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行脚小注
五 回顾
1934年秋天，是个礼拜日，早上9点钟的一通电话决定了我一生的职业。打电话的人是布格列（Célestin Bouglé），当时他是高等师范学院的领导。过去几年来，他表示对我印象不错，不过保持相当距离：原因之一，我并不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另外，即使我是的话，我也并不属于他非常热心的为之安排升迁机会的小圈子。他打电话给我一定是他想不出有其他更合适的人，因为他单刀直入：“你是不是还想要研究人类学？”我的回答是：“是，毫无疑问，是要。”“那么你就去申请到圣保罗大学教社会学课程。圣保罗郊区到处都是印第安人，你可以利用周末去研究他们。不过，你必须在中午以前给乔治·杜马一个肯定的答复。”
巴西、南美洲在当时对我并无多大意义。不过，我现在仍记得非常清晰，当我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提议时，脑海中升浮起来的景象。我想象一个和我们的社会完全相反的异国景象，“对蹠点”（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这个词对我而言，有比其字面更丰富也更天真的意义。如果有人告诉我在地球相对的两面所发现到的同类的动物或植物，外表会相同的话，我一定觉得非常奇怪。我想象中的每一只动物、每一棵树或每一株草都非常不同，热带地方一眼就可看得出其热带的特色。在我的想象中，巴西的意思就是一大堆七扭八歪的棕榈树里面藏着设计古怪的亭子和寺庙，我认为那里的空气充满焚烧的香料所散发出来的气味。这种嗅觉上的幻想应该是因为在潜意识里我知道Brésil（巴西）和grésiller（焚烧的噗噗声）的音非常接近，这两个词的发音如此接近，一直到现在每次我想到巴西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是焚烧中的香料。
事后加以考察，这些想象的意象并不见得是那么随意。我后来学到，一个情境的真相并不能在日常的观察中看到，而是要在一种有耐心的，一步一步慢慢来的蒸馏过程中去寻找，像语音上的类似使我想到香料这件事实，可能鼓励我去演练一种自发自动的双关语，用来作为一种象征的解释工具，那种象征的解释当时我还无法明白地提出来。探险应该不是单纯地走过很多表面上的距离，而应该是一种深入的研究：一件一闪即逝的小插曲，一片风景的片面，或是一句偶然听到的话，可能就是了解及解释整个区域的唯一关键所在，如果缺少那个关键，整个区域可能就一直不具任何意义。
在当时，布格列所说的有一堆印第安人的话给我带来其他的问题。我想他误以为圣保罗是个土著的小镇，最少其郊区住满土著，他误以为圣保罗大概和墨西哥市或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Tegucigalpa）差不多。他是哲学家，曾写过一本书叫做《印度的种姓制度》（The Caste System in India）。他从来没想到是不是最好先去印度一趟，亲眼看看其实际情况（那本著作1927年版的序里有“事件变易不居，制度则长存”这样的豪语），他不认为土著人民所要生存的条件本身会对人类学研究有重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他并非具有此类漠不关心想法的唯一的官方社会学家；事实上，像他这样的例子今天还是存在。
不论如何，当时我自己也非常无知，便相信了那些可以很方便的纳入自己计划里面的幻想，特别是连乔治·杜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并没有清楚的概念。在土著社会还没有完全被消灭以前，杜马曾到过巴西南部，更重要的是，那时候他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人是独裁者、封建地主和喜欢艺术的有钱人等，他们并不能就这个问题给他任何启示。
因此，当马格利特（Victor Margueritte）带我去参加午餐会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在餐会上听到巴黎的巴西大使表示官方的观点说：“印第安人？哎哟！亲爱的先生，他们在几年前就全部不见了。这是我的国家历史上很悲哀、很可耻的一段。但是16世纪的葡萄牙殖民者是一群贪婪残忍的人。他们具有那个时代常见的野蛮性，这实在也怪不得他们。他们把印第安人捉来，绑在炮口上，然后轰成碎片。印第安人就是这样不见了。社会学家可以在巴西发现很多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印第安人么，忘掉算了，你一个也看不到……”
现在我回想起这一段话，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即使是出自1934年的gran fino（上层统治阶级）口中，还是不可思议。当时巴西的秀异分子（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已有所改变了）容不得任何人提起印第安人或是巴西内地的原始情况，不过他们倒会承认，有时甚至自己说出来，他们的长相之所以会有些异国情调是因为他们的曾祖母可能有印第安人血统。不过他们绝对不愿意承认他们的长相之所以有些奇特是因为他们有黑人的血统。在葡萄牙帝国统治的时代，这些秀异分子的祖先倒是觉得有黑人血统并不是什么需要掩饰的事情。拿曾任巴西驻法大使的苏沙—丹塔斯（Luis de Souza-Danta）来说，他毫无疑问有印第安人血统，而他也很可能以此为傲。但是他是一个旅居国外的巴西人，而且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移居法国，早已忘记他自己国家的真实面貌。在他的记忆里，真相早已被一种流行的、官方的理想化看法所取代。在他还记得的一些细节里面，我想他喜欢贬低一下16世纪的巴西人，以免触及他父母那一代的男人所最喜欢的一种娱乐，或许他年轻的时候也仍然进行过那种娱乐活动。那种娱乐是到医院去收集天花患者的衣服，然后把那些有天花传染菌的衣物和其他的礼物一起挂在印第安人经常走过的小径上面。这种休闲活动造成相当可观的成果：1918年地图上面的圣保罗邦，面积和法国差不多，其中三分之二的地方被标示为“只住印第安人的未知地带”；等到1935年我到圣保罗的时候，那些地方连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除了少数几家人在礼拜天常跑到山托斯（Santos）海滩去卖所谓的特产以外。值得庆幸的是，圣保罗的郊区在1935年时，虽然是连一个印第安人也没有，但是往内陆走个3000公里，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印第安人。
