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新世界
八 郁闷的赤道无风带
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Dakar），我们向旧世界道别。在还没看见绿角群岛（Cape Vert Islands）以前，我们抵达事关人类命运的（非洲）北纬7度线。1492年哥伦布如果继续往前直航的话，就会发现巴西，但他在此改变航向，因此在两个礼拜以后，奇迹般地靠岸于千里达岛（Trinidad）和委内瑞拉海岸。
我们渐渐接近赤道无风带（Le Pot-au-Noir,the Doldrums），以前的航海者极度恐惧的赤道无风带。在这片海域内，两个半球特有的风都吹不到，所有的帆下垂好几个星期之久，没有一丝风吹动它们。空气停滞，使人觉得是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而非置身大海；深色的云朵，没有风去扰乱其平衡，只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慢慢地解体往海上掉落。这些云朵如果不是那么沉滞的话，它们那迤逦的尾端可能会在光亮如镜的海面上留下痕迹。看不见的太阳把光线直射在海上，海比天空明亮，有种油质不刺眼的光泽，天空还是青黑色，使空气与水的亮度关系整个颠倒过来。如果把眼前的景观倒过来看的话，使天空与海洋调换位置，就可看见一个比较正常的海上景观。由于光线比较暗，各种自然的要素比较沉静，使地平线看起来比较近，在地平线上偶然可以看见狂风（squalls）在懒散地移动，好像一些模糊而短的圆柱，使海面与阴云满布的天空之间距离更为缩短。在这两片并列的平面夹缝里，船急切地往前航行，好像如果不赶快利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逃走，就会被压碎似的。偶尔会有狂风打到船上，狂风的轮廓变形，占满所有的空间，用它潮湿的皮带鞭打甲板。然后，越过船身的狂风又恢复了原形，呼啸之声消失。
海上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海豚所激起的黑色涟漪曾在船前涌现，比激打船首的水花泡沫更为坚实也更有节奏，很秀美地在后退的浪花顶端一再出现；现在，地平线不再被海豚所喷射出来的水柱划开，海也不再那么蓝，不再看得见成群的鹦鹉螺，也看不到鹦鹉螺[6]群纤细的红紫粉红色膜翅外张如帆。那么，当我们走到深沉大海的另一边时，古代航海者所见到过的神奇景象是不是还存在，还会欢迎我们的到来吗？当古代航海者行经这未被探险过的地域时，他们心中并不是要发现新世界，而只是要证实旧世界的历史。他们证实了亚当与尤利西斯确实存在过。当哥伦布第一次横越大西洋，航抵西印度群岛时，他或许以为所到之地是印度，不过，他更确定的是发现了地面上的天堂之存在，从那时到现在虽然已有400年，但仍然无法完全扫除一两万年以来新世界一直是在历史的变易之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巨大的时间差距。有些差距还是继续存在，不过是存在于另一个层面。我很快就学到，南美洲虽然不是什么人类堕落以前的伊甸园，但由于它所具有的神秘声名，它还是某种黄金时代的具体呈现，特别对有钱人是如此。南美洲得天独厚的地位开始像受阳光照射下的雪一样融化掉。到今日只剩下小小的可贵的一小片；同时，这一小片地方只有享受特别恩宠的少数人可以去，那地方也因此而变质：以前是永恒的，现在成为历史性的；以前是形而上学的，现在变成社会性的。哥伦布所瞥见的地上天堂还是会继续存在，同时也受到破坏变质，变成只是富人的豪华生活方式之专属品。
赤道无风带上蓝墨水色的天空，郁闷无比的空气，并不仅仅表示赤道已近在眼前。他们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开始正面接触的道德气氛之具体表征。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片毫不快乐的海洋，还有平静无比的天气——其唯一目的似乎是让邪恶势力有机会可以重整旗鼓，取得新力量——这些是两个如此极端相异的地区之间最后一道神秘的界限。这两个地区，由于不同的条件、情境，使他们如此不同，以致那些首先意识到此间的巨大差异的人们无法相信两个地区的人同样是人类。一整块几乎很少被人类碰过的大陆突然呈现于一群连他们自己的大陆都无法让其满足的贪得无厌的人面前。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被这第二次原罪弄得天翻地覆，发生疑问：上帝、道德与法律全都发生问题。一切事物都以一种同时性的又是相矛盾的方式，在实际上被证实却也在原则上被撤销：伊甸园、上古黄金时代、青春之泉、亚特兰蒂斯人（Atlantide）、赫斯佩里地人（the Hesperides）、受宠佑的群岛等都被发现为在真实世界中存在；可是天启（revelation）、救赎、习惯与法律却因另外一群更纯洁、更快乐的种族之实际存在而受人质疑（这群人当然并不真的是更纯洁，也不是更快乐，不过一种根深蒂固的悔恨之感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更纯洁、更快乐）。人类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么重大的考验，而且，除非有一天在几百万公里以外，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星球上居住着会思考的生物，这种经验也不会再有第二次。我们最少在一方面比古代航海者更具优势。我们知道两个世界之间的距离可以被拉近，一个世界可以走到另一个世界，而早期的航海者则相当害怕，怕他们一直前行的结果是进入一片空虚乌有之中。
为了把握16世纪之人的感觉，掌握他们觉得其所面对的两难困境之绝对性、完整性与无法变易性，必须记得某些意外事件。在以前称为希斯班尼欧拉（Hispaniola），即今日的海地与圣多明各（多米尼加）（Santo Domingo），当地原住民在1492年的总数在10万人左右，一个世纪以后，人口锐减到只剩200人，有些人死于天花及其他身体疾病，但更多人的死因是他们对欧洲文明的恐惧与厌恶。当时一个调查委员会接着另外一个，被派到该地去研判其原住民的本质。如果他们真的是人类的话，他们会不会是旧约上所说失踪的以色列部族的后裔呢？他们会不会是乘大象到那里去的蒙古人呢？或者是莫多克王子（Prince Modoc）在几个世纪以前带去当地的苏格兰人呢？他们到底一直都是异教徒呢？还是失去信仰的天主教徒？那些是受圣托马斯（Saint Thomas）洗礼过的人？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人，或者只是一些古怪可怕的生物或野兽呢？西班牙费蒂南王五世（King Ferdinand V）的态度即是如此。在1512年他把整批的白人女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唯一的目的是防止西班牙男人与原住民妇女结婚，因为原住民“一点都不能算是理性的生物”。当拉斯加沙斯（Las Casas）提议禁止强迫劳动，所得到的反应与其说是愤怒不平，倒不如说是无法置信。“那么，”他们大叫，“我们是不是被迫连运输用的动物都不能驱使？”
当时派遣的调查团里面，最有名也有名得很有道理的是由天主教圣热罗姆修会（Order of Saint Jerome）修士所组成的那一团。这一团人令人感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诚实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在1517年以后的殖民扩张活动中再也看不到；二是这个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之心态。他们的调查过程很像是一种心理社会学的调查，用最现代的研究设计方法，要求殖民者回答一系列问题。做此研究的目的是想发现，依据他们的意见，这些印第安人到底能不能像卡斯提尔（Castille，西班牙中部地区）的农夫那样有能力独自生活。这个调查团所得到的结论都是否定的。“在不得已的时候，或许这些印第安人孙子辈的后代可以独立生活，但是，目前他们的能力实在太低，说不定他们的孙子辈能否独立生活都有问题。只要看看他们一见到西班牙人就逃走，没有报酬就不肯工作，他们反常的程度到了无缘无故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平白送给别人的地步。他们甚至拒绝把被西班牙人割掉耳朵的族人驱逐。”他们所下的一致的结论如下：“把这些印第安人都变成人类奴隶，比任由他们像野兽一样自由自在还好……”
