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结束旅行
一 出发
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然而，现在我预备讲述我自己的探险经历。话说回来，我是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终于决定这样做的。我最后一次离开巴西，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在这15年中间，我好几次都计划开始进行我目前要做的工作，但每次都因为一种羞辱与厌恶之感而无法动笔。每次我都自问：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些无足轻重的情境，这些无甚重大意义的事件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呢？一个人类学者的专业中应该不包含任何探险的成分；探险只是人类学者工作过程中无可避免的障碍之一，只会使人类学者平白失去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有效工作时间；有时因为找不到报导人而浪费好几个小时；有时是因为饥饿、疲倦或生病而白费时光；另外还有在原始森林深处生活所无可避免的，像服兵役那样非进行不可的一千零一种烦人而又不得不做的杂事，把光阴平白消耗掉，毫无结果……单是和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接触，就必须花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这并没有使我们的专业增添任何价值，反而应该被看成一种障碍。我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欲追寻的真理，只有在把真理本身和追寻过程的废料分别开来以后，才能显出其价值。为了能花几天或几个小时的时间去记录一个仍然未为人知的神话，一条新的婚姻规则，或者一个完整的氏族名称表，我们可能必须赔上半年的光阴在旅行、受苦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寂寞上；但是，再拿起笔来记录下列这类无用的回忆与微不足道的往事：“早上五点半，我们进入雷齐费（Recife）[1]港口，海鸥鸣声不绝，一队载满热带水果的小船绕行于我们船只四周。”这样做，值得吗？
我自己觉得，这类描述居然相当受欢迎；有市场，真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描写亚马孙河流域、西藏、非洲的旅游书籍、探险记录和摄影集充斥书店，每一本都强烈地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结果是使读者无法评估这些书籍里面的证据是否有价值。看这类书籍的读者，其评断能力不但没有因这些著作而觉醒，反而要求多来一点这类精神食粮，然后狼吞虎咽一番。目前，探险已成为一种生意，做探险者并不如一般所想的那样辛勤工作努力多年，发现一些前所未知的事实；目前的探险不过是跑一堆路，拍一大堆幻灯片或纪录影片，最好都是彩色的，以便吸引一批观众，在一个大厅中展示几天。对观众而言，探险者实际上跑了20000多公里路这件事，似乎就把他一大堆其实待在家里也可抄袭到的老生常谈和平淡闲话，都神奇地变成有重大意义的启示录了。
从这类有图为证的演讲里，从这类旅游书籍里，我们到底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的是：需要几个旅行箱；船上的狗如何胡来；东拉西扯的小插曲里面掺杂着一些老掉大牙，几乎是过去五十年内出版的每一本教科书都提到的片段知识；这些陈旧的片段知识还被厚颜地（其厚颜的程度，却也正和观众的天真无知相吻合）当做正确的证据，甚至是原创性的发现来现宝。当然有些例外，每个时期也都有一些真正的旅行者：目前大受读者欢迎的作者中就有一两位。但是我的目的不在谴责骗徒，也不在赞美真诚者；我的目的是要了解法国特有的一种社会与道德现象。这种现象，在法国也还是最近才出现的。
约在20多年前，人很少旅行，普莱耶勒厅（Salle Pleyel）一类的演讲厅也没有现在这样，每个星期总有五六次让人在那里陈述旅游故事。那时候巴黎只有一个暗淡、冰冷、年久失修的小戏院，供人作这类活动。那戏院位在植物园角落一栋古老建筑物里面。当时博物馆之友社（Société des Amis du Musée）每个礼拜在该处举行自然科学的演讲会，也许现在还在举行。
有一架放映机装着亮度不足的灯泡，把不太清楚的影像投射到过大的银幕上，演讲者再怎么努力，都很难看清楚影像的外观，观众则简直无法分辨是画面上的影像，还是墙上的污迹，在比公告开讲时间慢了半小时以后，演讲者仍然绝望地在想，会不会有人来听演讲。每次演讲会都有几个固定听众，散坐在座位上。每次在演讲者几乎绝望的时候，演讲厅内就会跑进一大堆小孩子、小孩子的妈妈或保姆，把半个厅坐满。他们有的是要换换环境，有的只是要避一避室外的灰尘与噪音。演讲者便向这群被虫蛀的鬼魂和无法安静的小孩所组成的听众宣布他宝贵的记忆。这些记忆是他经过多少努力、细心、辛勤工作而得的结果。他的记忆受到当时当地的阴冷所影响，就在半黑暗中说话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那些记忆一件一件离他而去，一件一件掉落，好像圆石跌进古井的底部一般。
这就是人类学者归来的景象，只是比他出发时的仪式又更惨淡一些；法美委员会（Comité France-Amérique）在现在改名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路的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面为他饯行；那座房子没人住，会前两个小时左右，请来的职业办餐会人员会先把炉子、盘子等摆好，并且赶着抽风让空气流通，结果席间仍然弥漫着一股霉腐的味道。
大家都是在那里第一次见面，我们对此种场合的严肃并不习惯，对这里的尘埃处处和无聊无趣也不习惯。房间很大，我们围着房间中央一张小圆桌而坐，时间又不多，只够我们打扫这片设席之处。我们是一群刚开始在各个省城中学教书的年轻教师，乔治·杜马（Georges Dumas）突发奇想，要把我们从潮湿的寒冬蛰藏中，从城里带家具的住宅里——屋里充满了一种热甜酒的气味，还有地窖和冷树枝的气味——一下子搬到赤道的海洋与豪华的游艇上去。往后，种种经验，和我们当时不免虚幻的想象没有什么相近的地方。旅行者往往命定如此。
在乔治·杜马写那本《论心理学》（Traité de psychologie）期间，我曾是他的学生。每个星期一次，我记不清是星期四早晨还是星期日早晨了，一群哲学系学生在圣安妮厅碰面。厅里与窗户相对的那一面墙上，挂满了疯子五光十色的画。置身于那房间，让人觉得已经处于某种特殊的异国情调之中。讲台上方是杜马粗壮的身架，其上顶着一颗凹凸不平的头颅，好像一大块放在海底一段长时间漂白了的树根一样。他面色如蜡，使他的脸、刷子般的白短发、四处生长的白山羊胡，呈现一致的调子。这样一颗长满根根须须的头，像奇特的漂流物，却因着漆黑如炭的眼珠的闪动，而一下子变得充满人味。那双眼珠使整个头的白色更加突出。这种黑白对比重现于他所穿的衣服上面，他穿浆烫过的白衬衫，领子往下翻，戴着黑色宽边帽，打一个松松的黑色蝴蝶结，加上黑色的西装。他的课堂演讲没什么了不得的内容，他也从不在课前做任何准备。他自己很清楚，光靠他那富于表情的嘴唇，以及不时浮现的微笑，还有最重要的——他那粗犷的、抑扬有致的声音，就足以迷住听众了。他的声音可也真是魔力十足，调子奇特，不仅带着他老家朗格多克（Languedoc）一带的口音，而且，在这区域性的特别音调以外，还带着一种古老的法语口语的音调，这使他的声音与脸孔配合，在两种不同的意义指标上，共同呈现出一个单一的、粗犷有力的风格，一种典型的16世纪人文主义者风格。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杜马不论在外形上或心灵上都是其后代。
上课的第二个钟点，有时候第三个钟点，都用来展示各种心理病患。这些展示课上，有些手脚异常灵活的表演者，做非常特殊的演出；有些是被关多年的患者，早已习惯于此类展示与表演，知道在这种场合他们该干什么，会制造该有的病征，或者做一定程度的抗拒举动，好让他们的管理者有机会表演驯服技巧。观看的人其实也并非全不知情，不过仍然心甘情愿地欣赏种种动人心弦的表演与展示。如果某个学生得到大师的青睐，大师会让那学生个别访问一个病患。有天早上，我个别访问一个穿羊毛衫的老妇人，她认为自己就像密封在冰块中的一条烂透的沙丁鱼：外表上看起来完好无缺，她说，但只要外表的保护层一融化，她就要支离破碎了。我碰过的任何野蛮的印第安人都不会比那天早上的经验更可怕。