在结束关于此段时期的追忆以前，我必须暂停一下，对那个我有机会窥望一下的世界再亲切地望它一眼。由于马格利特（Victor Margueritte）的关系，我才得以认识那个世界（就是他介绍我与巴西大使馆的人认识的）。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替他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一直保持友善的关系。那时的工作是负责出版他的一本书——《人类的祖国》（La patrie humaine）。工作的内容包括带着他自己亲笔签名的书本，代他送给100多个巴黎的名人（他坚持送书的时候必须说是大师送的书）。此外，我还得写新闻稿，建议写书评的人有哪些片段或许他们可以用得上，等等。我对他的记忆一直非常鲜活，不只是因为他对待我一直都很有礼很客气，而且还因为他本人和他的著作所形成的对比矛盾（这种事情最容易给我造成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作品看起来又天真又粗糙，虽然其中也含有相当宽宏的感情，但是他这个人却值得回忆。他的脸具有哥特式天使像常见的那种女性的阴柔迷人和细致之感；他的举动又具有本能的高贵性，这就使他的缺点——爱好虚荣是其中之——不至于令人厌恶或令人惊异，因为这些缺点都似乎变成是他特别的性情与智识能力的一些征象而已。
他住的地方是一间老式的资产阶级公寓，非常宽大，位于第17区（巴黎），现在他仍住在那里，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了，他太太非常辛勤地照顾着他。他太太本人，年龄（年龄会把年轻时候才会发生的身体上与道德上的特征相互混淆之情况消除）使她那一度曾被称赞为“痛快”的个性变成丑陋与易怒。
他很少见人，因为他相信年轻人没人能欣赏他的长处，还因为他曾被官方圈子摒弃过。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把自己的架子抬得那么高，他觉得越来越难找到可以沟通的人。我从来没能确定，到底是自然产生的结果或是经由特意的选择，他和少数几个人共同创立一个国际超人联盟，只有五六个成员，其中包括凯瑟琳（Keyserling）、雷蒙（Ladislas Reymond）、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我想爱因斯坦也曾加入过一段时间。这个联盟的基本关系是，每次其盟员出版一本书的时候，散居世界各地的其他盟员马上称誉那本著作为人类天才的最高表现之一。
但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是马格利特想一个人挑起整个法国文学遗产的重担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份天真。他出身于文学世家对他的这项抱负有相当帮助；她母亲是马拉美（Mallarmé）的表姊妹，因此他的装模作样里面可以用不少掌故和回忆做后盾。他提到左拉、龚古尔、巴尔扎克和雨果的时候，好像他们是他的叔叔伯伯或祖父母，好像他们都把遗产交给他保管似的。当他很不耐烦地大声说“他们说我的作品没有风格，巴尔扎克呢？他有什么风格？”的时候，人家会以为是置身于帝王世家之后的面前，好像他是在提起他祖先那有名的热情奔放的脾气，以便开脱自己的错误似的。凡人似乎应该把那些事情看做是被官方认可的对当代历史上的一些大变动之解释，而不只是一些个人的特征，因此也就应该很高兴能够看到那些脾气还可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出现。比他更有才华的作家不在少数；不过，他们很少能够像他那样优美地对自己的职业怀有这样贵族的想法。
六 一个人类学家的成长
我念哲学的目的，是可以借之参加法国中学教师资格鉴定的考试，但选择哲学并不是因为我真正喜欢念哲学，而是因为我对截至当时所选修过的其他科目都不喜欢。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念哲学班，也就是最高级班时，我有点倾向于某种理性的一元论，觉得我能够支持这种理论并为之辩护；因此我非常用功地念书，想进到罗德里克（Gustave Rodrigues）所教的那一班，当时他被誉为“高级进步的”。不错，他那时候是S.F.I.O.的激烈分子之一[4]，不过在哲学方面他所教的也不过是柏格森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某种混合罢了，令我大失所望。他非常热切地诉说他那些枯燥无味的教条观点，整堂课都激动得手舞足蹈。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天真的信念和这么贫乏的知识能力结合在一起，蔚为奇观。1940年德军进入巴黎之时，他自杀了。
在他的课堂上，我第一次学到，任何问题，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或严肃重大的问题，都可以用同一种方法解决。这种方法就是把对那个问题的两种传统看法对立起来。第一种看法利用常识作为支持的证据；然后再用第二种看法来否定第一种看法。之后，将以上两种看法都证明为不够完整，而用第三种看法说明前面两种看法的不足之处。最后，经由名词的搬弄，把两种看法变成是同一个现实的两个互补面：形式与内容；容器与容物；存有与外表；延续与断裂；本质与存在，等等。这一类的练习很快就变成纯粹是语言的搬弄，靠的是一点说双关语的能力，用双关语取代思想：语音的接近、语音的相似、语音的多样性逐渐成为那些聪明矫饰的知识转折的基础，那些知识的转折被认为就是良好的哲学推理的标记。
在巴黎大学念5年书的收获，就是学到了做此类心灵体操的技巧，做这种心灵体操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维持智识平衡的技巧是这么简单，可以适用于任何问题。为了准备考试，准备接受法国中学教师资格必修课的超级折磨（口试部分，包括先准备几个小时以后，然后随便抽出一个试题出来考），我和同学们设想出各种非常不可思议而奇奇怪怪的题目。我有自信，只要给我10分钟时间准备，我就能够对公共汽车与有轨街车的优劣比较，发表一场长达一小时的演讲，而且使演讲词具有完备的辩证架构。这种方法不但是一把万能钥匙；它还使人相信，只要做些细微的调整，思想上一切丰富的可能性都可以全部简化成一个几乎不变的模式。这有如将音乐都化约成一个单一的曲调，只要音乐家晓得那个调子可以读成高音部或低音部。从此观点来看，我们的哲学训练使智力得到练习的机会，但这些练习却在脑筋上留下枯燥化倾向的结果。