又过了几年以后，有关巴西土著的消息又增加一点，使以上的结论更为有力：“他们吃人肉，毫无任何公义的形式；他们赤身裸体，吃跳蚤，吃蜘蛛，吃幼虫……他们没有胡子，如果脸上偶尔长些毛，便迫不及待地把毛拔个精光。”[见1525年欧蒂斯（Ortiz）向印第安局所作的演讲]
属于同一个时期，在附近的另一座岛屿[波多黎各，根据欧维也多（Oviedo）的证词]，印第安人把这些人捕捉来，活活淹死。淹死以后几个礼拜之内，印第安人派警卫看守尸体，目的是要看看这些白人的尸体会不会腐烂。比较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可得到两个结论：白人相信社会科学，印第安人则相信自然科学；白人认为印第安人是野兽，印第安人则怀疑白人可能是神。这两种态度所表现的无知程度大致相等，不过印第安人的行为显然表现了更高的人性尊严。
智识了解上的困难，使得道德问题的考虑增添病态的因素。早期的探险家对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事情都觉得大惑不解。德艾理（Pierre d'Ailly）那本《世界的影像》（Image of the World）中，提到一个新发现的、异常快乐的人种，称为gens beatissima，其中包括小黑人、巨型生物以及无头人。马提（Pierre Martyr）则引述各种怪异的动物：长得像鳄鱼的蛇，牛身象鼻的动物，牛头四脚的鱼其背上有数以千计的痣和龟壳，还有吃人的提布龙（tyburons）怪兽。但是，这些所谓的怪兽，只不过是巨蟒、貘、海牛（manatees）或河马（hippopotamuses）以及鲨鱼罢了（鲨鱼的葡萄牙文名称叫做Tubarao，即所谓的“提布龙”）。但是，在另一方面，看起来相当神秘却又被视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哥伦布解释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航向，因此没能到达巴西，他在正式的报告中提到一些极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种情况从他报告以后一直到现在没再发生过，而且在一个湿气永远很重的地带很不太可能发生。他报告说，一阵焚烧似的热气使人无法检视船舱，水箱和葡萄酒箱都因此爆炸，谷仓突然燃烧，腊猪肉和干肉被烤了一个星期之久，阳光异常强烈，船员以为自己将被活活炙死。在那快乐的年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像今天一样，特别是如果我们相信飞碟的话！
我们目前航行所经过的地点，差不多就是当年哥伦布看到美人鱼的地方。事实上，他是在加勒比海附近，也就是第一次航行接近尾声的时候，但是美人鱼如果在亚马孙河三角洲出现，也相当合适。哥伦布写道：“三个美人鱼把身体露出水面，看起来虽然没有图片所画的那么美，但她们的圆脸毫无疑问是人脸。”海牛的头圆形，乳房在身体前面；母海牛喂乳的时候，用前脚掌把小海牛紧紧抱在胸前，把母海牛看成美人鱼一点都不奇怪。特别是那个时候，人们不但描述甚至画棉花树，把它称为并且画成是绵羊树，也就是一棵不长水果却长绵羊的树，吊在树上的绵羊其背上的毛都长到了可以剪羊毛的程度。
同样的，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Pantagruel）第4册里面，很可能是根据一些去过西印度群岛的航海家所说的故事，而对今日人类学家称为亲属制度（kinship system）的现象加以戏谑式的讽刺，他根据一些非常有限的资料加以任意发挥，因为在事实上很难找到多少亲属制度里面，一个老头子会称一个小女孩为“父亲”。在上举的各个例子里面，16世纪的思想缺少某项比知识更为重要的要素：一种科学思想不可或缺的要素，16世纪的人对于宇宙的和谐安排不敏感；就像今天在美学方面，一个农民看过意大利画或非洲雕刻的外观之后，无法见及其中所含的有意义的和谐性，便没有办法分辨一幅波提切利（Botticelli）的画和一幅伪作之间的区别，也看不出一件帕呼因（Pahouin）族的雕像与一件廉价的垃圾之间的差别。美人鱼和绵羊树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种客观事实上的误认；在智识上，这些例子应该算是缺少鉴赏力的明证；这些例子表现的是一种心智上的缺陷，虽然在其他方面很有天分，也表现出相当的教养，可是却缺乏观察力。有此缺点并不构成我们对他们加以谴责的充分理由，相反的，我们该为他们在有此种缺陷的情况下仍能取得那么多成果而尊敬他们。
由欧洲启程开往北美洲或南美洲的船只甲板，给现代人提供一个很好的众神庙，使他可在其中念他的祈祷文，比雅典所能提供给雷南（Renan）的更好。我们再也不能像雷南那样崇拜一个视野有限的文明里贫血的女神。在那些英雄的身后——那些航海者、探险家和新世界的征服者——他们（在月球之旅的时代未开始以前）进行了人类所能做到的唯一完全的旅行探险，我追随着他们的脚步，心里想的是那些担任后卫以使大门不致关闭，可是所得的报酬却又如此残酷的那些人。我指的是印第安人，他们的例子，经由蒙田、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使我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得到实质上的丰富充实。呼隆族（Hurons）、伊洛魁族（Iroquois）、加勒比族（Caraibes）和吐比族（Tupi）——现在我就要去面对他们！
哥伦布所看到的第一片闪闪发光的，被他误以为是海岸的东西，事实上是一种在日落与日升的空当间产卵的海生闪光虫；他那时候还不可能见到陆地。不过，那个失眠的、在甲板上度过的夜晚里，我在等待美国的出现时，所看到的确实是大陆上面的亮光。
在那前一天，我们即已意识到抵达新世界了，虽然实际上还看不到新世界；船转向南，沿着与从贾柏圣奥古斯汀（Cabo sāo-Agostin）到里约的海岸线平行的方向航行，但我们还是离海岸太远。最少还得两三天的时间，我们才能拥抱美国的海岸。我们的感觉也不是因为庞大海鸟的出现，那些声音尖锐的热带鸟或是暴君似的海燕类鸟，它们攻击塘鹅，强迫塘鹅在飞行时把口中的猎获物吐出，并非是这些海鸟告诉我们航程已快到终点。因为这些海鸟常飞离陆地很远，哥伦布曾因误以为海鸟出现即表示陆地接近而付出相当代价，他误以为他成功了，而事实上，他的船仍在大西洋中途而已。飞鱼飞向空中，其尾部轻打水面，身体由外展的翅带动，好像一片蓝色镜面上到处闪烁的银点。此前常见的飞鱼在近几天以来已经越来越少见了。
但是越来越接近新世界的旅行者，对接近新世界这件事实的感觉和“巴西”这个字眼在巴黎所引起的种种联想南辕北辙。这种感觉很难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描述。
首先，几个礼拜以来所习闻的大海味道似乎不再那么自由得到处流畅；那大海的味道好像碰到一座看不见的墙，被挡住不能流动，不再吸引住旅行者的注意力。旅行者把注意力转移到一种性质相当不同的味道上去，那种味道他无法根据以往的经验加以定义、描述：那味道有点像森林中的轻风与温室的气息不断地交替，是植物界最基本的原质，带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性，其浓度高到几乎要导致某种味觉上的中毒，又像是一段段强有力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符，特别突出的演奏出来，目的好像是为了把各种不同水果味的香气所组成的章节既分离开来，又组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曾经先在巴西的塞尔陶（Sertāo）之某个波特金（botequim）中吸过那黑色而涂过蜂蜜的卷成螺旋状的烟卷味道之后，又一头栽进一颗刚剖开的热带辣椒里去的话，他就可以了解上述感觉。这种烟卷用烟叶制成，先把烟叶发酵再卷成几码长的长卷。这些相当接近的味道之混合，可以使人体认识到曾经单独拥有其中秘密长达数千年之久的那个美洲。