乔治·杜马是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他的批判性的实证主义并不太高明，不过他善于提出种种综合性的观念，并且让那些综合起来的观念一直受他的实证主义驾驭；他是个极高贵的人，多年以后我看见他的高贵性的明证。地点是在他出生的雷地酿（Lédignan）村，当时他已退休，时间是战后他逝世以前不久。那时他已几乎全盲，但他特地写一封恳切而礼貌的信给我，目的只在重新强调他向在当时的政治风潮中首先被迫害的人表示团结关怀之意。
我一直遗憾没能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年轻的时候，肤色深得像个南美洲的征服者（conquistador），心里充满19世纪的心理学理论所开发出来的种种科学研究的可能性，热情勃勃地要对新世界展开精神层面的征服。他与巴西社会的关系是一见钟情；由于这种神秘的现象，使400年前欧洲的两种现象相遇。这两种现象是：法国南部的一个新教家族中所保存的某些要素；以及在赤道的环境里过着步伐缓慢的日子的极端精致化、颓废的资产阶级社会所保存的某些要素。这两种现象不仅相遇，而且一下子就看出彼此的亲近关系，几乎合二为一。乔治·杜马的错误是他从来没了解到，这种巧遇带着深重的古旧而不合时代的性质。整个巴西社会中，受乔治·杜马的魅力所动的就只有那些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一段短时间的当权使他们误信自己代表真正的巴西。他们逐渐把资本转移到一部分是外资拥有的工业投资上去，同时想经由城市的议会制度来取得某种意识形态的保护。我们的学生充满恨意地称为gran fino（上层阶级）的正是这些地主阶级。我们的学生有的是新移民，有的是小地主的后代，这些小地主当时被世界贸易的波动弄得几近破产。最奇怪的是，乔治·杜马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是创办圣保罗大学（I'Université de Sāo Paulo），这间大学使出身贫寒的学生可以取得提升社会地位所需的资格，然后进入行政系统中工作。结果是，我们的大学计划帮助培养了一群在相当程度上反对我们的秀异阶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杜马，法国外交部（Quai dÓrsay）也追随他拒绝了解这群秀异分子其实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事物这件事实，即使这群秀异分子企图推翻那些封建地主，事实仍是如此。那些封建地主使我们得以来到巴西，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想借此取得一个文化的表面，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娱乐。
在法美晚餐会的那天晚上，不论是我的同事、我自己或是我们的太太，都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巴西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所要扮演的非自愿性的角色。我们那时候都忙着互相观察，努力避免在社交场合闹笑话。乔治·杜马警告过，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准备过一种和我们的新老板同样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也要成为汽车俱乐部的会员，要常光顾跑马场和赌场。那种生活对习惯于每年收入26000法郎的年轻教师来说是异乎寻常不可思议的。由于肯到国外工作的人太少，我们的薪水都增加两倍，即使如此，那种生活还是不可思议。
“最重要的是，”杜马告诉我们，“要注意服装。”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们，有一间店在巴黎中央菜市场（des Halles）附近，叫做“在让娜特的十字架上”（A La Croix de Jeannette），在那里不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合适的服饰。他说话的语气天真无邪，令人感动。他说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念医学院那段时间即经常能在那里买到很过得去的服饰。
二 船上
不论如何，我们这个小群体从来也没想到，之后四五年，自己居然成为海运公司航行法国与南美之间货客两用轮头等舱的全部旅客，鲜有例外。当时我们可以选这条路线上唯一豪华客轮的二等舱，或者坐没那么高级的船只的头等舱。一心往上爬的人选择豪华轮的二等舱，自己垫一些钱，目的是期望能在船上和外交大使之类人物打打交道，以谋得某些不见得能兑现的好处。其他人则乘货客两用船，航期比豪华客轮多六天，而且在不同港口停留，不过，搭货客两用船的人在船上几乎是唯我独尊。
货船改装的客船，本来预备容纳100到150个客人，那时候常常是我们8个到10个客人享用船上一切设备，甲板、小房间、休息室和餐室几乎没有别的客人。这是20年前的事情，我真希望那时候我能真正领略我们所享受到的特权与豪奢。整个航程有19天之久，在这段时间内，由于人少，整条船上的空间几乎是无止无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王国；整条船几乎成为我们的封地，跟随我们而移动。航行两三趟以后，我们对身处船上已完全习惯，对于船上的马赛船员的名字都很熟悉。他们留胡子，穿鞋跟坚固的皮鞋，端鸡肉和比目鱼给我们吃的时候，全身都是大蒜味。船上的饮食，安排的方式近似讽刺作家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笔下的粗鲁人物所会安排的那样，再加上我们人那么少，使食物变得非常多。
一种文明的结束，另一种文明的开始，我们所在的世界忽然领会到或许我们的世界由于人口太多已变得太小——对我而言，这些不用多说的现实并不是因为看到那些表格、统计数字与革命才深深体会到。我对这些事实有真正切身的感觉是在几个礼拜以前，在离开巴西15年之后，我想用老方法搭船重访巴西，借此重温逝去的青春景象。但电话询问的结果却是：我必须在4个月以前预订舱位。
我本来以为欧洲与南美洲之间既然已有客机飞来飞去，想搭船旅行的客人一定很少，一两个个性怪异的人罢了。哪想到认为某种新要素的引进必然会取代旧的要素这种想法纯粹是幻想。海洋并没有因为航空的发展而变得更为平静，就像巴黎近郊并没有因为蔚蓝海岸附近大兴土木而稍微恢复其乡村景观一样。
最近这次乘船计划很快就放弃，在这次马上放弃的计划与20世纪30年代令人难忘的航行之间，我曾在1941年搭船远航一次。那次航行的经验对于未来的世界深具象征意义，不过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在德法停战之后，由于罗维（Robert H.Lowie）[2]和梅托（A.Métraux）对我的人类学著作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再加上在美国的一些亲戚热心奔走，洛克菲勒基金会援救沦陷于德军占领区可能受迫害的学者计划中，把我包括在内，邀请我去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任职。问题是怎么去纽约。首先我想告诉当局我预备回到巴西继续进行战前的研究工作。当时巴西大使馆位于维希（Vichy）[3]的一栋建筑物的第一层，非常拥挤。我去那里申请重新签证，看见了一幕简短的悲剧上演。巴西大使是苏沙—丹塔斯（Luis de Souza-Dantas），我和他相当熟，即使我和他完全不认识，他大概也会照样办理。大使把官印拿起来就要盖在护照上面，他身旁的一个顾问冷冷地、有礼貌地提醒他，照新规定他已无权盖印了。大使的手僵滞于半空中数秒之久。大使用一种焦急的、含着请求的眼光看着他的顾问，试图说服他把头转向一边视若无睹，好让大使把举在半空的官印盖下去，使我最少可以离开法国，即使仍进不了巴西。然而一点用也没有；顾问不停地瞪着大使的手，那只手终于落到桌上的文件旁边。我无法取得签证，大使把护照还给我，一副无奈深沉痛苦的歉然之情。