把知识的增加与知识结构的复杂化加以混淆，我觉得还会产生更严重的危险。我们被要求要得到一个动态的综合结论，方法是从最不完备的理论下手，一步步地走到最微妙精细的理论为止；但这样做的同时，由于我们的老师都深迷历史性的研究方法，我们还得解释精细微妙的理论如何慢慢由最不完备的理论演变出来。基本上，这样的体系并不是要发现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而是要了解人类如何慢慢克服一些矛盾。哲学不是科学研究的仆人与帮手，哲学只是意识对意识自身所做的某种美学上沉思。哲学被认为是经过几世纪的演进而构建出越来越高级大胆的结构，同时也解决了均衡或举证的问题，同时也发明了逻辑上的完整性，哲学技巧的完美程度，或哲学论证本身内部的一致性程度，被视为哲学之真伪的判断标准。教哲学有点像是某种教艺术史方法，把后起的哥特式艺术宣称为一定优于较早期的罗马式艺术，就哥特式艺术本身而言，又认为华丽炫目的哥特式要比原始的哥特式更为完美，但做此宣称的同时，却根本不需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不美的问题。记号不与记号指涉对象发生任何关系，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指涉对象存在。专业技术取代真理。经过几年这样的训练后，我发现自己现在非常切身的深信少数几个毫不精致烦琐的信念，和我在15岁时相信的信念大致相同。我越来越清楚地看见这些智识工具的缺陷，不过这些智识工具最少还具有工具性价值，适合我的要求。现在我不再有可能被这些工具内部的复杂性所欺骗的危险，也不会因陷入思考这些智识工具令人着迷的繁复性而忘记其实际用途。
不过，我怀疑我会那么快就决定放弃哲学而改学人类学，可能还有一些更私人性的理由，使我对哲学感到厌恶，而寻求一种逃避之道。在蒙德马桑城（Mont de Marsan，巴黎西南687公里的城市）高中教一年书，边教边准备教材之后，我被调到拉昂市（Laon，古城）。调去拉昂市以后，我在学期刚开始时，痛苦地发现从此以后我要一辈子重复教同样内容的课程。我的心灵结构中的一项特异的质性，应该是一种弱点，使我很难对同一个题目专心两次。一般说来，中学教师资格鉴定考试被看做是一种非人的试炼，通过后，只要高兴，此后就可以一辈子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对我而言，情形正好相反。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就顺利通过，是和我同年应考的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准备那些原理、理论、假设等，并没有使我觉得筋疲力尽。我的折磨来得比较慢：教了一年书以后，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上台讲课，除非每年都让我教一门新的课程。这个问题（可说是一个缺陷）在我必须口试学生的时候，变得更为尴尬：随便抽出的问题出现后，我完全不能确定应考的学生到底应该怎样回答才算正确。连最笨的学生似乎都能把一切相关的答案全部说了出来。那些问题本身，好像因为我曾一度用心思考，而在眼前消失不见了。
现在，我时常想，人类学之所以会吸引我，是因为人类学研究的文明和我自己特殊的思考方式之间，有一种结构上的类似，而我自己觉察不到。我没有兴趣明智地在同一块土地上年复一年的耕耘收获、耕耘收获：我的智力是新石器时代式的。有如土著所放的草原野火那样，有时候会使一些意想不到的地区大放光明；有时候可能使那些地区得到些养料，从那些地区摘取一些作物，然后就迁移到别的地区去，把燃烧过的大地留置其后。不过，在那时，我并不能对这种较深层的动机有任何自觉。我当时对人类学一无所知，我从来没上过人类学的课。当傅瑞哲爵士（Sir James Frazer）最后一次——大概是1928年吧，我想——到巴黎大学去做值得纪念的演讲时，虽然我知道这件事，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听他的演讲。
不过，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收集异国奇物特产的嗜好。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古董收藏者式的兴趣，收集的东西全看我能买得起什么而定。到了十几岁的时候，我仍然不晓得我到底想做什么。一个在较早的时候教过我哲学的教授克雷松（Andé Cresson）建议我学法律。他是第一个建议我该学什么的人，他说学法律和我的性情最合适。我想起他的时候，心中充满感激，因为他那错误的建议里面包含了一半的真理。
由于他的建议，我便不参加高等师范学院的考试。我注册当法律系学生，同时准备考取高中哲学课教师的资格，因为这样最容易。法律系的教学方式受一种奇怪的宿命感所笼罩。在精神上，当时的法律学和神学很接近；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开始进行的一些改革，法律学又渐渐和新闻报道接近；结果便使法律学陷于神学与新闻报道之间，看起来无法给自己找到一个又坚固又客观的基础；要坚固就失去客观，要客观就无法那么坚固。法学家本身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之一，这让我想到传说中那种要向动物学家展示魔灯的动物。很幸运的是，在那时候，只要把那些课程手册背熟，花几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通过考试。法律课所教的东西没有什么内容，但更令我厌恶的是那些学法律的学生。我不晓得现在的情况是否仍然一样，但在1928年左右，一年级的新生可以分做两类，甚至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种族：一种学法律和医学，另一种学人文和科学。
不论“外向”与“内向”这样的名词是多么令人讨厌，用这两个名词来形容两种不同的学生倒是非常合适。一种学生年轻（传统俗话用来指同一个年龄组的那种意思）、吵闹、富侵略进取性，即使是必须采取最鄙俗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地要突出自己，在政治上倾向于右派（当时的右派）；另一种学生过分早熟、彬彬有礼、害羞，通常是左派，他们的目标是进入他们急着要与之平起平坐的成人世界里去。
这种对比的存在很容易解释。外向的学生念书的目的是要进入专门的职业圈里，他们的行为是在庆祝自己从高中得到解放，而且已在社会功能结构中取得了一定的位置。他们处于高中学生那种尚未分殊化的身份与将来要从事的专门工作之间的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时期使他们觉得置身于边缘情境，可以享受两种身份所能享有的一切特权。