但是当第二天下午4点，新世界终于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其影像看起来似乎并不逊于它所出产的香料。长达两天两夜的时间，一片硕大无朋的山脉清晰可见。山脉庞大的原因并非因为它很高，而是因为山脉的样态不停地重复，很难辨识出个别山脉的起点和断裂，只看见一串陡峭的山脉结成不断的锁链。这些山脉光滑的石壁突出海面几百米，形成各种奇异的形状。类似的景观有时候可以在沙滩上从被海浪冲坏的沙堡残余中看见，但是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景观实际上可能以如此庞大的规模存在，至少在我们居住的星球上似乎不可能。
这种巨大的印象是美洲特有的，而且随处可见，在城镇或乡村都可看见。我在巴西沿岸感觉到这一点，在巴西中部高原上也感觉到，在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在科罗拉多一带的落基山脉、在里约热内卢的郊区、在芝加哥的郊外或在纽约的街道上，都可以感觉到这种巨大的印象。不论是在何处，都会造成同样有力的印象；任何一个特定的景观令人想起其他的景观，街道也只是街道，山脉只是山脉，河川只是河川。令人觉得陌生难辨的原因，是因为人的体积和环绕其身边的物体体积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不成比例，似乎完全不可能以任何共同的标准去同时衡量二者。等到一个人渐渐对美洲习惯了以后，就不知不觉做了各种调整，使两者之间重建起一种正常的对应关系；这种调整本身做调整的人自己几乎觉察不到，其中的过程就像飞机降落时会使人在心理上微微一震那样，只能勉强感觉到一点点。但是两个不同世界原本缺乏可资比较的比例充斥我们的一切判断，同时加以扭曲。那些坚持说纽约很丑的人们，只不过是一种感官上的错觉的牺牲者而已。他们还不会学着用另外一种尺度去衡量新世界，把纽约认为是个城镇，因此对纽约的街道、公园、纪念性建筑物大肆攻击。当然，客观上来看，纽约是个城镇，但是具有欧洲式感性的人却是使用欧洲景观的尺度去观察纽约，这是一种很不一样的尺度。但事实上美洲的景观所呈现的是一种比欧洲更为庞大宽广的体系，我们完全缺乏可与之相比拟的事物。纽约的美和它是一个城镇毫无关系。只要我们放弃既有的观念，马上就可领略到纽约的美是美在它把城镇完全转化成为一个人工的景观，城市所具有的一般规则不再适用，唯一重要的价值在于那些灯光所映衬出来的富丽像天鹅绒一样的性质，远方建筑物轮廓的明确清晰，在摩天大楼之间令人惊叹的险峻绝壁，以及严肃阴郁的楼间谷地，其中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车子，好像花朵一般。
做了以上的陈述以后，再回过头来描述里约热内卢，使我觉得相当尴尬。里约热内卢常被人称赞为很美，但我却无法动心。其中原因实在也很不容易说明白。我觉得里约所在的景观和里约这个城市本身极不成比例。糖块山（The Sugar Loaf Mountain）、柯可瓦多（Corcovado）以及被赞誉不止的自然景观，对于一个进入海湾的旅行者而言，好像是一个没有牙齿的嘴巴上面胡乱凸起的牙根。这些隆起的部分几乎是经常被一层浓厚的热带雾气所笼罩，它们也就无法填满整个地平线，即使没有雾气笼罩，它们也还不足以填满地平线。如果想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视野，就必须从陆地的那一边往海湾这一面望，而且要站在高处往下看。在朝海的那一面，视觉上的幻觉正好和在纽约所见的相反。在里约，自然本身看起来好像是一片尚未建造完工的建筑工地。
同时，单凭眼睛所能见到的景观，根本无法看出里约海湾的庞大。船航行的速度缓慢，必须小心避过海湾里面的大小岛屿，从长满树木的山坡上忽然吹下来的气息和凉快的感觉，使人预感到好像和花卉及岩石都已产生了具体的接触，虽然在事实上还看不到花卉或岩石，使旅行者先尝到这片大陆的特性。这使人又想起哥伦布的描述：“树很高，好像碰到天顶；如果我没了解错的话，这些树长年不会落叶；我曾在11月份的时候看见这些树叶新鲜油绿得像是西班牙5月份时的树叶那样；有些树甚至在开花，有些则结着果实……只要一转身，到处都听得见夜莺的歌声，同时有数千种不同类的鸟给它们伴唱。”
这就是美洲；这块大陆造成一个无法逃避的巨大影响。它的存在，由黄昏时刻使里约海湾雾蒙蒙的地平线生趣盎然的种种活动的迹象组合而成；但是，对于一个新来者而言，那些活动、形状和亮光并不代表省份、村庄与城镇；它们也不代表森林、草原、河谷与景观；它们也不表现出生活其中之人的活动与工作，那些人互相之间都是陌生人，因为他们都各自局限于自己的家族与职业之中。整个景观构成一个特殊的、全球性的整体。一个人四周环绕着的并不是种类繁多的生物与物质，而是一个单一的、令人惊叹的存在：新世界。
九 瓜那巴拉湾
里约港的海湾直伸入城市心脏：船正靠在市中心，另一边正是Ys新城，早已被海浪全部吞没。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事实，因为第一个殖民聚居点，非常简单，位于一个多岩石的小岛上，待会船必须经过该岛。这个岛的名称根据建立聚居点的人取名：卫尔给农（Villegaignon）。我沿着里约—布兰柯大道（Avenida Rio-Branco）行走，这一带原来是吐比南巴族（Tupinamba）印第安人的聚居村庄，而我口袋中装的是列维（Jean de'Léry）的著作，人类学家的每日祈祷书。
列维在378年前几乎是与今日同一天抵达此地。另有10个日内瓦人与他同行，都是新教徒。他们是应卫尔给农之邀而去。卫尔给农在瓜那巴拉湾居住不到一年，即改信新教。他和列维以前是学校里的同学。卫尔给农是个很奇特的人，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职业，也经历过各式各样的恋爱故事。他曾和土耳其人打过仗，和阿拉伯人、意大利人、苏格兰人打仗（诱拐苏格兰女王玛丽·史都华，以便她能和法兰西斯二世结婚的人，就是卫尔给农），也和英格兰人打仗。他曾在马耳他（Malta）和阿尔及尔（Alger）打仗，也曾在塞利索尔（Cerisole）打过仗。他后来的主要兴趣似乎是军事建筑，那时候他充满冒险的一生似乎快到尾声，对军事建筑这行业的失望，使他决定去巴西定居。但是到巴西以后，他的一切构想还是脱离不了他流浪成性、无法止息的本性，充满野心。他到巴西的主要目的，本来是去建立一个殖民地，但在同时他也一定是要设法自己建立一个王国。他的首要目标是给在法国正饱受迫害的新教徒提供一个避难所。卫尔给农是受过洗的天主教徒，但思想上可能是自由派。他取得了科利尼（Coligny）的支持，也取得洛林地区（Lorraine）红衣主教的支持，到处为他要建立的殖民地招兵买马，对象包括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在内，有时候则到公共场所去招收被拷的犯人、疯子及逃走的奴隶。终于在1555年7月12日，他找到了600个人，送上两条船。船上的人员是五花八门，代表社会的各个行业，包括刚从牢狱出来的人，这些人就是卫尔给农召集到的拓荒者。不过，他忽略了两样东西：女人和补给品。两条船的起航出了不少差错，两次被迫回到迪波（Dieppe）。最后，终于在8月14日出发成功；不过，很快又碰上其他问题。非洲西北岸的加那利岛（Canary Islands）爆发战事，水源受污染，引发坏血病。卫尔给农的船于11月10日靠岸于瓜那巴拉湾。当时，法国人与葡萄牙人，为了取得土著支持，已经竞争多年。
当年法国在巴西海岸所享受的特殊地位，有不少值得注意之处。法国势力最晚在16世纪初即已开始，当时法国派遣了几支探险征服队，其中最有名的是1503年由龚维尔（Gonneville）率领的一次。龚维尔在那次探险结束以后，从巴西带回一个印第安人女婿。几乎是同一个时期（1500年），加布尔（Cabral）发现圣克鲁斯岛（Santa Cruz）（玻利维亚）。不过，我们或许应该把时间更往前推一段。法国人很快就给这片土地取名为巴西（Brésil）——早在12世纪的时候，巴西就是一片充满神秘感的大陆，知道的人都尽量保守秘密，该大陆出产木漆，有很多名词，像ananas（凤梨）、manioc（木薯）、tamandua（小食蚁兽）、tapir（貘）、jaguar（美洲豹）、sagouin（狨猴）、agouti（刺豚鼠）、ara（南美大鹦鹉）、caiman（凯门鳄）、toucan（南美产的巨嘴鸟）、coatii（南美浣熊）、acajou（桃花心木）等法文名词，都是直接来自各个印第安人的方言，并没有经过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转化手续。因此，迪波地区的人传统上认为巴西是由库辛（Jean Cousin）首先发现，早于哥伦布的首航4年，或许也有几分事实。库辛的船员中有个人姓品容（Pinzon）。