在法军败退的时候，我自军中退下来，住在离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不远的塞文山脉（Cévennes）附近。回到那里以后，我开始打听是否有办法从马赛离开法国。根据港口一带的小道消息，有条船很快就要航向马丁尼克（Martinique）。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地问，一间小办公室问完又到另一间，终于被我打听出来，要开的那条船是海运公司的船，也就是以前曾替法国对巴西的大学援助计划提供那么多年的可靠服务的公司。1941年2月一个吹着冰冷寒风的日子，我在一间没有取暖设备，几乎是关闭停止营业的小办公室中，见到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前他是负责代表公司不时访问我们的人。他说不错，是有这么一条船，而且很快要起航，不过我却绝对不能搭那条船。为什么呢？他觉得其中原因非我所能了解，他也难以解释；现在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现在的这趟航程将是又漫长又难过，他无法想象我可以坐在那艘船上。
原来他还一直把我看成是法国次级的大使级人物，而事实上我早觉得自己不久将成为集中营的一分子。还有，在那之前的两年，有一年我在原始森林中度过，另外一年则在一场混乱的撤退过程中，由一个军营转往另外一个军营，从马其诺防线，经过萨尔特（Sarthe）、科雷兹（Corrèze）、阿伟龙（Aveyron）一直撤到贝济埃（Béziers）。在这期间，我搭过运牛车，在羊槽中睡过觉，因此对于这位公司人员的顾虑我觉得是多余的。我可以想象自己又在大海中漫游，和几个冒险进行暗盘交易的海员分享简单的食物，分摊辛劳的工作，在甲板上睡觉，由于日子漫长空虚而变得对海洋有一种可敬的亲密感。
我终于拿到一张保罗—勒梅赫乐船长号（Capitaine Paul-Lemerle）的船票，但真正的情况要等到上船的那天我才明白。两排手执轻机枪、头戴钢盔的机动保安队（gardes mobiles）把整个码头围封起来，阻止登船的旅客和送行的亲友接触，粗鲁地打断人们的道别，随口加以侮辱。我们就在两排机动保安队监视之下登船。这次航行一点都不像是孤独的航行，而像是递解囚犯。我们的遭遇已够奇怪，但更令我吃惊的是旅客的数目。350个人挤在一艘小汽船上面，船上只有两间小客房，客房中总共只有7个铺位。其中一个客房给3位妇女住，另外一间给4位男士住，我是其中之一。我之所以能分到一个铺位，全得归功于M.B.（我在此谢谢他），他无法容忍以前是他船上头等舱的旅客居然被像牲畜一般的载运。其他乘客，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都被挤进船舱，船上的木匠临时搭建些铺位，上盖草席，既无灯光也缺空气。四个享有特权的男士里面，有一个是奥国人，金属商人；另一个是年轻的“贝凯”（béké）——意即有钱的混血儿——战争使他与他的故乡马丁尼克分隔开来，他觉得该受到优待，原因很简单，整船的旅客就只有他一个人既不会被人疑为犹太人也不是外国人，更不会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三个是非常特殊的北非人，他强调其目的是去纽约待几天（这个说法非常怪异，因为搭这条船到纽约得花3个月时间），他的皮箱里面有幅德加（Degas）的画。此人是犹太人，和我一样，不多也不少，然而他似乎和沿途所有的殖民地、保护地的警察、侦探、宪兵和安全人员都很熟悉，很处得来——个中原因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在宪兵称为流氓无赖的人里面，包括布列东（André Breton）和塞尔日（Victor Serge）。布列东身处船舱之中，非常的显眼、不合适，常常在所剩无几的空间踱来踱去。他身穿厚厚的外套，看起来像只蓝熊。在漫无止境的航行途中，我们通了不少封信，因此发展出相当持久的友谊，在那些信中，我们讨论美学上的美与绝对的原创性之间的关系。
至于塞尔日，他以前曾是列宁身旁的人，这样特殊的地位使我觉得不容易和他亲近。而塞尔日的外表看起来像个拘谨的老处女，我再怎么样也难以把想象中的列宁的合作者塞尔日与眼前这个人对起来。他的脸孔轮廓非常细致，胡子刮得精光，声调明净，举止缓慢，整个人有种无性别的特质，这种无性别的特质我后来在缅甸边境的佛教和尚身上再次看见，这种特质和在法国通常被认为是参与谋叛活动的分子那种极度阳刚、显现超活力的形象完全格格不入。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由于文化样式（cultural types）都是建基于非常简单的对比上，在每个社会中发现的类似的文化样式，在不同的社会中却被用来完成很不一样的社会功能。塞尔日一类的角色可以在俄罗斯完成一种革命性的角色，但如果换一个社会环境，可能要扮演其他的角色。如果可以运用某种分类格式，把每个社会里面如何利用类似的人物样式去扮演不同的社会功能加以分类排比，建立出一套近似的模式出来，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容易得多。与其依照职业的性质安排会议，医生与医生开会，教师与教师开会，工业家与工业家开会，我们不如采取其他的安排方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个别的人们与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之间，其实有更细腻的关系。
除了乘客以外，那艘船还运载一批黑货。在地中海和非洲西岸，我们都花费极多时间躲在不同的港口，显然是为了躲开英国海军的检查。躲在港口的时候，有法国护照的旅客有时可以上岸，其他的人则要待在船上有限的空间里干等。由于天热，而且越接近赤道越热，船上的乘客再也无法老待在船舱底下，于是甲板就慢慢变成餐厅、卧室、婴儿房、洗澡间和日光浴场。但是最难忍受的恐怕要数军队中所谓的卫生安排。沿着甲板两旁的栏杆，靠海的一边给女士使用，靠岸的一边给男士使用，船上工作人员各筑起两间小木房，既无窗也无通风设备。一间小木房里面装了几个淋浴用的水龙头，但只在早晨供水；另一间小木房里面有个粗制滥造的木槽，四周圈着锌板，木槽直通入海，功用很明显。我们这些讨厌人群、讨厌集体蹲下的人只好一大早就起来。由于船摇晃得相当厉害，蹲也蹲不稳。于是，在航行途中，喜爱整洁的乘客慢慢地互相比赛谁起得早，到后来只有能在早上3点左右即起来的人能享受一些隐私权。到最后，简直连上床睡觉都不可能。淋浴的情形也差不多，只是时间晚了大约两个钟头。淋浴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倒不是如何保有一些隐私权，而是在供水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挤进人群找到一个位置。由于洗澡的人太多，水龙头的水好像一下就变成水蒸气，根本淋不到人体上面。不论是方便或洗澡，每个人都想越快大功告成越好，因为那些不通风的小木房是由未处理过的、含树脂的杉木板钉成的，一旦灌进脏水、小便和海上的空气以后，便开始在阳光照射之下发酵，形成一种温温甜甜的令人头昏恶心的怪味。这种味道再和其他味道混在一起，很快就叫人无法忍受，特别是在起浪的时候。
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月以后，我们终于在半夜里看见了法兰西堡上面的灯塔。看见灯塔的时候，我们最盼望期待的却并不是一顿好餐，一张有床单的好床或可以好好睡一觉。所有以前曾享受过所谓文明享受的人，过去四个礼拜以来所受的最大痛苦并非饥饿、疲倦、睡眠不足、过分拥挤等，最大的痛苦不是这些，而是被迫要又脏又臭，再加上热，使脏臭变得无法忍受。船上乘客有些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她们和其他乘客也已开始眉来眼去，某种情感也渐渐成熟。对她们来说，在最后道别以前以最美丽的姿态出现并不仅仅是在卖弄风骚：弄得整齐漂亮可以说是把旧账做个了结，还掉一笔债，证明一下基本上她们当得起旅途中所得到的注意。她们只是出于一时的善意，接受那些注意和关怀，好像是放债一般。因此当每一个出自肺腑的喊叫，喊的并不是传统的海上故事所描述的“陆地！陆地！”，而是“可以洗澡，终于可以洗澡，明天终于可以洗澡了！”这样喊叫，除了带着一点可笑的做作以外，也带有某种成分的病态，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喊。喊叫的同时，每个人都急急忙忙地找出最后一块肥皂、一条干净的毛巾或一件干净的上衣，全都是特意为此一重大时刻而预留的。