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的一般出路——教书、研究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工作——在性质上相当不同。选择文理科的学生并没有真正向童年道别，相反，却是设法要留在其中。教书这行是使大人能一直留在学校里面的唯一职业。文科的学生有个特征，他们有拒绝群体要求的态度倾向。一种几乎是和尚修道士一样的倾向，促使他们暂时或永远的躲入研究工作，全心全力于保存与传播一份和现时当刻无关的遗产。至于那些准备当学者做研究工作的人，他的目的只有整个宇宙的生命差堪比拟。那些认为选择做研究工作等于是做一种认同与承诺的人，实际上是错得离谱。即使是那些自认他们的研究是一种认同承诺的人，所谓的认同承诺并不在于接受某些素材，或认可那些材料的某种功能，也不在于做此选择所带来的机会与危险；他们的认同承诺，实际上是在对他们研究的材料做评断，从外面做评断，好像他们并非其中的一分子那样；他们的认同承诺，事实上只是他们停留于不做认同承诺的一种特殊方式。从这个观点看，教书和做研究不能和专门职业训练相互混淆。研究工作的伟大和不幸，在于研究工作是一种避难所，一种传教站。
在专门职业与可视为避难所或传教站的那些意义不甚明确的活动（其性质往往同时具有避难所与传教站的一些特征，但通常会有一种比较明显的特征）的对比之间，人类学占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人类学属于以上对比中的第二类活动里最最极端的一种。人类学家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可是他想从一个非常高远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人类，那个观点必须高远到使他可以忽视一个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的程度。他生活与工作的情境，使他不得不远离自己的社群一段又一段长久的时间；由于曾经经历过如此全面性、如此突然的环境改变，使他染上一种长久不愈的无根性；最后，他没有办法在任何地方觉得适得其所；置身家乡，他在心理上已成为残废。人类学像数学或音乐一样，是极少数真正的召唤（vocations）之一。人可以在自己身上发现这种召唤，即使是从来没有人教过他。
除了这些个人的特质和社会的态度以外，另外还有一些纯属智识性质的促成因素。1920年到1930年的10年间，心理分析理论开始在法国流行。心理分析理论让我觉得，我们所学的那些用来建构哲学论文，以及后来用来教书所使用的静态的对立——理性的与反理性的、智识的与情感的、逻辑的与前逻辑的——都只不过是一种不必要的智识游戏罢了。首先，在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更重要也更实在的范畴，即有意义这个范畴，它是理性的这个范畴的最高存在模式，但是我们的老师们却提都不提它。其中原因应该是他们对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素材》（Essai Sur les donnèes immèdiates de la conscience）比对索绪尔（F.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更有兴趣。其次，弗洛伊德的著作使我明白对立并不以我们在哲学课上所学的那种方式存在，因为正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最情绪性的行为，最不合理性的过程，还有那些所谓前逻辑的表现等，才是最富有意义的。扬弃柏格森式的信仰，扬弃那种把存在与事物都变成一堆废话，以便使他们成为无法言说的那种绕圈子的辩词以后，我做出以下的结论：存在与事物都可以维持其各自的价值，不必失去其清晰的轮廓，那轮廓正是存在与事物之间借两者间的关系相互澄清界定之物，那轮廓的存在，使存在与事物能够各具其可辨认了解的结构。知识的基础不是弃绝一切关系，也不是以物易物；知识实际上只是选取那些真正的面相性质，也就是选取那些和我的思想本身的性质吻合的性质特征。原因并非像新康德派宣称的那样，并非因为我的思想会对所思之物产生无法避免的影响；原因是我的思想本身也是事物之一。思想既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也就具有这个世界所具的自然属性。
我和同一代的其他人都一起经历过这样的智识成长过程，不过在我自己，这个过程含有因为从小对地质学就非常有兴趣所带来的一些特色。我认为最宝贵的回忆之一，并不是那些到巴西中部一个前所未知的区域去探险的经验，而是在朗格多克地区的石灰岩高原上远足的经验，远足的目的是找寻两个不同的地层之间的接触线。那种经验和简单的散步或看看一些地方很不一样。那是一种追寻，对不明就里的旁观者可能毫无意义，但对我却是智识本身，包含其中所牵涉的一切困难和所能提供的一切快乐。
每一处景观初看之下都只是一片混乱，一个人可以自由地赋予它任何自己想要的意义。但是，除了那些农业上的考虑，人文地理上的不规则，以及其他各种历史的与史前史的意外事件以外，最华丽丰富的意义，毫无疑问要算那些比上列的各种现象更早发生过的，是上列现象必须服从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上列现象的那些地质的演变。一条苍白模糊的线纹，或者是岩石碎片的形状与质地上的一点几乎看不出来的差异，都是以前曾有两个海洋前后存在过的证据，同一个地方，今天我却只能看到一片荒废的土壤。我不顾一切障碍——悬崖的面貌、山崩、矮树丛或耕植的土地——也不顾什么道路、篱笆，一心追寻年代古老的停滞的遗痕时，看来我的行动好像毫无意义可言。但是做如此对比的唯一目的，是为重新捕捉主要意义（master-meaning），主要意义可能不明显，但是所有其他的意义都是一种局部的或扭曲的转换。
奇迹有时候的确出现，譬如：当你忽然发现在一个隐蔽的缝隙的两边，居然并生出两种不同种属的绿色植物，靠得非常之近，而每一种都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土壤；或者是，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与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的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的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后终于用相同而唯一的声音说话。
