共千余座桥。桥上是行人以及来往的客商，桥下则是往来不绝的商船，沿途商铺林立，随处可见卸货的码头，以及拉船的纤夫和正在忙碌的工人。
细观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每艘船上都有旗帜，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紫色的，不一而足，这不算奇怪，彩旗嘛，在船上很多见，奇怪的是有许多船上居然挂了太阳旗。
太阳代表光明，明朝的船上挂了太阳旗本身并不足怪，只是让我想到了日本的国旗，当时日本不过是海岛小国，奉我朝为天朝上国，难道日本的太阳旗是受了明朝的影响吗？
当然，这只是胡猜，请不要当真。最有趣的是，沿河的街道上，除了行人以及挑担的工人外，还有两只驴在码头边的墙根下吃饲料。从画作中不难看出，驴不仅是拉货的重要工具，更是出行代步时不可或缺的，街上随处可见驮着货物的驴，以及骑驴而行的人，更有些会享受者，在驴背上装了把遮阳伞，出行时就不用怕雨淋日晒了。
看到驴背上装的那把遮阳伞时，我脑补了一个画面：现在有人在电瓶车上装遮阳伞，电瓶车俗称电驴，你看看，古人和现代人的思维竟出奇地一致！
除了驴之外，还有骆驼，都是驮了货的，应该是从北方来的商人。
沿街除了商铺外，街头还有设摊叫卖的，从码头上卸了货后，直接就在街上卖了，而且有很多人围观。
沿河两岸，都栽了树，街道的景观很干净，也很漂亮。鳞次栉比的亭台楼阁，在绿树丛中时隐时现，那些豪华的楼阁，除了酒楼、茶楼外，还有戏园、青楼，有弹唱的、跳舞的……可以想象一下，在车马声、叫卖声的衬托下，苏州城是多么的繁华、热闹。
我花了很多时间盯着这幅图，一边看一边惊叹，完全忘了我是个写作者，于是千头万绪无从整理，更不知从何处下笔描绘苏州的繁华，算了，换个话题，来说说南京。
还是引用利玛窦之语，来看看南京的总体情况：
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他们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名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
这样来描述南京应该是毫无夸张成分的，不过利玛窦描述得比较粗糙，只是一个大体的轮廓，无法窥其细节，不妨再来看看仇英的画作。
有些朋友大跌眼镜，仇英画了苏州后，还画了南京呀！
是的，仇英在明朝绝对是个勤奋且笔法精湛的画家，他不只画了明代的《清明上河图》，还画了幅《南都繁会图》，整个南京的繁华景象跃然纸上，真正是个了不起的画家。
同游览《清明上河图》一样，我也把《南都繁会图》细细地看了很久，再次为之惊叹，同时又再次不知从何下笔。不过细看有细看的好处，让我发现了几个独特的地方，不知是不是南京是陪都的缘故，管理相对严格，秦淮河两岸店铺的招牌比较统一，大部分都是白底黑字，或淡黄底黑字，从整体上看比较惹眼。
为什么说惹眼呢？如果这一行为，真是官府刻意为之的话，不免有些画蛇添足，试想一下，街市两边商铺林立，一眼望去白幡随风摇曳，那是怎样一种感觉？跟阴间一样，无论是从画作上看，还是置身于街市之中，都不如苏州来得和谐。
可能南京作为陪都，是繁华富庶之地，这里的百姓看上去比较安逸，更懂得享受生活，从街市的场景来看，南京的百姓要比苏州更爱瞧热闹。
最为瞩目的是鳌山灯。《山海经》里面记载着一则传说，说是远古时候渤海有五座大山，浮于海面，漂浮不定，玉皇大帝令十五只巨鳌，将五座山抵住，使之不再移动。人们为了感谢那些巨鳌，制灯以作纪念，后逐渐演变为游乐节目。
画上的鳌山灯很大，以木料制作出假山模样，上插翠柏，供奉风神、火神，饰有各色彩灯，底下有人伴舞。
在那鳌山灯的左侧，有一行人踩着高跷，悠悠然地走在闹市之中。更神奇的是居然还有高跷马，四个人骑在马上，舞刀弄枪。旁边坐了许多观众，坐在最面前的应该是有钱的爷，桌上摆放有食盘，状态悠闲；右侧是一支杂耍班子，两名童子头上顶着长长的木梯，木梯上正有一人做着各种动作，周边围了许多路人。另有舞狮、舞龙的，敲着鼓说评书的……
在鳌山灯的南面，则是东西两洋货物店、西北两地皮货店、川广集货等店子，售卖的是中外各地物品，也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当地居民受到西洋文化影响，路上居然有人戴着副眼镜！
看到戴眼镜的那哥们时，我不由被惊了一下，当时的南京人真时尚！沿着这条街往左，是书画一条街，有各家各帖、古今字帖、画寓等店铺。
游览完整幅画后，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南京没有苏州城那样的忙碌，看不到驮货的毛驴，也看不到拉船的纤夫、搬货的工人，来到这秦淮河畔，人们似乎只有一个目的——消费。但是，无论是描绘苏州的《清明上河图》，还是描绘南京的《南都繁会图》，都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那就是街道上都十分整洁，一切都是那么的井然有序，哪怕行人众多，摩肩接踵，地上却看不到垃圾。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是画家故意隐去了脏乱差的景象，还是有环卫工人时时刻刻在打扫街道？
要知道即便文明发展到今天，特别是二三线城市，人多的地方大多数是“脏乱差”三样齐全，街上塑料袋、纸袋、瓜子壳满地都是，刻薄些的人还把西瓜皮、香蕉皮扔地上，稍不留神就得当街表演一次四脚朝天的绝技，难道明朝人的素质比我们还高吗？
我在不少场合都提过一句话：脱掉科技的外衣，现代人和古代人没有区别，所以古人今人不存在素质高低的问题。
任何一个文明的超级大都市，须具备两样事物，一是文明的人，二是完备的清洁系统，两者缺一不可，不然的话，就会污秽满地，臭气熏天，无法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不说，甚至连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无法保证，如果到了这种地步，还谈什么繁荣？而且在任何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背后，必定有一群人在默默无闻地付出，他们或许并不起眼，却在城市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那么明朝城市的清洁，到底是怎么保障和治理的呢？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