哥伦布在帕洛斯（Palos）附近，几乎放弃航行计划，是品容家族的一员鼓励哥伦布，使他重燃希望，继续前行。哥伦布首次航行时，当拉品达号（La Pinta）船长的是另品容家的一员，每次哥伦布在考虑是否必须改变航程时，都先要和品容商量。另外，在哥伦布放弃航向巴西的路线，而没有发现巴西的第二年，首先抵达巴西海岸，成为官方承认发现巴西的第一个人，又是另一位品容。他所到的地点是贾柏圣奥古斯汀。不过这个问题将永远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因为在迪波的记录，包括库辛的航行记录，都在17世纪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是英国人的炮轰所引起的一场大火。不过，在我抵达巴西大地的那一刻开始，我便禁不住想起作为400年前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亲密关系见证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和悲剧性的意外：诺曼地区去的翻译人员，在巴西和土著过一模一样的生活，娶印第安人为妻，变成食人族；可怜的史塔笃（Hans Staden），有好几年在惊恐里生活，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被活活吃掉，可是每次都走运活下来。有一次他想借那把非常没有古伊比利亚味道的红胡子冒充法国人，以免被吃掉，可是勾尼昂王（King Quoniam Bébé）告诉他：“我已逮过5个葡萄牙人，全都吃掉了，他们都想冒充法国人，全都是撒谎！”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一定早有某种持续性的关系存在，1531年，那艘拉佩勒琳（La Pélerine）号船在回航法国时，才会除了运载3000匹豹皮，300只不同属的猴子，还运载了600只“已懂得几句法语”的鹦鹉。
卫尔给农把科利尼堡（Fort Coligny）建筑在海湾正中央的一个岛上；建堡工人是印第安人，提供食物给殖民者的也是印第安人；不过，印第安人很快对这种只有往没有来的供应关系感到不耐烦，集体逃离，放弃自己的村落。其后，饥荒与疾病成为堡中的家常便饭。卫尔给农开始露出他专横的本性，罪犯集体反抗的时候，他便施以集体屠杀。堡中的传染病很快传上大陆，仍然忠心的少数印第安人都受到传染，800人死亡。
卫尔给农当时正受困于某种精神危机，对人世的俗务不大注意。和新教徒接触的结果，他改信新教，请求加尔文派些传教士到巴西去教他有关新教信仰的事情。因此，1556年，加尔文教派派出一支探险队，列维即是该探险队的成员。
从此刻开始，历史的发展异常曲折，很奇怪的是到现在为止，居然还没有小说家或电影剧作者对这段事迹加以利用。一小群法国人，为了逃避宗教纷争，为了想建立一个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可以在一个自由的容忍的政府之下共存的新小区，历尽艰险，最后，发现他们所到的地方陌生得像另外一个星球。他们对当地的地理环境一无所知，对当地的土著也一无所知，没有办法种植植物来养活自己，身染各类病痛与传染病，一切生活所需必须仰赖一个语言不通且充满敌意的社会来供给，他们知道自己已陷入自造的罗网之中。天主教徒企图说服新教徒改宗，新教徒企图使天主教徒改教。他们不把精力用来谋生，一连几个礼拜都在讨论下列问题：最后晚餐的真义到底是什么？做奉献用的葡萄酒是不是应该先掺水？聚餐与洗礼都引起极为热烈冗长的争辩，争辩完毕以后，卫尔给农有时候被说服改宗，有时候又回到他原来所信的天主教。
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派使者去欧洲请教加尔文，要求他仲裁那些引起争论的问题。使者派出以后，争论更加剧烈，卫尔给农开始失去理智。列维留下的记录中写道，他可以从卫尔给农所穿的衣服颜色推知他的情绪，以及他震怒时可怕的程度。最后，卫尔给农变成反新教，要把新教徒饿死。新教徒再也不能在岛上的社区中扮演任何角色，便搬到大陆去住，和印第安人成立联盟。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那种田园诗一般的关系，促成列维完成了人类学著作上的经典之作，《巴西大陆之旅》（Le voyage fait en la Tevve du Brésil）。这个故事的结局甚惨：受过种种折磨以后，日内瓦人最后搭上一艘法国船回欧洲。在回程中，他们不能再像上一次去往巴西的途中那样，仗着装备整齐，可以沿途向遇到的船只“刮油水”，也就是抢劫；这趟船上的人一直在饿肚子。他们把猴子吃掉，把鹦鹉吃掉。那些鹦鹉非常宝贝，有个印第安妇人，是列维的朋友，要人家用一门大炮来换，才肯交出她的鹦鹉。船上的老鼠卖到4枚埃居币（écus）一只。后来断水，最后在1558年抵达布列塔尼（Brittagne），有一半的人已饿死。
而岛上的殖民社会开始在恐怖与判处死刑的氛围中解体。卫尔给农受岛上所有的人痛恨，有些人视他为叛徒，有些人视他为背教者，印第安人很怕他，他自己很怕葡萄牙人，最后他终于放弃他的梦。科利尼堡终于在1560年，在卫尔给农的侄儿布瓦勒—孔德（Boisle-Comte）的指挥之下，被葡萄牙人攻陷占领。
我在里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随意到处走走，企图重新捕捉些上述古老故事的风味。后来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其中一部分，是国家博物馆为了纪念一个日本学者，在海湾顶端一带组织了一次考古挖掘试验，我参加了。我们的汽船停靠于多沼泽的海潮上面，停船地点附近有一艘弃船，生满了锈。那艘船当然不会是16世纪的，不过有艘生锈的破船弃置该地，使那块空间增添了不少历史气氛，那艘破船是该地唯一可以替时间的飞逝做见证的东西。远方的城镇在低垂的云雾与从清早就下个不停的细雨中消失不见。黑色污泥中有不少螃蟹，热带红树林外形肿大，看不出到底是蓬勃生长还是衰败的迹象。污泥与红树林后面，可以看见几间孤立小屋的侧影，看不出是属于哪个时代。再远一点，山坡顶端被白色雾气所笼罩。我们接近树林，便看到我们此番前来的目的了——最近有农民在这里发现一些破碎陶片的砂砾石坑。我摸摸那厚厚的陶片，毫无疑问是吐比族印第安人的陶片，因为陶片最外一层白漆边缘饰以红色和精细的黑色格状纹样，这种红色与黑色格状纹饰，据说可以迷惑那些到处寻找藏放瓮中的人体残骸的恶鬼。起先人家告诉我，车子可直接开到这个遗址，因为离城镇中心不过50公里，不过雨可能会把路堵住，迫使我们停留一个礼拜之久。这样的话，那就使我们与无力改变这个忧伤地点的过去更为接近了。列维可能在此类地点待过，磨掉那些烦人的等待时光，他可能看过那些速度甚快的棕色的手，拿着刮刀，沾上黑漆，来创造那些“像格状纹饰、像同心结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各种可爱的图案”。那些图案，正是目前我想从软化了的破陶片背面辨认的图案。
第一次到里约，还是很不同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到赤道的另一边，在热带。我当时想，会有什么样的迹象来显示这种转变呢？会听到什么样的新声音来证明此事呢？哪一个我未曾听过的音符会首先进入我的耳朵呢？我最先注意的是微不足道的事物：我在一间客厅里。
我穿着轻便的衣服，在弯弯曲曲、黑白斑驳、高低不平的道路上逛。我看见大道两旁又窄又暗的小街道有几点特色：建筑物与道路之间的界线不像欧洲那么明显。不论商店橱窗的装饰是如何精致复杂，店面都直接延伸到街道上，使人很难分清到底身在店内还是店外。街道不只是作为交通，也是人生活的地方。这些街道又繁忙又安详，比欧洲的街道拥挤，也维护得更好，终于使我找到一个比较的标准。从一个半球到另一个半球，从一块大陆一种气候到另外一个，首先只不过是把欧洲商店橱窗那层薄薄的玻璃取消。在欧洲，那层玻璃只是以人为的手段，创造同样的效果。我对里约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它像是露天的米兰骑楼（galleries）[7]、阿姆斯特丹的骑楼（Galerij），观看全景的通道（Passage des Panoramas）或巴黎圣拉札尔（Gare Saint-Lazare）车站的大厅。