这个水疗法的梦把经过400年殖民统治以后的法兰西堡所拥有的文明设备想象得过分乐观了，事实上法兰西堡的浴室非常有限。更严重的是，船上的乘客很快就发现，和他们一等船靠了岸以后所受的遭遇相比之下，那艘又脏又臭又挤的船简直变成一个具有田园风味的避难所了。我们上岸后就落入一群患有集体心理病狂的士兵手中，如果当时我这个人类学家不是忙着使尽一切智力以避掉灾难的话，他们的病倒是非常值得忍受苦难去仔细研究的。
大部分法国人都经历过一场奇怪的战争，一种可笑的战争，但是没有任何形容词可以用来正确地描述驻扎在马丁尼克的军官的战争经验。他们只有一项任务，看守法兰西银行的金块。这项任务逐渐变成一场噩梦，而喝太多潘趣酒只是噩梦形成的因素之一而已；其他还有更难察觉但同样重要的因素，包括他们孤立的情境，与法国都会相隔如此遥远，再加上一个充斥着海盗故事的历史传统，使他们轻而易举即可把以前的故事中独脚、戴金耳环的海上大盗用北美洲的间谍或德国负有秘密任务的潜水艇加以取代。结果是某种兴奋之情把大部分人弄得张皇失措，虽然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战事发生——因为根本就看不见任何敌人的影子。连当地的原住民言谈之间也流露了同样的心理过程，只是更为平淡无奇一些。“没有鳕鱼了，这个岛完蛋了！”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有些人则认为希特勒就是耶稣基督本人再世来惩罚白种人的，因为他们两千年来都不遵从其教导。
在法德停战时，岛上的下级军官不但没有加入自由法国一边，反而觉得他们和维希政府没有任何冲突。他们计划保持中立；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如果以前曾经够资格参与战斗的话，几个月折腾下来，也早已无法作战了；他们病态的脑袋觉得把近在跟前可以见得到的美国人当做敌人，用来代替那远在天边非常抽象的真正的德国敌人，倒是相当妥当安稳。何况有两艘美国战舰不停地在港口巡弋。法国军队中有个聪明的副司令官经常在船上吃午餐，而他的上司则故意激起其军队成员怨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情绪。
他们需要有敌人来发泄其侵略性，那种侵略性已酝酿了好几个月之久；他们需要找些替死鬼来把法国吃败仗的账全算上；他们觉得法国打败仗并不是他们要负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参与任何战事，但他们还是总觉得有罪恶感（其实他们自己正好代表一种典型，一种不关心、虚妄与幻想的极端典型，这种不关心、虚妄与幻想本身最少打败了一部分的法国）。就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所乘的船正好载运来一批最适当的人选。好像维希政府当局准许我们的船开往马丁尼克，目的就是要给马丁尼克岛上的这些绅士们送来一船替罪羔羊似的。驻扎在岛上的士兵，穿赤道军服，钢盔配枪，在船长室中一个一个审问我们。他们的目的似乎不是在做登岸前的询问，而是把我们每个人毒骂一顿出气，我们只有听的分。非法国人的乘客都被归入敌人一类；法国乘客没有资格当敌人，不过都因为背弃自己的国家这种懦夫行为而挨骂。这些士兵骂别人懦夫、遗弃自己的国家等，实在是非常矛盾；他们自己打从战争爆发以来就一直活在门罗宣言的保护之下。
至于洗澡则提也别提了。他们决定把所有乘客全都关在海湾一角一个叫做“拉札累”（Le Lazaret）的军营里面。只有三个人获准自由上岸：一个是有钱的混血儿，因为他自成一类；另一个是那位神秘的突尼斯人，他有特殊的证件；最后一个是我，当地的权威人士看在船长的情面上特准我自由登岸。船长和我是老朋友，他曾是我在战前经常搭的一艘船上的大副。
三 西印度群岛
法兰西堡在下午2点是个死城。在城中间有座约瑟芬（Joséphine Tascher de la Pagerie，后来又称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的雕像，由于无人照顾，颜色发绿。雕像附近是市场，种了不少椰子树，长满野草，还有一些很难令人相信会真有人住在里面的破旧简陋小屋。在一间没有客人的旅馆订了房间以后，那个突尼斯人和我，仍对早上受士兵盘问的事心有余悸，马上跳进一辆出租车，直驶拉札累营房。我们要赶快去安慰我们船上的伙伴，特别是其中两位年轻的德国女人，她们在船上的时候曾暗示我们，如果能尽快洗个澡，不惜背叛她们的丈夫。就此观点来看，拉札累的一切只添加我们的失望之情。
我们坐的老福特车用一挡吃力地往陡坡上面爬的时候，我很愉快地发现好多种以前在亚马孙河流域时相当熟悉的蔬菜，不过此地的名称和亚马孙一带的名称有出入——亚马孙地区称为fruta do conde的蔬菜，此地叫caïmite（这种蔬菜外形像朝鲜蓟或小凤梨，味道像梨）；巴西称为graviola的，此地称为corrosol；mammāo则叫做papaye；mangabeira则叫sapotille（即sapodilla）……一边高兴地看着这些我曾经很熟悉的蔬菜，我一边想着刚发生的令人痛苦的一幕，试着把那痛苦的一幕和其他类似的经验联结起来。对船上同行的旅客而言，他们以前的生活大体平静无波，现在一下被推进这种大冒险似的旅程里面，他们所遭受到的那种愚蠢与嫉妒、怨恨的混合似乎是一种听都没听说过、非常特别、非常例外的现象。事实上，他们把这种现象对他们自己所产生的切身影响以及对虐待他们的人的影响，看做似乎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前例的大灾难。但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现象倒看过一些，此前几年也曾亲历过一些不寻常的经验，因此这种现象对我而言并不算完全陌生。我知道当代人类由于人口数目太多，所要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再加上交通与通讯工具的急速改进，当代人类的皮肤似乎被因此带来的越来越多的物质与知识交流弄得越来越不耐烦，结果就是类似我们早上经历过的痛苦经验慢慢地出现。在马丁尼克这个法国殖民地，战争与战败所带来的唯一后果，是把这种普遍的过程加速推进罢了。战争与战败只是促成一种持久性的污染的触媒，而污染本身并不会从地球上消失。某个地方的污染也许会暂时消沉，但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出现。一旦社会人群所拥有的空间开始紧缩的时候，愚蠢、怨恨与容易轻信受骗便会像脓一样的产生，马丁尼克岛的经验并不是我所碰到的第一次。
就在不久以前，战争爆发之前几个月的时候，在回法国途中，我去过巴伊阿（Bahia），在那里的镇上走动，看教堂。那地方据说共有365间教堂，一年里面的每个日子都有一间特殊的教堂，风格各异，内部装饰也不一样，依照日子与季节而各有其特色。我完全沉醉在给各栋建筑的细节拍照上，从一个教堂转到另一个教堂，一群半裸的黑小孩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求我：“给我们照一张相！给我们照一张相！”我终于被这种迷人的求乞方式所动，他们宁可要我替他们照张他们永远看不到的照片，而不向我讨铜板，我答应替他们照张相。照完相以后，我往前走了不到百码左右，一只手突然按住我的肩膀：两个便衣巡检人员一直跟着观察我的行动，现在他们告诉我，我刚刚进行了一项对巴西不友好的行动。他们说，我照的那张照片如果拿去欧洲的话，可能会被人认为巴西确实有黑皮肤的人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而且，更可能被用来证明巴伊阿的街头浪童的确是没有鞋子穿。他们把我拘留起来，还好拘留的时间很短，因为我要搭的船很快就要起航。
我搭的那条船给我带来接二连三的厄运：未起航的前几天我即有过类似的经验，当时船仍停靠山托斯港（Santos）。我一踏上甲板，一个穿着整齐制服的巴西海军司令官带着两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两人的枪都上好了刺刀，把我关禁在我的小舱房里面。花了四五个钟头才把迷雾澄清。在那以前有一年的时间我担任法国巴西探险队工作，根据协议，探险队所收集的一切物质材料都得由法国与巴西两国分享。探险队的一切工作归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监督。博物馆立刻通知全国所有的港口，如果发现我企图偷运弓箭、有羽毛的头饰等离开巴西，如果所运的数量超出法国所该分配到的那一份的话，应该不顾一切立刻把我拘禁。可是，在探险结束以后，里约热内卢的博物馆改变主意，要把巴西该分得的那份送给圣保罗的一个科学机构；然后他们通知我，法国该分得的那一份该由山托斯港出口，而不是由里约港出口。可是，他们忘记一年以前曾做过不同的决定，因此而根据过时的指示把我当罪犯拘禁起来，那些早先宣布指示的人早已忘掉他们曾发过指示，可是负责执行该项指示的人却仍然记得去照章行事。