我开始熟悉弗洛伊德的理论时，很自然地把他的理论看做是将地质学所代表的方法应用到了个人上。不论是地质学或心理分析，研究者最初都发现自己面对着看来完全无法了解的现象；为了掌握、挖掘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的要素，研究者都必须具备很细腻的性质，像敏感、直觉和品位等。即使如此，在那些看似无法理解的一团现象里面所找出来的秩序，既不能是临时权宜性的，也不能是偶然任意性的。地质学家所研究的历史和心理分析家所研究的历史相像，而和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不同，前两者都是要把物质宇宙或心灵宇宙的某些基本特征投射到时间的层面上，很像活人画（tableau vivant，由活人化妆扮演的静态画面）那样。可以把活人画的比喻更往前推一步：那种称为“字谜”（charades）的游戏是个简单的好例子，玩法是把每一个动作都解释成是某些永恒不变的真理在时间的过程中展现的结果，其中的具体面貌，测字谜者认为会在道德的层面上重现出来，但是在别的行业中，那些都称为法则或学说。在这些例子中，美学兴趣兴起的结果都直接导致知识的获得。
雾月18日的改变
当我17岁时，有次度假认识一个年轻的比利时社会主义者。他现在是比利时的驻外大使。他引导我认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更令我快乐的是，阅读他的作品，使我第一次接触到从康德到黑格尔这条哲学研究路线的发展；我接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从那时候开始，我对马克思的钦佩始终不变，每次我要考虑一个新的社会学问题时，几乎都要先重读几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rarte）[5]或是《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附带要一提的是，马克思著作的品质和他是否准确的预言了某些特定的历史发展完全没有关系。追随卢梭（Rousseau）的先例，马克思证明社会科学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各类事件之上，正如物理学的基础并非建立在感官所能觉察到的材料上一样：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模型，要研究其性质，要研究在实验室的条件下会产生哪些不同的反应；以便在日后能把观察所得的结果用来解释经验世界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可能和预测的情况非常不同。我觉得马克思已经很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现实的另一个层面上，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地质学及心理分析的方法相同（此处所指的心理分析专指弗洛伊德所讲的心理分析）。这三门学问都证明，了解乃是把一种事实化约成另外一种；证明真实的事实常常不是最显而易见的；证明真理的本质早已存在于它小心翼翼地要维持其不可捉摸性本身。这三门学问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即感觉与理性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而三者的目标也都一样：想达到一种超级理性主义（superrationalism），把感觉与理性整合起来，同时又不使两者失去其各自原有的一切性质特征。
因此我对当时甫出现的新式的形而上学倾向持反对的态度。我反对现象学的理由是它企图假设经验与现实之间存有某种延续性。我同意现实（reality）不但包括经验在内，而且可以解释经验，但是我从前述三个灵感源泉学到：现实与经验之间的过渡过程是一种非延续性的、断裂处处的过程；我也学到，为了掌握到现实，得先将经验排斥在外，然后再把经验重新整合进一个不带任何感性情绪（sentimentality）的客观综合里。至于后来汇集成存在主义的那些知识运动，我不觉得它们可以算是一种正当的思考活动（a legitimate form of reflection），原因是存在主义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种种幻想过分纵容。把私人性焦虑提升成庄严的哲学问题，太容易导致一种女店员式的形而上学了，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也许尚可原谅，但是这样做非常危险。在科学尚未发展到可以完全取代哲学之前，哲学有其任务，存在主义有容许人们对哲学的任务采取随随便便的态度的危险。哲学的任务是：了解存在与它自身的关系，而不是了解存在与我自己的关系。现象学与存在主义不但没有取消形而上学，反而给形而上学提供了两种辩解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都是社会科学，前者偏向研究社会，后者偏向研究个人；地质学是物质科学，但是它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标孕育了历史；人类学则在社会科学与物质科学之间建立起其研究领域：人类学认为人类的唯一限制是空间的因素，人类的存在给地质史意义上的地球所经历的种种转变赋予了意义，而此意义是历经为数甚多，如同地球的种种动力般无名，甚至不为人知的社会，累积无数个世代持续不断的辛勤劳作的结果。人类学给我带来智识上的满足：作为一种历史，人类学把世界历史和我自己的历史这两个极端链接起来，因此显示了两者共有的存在理由。人类学以研究人类为其目标，使我得以免除疑虑，因为人类学研究对所有人类都具有意义的种种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差异与变化，而不研究专属于某一个单一文明的特有事物，那些特殊的事物在外来的观察者的注视下都消失为乌有，不再存在。最后，人类学满足了我前面提过的那种永远跃动、深具破坏性的口味，因为人类学提供我一堆事实上永远无穷无尽的研究材料，习俗、礼仪和制度样式之繁多，永远研究不完。人类学使我的个性和我的生命之间得到和谐。
情形既如上述，而我居然对人类学的信息一直置若罔闻，看来是件相当奇怪之事。其实我还在学校中迷失的那几年里，法国一流社会学家的著作早已不停地向我传播这个信息。然而，直到1933年至1934年年间，我才如获天启地了解到这个信息。那是因为我偶然读到罗维（Robert H.Lowie）所写的《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一书，在当时已不是什么新书。此书提供给我的，不是从书本上摘取一些观念，然后立刻把那些观念变成哲学思考，此书的作者描述他自己在原始社会的亲身经验，并且经由他自己的参与涉入指出那些经验的意义所在。读这本书使我的心灵可以逃出那种短视的、土耳其浴似的气氛，在那里面，我的心灵被哲学思考的练习所囚禁。我的心灵一旦进入自由的天地，觉得鲜活，充满活力。像一个城市居民被移到山上一样，我沉醉于宽广的空间中，惊讶的眼睛审视环绕四周的财富、多种多样的事物。