通常，人都把旅行视为空间的转换。这种观念有欠充足。旅行不但在空间进行，同时也是时间与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任何印象，只有同时与此三个坐标联系起来才显出意义。不过，空间本身即有三个坐标，所以，如果想完整描述任何旅行经验，必须要同时使用五个坐标。我在巴西一上岸，马上感觉到这一点。我已来到大西洋这边，在赤道的另一边，同时非常接近南回归线。有很多事情都足以说明这一点：经常湿热的天气，不用再穿毛衣，房子与街道的对比取消（这种对比，我后来发现是西方文明的一项常数）。不过我很快发现，此项对比由人与丛林的对比加以取代。在一个完全人文化了的地理景观中，人与丛林的对比并不存在。此外，还有椰子树，新种的花朵，在咖啡馆前面成堆的绿色椰子，椰子剖成两半，内有甜汁，散出隐藏着的新鲜味道。
我同时也注意到其他变化：以前穷，现在我富有，第一项原因是我的物质条件已改变；其次，当地物产价钱极低。一个凤梨只卖20个苏（sous），一把香蕉卖两法郎，一只鸡，由意大利店主烤好，才卖4法郎。好像是儿歌里面的“塔定太太的豪华饭店”（the palace of Dame Tartine）。最后，到达一个新港口时的那种开放心态，那些使人觉得有义务要加以利用的不求自来的机会，形成一种暧昧情况，使人容易暂时放弃平日的自制，忽然意气风发，以挥霍为快。当然，情况也可能与此正好相反。法德停战后，我抵达纽约，一文不名，就有这种经验。但是，不论是增加还是减少，不论你的物质状况改善或变糟，除非是奇迹发生，否则旅行不可能不在这方面带来一些变化。旅行不仅仅是把我们带往远处，还使我们在社会地位方面上升或降低一些。它使我们的身体交换了空间，同时，不论是更好或更坏，也使我们脱离自己原来的阶级脉络，因此，一个地方的颜色和风味不可能和我们自己面对，经验那些颜色和风味的时候所处的是那种预料不到的社会地位。
以前，旅行者旅行的时候，接触到和他自己的文明极不一样的文明，那种文明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切都极怪异。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这样的例子变得越来越少。不论是到印度或美国，现代旅行者觉得惊奇的程度小到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地步。在选择旅行的目的地或行程时，现代旅行者可以任意自由地选择某个欧洲入侵的特殊时刻，或是选择某个机械化的程度。追求异国情调，结果只是在追求一个他早已熟悉的发展形态的不同阶段而已。现代旅行者就像是一个古董爱好者，由于材料有限，不得不放弃他所收藏的黑人艺术，在他到处旅行时到各地的跳蚤市场去讨价还价，购买那些有点古怪的粗制滥造的东西。
这一类的区别，事实上可在每个城镇的中心觉察出来。就像每种不同的花在特别的季节里开放一样，一个城镇的每个区都带有该区成长的年代遗痕，显示它发展的最高程度及其衰落的过程。在城镇成长衰落的形态里面，有其年代次序，也有巧合成分。以巴黎为例，沼泽（Marais）地区在17世纪达到顶峰，现在已减退；第9区，一种开化较晚的种属，在第二帝国时代达到极点，现在则是一些破败的建筑，居住其中的是一种较为寒微的植物，像昆虫一样，在其中找到适合他们那些规模有限的活动之场所。第17区则冻结于它那破产了的豪华富丽之中，好像一株大太阳花在大限已过之后，仍然高贵地昂着它衰败的头。不久以前，第16区辉煌灿烂，现在它鲜艳的花朵被办公大楼与公寓建筑所掩盖，慢慢地变成与其他的巴黎郊区没什么差别。
我们在比较地理上与历史上相差甚远的城镇时，这些年代循环方面的相异，还要加上变迁速率的差异，使情况更为复杂。一离开里约的市中心那种明显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外貌，马上就看到安静的街道，长长的大道两旁种着棕榈树、芒果树、修剪整齐的红木树和古色古香的洋房各有自己的庭院。这些街道和建筑令我想到拿破仑三世时代的尼斯（Nice）或比阿里茨（Biarritz）。后来我看到加尔各答的住宅区时也有这种感觉。热带地方的城镇，与其说是深具异国风味，不如说是过时的风景。这些城镇的植物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它们的风貌，但是某些建筑上的细节与生活的方式，使人得到一种印象，觉得并不是走了遥远的一段路，而是在时间上不知不觉地往后倒退。
里约热内卢的建造过程和一般城镇不同。它首先建于沿着海湾的那一段平坦的沼泽地，然后往内陆发展，穿越那些环绕着海湾的陡峻山岳，好像弯曲于一只很紧而又大小不甚合适的手套里面的手指那样。狭窄的城区，有的二三十公里长，沿着花岗岩的底部发展，有的花岗岩陡到不能生长任何植物的程度；偶尔在一个突出的岩角上面，或是一个深邃的岩罅里面，会长出一片森林，由于人无法抵达该处，那些森林是真正的原始森林，虽然离城镇如此之近。在这些凉快的、深邃的走廊上空飞行，飞机降落的时候使人觉得好像碰到那些树枝，飞机在生机盎然的植物毯之间滑行，然后降落地面。虽然里约附近到处都是山，但里约对这些山简直不屑一顾，一部分的原因是山顶缺水。在这方面，里约和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正好相反；在那里，那些小圆锥形的山丘，耸立于多沼泽的平原之上，绿草之中可见到橙色的泥土闪闪发光，几乎每一座山丘的顶端都建有一座孤独的别墅，一座富人的堡垒，使他可以避开逼人的闷热和沼泽的脏乱。里约正好相反：那些小圆球状的山顶，由整块的花岗岩像铸铁一般的铸成，把热气强烈地反射出来，使在峡谷底部循环的空气永远无法上升。也许目前的都市化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过，在1935年一个人居住地点的高度表，同时也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衡量表：住得越高的人，社会地位越低，一点都错不了。穷人住在高高山坡上面的法维拉斯（Favellas），当时那里住的是黑人，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谱出生动的吉他旋律，每逢嘉年华会，从山上下来，连人带曲，集体侵入城镇。
城镇不仅依高度而变化，也随距离变化。走进那些建筑于两山之间的狭窄城区以后，整个景观便有郊区的特色。里约布兰柯大道尽头的波塔弗果（Botafogo），仍然是里约热内卢的高级城区之一，但是过了弗列门果（Flamengo）以后，会使人以为是置身巴黎的纳伊利（Neuilly）。柯帕卡巴那隧道（Copacabana Tunnel）附近一带，20年前很像是圣德尼（Saint Dennis）或布尔日（Le Bourget），不过略带一些粗犷的味道，有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郊区。柯帕卡巴那现在到处都是摩天大楼，当时还只是个小省城，有各式各样的手艺行业与小商店。
我对里约的最后印象是在我最后离开之前不久，我到柯可瓦多（Corcovado）山坡上的一间旅馆去看几个美国同行。到那里去得坐相当简陋的电缆车，轨道建造于松松的岩石上面；坐这种电缆车使人觉得是在修车厂与山上小屋之间，沿途检查站上有虎视眈眈的管理人员，他们看起来又有点像是游乐园的招待。搭这种缆车穿越肮脏多岩石的荒地，有时几乎垂直地爬上悬崖，所得的奖品是在山顶上发现一座建于帝国时代的单层建筑物，规模不大，用灰泥与黄土涂过的墙壁。吃晚餐的地方是一个权充阳台用的平台，从平台望去，看见的是一堆水泥建筑，廉价的别墅与其他城市建筑。在远方，倒看不到在这种异质杂拌的景观中常见的工厂烟囱，而是看到一个闪亮的、缎子般光滑的热带海洋，海面上一轮硕大无朋的明月。
我走回船上。船起航，灯火辉煌，噼啪作响。灯火在海的面前游行；海弯曲翻腾，好像在检视一条漂浮海面的花街柳巷。傍晚时分，一场雷雨，远方的水域闪亮如巨兽之腹。同时，残断的云朵把月亮遮住，风把云吹成锯齿、十字架和三角的形状。这些奇形怪状的云朵仿佛自内部发光，在黑色的天空上，看来好像是热带的北极光。在这些黑烟似的云朵空隙间，不时看见微红的月亮部分出现，被遮住，又出现，好像在空中飘浮流过的一盏苦闷的灯笼。
十 穿越回归线
里约与山托斯之间的海岸，深具热带景观那种梦幻般的美。沿岸的山脉有时候高达2000米，落进海中，形成小小的岛屿与溪流。细沙滩的边缘，长着椰子树，或是花朵怒放的深色森林。沙滩旁边，围绕着砂岩或花岗岩，只有从海上才有办法进去。每隔100公里左右，即有一个小港口。港口上面那些破败的18世纪建造的房屋，以前曾经是船主、船长或副总督们格局豪华的住宅，现在由渔夫居住。安格拉多雷（Angra dos Reis）、乌巴图巴（Ubatuba）、巴拉提（Parati）、圣塞巴提安（Sāo Sebastiāo）和维拉贝拉（Villa Bella）等地方，都曾经是黄金、钻石、黄玉、贵橄榄石（Chrysolites）等的集散地。那些黄金宝石都是麦那斯吉瑞（Minas Geraes）所出产，也就是王国中的“一般矿山”所出产，由骡子队沿着山脉，驮运几个礼拜，运到集散地。现在重访那些小径，看到山脊，实在很难想象，这些小径上的交通曾经那么繁忙，到了有人可以靠捡拾驮货牲畜沿路遗失掉落的鞋子即可谋生的程度。