还好当时每个巴西官员的内心仍然有潜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原因是伏尔泰和法朗士（Anatole France）著作思想的片段曾经遍布巴西森林最深处，成为其民族思想的一部分。（有一次在内地，有个情绪兴奋的老人对我大叫：“哦，先生，你是法国人！哦！法兰西！安那托雷！安那托雷！”并用双臂拥抱我；他第一次看见法国人。）基于过去的经验，我知道在表情上一定要尽量表示对巴西这个国家的尊重之感，也特别要对海军军官表示尊重；但我也知道必须同时提出一些敏感的问题。这样做果然有效。心怀恐惧担忧了几个钟头以后（由于我准备离开巴西不再回去，因此把我的书和私人东西全都和收集来的民族学资料一起装箱，我真怕就在船要起航的时候那些东西会被丢散弃置在码头上面），我自己口述一份报告给那位官员，用一种严厉的语气表示，这位官员允许我把行李运走，以免使他的国家牵扯进国际争端中而受辱，并说是他做此明智的决定。
我敢这么大胆地冒险行动，可能是受另一次经验的影响。两个月前我被迫在玻利维亚南部的一个大村庄换飞机。我和维拉医师（Dr.J.A.Vellard）在那里待了好几天。在那里发生一件事，使南美洲警察显得非常可笑。在1938年的时候，搭飞机旅行和目前的情形很不相同。在南美洲的边远地区，文明的发展曾跳跃省略好几个阶段，飞机很快就被当地人拿来作为地域性的公车加以使用。那里的人以前得花好几天时间，或乘马或走山路才能抵达市集地点，公路并不存在。现在他们搭飞机只要花几分钟时间（不过飞机常常一误点就误上好几天）就能把母鸡和鸭子搬运自如。乘客常常被迫蹲在家畜中间，整座小飞机挤满了赤脚的农民、动物以及其他太重或太大而不方便在森林山路上面搬运的行李和货物。
在等飞机的时候，我们无事可做，便在街上逛，整个村庄的街道在雨季中变成满地泥泞。街上因此隔一段时间就铺上一块大石头，专门给行人走路之用，车子在这种街道上根本无法通过。一个巡逻人员发现我和维拉博士的两张生面孔，马上逮捕我们，拘禁起来，直到我们能说清楚为何出现在那里以后才放行。我们被关在一间有老式豪华家具的房子里面。那座房子原来是前任省督的官邸，墙四周都有木板，木板前面有不少书架，全都有玻璃门，书架上面装满厚厚的精装书。整间房子充满书香气氛，唯一和书无关的是个有玻璃橱窗的告示柜，柜中贴着一面告示，字体很精美，刻在铜板上面，告示的内容可以直译如下：“严厉警告，绝对不准从档案中撕纸张来做任何特别用途或卫生用途。任何违犯者必受惩罚。”
我在马丁尼克岛的遭遇得到改进。其中原因我坦白承认得归功于一个在工务局（Ponts et Chaussées）的高官的照顾。这个居高位的官僚外表冷淡不可亲近，不过他内心的真正感觉和一般在官僚体系中任职的人很不一样。而另外一部分功劳则是因为我常常去拜访一家宗教性报纸的办事处。在那地方，某个天主教派的神父们——教派的名称我已忘记——收藏了好几柜子的考古遗物，时间远溯到印第安人的时期；我把闲暇时间用来做那些考古遗物的目录清册。
有一天我走进巡回法庭，正好碰上一场审判在进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后一次到法庭看审判。受审的人是个农民，他和人争吵的时候一气之下把对方的耳朵咬下一块。被告、原告和证人都滔滔不绝地用土话发表他们的言辞；在法庭上，土话显得异常新鲜，令人觉得有点怪异。他们的证词都经由翻译译成法语给庭上的三个法官听。法官们都穿着红色的有皮草镶边的法官袍子，袍子在湿气重的空气中已失去光彩，法官们则热得痛苦。奇形怪状的袍子挂在法官身上好像是沾满血迹和绷带似的。他们花了5分钟的时间即给那位坏脾气的农民判了8年徒刑。一个人的命运居然这么随随便便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被决定，令我异常惊奇。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相信刚才目击的这一切确实发生过。一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梦，不论它是多么怪异，多么不可思议，会令我觉得比这一幕审判更无法置信。
马丁尼克岛的海军当局和当地的商人意见不合，这是和我同船的旅客终于获释的原因。海军当局把他们视为间谍或叛徒，当地商人则把囚禁这批人于拉札累营房看做是使当地平白遭受钱财损失的事，虽然乘客们被关起来也并没享受免费食住。最后商人的观点获胜，于是每个船上的乘客便有两星期的时间可以自由自在地把最后一张法币花掉。不过，乘客的行动仍然在警察的严密监督之下，特别是女乘客，被诱惑、挑逗、鼓励与报复所织成的网紧紧裹着。岛上的多米尼加大使馆围满了申请签证的人。一大堆谣言传说有船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苦海。小村庄的商人们对大镇上的生意人有那么多生意感到嫉妒，于是他们要求也要分配一些逃难者，这就使情况大为改观。结果是我同船的乘客被迫在内陆的村子里过完一天，然后再换到另一个村子。我并不必和他们一起到处迁徙，不过有次我为了和其他人一道去他们在柏莱山（Mont Pelé）山脚的新住地，我有机会——谢谢做此安排的警察——在岛上走了几趟令人难忘的路，路上的景观远比南美洲大陆更具古典的异国情调。那山好似深色的枝状玛瑙，围绕在一片闪着银光的黑沙滩之上，而在其山谷中弥漫着乳白色的雾气，可以觉察到——倾听湿气下滴的声音，是用耳朵而非眼睛觉察到——那些庞大、柔软、多毛的羊齿植物叶子，突出于像活化石一般的树干上面。
到那时为止我的遭遇可以说比其他乘客好得多，不过我仍深为一个问题所困扰。现在我必须谈谈那个问题，因为写这本书得先把那个问题解决才行。而解决那个问题却并非易事。我唯一的财富是一箱和田野工作有关的文件：其中包括语言学的和技术工艺的引得卡片、旅行日志、人类学笔记、地图、图表和照相底片，全数约有数千件。这箱可疑的东西是靠职业走私者才得以运出法国，同意运这些东西的走私者也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一到马丁尼克岛后，我们所受的待遇使我马上决定，不论是海关人员、警察或海军情报人员，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到箱子里面的文件。他们只要一看到，一定会把这些文件当做某种密码指令（特别是那些方言的笔记），或是防卫工事的图样，或是入侵的计划（地图、素描和照片）。因此我坚决表示我的旅行箱只是途经马丁尼克，因此那个箱子可以维持密封，存放于海关的储藏室。这样做的结果是我必须搭外国船离开马丁尼克岛，那箱子将直接被搬到该船上。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曾为此安排花费不少精神，最后才得到这个妥协的结果。如果我准备搭多玛尔（D'Aumale）号船前往纽约的话（这条船几乎是条货真价实的鬼船，我的同伴们等这条船足足等了一个月，最后它才终于出现。那是个美好的早晨，整条船刚油漆过一遍，看起来好像是另一个世纪里的玩具船），我的箱子则先正式登陆马丁尼克岛，然后正式办手续运出。我无法接受这种条件，因此我搭一艘白得不可思议的瑞典香蕉船离开，其目的地是波多黎各。船上只有8位旅客，航程4天，我几乎享受到以前的快乐时光，安静的几乎是单独渡海。我尽情地享受这个难得的机会。
领教了法国警察以后，我还得领教美国警察。在波多黎各登岸以后，我发现两件事：我们离开马赛以后的两个月时间内，美国移民法已经修改，我身上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公文已无法满足新规定；然而，更严重的是，那些我觉得可能让马丁尼克岛的警察找出不少麻烦的人类学文件，我曾特别在马丁尼克岛做了种种防范措施，没想到美国警察把我所有的疑虑全部化为现实。在法兰西堡，我曾被指控为被美国收买的犹太阴谋分子。在波多黎各，我却又被美国警察看做很可能是维希政府的使者，甚至可能是德国所派遣的。这就是被指控为受美国收买的报偿。我立刻打电报给新学院，要他们设法让我符合新的移民法规。我等着新学院的答复，同时也等联邦调查局派一个读得懂法文的专门人员。在等待的时候，移民当局把我拘留在一间简陋的西班牙式旅馆里面，费用由船运公司付。由于我的笔记有四分之三并不是用法文写的，而是用一种巴西中部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方言，要找到一个适当的专家，真不知道要等多久的时间。我每天吃煮牛肉和埃及豆。有两个脏兮兮胡子都没刮好的当地警察轮流日夜看守我的房间大门。