我就此开始接触英美人类学，从此保持亲密而持久的关系。起先是远距离的接触，透过书本，然后是经由亲身接触来维持其关系。结果引来严重的误解。首先是在巴西时，大学的教授期待我参与他们的行列，教他们所喜欢的涂尔干式社会学。他们的倾向有两个主要的理由，一方面是实证主义的传统在南美洲仍然深具活力，另一方面是他们想替温和的自由主义提供哲学基础。寡头统治势力通常选用温和的自由主义作为与个人权力斗争的武器。我到巴西时，正是我对涂尔干公开反叛并且反对把社会学用来做任何形而上学的用途之时，那时我正努力要扩展我的视野，毫无任何兴趣再去建造监狱的围墙。从那以后，我常常被人批评为过分奴化的尊崇英美思想。这种批评完全胡说八道。事实上，目前我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忠于涂尔干社会学的传统，法国以外的人对这点都非常清楚。另外，我自动自发地宣扬对我有影响的美国学者是：罗维、克鲁伯（Kroeber）和鲍亚士（Boas），他们的思想和早已过时那么久的詹姆士（James）派或杜威（Dewey）派的美国哲学的差别，我认为是差上十万八千里，他们的思想和目前被称为是逻辑实证论的哲学之间的差异也是最少十万八千里。他们三个，有的是在欧洲出生，有的是在欧洲接受学术训练，有的是受教于欧洲教授，他们所代表的是很不一样的思想：在知识的层面上，他们代表一种综合，反映了4个世纪以前哥伦布去美洲以后才可能出现的种种综合——把一种坚固的科学方法与新世界所提供的独特的实验领域结合起来的综合。他们三个人从事人类学研究时，不但可以利用当时最好的图书馆设备，而且可以很方便地离开他们任教的大学去研究土著社会，就像我们可以去巴斯克（Basque）地区或去蔚蓝海岸一带（Riviera）那样。我在这里所称赞的不是一个知识传统，而是一种历史情境。能够实地去研究那些仍然未被认真研究过的社会，而且是保存得相当完好，一切的破坏才刚刚开始的社会，一定是个很不寻常的方便和优点。让我说个小插曲来表明我的意思。加州的某个野蛮部族，整族被屠灭，只剩一个印第安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在几个稍大的城镇附近活了好多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仍然敲打石片制造狩猎用的石箭头。可是动物逐渐全消失了。有一天，这个印第安人被发现在某个郊区的外围，全身赤裸，饿得快死。后来他到加州大学当打杂工人，安详度过其余生。
七 日落
以上所写的那么漫长、多余的随想或设计，其结果是1934年2月有天早晨，我去马赛港搭船前往山托斯港。从那次以后，还有无数次的出发，在我记忆中全都混合起来，只留下少数几件特殊的印象：首先，法国南部的冬天充满一种特异的欢愉气氛；天空的颜色淡蓝，比平常更不可捉摸，空气锐利刺人，几乎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快感，类似在极渴的时候大口吞下冰冻起泡的饮料那样。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港边热度过高的船只其走道上所弥漫着的强烈味道，海洋的味道，船上厨房煮东西的味道和新油漆味的混合。我也记得在半夜时所感到的满足和心安，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安详的幸福之感。这种感觉是因为模糊地意识到引擎的声音、海水打在船身上的声音所带来的，好像移动本身创造出一种在本质上比静止更为完美的平静；的确，有时在夜里忽然感觉到船已停靠在某个港口而惊醒的时候，静止不动给人带来不安全和不舒服的感觉，渐渐习惯并视之为自然而然的情况，一旦有所变易时，总是令人感到不安。
这些船沿途停靠很多港口。航程上的第一个礼拜几乎全部花在岸边装货卸货上，只有晚上的时候才航行。每天早上醒过来，船已停靠于一个新港口：巴塞罗那（西班牙）、塔拉戈纳（西班牙）、维兰西亚（西班牙）、阿里堪第（西班牙）、马拉加（西班牙）、卡迪兹（西班牙），然后是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奥兰（阿尔及利亚）、直布罗陀（西班牙），航行一段以后就到卡萨布兰卡（摩洛哥），最后到达喀尔（塞内加尔）。然后才开始直接横渡大西洋，有时候直驶里约和山托斯港，偶尔会在最后慢慢沿着海岸航行，在雷齐费、巴伊阿、维多利亚等巴西港口靠岸。一路上的空气渐渐变得暖和，西班牙的山脉渐渐消失于地平线上，顺着非洲海岸，沿岸一带太低，到处都是沼泽，难得直接看见，会有好几天的时间都看到海市蜃楼的奇观，像小丘或像悬崖峭壁。整个经验正好是航行的反面。我们所搭的船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一个居住的地方，一个家，在其前面是一座转动的世界舞台，每天早上舞台会停止转动，使我们看到一幅全新的布景。
不过，当时我对人类学的研究观点与方法仍然不懂，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很有利的机会。在那以后，我学习到对一个城镇、一个地区或一个文化这么匆匆一瞥是很得力的训练观察力的方法，因为停留的时间很短暂便不得不尽力集中精神。为时极为短暂的观察有时候甚至可以使人捕捉到一些特质，这是在其他的情况下，即使经过很长的时间也无法看到的。但是当时我觉得其他的现象更为迷人。带着生手的天真，每天我都站在空荡荡的甲板上，兴奋地望着那片我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么宽广的地平线，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注视着四分之一的地平线，观看整个日出日落的过程，代表着超自然的巨变之起始、发展与结束。如果我能找到一种语言来重现那些现象，那些如此不稳定又如此难以描述的现象的话，如果我有能力向别人说明一个永远不会以同样方式再出现的独特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和次序的话，然后——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能够一口气发现我本行的最深刻的秘密：不论我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时候会遇到如何奇怪特异的经验，其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还是可以向每一个人说个明明白白。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怀疑自己难以再有这种如蒙神助的感觉。我还有机会重历一遍那样热情满怀的时刻吗？那时候我手拿笔记本，一秒一秒地记下我所看见的景象，期望能够有助于把那些变易不居、一再更新的外观形态凝固并记载下来。现在我还是对我那时的企图感到深深着迷，还不时发现我自己的手仍然在试。
船上所记