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对采矿与运货所必须注意的事情，曾有描述。挖掘出来以后，黄金得立刻交给每个政区设立的“基本中心”（Foundation Houses），像里约多模特（Rio dos Mortes）、沙巴拉（Sabara）或塞罗弗利欧（Serro Frio）。在那些地方，皇家税先收，该归矿主的金子都制成金条，上面盖明重量与标号，还有国王的徽记，然后交给矿主。在矿区与海岸的中点附近，建有一个主仓库，在那里又重复检查一遍。那儿的军官带着50个士兵，负责抽取五分之一，每个人、每只载货的牲畜都抽税，抽取的由国王与负责的军队瓜分。因此，由矿区出发的骡子队经过检查站的时候，都停下来接受“非常彻底的检查”，也就毫不奇怪。
然后，个别的商人把金条拿到里约热内卢的铸造厂去换金币，每个值8个皮雅斯（piastre）的古金币（half-doubloons）。这还得让国王抽取八分之一，作为铸造费。布干维尔写道：“这个铸币厂……是世界最好的铸币厂之一，有各种设备，用最快的速度铸币。由于黄金从山上运下的时间与葡萄牙开出的船只抵达港口所需的时间相同，铸造过程必须迅速，快得令人吃惊。”
钻石的开采制度比黄金还严厉。根据布干维尔的描述，签合同的人“必须把发现的每一粒钻石明确记载，而且所有钻石都交给国王指定的专人。他马上把钻石放进铁箱子，用三道锁锁起来。他锁一道，总督锁一道，皇家财产监督官（the provador of the Hacienda Reale）锁第三道。箱子锁好，连同开锁的钥匙一起放进另一个铁箱子，加封条，封条上有负责上锁的三人的签名。总督没有权力检查箱子的内容。他的工作是把这个上了封条的箱子再放到另外一个坚固的箱子里，把他自己的官印封条贴到锁上，箱子送往里斯本。这个箱子在国王面前打开，让国王挑他中意的钻石，挑好以后，依照协议的价格，付钱给签合同的人。”
曾经发生过这么多剧烈活动的地方，曾经在1762年一年之内，运输、检查、铸造及运送119阿洛别（arrobes）黄金（也就是1.5吨多的黄金）的地方，现在几乎毫无痕迹可寻。那一片海岸又回复到以前乐园似的状态。唯一的遗迹，是几座寂寞华丽的房屋，在其前面曾有多少西班牙大帆船（galleon）靠过岸，房屋的墙壁仍然受海湾涌上来的浪轻轻击打着。这些令人骇异的森林、处女湾和险峻的岩石，人们也许会相信除了几个从高原下山来的赤脚印第安人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但是，事实上，就在200年前，这些地方曾建有不少工场，锻炼出现代世界的命运。
饱食黄金以后，世界开始渴望糖，糖则吞食奴隶。首先，矿坑衰竭，在那以前，森林受毁以取得坩埚所需的燃料。然后是奴隶制度废止。最后，是逐渐增加的世界需要，使圣保罗和它的港口山托斯，把注意力转移到种植咖啡上面。先是黄色，然后白色，黄金最后变成黑色。在这一切的变化，这些使山托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之一的种种变化之外，其景观仍然保有一种精致周全的美。船慢慢在岛屿之间前行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热带的冲击。我们被一条充满绿色植物的海峡所包围。好像只要我们伸出手就可摸到植物，那些植物在里约一带都是藏在山坡顶端，不易上去的茂盛的隐秘处。在圣保罗附近这比较平庸的环境里面，有可能与自然景观建立实质接触。
山托斯的腹地是一片淹水的平原，上面有不少珊瑚礁小湖和沼泽，数不清的河流穿插其中，还有海峡和运河，其形态不断地被一层珍珠般的雾气笼罩而显得模糊，看起来好像地球本身，刚刚在创世的第一天出现。香蕉园的颜色是一种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所有颜色里面最新鲜、最柔和的绿色；我的记忆力喜欢把这种绿色和恒河三角洲（Bramaputra）上黄麻的绿金色联想在一起，但是这种绿色比黄麻的色调更为刺激。但这种色调是如此细致，和黄麻的绿金色所呈现的那种坦然的富丽引人注目性质相比之下，所显现出的脆弱性，使整个气氛带着最初、最原始状态的味道。车子必须在香蕉树丛中开行半个小时。香蕉树事实上是巨型的蔬菜，而非侏儒状的树木，它充满汁液的枝干顶端是一堆橡胶质的叶子，叶子位于一棵巨型的棕色与粉红色的莲花之间渐渐出现一只多手指的手。走完香蕉林之后，路面高度有800多米，直接建筑于山脉上。沿着海岸，随处可以见到峻峭的斜坡藏护着人迹难到的原始森林，其茂密的程度只有往内地的亚马孙谷地走几千里才可见到勉强与之比拟的森林。当车子在连“发针式的转弯”都不足以形容的弯角时吃力地鸣叫，路沿着一条连绵不断的螺旋线条往上延伸，路上的雾气令人想起其他地方的高地，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观察那些树木植物，全都一层一层地排列着，像博物馆中的标本那样。
这里的森林和西方的森林不一样，最大的区别是树叶与树干之间的明显对比。树叶颜色比较深，它的绿色调令人想起矿物的色调，而非植物的，特别是令人想起玉石和电气石（tourmaline），比较不像翡翠与橄榄石（peridot）。而树干呢，好像是耸立于一片深色叶子背景前面的白色与灰色的骨架。由于山路离森林边缘太近，我无法观察整个森林，无法把森林当做一个整体来思考，便把注意力集中于细节部分。那些比欧洲所见的更为繁茂的植物，其枝干和叶子看起来像是用金属切割成的，对自己的形貌充满自信，其外形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与摧残。从外面加以观察，热带的自然似乎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自然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热带的自然显示了更高程度的永久性，其存在也更叫人无法忽略。就像卢梭（Douanier Rousseau）[8]所画的异国情调的风景一样，活生生的物体都具有无生命的物件所有的高贵之感。
以前，我也曾有过类似的印象。那是我第一次到普罗旺斯地区（Provence）去度假时发现的，在那以前我都是到诺曼底和布列颠尼一带度假。那些以前我觉得模糊无趣的植物被另一种植物取代，每一种植物都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这种感觉就像是突然被人从一个普通的村落运到一个考古遗址上面去一样，遗址上面的每一块石头，不再仅仅是一座屋子的一部分，而且是历史的见证。我在多岩石的地面上兴奋地踩来踏去，嘴上念着地面上所见的每一小枝叶的名字叫做麝香草（thyme）、牛至草（origan）、迷迭香草（rosemary）、罗勒车（basil）、樨（cyste）、月桂树（sweet bay）、熏衣草（lavende）、野草莓树（arbousi）、山柑（caper-plant）或乳香黄连木（lentisk）。我告诉自己，这些植物每一样都是植物界的贵族，负荷着各自的特殊使命。我觉察到那种强烈胶质的味道是一种更为实在的植物生命形式的证明，同时也是理由。普罗旺斯地区的植物想以它们的香味向我表明的那些内容，热带植物则用它们的形状来表明。热带植物不是一个味道与习性的世界，不是一个菜单与迷信的植物王国，热带植物是一个由杰出的舞者所组成的舞蹈团，每一团员都展示其最出色的舞姿，好像是要表达其意愿，并且表达得非常清楚，因为生命里再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情。这场静止不动的芭蕾，只有吧吧作响的泉水里面的矿物质所造成的不安偶尔稍加扰乱。