在这间旅馆的庭院里，有天晚上，和我同乘一条船到波多黎各的郭德史密特（Bertrand Goldschmidt）曾向我解释原子弹的原理，同时表示（这是在1941年5月）各个强权国家正在进行科学竞赛，竞赛成功的将是战争的胜利者。他后来成为原子能协会的主管之一。
几天以后，我的旅伴们全都解决了他们的问题，出发前往纽约。我自己一个人留在三环市（San Juan），身旁跟着两个警察。他们在我的要求之下，答应随时跟我去三个我可以前往的地方——法国领事馆、银行和移民办事处。如果想到其他地方去，我必须先得到特别允许。有天我获准去大学一趟，跟随我的那位警察很懂门道地留在大学外面，在门口等我，以免令我觉得受侮辱。他和他的同伴都觉得无聊，他们有时故意把规定忘掉，主动地允许我带他们去看电影。我终于获得自由，在登船以前有两天的时间可以在岛上到处看看，陪我一起走的是贝勒（M.Christian Belle），法国领事，但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也是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专家。在那种地方那样的时候，居然碰见他实在可惊，他讲一大堆在南美洲海岸航行的经验故事。不久以前，报纸报道苏铁勒（Jacques Soustelle）正在西印度群岛一带游说当地的法国人，呼吁他们支持戴高乐，那天他抵达波多黎各岛。我取得当局特别允许之后，才和苏铁勒见了一面。
因此，波多黎各是我和美国的第一次接触；我第一次闻到温暖的汽车油漆散发出来的味道，第一次闻到冬青树的味道（法国人把冬青树称为“加拿大茶”，thé du Canada），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味道可以说是美式生活享受的两个极端，一端是车子，另一端是洗手间，收音机、糖果、牙膏等等排列于两者之间。在日常用品店里做事的女店员穿着带水仙花白制服，棕色头发，我试着去猜在她们那化妆得像面具一样的脸孔后面到底在想些什么。我第一次觉察到典型美国小城镇的一些特色，也是在波多黎各，不过是从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这个特殊的角度观察出来的。建筑物都相当脆弱，而且都争着要达到某种惹人注意的效果，结果是使得整个城镇像原来是为世界博览会而搭建，临时性的，现在却变成永久使用。不过，就波多黎各而言，会让人觉得它是在博览会中的西班牙展览区。
旅行途中种种意外事件常会带来此类意义多样的景象。由于我在美国的最先几个礼拜是在波多黎各度过，以后我便在西班牙发现了美国。就像几年以后，我所参观的第一座英国大学校园是在西孟加拉邦的达卡市，校园里面全是新哥特式建筑，因此我到今天为止仍把牛津大学看做是印度，只不过这个印度成功地制伏了泥泞、发霉以及四处蔓生的植物罢了。
我在三环市待了3个礼拜以后，联邦调查局的人终于来了。我立刻赶去海关把行李箱打开；那是一个严肃的时刻。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走上前，随便抽出一张引得卡。他把眼睛眯起来，凶悍地转过身来对我说：“是用德文写的！”原来，那张引得卡上记载的是一本史丹宁（von den Steinen）所写的经典著作：《巴西中部的原住民》（Unter den Naturvälkern Zentral-Brasiliens，1894年柏林出版）。他是研究马托格洛索（Mato Grosso）中部的一位前辈，研究成绩相当不错，时间也相当早。我向调查局的年轻人把事情解释清楚，他一下就明白了，此后他对我行李箱中的东西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一切都没有问题，都OK；我可以进入美国本土；我可以自由行动。
好了，诸如此类的小意外层出不穷，说也说不完，该停笔了。我以上所述的和战争有关，但更早以前所述的那些，则属于战前时期。我也可以再叙述一些更后来所发生的，是我过去几年来在亚洲旅行所经历到的。然而，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在现在（1953年）的话，负责检查我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地就感到满意，放我过关。所有一切地方的气氛全都变得越来越具沉重的压迫性。
四 追寻权力
有件无关紧要的小意外，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像个征兆，有如某些极重大的变异的前兆，透露出一点可疑的味道或风向。为了能够深入内地长期考察，我决定把圣保罗大学的教职辞掉，因此比其他同事早几个星期出发返回巴西。这是4年以来第一次整艘船上只有我一个人是学院工作者。很巧，那班船正好也是第一次有一大堆乘客，其中有些商人，不过大多数是前往巴拉圭的整批法国军事部队。本来是非常熟悉的航程，因为他们，气氛完全改观，难以辨认。军官和军官太太们把横越大西洋的航程看做与往殖民地探险无异；换句话说，他们把去充当一个人数不多的军队顾问这件事，看做和去占领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无异。为了最少在心理上做好充分准备，他们把甲板变成练兵场，把船上其他乘客变成土著一样。我们完全不晓得如何躲掉他们的吵闹声与自以为是的行为，他们把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弄得坐立不安。然而，这支部队的主管本人的态度和他的属下有极大差别；他和他太太都极为有礼，很会替别人考虑。有一天，他们跑到我为了躲避吵闹声所选中的一个偏僻角落来找我，问些我过去的研究工作以及我此行的目的等问题。同时，他们还成功地间接让我了解到，在事实上他们也只是毫无权力而又视界清明的旁观者。他们两人的言语思想与军队的言行形成异常强烈的对比，使我觉得其中一定暗藏某些隐秘之情；三四年之后，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这位军官的名字，便又想起这次意外碰面谈话的事，我了解到，他个人的处境的确充满矛盾。
那或许是我第一次了解到一些后来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同样令人丧气的经验所代表的意义。旅行，那些塞满各种梦幻似的许诺，如魔术一般的箱子，再也无法提供什么未经变造、破坏的宝藏了。一个四处扩张、兴奋过度的文明，把海洋的沉默击破，再也无法还原了。热带的香料，人类的原始鲜活性，都已被意义可疑的一片忙乱所破坏变质。一片忙乱迫使我们压抑我们的欲望，使我们注定只能取得一些受过污染的回忆。
目前，波利尼西亚的岛屿被水泥覆盖，变成停靠在南海的航空母舰，整个亚洲渐渐像极了一个破落的、光线阴暗的郊区，非洲到处可以看见临时匆忙搭盖起来的小城镇，军用与民用飞机在来不及破坏原始森林的原始性以前就着手侵犯其纯真与无邪，在这样的情境下，旅行所能带给我们的所谓逃避，除了让我们面对我们历史里比较不幸的那一面以外，还能提供些什么呢？我们伟大的西方文明创造这么多我们现在正享受的神奇事物，但在创造出这些神奇事物的同时，也免不了制造出相应的病象出来。西方世界最有名的成就是它所显现出来的秩序与协调，在其中孕育着一些前所未见的复杂结构，但为了这个秩序与和谐，却不得不排泄出一大堆有毒的副产品，目前正在污染毒害整个地球。我们在世界各地旅行，最先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垃圾，丢掷在人类的颜面上。
因此，我是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些旅游书籍中的种种假象会这么受人热爱。这些著作创造了一些应该仍然存在，但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幻象。如果我们想保留任何希望，希望不必同意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并非完全无法避免这样的结论的话，那些旅游书籍所假造出来的东西还是应该存在。现在我们对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已完全无能为力；文明已不再是在整块长有各种各样野生植物的肥沃土壤里一两个受保护的地区中，精心辛苦培育出来细致易摧的花朵。目前的肥沃土壤中丛生的野生植物，由于到处滋蔓，看起来似乎相当可怕，但事实上由于其顽强的生命力可以使受精心培育的花卉植物能够式样繁多，而且可以再增强生命力。可是人类选择只种一种植物，目前正在创建一个大众文明（mass civilization），好像甜菜是大批大批地种植一样。从今以后，人每天享受的就只有这么一样东西。