科学家把黎明与黄昏看做是同一个现象，古希腊人也是这么想，在他们的字眼里，黄昏与黎明都用同一个字来表示，只是在字前加个形容词来表示是指早晨或指晚上。这种混淆充分显示他们的主要兴趣是理论性的玄想，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对事物的具体面貌相当忽略。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里，地球当然很可能是摆荡于阳光所照及的区域与阳光所照射不到的地方或阳光将再照射到的地方之间，这种摆荡的动作本身是个无法分割的运动。然而事实上，黄昏与黎明这两种现象的差异可能比夜晚和早晨的差别更大。清晨是前奏曲（prélude），黄昏则是序曲（overture），后者是在结尾的时候出现而非在开始的时候，像老式的歌剧那样。太阳的面貌预告将来的天气；如果一大早会下雨的话，太阳是阴暗灰白的，如果要放晴的话，太阳的颜色粉红、轻快而带点雾气。但是黎明并不能保证一天的天气状况。它只是启动天候过程，宣布：会下雨还是放晴。日落则是另外一回事；日落是一场完整的演出，开始、中间和结尾全具备。日落奇观好像把过去12个小时之内所发生过的战斗、胜利及失败具体地重演一遍，只是规模小了一点，速度也放慢了一些。这就是人比较注意日落而较少注意日出的理由；黎明所提供的信息，只不过是温度计或晴雨计所表示的信息之辅助品，在比较不文明的社会中，则是月亮圆缺、鸟类飞翔或潮汐涨落所显示的信息之辅助品。日落则把笼罩人类身体的风、寒、热、雨等等联结成神秘的结构，使人的精神提升。人类意识的运作也可从这些软绵绵的星群排列中见出端倪。当天空开始因日落而大放异彩的时候（法国的剧院习惯上在要开演时会敲三响，但在有些剧院中，突然打亮脚灯表示戏要开演），在乡村小路上行走的农民停下脚步，渔夫让船无目的地漂浮，野蛮人坐在变得比较暗淡的火堆旁边眨眼睛。回忆往事是人类的大快乐之一，但是如果记忆真正照本宣科什么都重新来过的话，很少有人会愿意去再经历一次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疲倦与痛苦。记忆是生命本身，但是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生命。因此，当太阳落向平静如镜的水面，好像某个天山的吝啬鬼施舍东西下来那样的时候，或者是当日轮使山峰的轮廓显明，好像一片有锯齿的硬叶子时，人最能够在一个短暂的白日梦中接受启示，那些晦暗的力量、雾气、闪电等的启示，接受那些他整天暗暗地感到在他自己内部交战不已的力量之启示。
因此，人类灵魂内部一定进行过非常罪恶的争战，不然的话，外表上发生的那些平淡无奇的事情，应该不会引起如此壮观激烈的大气层的展览才对。整天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的事情。快下午四点的时候——也就是太阳开始失去外表轮廓的清晰，但仍然维持住亮度的时候，一片金色的光使所有东西变得模糊，这片金色光芒好像是为了遮掩某种准备工作而故意聚集起来似的——门多查（Mendoza）号改变航向。海潮微微涨起，使船只轻轻摇动，每摇动一次，就使人觉得更热一点，不过船改变航向时所行走的弧度很难察觉得到，很容易就会把方向的改变误以为只是正常的摇摆程度稍微增加而已。事实上，没有人注意到航向已改变。在大海中航行，从A航行到B，应该是最接近纯粹几何学式的移位了。没有风景可以告诉人们已经沿着纬度线慢慢地走了多远，或已穿过等温线，已越过等雨线。在陆地上移动50公里路，有时候就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但是在大海中走个5000公里，景观也没什么改变，至少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是如此。不必忧虑行程，不必管方向，对那凸起的地平线后面那片看不见的陆地不具任何知识，像这一类的问题都不会骚扰到旅客的心思。他们似乎觉得自己是被关在某个狭窄的空间几天的时间，目的是越过特定的距离，因此可以替他们的特权赎罪，他们的特权是从地球的一端被运到另外一端，一点都不必动用自己的四肢。不过即使想动用四肢也有困难，他们都变得虚弱，因为他们上午睡觉，懒散的饮食，吃东西早已不能带来感官的享受，而只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每顿饭只要能吃上一大段时间，就可以填充一下空虚的日子。
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做任何努力。人们当然知道在那个大盒子底下是船的引擎，有人在那里工作，使引擎继续转动。但他们不要任何人去看他们，乘客们也没想到要去看他们，船上的官员也不想告诉乘客任何事情，乘客也没有什么话要对船上的官员说。人们只能在船上懒散地踱来踱去，有的船员在通风器上加些新油漆，几个穿蓝色工作服的人在头等舱的走廊上推着一块湿布，这是英里渐渐减少的唯一证明，湿布轻轻的打着生锈的船身所发出的声音隐约可闻。
下午4点50分的时候，西方似乎被一种复杂的结构所充满，那个结构的底部是完整的水平状，像海洋一样。那个复杂的结构好像是经由某种无法理解的运动从海中分裂开来，一层厚厚的看不见的水晶体插入大海和那个结构中间，把两者分隔开来。钩在那个结构的顶端，悬挂入天空深处的方向，好像是地心引力倒反过来一样所造成的，是飘摇摆动的鹰架，膨胀的金字塔和空虚的泡沫，被云朵所构成的模型夹住不动，但这些东西看起来不像云彩，这些东西的外表光滑，有球根状的突起，好像镶上金属雕刻过的木头那样。这个混乱一团的庞然大物把太阳遮盖起来，颜色相当暗，相当突出，只有几处地方显得明亮，在其顶端可以看见一道道的火舌升起。在天空的更高处，许多斑驳的金黄线条慢慢地变成漫不经心扭绞在一块的曲线，本身似乎非任何物质，只是纯粹的光线而已。
往北边的地平线望去，看见的是主要结构变得越来越狭窄，在四散的雪片中往上升，在这些后面，在很远的地方，慢慢出现一条粗线，顶端火红；最接近仍然看不到的太阳的那一边，太阳的光使这些残剩的结构显出比较明显的边线出来。北方更远处，各种不同的形状渐渐消失，只剩下一条色带，暗淡平坦，溶入海中。
在南方，那条色带重新出现，四周围满石板状云，好像天文上的多尔门（Dolmens）似的，立在支持它们的那一大片结构之冒烟的顶端上面。
把背完全对着太阳，直接看着东方，可以看见两群云块重叠，云块的两端向外延伸，看起来好像突出于光线之外，因为太阳光在其后面，照亮了整片小丘状的、膨胀的、稀薄的堡垒，闪闪发光，好像珍珠，闪着粉红的、紫色的和银色的光。
在另一方面，在西方，在那些充斥天空的暗礁背后，太阳缓慢地前行；在太阳往下坠的每个不同阶段中，一两条阳光会刺穿那黑暗的结构，或者会沿着一条路线射出来，在光线出现的时候，把阻碍物切成一堆圆圈形的片片，大小不同、亮度各异。有时候，阳光会缩回去，好像拳头紧握起来那样，好像云制的手套只愿容许一两个坚硬发亮的手指出现那样。有时候，一只灼热的章鱼会从蒸汽的洞穴跑出来，然后又重新缩回去。