我们抵达最高点时，景观又是全然不同；潮湿的热带热气已消失不见，藤类植物与岩石之间的交错缠绕也不见了。从山脉所看到的那片广大的沸腾着的海洋已经看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块与大海方向相反的光秃不平的高原，其山脊与山谷陈列于一个变幻多端的天空底下。一场毛毛细雨开始落下。虽然我们离海仍然很近，我们所在的地方已高出海平面1000米。从这个高度望去，高地地区开始形成一系列的层阶，第一层即是海岸一带，也是最难爬上去的一层。整个景观慢慢往朝北的方向降低。它一直降到亚马孙盆地，在往北3000公里远的地方终于完全衰颓，成为巨大的断层。打断它缓缓降落的，只有离岸500公里的波图加塔山脉（Serra de Botucata）和离岸1500公里的查帕达马托格洛索（Chapada do Mato Grosso）两个悬崖。必须要穿越这两个悬崖，沿着亚马孙流域的大河流，才能看见一片像攀附在海岸断崖边的那种原始森林。巴西的最主要地区，也就是在大西洋、亚马孙与巴拉圭之间的地区，是一块由海岸附近开始慢缓降低高度的大台地，它是一块跳板，跳板因长满树丛而皱褶成波状，被一圈厚厚潮湿的森林与沼泽所环绕。
在我四周，侵蚀作用不断改变在演进中的地理景观，不过其中那些混乱的因素要由人类负责。首先，清理一片土地来种植东西，用了几年以后，土块变贫瘠，被咖啡树顶掉下的雨水冲走。然后就转移地点，搬去一块丰饶的处女地重新种植。在旧世界中，人与土地之间所建立的那层小心翼翼、互相取予的关系，那种经年累月互相调适的关系，从来未曾在新世界出现过。在新世界，土地被虐待，被毁灭。一种强取豪夺式的农业，在一块土地上取走可以取走的东西以后，便移到另一块土地去夺取一些利益。拓荒者行动所及所利用的地区被称为边缘点缀（fringe），是有道理的。他们几乎是在清理出一片可种植的土地的同时，也把那块土地毁了。他们注定只能占着一道迁移不止的地带。这种地带一方面蚀毁原始森林，另一方面留下一片片已丧失其优点的土地。像一场森林火灾一样，这种农业的大火吞没消化掉它自己赖以存在的东西，这种农业大火在100年时间之内烧遍整个圣保罗邦（State of Sāo Paulo）。点火的是19世纪中叶的矿工（mineiros），他们放弃了衰竭的矿区，由东往西迁移，我在帕拉那河（Parana）河岸看见他们，正穿越过一片混乱的被砍下的树干和一些被连根拔起的家庭。
由山托斯到圣保罗去的路，穿越过一些最早被上述方法使用过的地区之一。它看起来像一个考古遗址，说明了一种早已过时的农业方式。曾经长满树木的小山和坡地，现在只盖覆薄薄一层粗糙的杂草，使其轮廓更加分明。偶尔可以觉察到那些原本种咖啡树木的小丘所形成的虚线。在山谷里面，树木再次占领地面，但它已不再是原始森林那种高贵的建筑了。它只是加波埃拉（capoeira），也就是再生林，由一片连绵不绝的瘦削树木所组成。有时候可看见日本移民的小房子。这些日本移民，企图用古老的方法使土地复苏，以便能种蔬菜。
欧洲的旅行者，对于他无法用习以为常的观念加以描述的地理景观，会感觉不安。由于自己的地理景观明显被人类所征服，因此我们对原始的自然面貌不习惯。原始景观有时看起来充满野性，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只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的速率较为缓慢罢了（森林即是如此）。不然就是（在山区）问题远为复杂，因此人类在几个世纪以来，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有系统的反应方式，而只是采取一大堆随机应变的方法；这些临时起意的解决方式，所具有的那些一般性的原则，由于并非有意如此，在外来者看来就具有原始的特色。他们的适应方式被视为是自然景观的原始风貌的一部分，虽然在事实上乃是一系列的无意识的努力和决定所造成的。
但是，即使是欧洲最粗犷的地理景观，仍然具有某种秩序，以普森（Poussin）为例，即曾很完美地表达了该种秩序。只要你走进多山的地区，观察干旱的山坡与森林之间的对比；观察森林如何从平原地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升，不同的山坡，由于某些特殊的树种数目特别多而显出特别的颜色。这种庄严的和谐，只有在美洲旅行过的人才能了解，原来并不是自然景观的自然面貌，而是人与地理环境之间长期合作的结果。人很天真地赞叹自己过去努力所得的成果。
在美洲有人居住的地区——不论是北美或南美都一样（不过，安第斯高原、墨西哥和中美洲是例外，那些地方人口密度较高，人类的劳动也持续不断较为久远，使其情况和欧洲相近）——只有两个选择：自然被完全征服，变成一个露天工厂，而非农业区（西印度群岛的蔗田，或美国大农业地带的包谷田；即是露天工厂）；不然就是我以下要举的一些例子所表现的情况，人在一块地域内居住相当长时间，长到足以把该地域毁掉，但却没有长久到能够发展出一种缓慢的、持续性的共生关系，使那块地区成为具有自然人文景观的尊严。像圣保罗的近郊、纽约州、康涅狄格州，甚至是落基山区，我渐渐认识到一种比欧洲更野性的自然景观，那些地区由于人口密度较低，耕作的程度较粗放，其景观却又缺少任何真正的新鲜性，结果是一种受残虐破坏的景观，而不是原始野性的景观。
这些庞大宽广得像一整个省份的地区，目前是一幅残败景象，但以前曾有人居住过，虽然只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住一段时间以后，那些人继续迁徙，留在背后的是一片受毁伤的景观，随处可见到人类以前活动的遗痕。在这些战场之上，这些他曾与一片陌生的土地搏斗了数十年的战场上，一种千篇一律的植物相正慢慢在一片混乱中重新出现，这些植物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因为在其伪装出来的无邪外表底下，保存了以前争斗的记忆与模式。
十一 圣保罗市
有些恶作剧的人，把美国定义为一个直接从野蛮阶段进入颓废阶段的国家，中间没有经过文明阶段。这种描述，用到新世界的城镇，更为合适。新世界的城镇从新鲜直接进入衰败，中间没有年老时期。有一次，一个巴西女学生第一次到法国之后，泪眼汪汪地跑来看我，巴黎那些因岁月而阴暗的建筑物，她觉得很脏。她判断城镇的唯一标准，是看它有多白、多干净。但是那些面对纪念性建筑物所引起的超越时间的沉思，那些最漂亮的城市所具有的亘古常新的生命，那些不仅仅是单纯为了满足都市生活功能，而且是沉思与回想对象的建筑物，都是美洲城镇所不具备的性质。新世界的大城市，不论是纽约、芝加哥或圣保罗（常被人拿来做比较的城市），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这些城市都没有什么过去历史的痕迹；缺少过去的痕迹，正是这些城市的意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像那些欧洲观光客，如果不能多看到一间13世纪的天主教堂就满心不高兴，我自己很乐意去适应一种没有时间层面的制度，目的是这样可以阐释一种不同的文明形式。但这样做的结果使我陷入另一个相反的错误。由于这些城镇是新的，它们的存在与理由都是由于他们的新鲜而来，我觉得它们如果不能永远保持新貌就不可原谅。欧洲的城镇，几个世纪时间的消逝使之更为迷人；美洲的城镇，年代的消逝只带来衰败。理由不只是因为后者是新建的；理由是当初建造时即准备不久以后重建，因此建筑简陋随便。新的市区在建造时，并不是整个城市构造不可分的一部分；新市区太俗丽、太新、太愉快。它们更像是大游乐场里面的摊子，或国际博览会场的展览馆，只建来用一段短时间。那段时间一过，游乐场关闭，巨型的便宜货开始颓败，建筑物前面的装饰开始剥落，雨水与乌烟留下污秽的痕迹，建筑形式过时，新起的建筑风潮引得到处拆除旧建筑，原来的规划消失不见。新世界与旧世界城镇的对比，并非新城镇与旧城镇之间的对比，而是演化轮替圈子很短促的城镇与演化轮替圈子很长久缓慢的城镇之间的对比。有些欧洲城市慢慢地沉落，变得迟钝麻木；新世界的城市则在一种慢性疾病的长期煎熬之下狂热的生活，它们永远年轻，但从不健康。
我在1941年第一次到纽约或芝加哥，在1935年第一次到圣保罗，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这些地方是如此的新，而是这些地方过早地老化。这些城市并不具有10个世纪的历史并不令我吃惊；最令我惊讶无言的发现是，这些城市的很多市区居然已存在50多年，而且破落的迹象随处可见而不以为耻，而它们唯一可引以为傲的就是它们的年轻，一种一瞬即逝的特质，不论是城镇或生物都一样。生锈的旧铁，外表像消防车的红色有轨电车，桃花心木的酒吧里面有擦得闪亮的铜栏杆；无人居住的街道上用砖盖的仓库，只有风在扫除垃圾；建得像大教堂一样的证券股票交易所与办公大楼底下几间粗糙的教堂；沟渠、吊桥与天桥构成一片交错的峡谷，一大堆阴暗的建筑物耸立其间；城镇越叠越高，因为旧建筑的遗存都被用来增盖新建筑。这就是芝加哥，美洲形象的最佳代表。新世界深以19世纪80年代的芝加哥为傲是有理由的；在它一再地追逐更新重建的过程中，唯一可值称道的就那么短短50年的间隔，50年对我们古老的社会来讲是太短暂了，但由于它缺乏时间的深度，也就足以提供一个可以对那一闪即逝的青春眷恋不已的机会了。