在以前，为了从印度或美国带回一些像巴西红（brésil，一种红色漆，“巴西”的名称即由此得来）之类今日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人们要冒丧失生命的危险。那时冒生命危险要取得的东西包括胡椒在内，现在看起来相当可笑，可是在法国亨利四世的时代，胡椒非常流行，宫女随身带些胡椒种子在她们的糖果盒中，像吃糖果那样地吃。这些东西在视觉上和感官上所引致的奇异感，使眼睛觉得暖和，使舌头觉得很辣，给一个一向并没自觉到自己的枯燥乏味的文明带来一大堆新的感性经验。我们甚至可以因此说，经过一道双重反复的手续，我们今日的马可波罗从同样的地方带回种种道德上的香料味素，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自觉到自己是一直在往下沉，也就觉得越来越需要这些道德刺激品，今日的马可波罗带回来的是照片、书籍和旅行故事。
另外还有一项类似，我觉得更为重要。不论是有意或无意，现代的香料味素等调味品都是伪造过的。这当然并不是指今日的调味品是纯粹心理层面的而已，而是指即使说故事的人再诚实也无法提供真实的东西，因为真实的旅行故事已不可能了。为了使我们可以接受，记忆都得经过整理选择；这种过程在最诚实无欺的作者身上，在无意识的层面进行，把真实的经验用现成的套语、既有的成见加以取代。举例来说明，有次我打开一本旅游书籍，上面描述某一个部族是野蛮人，还保存某些原始习俗，然后用几章的篇幅粗枝大叶地胡乱描述一番；可是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曾花好几个礼拜的时间读专业人类学者对那个部族的研究，有的是最近的报告，有的是50年前那个部族尚未和白人接触，尚未染上白人的传染病死得所剩无几，尚未成为一群无根的病态的人之前就做过的研究报告。另外还有一个部落，据说是一个年轻的旅行者第一次发现，他花了48小时做完他的研究；但事实上那个年轻人所看到的（这点非常重要）却是一个被迫迁出他们原来居住地，被迫搬到一个临时性住所的部族，那个年轻人天真地误以为那地方是该部族的永久村庄。还有，通常他们都把如何和该部族的人接触的过程特意省略不谈，以免泄露出原来早已有传教站一直不停和该部族维持联系长达20年之久这一类的事实，或者避免泄露出当地的机动船可以直驶该部族居住地区的心脏这样的事实。不过，此类事实在有经验的人眼底可以从图片上的一些小细节看出来，原因是照相者并不能每次都能避免把所谓被第一次发现的部族用来煮东西的生锈的汽油罐子照进相片里面。
像以上举的这些空虚的所谓发现，还有人们居然那么轻易地就相信，甚至可以说鼓励这一类发现，甚至少数值得赞赏的个别例子，在某种程度上，使浪费在这类事情上的精力得到少许补偿（那些精力可以说是加倍地浪费掉了，因为其结果只能使其所欲掩盖起来的颓败更为扩大）——所有这一切表示，不论是其作者或是其读者大众，都具有强烈的心理上的动机，研究原始民族的某些制度有助于了解这些动机。了解原始民族成为时髦的事情，使人类学得到很多有害无益的合作与帮助，人类学本身倒可以有助于了解、澄清这种时髦风尚的本质。
在很多北美洲的部族里面，和青春期必须通过的一些历练有关的情况，常常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决定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不带任何食物，自己乘着独木筏在水中漂流；有些人则一个人跑上山，去面对严寒、雨水和野兽。有时候他们一连好几天，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都没好好吃东西，或只吃粗糙的食物，或者长期禁食，甚至使用催吐剂来使自己的身体情况变得更虚弱。一切事情都被用来作为与另外一个世界沟通的手段。他们沉浸在冰冷的水里很长一段时间；故意砍断几个手指关节；或者把削尖的木头插入他们的背肌下面，木头上绑上绳子，绳子的另一端绑着重物，然后拖着那重物走路，目的是为了把筋膜划破。他们即使不采取上述的极端手段，最少也会不断地做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有时候是把身上的毛一根一根地拔掉，有时是把松树枝上的针叶一根根地拔掉，不然就是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打洞。
进行这些历练，会使他们进入一种精神恍惚、身体虚弱、神经不稳的状态，他们希望借此可以和超自然界沟通。他们相信一种神奇的动物，被他们所受的强烈痛苦和他们的祈祷词所感动，不得不在他们眼前出现；会看到异象显示使他们明白，他们日后的保护神是谁，他们可以依照该保护神的名字取名，因此得到特殊的能力（权力），并因此而决定他们能享受的权力，决定他们在自己社群中的地位。
我们是不是能够因此下结论，认为就这些土著看来，社会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东西。不论是制度或是习惯，对他们来说都好像是一种一再重复不变的过程，机会、运气或能力在其中似乎毫无作用。他们可能觉得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是冒险进入那些危险重重的地区，在那里社会规范完全失去意义，社群的要求和保护性的规划也不具有任何作用；直接进入平常的、有秩序的生活边缘，进入身体能力无法承受的边缘，接受身体与精神折磨的最极限。处于这种不稳定的边缘地带，一方面是冒着走过头以致永远回不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可能从环绕于有组织的社会四周广大未被利用的力量里面，取得自己可以利用的力量。把一切都豁出去的人有可能因此取得力量，可以修改一个除此以外无法改变的社会秩序。
不过，这种解释可能仍然过分肤浅，因为在美洲平原或高原上面的印第安人的社会里，个人信仰并没有和集体的教条有太大出入。整个辩证过程都源出于整个社群集体的习俗与哲学。个人的信念从群体中学来；信仰守护神本身是个群体现象，是社会群体本身教育其成员，使他们相信，在社会秩序的架构里面，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努力去试着采取一种荒谬的、几乎是绝望的办法来脱离该秩序。
当代法国社会里面，在读者大众与他们的“探险家们”之间，上述的“追求权力”的现象相当风行。我们的青春期男女，同样也能自由地去追求从孩提时代起整个社会从四面八方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刺激，他们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逃避当代文明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规范。逃避的方法有时是往上爬，去爬山，有时是往下掉，掉入地球的内部，有时是平面行走，到遥远的国家旅行。还有，他们所追求的极端可能是心灵上的或道德上的，像有些人故意把自己陷入一些困境，其严重的程度，以目前的知识水准来看，几乎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社会对这一类冒险行动是否能带来任何所谓理性的结果完全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是在从事科学上的新发现，也不是在创造诗篇或文学。他们的举动所产生的有形后果非常有限。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做的过程本身，而非这样做可能有的什么目标。就像上举的北美洲土著的例子那样，一个年轻人离开他自己的社群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以便能使自己亲历某种极端的情境（有时候这样做的人是完全诚实的，有时候则是小心翼翼相当做作，不过土著社会中也同样的两种例子都存在），然后回来的时候就拥有某种力量，其表现方式是写几篇报纸上的文章，或写些畅销书，或在挤满人的演讲厅公开演讲。