日落有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太阳好像建筑师。然后（当太阳光只是反射光，而非直射光的时候）太阳变成画家。太阳一从地平线上消失，光马上转弱，形成的视平面每一秒钟都更为复杂。白天的光线对透视构成妨碍，但在白天与黑夜的交界地带，可以形成奇幻的、同时也是天赐的建筑物。黑暗一降临，一切又都平淡无奇，好像某些色彩美妙的日本玩具一样。
日落的第一阶段开始的正确时间是5点45分。太阳已低垂，但还没触到地平线。太阳一开始在云块结构底部出现的那一刹那，像蛋黄一般喷射而出，光芒四射于仍然与之联结在一起的云块上面。光芒四射之后，紧接着的是光芒回缩：围绕太阳的四周变得暗淡，在海平面与云块底端之间的空间，一整片迷蒙的山脉出现，一下子闪闪发亮不可名状，一下子阴暗而棱角峥嵘。与此同时，本来平坦稀薄的云块变成浑厚汹涌。那些坚实黑暗的形体缓慢地移来动去，背景是一片宽广火红地带慢慢从地平在线往天空的方向延伸，色彩缤纷的阶段于焉开始。夜晚的庞大结构慢慢消失。在白天占据西方天空的庞然大物看起来好像是一块金属，其背后照着亮光，先是金黄，然后朱红，最后是桃红。已经变形最后终于要消失的云块，开始被那亮光所熔解、所灼烧，被一群鬼火牵引上升。
天际突然出现许多雾霭，组成种种网络；这雾霭好像是以海平面的、倾斜的、垂直的、甚至旋涡的各种方式散往各方。太阳光慢慢减弱的时候（好像小提琴的弓从不同的角度移动、接触不同的弦一样），也就把每个雾霭网络轮着爆炸成七颜八色的彩带，那些彩带几乎可以说是每个个别雾霭网络的专有质性，但同时却又完全是任意随机的质性。在个别雾霭网络刚出现的时候，其轮廓清晰、明确、脆而易碎，好像玻璃丝那样；然后慢慢消解，好像是因为暴露于一个充满火焰的天空，热度太高，颜色慢慢黯淡，也就失去本来的个性，往外延伸，越来越稀薄，最后终于消失。一个雾霭网络消失的同时，另外一个刚刚形成的雾霭网络出现。到最后只剩下模糊的蓝色互相撞击，就像是不同颜色、不同浓度的液体，被一层一层地倒进一个透明的碗里，虽然看起来层次分明，却慢慢地混合起来。
然后就很难再继续观察远方天空上的景观了，那些景观似乎每隔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重复出现。太阳在西方一碰到地平线的时候，在东方很高的天空上，突然出现以前看不到的云层，有红紫色的斑点。所能看到的云层很快扩大，出现新的细节和色调，然后很快又暗掉，从右到左暗淡下去，好像有人拿着抹布慢慢地、坚定地将之抹掉。几分钟以后，清澄的天空重新出现于云层的堡垒之上。天空转成紫色，云堡则渐呈灰白色。
在太阳所在的那个方向，一块新的色带从原先的那块色带背后出现，原先的则变得好似一块均匀而模糊的水泥。新出现的色带散出火光。当它的光彩开始暗下去的时候，留在天空深处的斑驳效果，到目前为止仍未演出，现在开始渐渐扩大。天空的底部渐成金黄，四处迸发；天空的顶部，本来一直闪闪发光，变成棕色、紫色。同时，好像是那些斑驳纹迹被放在显微镜下面看那样：可以看见原来是由数不尽的微小光丝所组成，那些光丝像骨架一般支持着天空。
现在，太阳直射出来的光线已完全消失。天空剩下一片粉红与黄色：虾红、鲑红、亚麻黄、草黄；然后可以看到这些丰富的颜色也开始消逝。天空的景观又重新以各种白色、蓝色、绿色再创造一遍。然而地平线还是有些角落享受着自己无法持久的但却独立自在的生命。在左边，一面本来看不见的面纱突然出现，像是几种神秘的绿色的随意混合；颜色渐渐转红，起先是深艳的红色，然后暗红，紫红，炭黑，最后，整个面纱变成只不过是一张粗糙的纸张上面一个炭黑的斑记罢了。在其后面，天空呈高山植物的黄绿色，那条色带则仍然漆黑，轮廓完整清晰。西边的天空上，细小水平状的金黄线条仍然闪闪发光一两分钟，但北方则夜晚已经降临：那些小丘状的堡垒变成是石灰抹过的天空底下一些白色的凸起而已。白天消逝，夜晚来临所经历的这样一系列几乎是完全相同，但又无法预测的过程，是最神秘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为神秘。它让标记很突然地在天空出现，充满焦灼、不确定性。没有人可以预测任何一个特别的夜晚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降临。经由某些不可理解的炼金术，每种颜色都成功地变成其互补色，虽然我们知道，画家如果想取得同样的效果，必须使用一瓶新颜料，把颜料挤进他的调色盘上面。对夜晚而言，它可以调出来的颜色无止无尽，夜晚只是一个虚幻的奇观之开始：天空由粉红变成绿色，但是其真正原因只不过是某些云彩在我没注意到的时候变成鲜红，对比之下，使天空看起来像是绿色，虽然天空的颜色一定也是粉红，不过色调太浅，无法和新出现的非常强烈深厚的颜色相抗衡罢了。不过天空的颜色转变并没引起我的注意，因为由金黄变成红色比由粉红变成绿色更不会引人惊异。结果是，夜晚好像就偷偷摸摸地来了。
于是，夜晚便开始用金黄与紫红的颜色来取代原来由金黄与紫红所形成的景观，温暖的色调被白色与灰色所取代。夜晚的照相底片上面慢慢出现大海上的海景，一幕庞大无比的云彩银幕，出现于大海的上空，慢慢消失，变成两座平行的半岛，一个平坦的沙滩海岸有时会在一个摇摆不定的、低垂的平面上出现，其箭头射入海中。白天的最后几道光芒从一个斜度很大的角度射到云朵的箭头状尖端上面，使之非常突出清楚，好像坚固的岩石一般，使整个幻象变得更为可观。这些云朵看起来就像用光亮与阴影雕塑出来的那样，好像太阳已经不能把它闪闪发光的雕刻刀在斑岩、花岗岩上面，而只能在薄弱、雾气样的东西上面雕刻，不过即使是在衰败下落的时候，太阳仍然维持它原有的风格。
天空慢慢变得不那么拥挤塞满，在那一片海岸景观般的云彩后面，可以看见海滩、珊瑚礁、成群的小岛屿、沙堆等慢慢成形，全都被宁静的天空之海所淹没，天空之海在渐渐消逝的云朵形成的庞然物上面撒上无数的峡湾与内陆湖泊。由于环绕着那些云朵箭镞的天空看起来像海洋，由于海洋通常反映天空的颜色，天空的景观就成为某个遥远的地面景观的再现，太阳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会再下落一次。此外，只要看一下天空底下的真正的海洋，整个海市蜃楼的幻象即刻消失：海洋既不是正午时一片灼热的平面，也不是晚餐后所出现的那种美妙、缓缓动荡着的平面。光线，现在几乎是水平照射，只把正对着它们那一面的海浪侧面照亮，其他的则在阴影之中。海水因此显得非常突出，阴影清晰浓厚，好像是用金属材料打制出来的那样。所有的透明性全部消失。
然后，经由一个很平常，但又一直是无法觉察得到的急速的转变，夜晚又变成白天。一切全部改变。天空，靠近地平线的地方一片漆黑，再往上一点则呈黄色，最高的地方一片蓝色，马上就要出现的白天把残剩的一些云朵逼得四散逃窜。这些云朵很快就成为一些空虚易败的影子，好像布景里边的房屋，灯光一熄，马上显露出它们急就章、临时性的脆弱本质，使人可以看清楚它们所创造出来的幻象，并非它们自己有何可观，只不过是灯光、视线所玩出来的魔术罢了。不久以前，它们还鲜活生动，每时每刻变化无穷；现在则凝结在一个痛苦的、无法改变的形式里面，在天空里面，当天空渐渐转暗的时候，会很快使它们与天空难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