这种现象所具有的魔术性质可以从社会中的自我欺骗看出来，可以解释所有这一类现象。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些野蛮民族，只要和他们稍做接触即可使一个旅行者变得与众不同，这些冰冷的山峰、深陷的洞穴或难以进入的森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得到高贵的、获利的启示之宝贵地点——所有这些，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我们自己社会的敌人。我们的社会在快要毁灭他们的时候就假装他们具有高贵性质，可是如果他们真的有能力成为对手的时候，却又对他们充满恐惧与厌恶。亚马孙森林里的野蛮人是感觉敏锐、毫无力量的被牺牲者，他们是被机械化文明所捕捉的可怜的一群，我甚至可以告诉我自己，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去了解正在毁灭他们的命运的真相；但是我拒绝相信那种比他们自己的魔术更为站不住脚的魔术，我拒绝那种在深为好奇的大众面前展示彩色照片，而不展示现在已荡然无存的土著面具的行为。或许社会大众误以为野蛮人的可爱之处可以利用此类照片捕捉得到。把野蛮生活消灭掉还不满足，甚至浑然不知野蛮生活已被消灭的事实，读者大众还觉得需要热切地用历史早已消灭掉的人和社会的影子来满足历史的怀旧的食人主义。
我是这些扫除原始森林的人的老前辈。我会不会是唯一的除了一把灰烬以外什么也没带回来的人呢？我会不会是替逃避主义、根本不可能这一事实做见证的唯一的声音呢？像神话中的印第安人那样，我走到地球允许我走的最远处，当我抵达大地的尽头时，我询问那里的人、看见那里的动物和其他东西，所得到的却是同样的失望：“他笔直地站立着，痛苦地哭泣、祈祷、号叫。但是还是听不到什么神秘的声音。他睡觉的时候，也并没有被带往有各种神秘动物的庙堂里去。他已完全明白确定：没有任何人会赋予他任何力量、权力……”
以前的传教士经常说，梦是野蛮人的神，但对我而言，梦却永远无法捕捉，像水银一样滑出我的手掌。不过，还是可能有一些闪亮的晶体散置于一些地方。像库亚巴（Cuiaba），那个出产过很多金子的地方；或是在乌巴图巴（Ubatuba），目前是个无人的港口，但200年前西班牙大船曾在该处不断地满载而去；或许是在阿拉伯沙漠的上空，其颜色像鲍鱼贝上的珍珠光泽那样又紫又绿；或许是在美洲，或是在亚洲；在新西兰的沙岸上面，或是在玻利维亚高原，或是在缅甸边境。我可以随便挑出一个仍然带有浓厚神奇色彩的地名：拉合尔（巴基斯坦）。
在毫无特色的郊区有座机场；无止无境的大道，两旁种着树，排着独门独户的洋房；一间旅馆位于四周围起来的一片草地中间，看起来像是诺曼底一带的种马农庄，一排一模一样的建筑物，门全在底层，像马房的门一样间差排列，每道门走进去都是一模一样的公寓式隔间，前面一间起居室，后面一间洗澡间，卧室在中间。两英里长的大道尽头是个省城常见的广场，广场四周通向更多的大道，几间店铺——一间药铺、一间照相馆、一间书店、一间钟表店。置身于这些广大而毫无意义的空间之中，我觉得我所要寻找的东西已无法得到。老的，真正的拉合尔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它离这些规划很差，早已破败的郊区相当远，为了去那里，我得穿过两英里路的市集。在市集里面，有人利用机械锯把厚如锡板的黄金片造成廉价的首饰，另外有小铺子在卖化妆品、成药和进口的塑胶用品。后来我终于走到一些幽暗的小街道上，我必须把身体紧贴在墙上好让一群毛染成蓝紫色的绵羊通过，让体型庞大的水牛（每只大约有乳牛3倍大）通过，这些水牛有时候会友善地冲到人身旁，还有，让更多的手推车通过，这大概就是真正的老拉合尔吧？我所看到的那些年久失修、破落不堪的木造结构，这是不是就是我所要寻找的真正的拉合尔呢？那些木雕上面的雷纹和刻图的精妙处，被胡乱安装的电线遮住，很难欣赏。那些电线缠来绕去好像是老屋子里面的蜘蛛网。有时候，似乎会有一个意象，一种回声，从过去涌现出来，在窄窄数码的空间里停留短暂的一两秒钟：小街道上的金匠银匠工作之中所发出的清澈的声音，好像是有1000只小手臂的精灵在敲击木琴。走完这些小街道以后，我马上又置身于广大的大街网里面。这些大街横穿过一批500多年的老房子中间。那些老房子在最近发生的暴乱里受到极大的破坏，不过那些房子在过去就常常遭受破坏，破坏了又重修，一次又一次，因此看起来好像是一堆年代古老的不得了、难以形容的破旧建筑的堆积。到处看这些景象，我所做的正是一个空间考古学家的本分工作，锲而不舍地要从残片遗物中去重现早已不存在的地方色彩，不过这种工作是徒劳无功的。
有这样的认识以后，幻想便开始一步一步地布下它的陷阱。我开始希望我活在能够做真正旅行的时代里，能够真正看到没有被破坏，没有被污染，没有被弄乱的奇观异景的原本面貌；我希望自己是贝尼埃（Bernier），是达维尼埃（Tavernier），是曼努西（Manucci）……我希望自己像他们那样旅行，而不是像我自己这样旅行。这类想法一开始出现以后，便可以无止无境地继续下去。在哪个时代去看印度最好？在什么时候是研究巴西野蛮民族的最好时机？可以得到最纯净的满足，可以看见他们被污染、破坏之前的景象？到底是在18世纪的时候和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同时抵达里约比较好呢？还是在16世纪的时候和列维（Léry）与铁卫（Thevet）同行比较好？每次把时间往上推5年，我就能挽救一个习俗，得到一项祭仪或分享一种信仰。但是我对于有关的记载很熟悉，我也明白，把时间往过去推回一个世纪的话，也得同时放弃可用来增进知识的许多材料与研究方法。因此我便陷在一个圈圈里面，无法逃脱：不同的人类社会之间交往越困难，就越能减少因为互相接触所带来的互相污染，但也同时使不同社会的人减少互相了解、欣赏对方优点的机会，也就无法知道多样化的意义。简而言之，我只有两种选择：我可以像古代的旅行者那样，有机会亲见种种奇观异象，可是却看不到那些现象的意义，甚至对那些现象深感厌恶加以鄙视；不然就成为现代的旅行者，到处追寻已不存在的种种遗痕。不论是从上面的哪一种观点来考察，我都只能是失败者，而且败得很惨，比表面上看起来还惨。我在抱怨永远只能看到过去的真相的一些影子时，我可能对目前正在成形的真实无感无觉，因为我还没有达到有可能看见目前的真相发展的地步。几百年以后，就在目前这个地点，会有另外一个旅行者，其绝望的程度和我不相上下，会对那些我应该可以看见但却没有能看见的现象的消失，而深深哀悼。我受一种双重的病态所困扰：我所看得到的一切都令我大起反感，同时我又一直不停地责怪自己没有看到那么多我应该看得见的现象。
我被这种两难困境困扰，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行动，但我觉得在那污浊的液体现在已开始沉淀了。逐渐消失的形式越来越清晰，混乱渐渐被排除。原因是时间不停地流逝。遗忘把记忆一拨拨地带走，并不只是将之腐蚀，也不只是将之变成空无。遗忘把残剩的片段记忆创造出种种繁复的结构，使我能达到较稳定的平衡，使我能看到较清晰的模式。一种秩序取代另外一种秩序。在两个秩序的悬崖之间，保存了我的注视与被注视的对象之间的距离，时间这个大破坏者开始工作，形成一堆堆的残物废料。棱角被磨钝，整个区域完全瓦解：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开始碰撞，交错折叠或里外翻反，好像一个逐渐老化的星球上面的地层被地震所震动换位。有些属于遥远过去的小细节，现在却突耸如山峰，而我自己生命里整层整层的过去却消逝无迹。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事件，发生于不同的地方，来源于不同的时期，都互相接触交错，突然结晶成某种纪念物，好像是建筑师所精心设计出来的，远比我自己个人生命史更见智慧。“每一个人，”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写道：“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夏多布里昂所写的《意大利之旅》（Voyages en Italie）12月11日条下所记]从此以后，可能把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沟通起来。经由预想不到的方式，时间把生命与我自己之间的距离拉长；在我能够回顾省思我以前的经历之前，必须先经过20年之久的遗忘期。以前我曾在世界各地到处追寻那些经验，可是当时并不了解其意义，也不能欣赏其精华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