在1935年，圣保罗市民很骄傲地说，平均起来，他们的城市每一小时新盖一栋房子。那时候他们说的一栋房子，指的是独门独户的家屋；我相信建筑的速度目前仍是一样，不过现在的一栋房子，大概是指整栋公寓或办公大楼了。城市发展的速度太快，要拿到一张准确的地图几乎不可能，每个礼拜必须新印一份修订版才行。有人说如果你搭计程车去赴约，万一你早几个礼拜到达约定地点的话，可能发现建筑商还未把那栋建筑盖完毕。情况即是如此，但是回忆这些几乎是2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就像看一张褪色的照片一样。这些回忆或许有些记录性的价值；我把这些记忆录下来，就算是给市府的档案室用吧。
那时候人家都说圣保罗是个丑陋的城市。市中心的建筑物过分虚有其表，过分老式，其装饰贫乏而虚假，由于整栋建筑的结构粗糙而显得更为糟糕。建筑物上的雕塑和花卉装饰由石膏制成，而不是用石头，石膏上面涂层黄色以造成古色古香的印象。整个看来，城镇的建筑给人的印象是粗制滥造，千篇一律，颜色混乱，建筑师用油漆的目的不仅是保护建筑物，而且是为了掩遮其缺陷。
至于那些石造的建筑，大都是19世纪90年代的豪华风格，不过所使用的材料过分厚重；这些建筑的装饰有限。其他地方所见的种种装饰图案，那受压抑受扭曲的形状，让人想起麻风病人的疮痂。过分花哨的颜色使得暗影更显黑暗；街道太窄，那薄薄一层空气无法形成气氛，结果使人觉得不真实，好像在眼前的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一个具有立体感的布景（trompe-l'oeil），临时搭建起来作为电影或舞台剧背景用的。
然而我倒从来不认为圣保罗是丑陋的。圣保罗是个野性的城镇（wild town），像所有美国的城镇那样。唯一的例外是华盛顿，华盛顿既不具野性，也未被驯服，而只是被朗房[9]关在辐射状街道所形成的牢笼里烦的要命，而圣保罗在那时仍未被驯服。本来建造于朝北的一块踢马刺形的台地上面，位于两条小河交汇之处——安罕加巴胡河（Anhangabahu）与塔曼都阿铁卢河（Tamanduatehy），两者最后都流入提也德河（Tiete），帕拉那河（Parana）的支流之——圣保罗原先只是印第安人地域里面的一个据点，一个传教中心，早在16世纪的时候，葡萄牙的耶稣会士即想把原住民众聚集起来，把文明的好处介绍给他们。在向着塔曼都阿铁卢河的山坡上面，俯视布拉兹（Braz）与偏哈（Penha）等工人住宅区，在1935年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几条省城的小街道，可以看见多草的方形广场，四周是些盖瓦屋顶、白灰粉刷、有小铁条窗子的矮房子。在广场的一边有一间简朴的小教堂，唯一的装饰是建筑正面的上端有双重的丁字支架，标示出一片巴洛克式（Baroque）的人字墙。往北更远的地方，提也德河的银色河水流过瓦尔泽（varzeas）——那些渐渐被改造成城镇的沼泽——两旁是一系列不规则的郊区建筑。在那后面即是商业中心，其风格与志向仍然维持1889年博览会时候的样子。大教堂广场（Praca da Sé）像是建筑工地或废墟。还有著名的三角区（Triangle），圣保罗对其得意的程度，不下于芝加哥对那有名的“环”（Loop）的得意。圣保罗的三角区是个商业区，位于迪瑞塔街（Direita）、圣边多街（Sāo-Bento）与11月15日街（Quinze de Novembro）三条街交会之处。这些街道到处都是招牌，挤满商人与上班族，他们所穿的深色西装不仅是表示遵从欧洲与北美洲的标准，而且还感到相当自豪，他们的城市虽然在赤道，但由于城市的高度（离海平面800米）使他们得免受热带气候之苦。
圣保罗市1月的雨季并不是“来临”，而是由四周的湿气凝聚而成，好像到处都是的水蒸气凝结成雨点，急促浓密地降落下来，另一方却又好像由于要通过与它们本身相近的多蒸汽的空气而被压抑住。雨并不像在欧洲那样垂直或斜着下下来，而是像一种苍白的闪烁物，数不清的水珠穿过一层潮湿的空气倾泻而下，好像是稀稀的木薯粉汤所形成的小瀑布。雨也不因为乌云移开而停止；雨停的原因，是因为泄掉一定量的液体以后，静止停滞的空气就消去了原来过多的湿气。然后天便放晴，一块块的浅蓝出现于淡黄色的云彩之间，仿佛阿尔卑斯山中的急流正穿过街道。
在台地的最北端，巨型的筑路工程正在进行：这是圣杰欧大道（Avenida Sāo Joāo）的起点，一条快车大道，长数公里，沿着提也德河建筑，沿着往北去的老路通往伊图（Ytu）、所罗卡巴（Sorocaba）和铅平那（Campinas）的种植庄园。这条路的起点是踢马刺形台地的尖端，然后沿着山坡往下跑，穿越拆除掉的建筑所堆成的废物堆。在其右边是普罗杭其欧德阿伯街（Florencio de Abreu）直通车站，两旁都是叙利亚摊贩。叙利亚人开的商店给内地提供各种便宜货物，沿路一些安静的店铺，还有手工艺者在制造马具——不过，还能维持多久呢？——用皮革制造高马鞍，厚厚的棉织马毯，镶银边的鞍辔，这些手工艺品的销售对象是住在丛林附近的庄园主人和他们的跟班。这条大道接着绕过一栋摩天大楼——当时全圣保罗只有这么一栋，尚未完工——粉红色的普列迪欧·马帝内里（Predio Martinelli），穿过艾丽谢区（Campos Elyseos），以前是有钱人的住宅区，该地油漆过的木头房子颓败不堪，花园里面长满尤加利树（eucalyptus）和芒果树；接着是工人住宅区的山塔。伊费简尼亚街（Santa Ifigenia），其旁是个风化区，有阁楼的小屋里面妓女从窗口招呼客人。最后，在城区的边缘是佩迪杰（Perdizes）和阿古布兰加（Agua-Branca）等中下阶层的住宅区，此地区的路也在建筑之中，往西南去通往帕卡烟布（Pacaembu），绿色的比较贵族阶级的山坡。
台地越往南边高度越高，中型街道往上爬，在顶端山脊附近与波里斯塔街（Avenida Paulista）会合，在其两旁是些以前算是规模庞大的住宅，那时住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百万富翁，其建筑风格使人想到赌场附近的酒馆。在最底端靠东的地方，街道俯视平原，俯视帕卡烟布的新市区，其中的立方体别墅散布于弯弯曲曲的街道两旁，中间点缀着蓝花楹（jacaranda）树的紫蓝色花，两旁是长满草的小丘和黄褐色的泥土堆。但百万富翁早已离开波里斯塔街。城镇扩大的过程之中，他们跟着搬下去，住在山南那些街道弯弯曲曲的安静住宅区里面。他们住的是加州型的大房子，用水泥盖成，配上熟铁打制的栏杆，远远地坐落于宽广的庭院后面，隐约可见。那些庭院是从附近的灌木林挖出来给有钱人建筑华厦用的。
放牧乳牛的草地位于水泥建筑的旁边，一整个区域像海市蜃楼一般突然出现，两旁建有宫殿般大房子的街道会突然在峡谷前面中断，在峡谷里面，在香蕉树与溢满的污泥水流之间有不少竹骨架泥土墙的小房子，房子里面居住的是黑人，像里约那些住在山坡上面的人一样。那些溢满的污泥水流既是他们饮用的水源，也是他们的阴沟。山羊在山坡上奔跑。城镇中的一些特殊地区具有所有的一切。举例来说，在两条通向海边的街道尾端，往前就是安罕加巴胡河（Anhangabahu）的深谷，有一条桥横跨谷上，那同时是城镇的主要大道之一。在下面有一个英国式的公园：草地上面有雕塑与亭阁，同时也有城镇里面的主要建筑，沿着两片山坡垂直上升，伊斯普兰那大旅馆（Esplanada Hotel）、汽车俱乐部与负责电力与公共交通的一家加拿大公司的办公室。这些建筑的不同形状在一种凝固的混乱中互相凝视。这些不相调和的建筑物，好像一大群哺乳动物在傍晚时分齐集、围绕在一个水源四周，犹豫不动好几分钟的时间，因为它们都被一种比恐惧更为急迫的需要所驱策，不得不暂时与敌对的种属混杂在一块。动物的演化进度比城市生活的演化要慢很多；如果我今天还能看到同样的景象的话，我可能会发现杂交的种群已经消失，被一群更具活力更为同质的摩天大楼种属踩倒在地，摩天大楼建筑于河岸两旁，而河流本身可能都已被化成水泥的汽车大道。
居住于这种石头的植物相里面，圣保罗市的秀异分子，像他们心爱的花卉一般，事实上是一种远比他们自觉到的更为无精打采也更具异国风味的植物。植物学家说热带种的植物比温带的更为多样，有时候一样热带植物只包括少数几个个体。当地的上层阶级（gran fino）把这种特殊化倾向推到极致。
社会本身是有限的，把其中的不同角色分配给不同的成员。所有的职业、品位与兴趣，凡是适于当代文明的，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不过每一种都只有单一一个做代表，我们的朋友实际上并不是自足自在的个人，而只是一些功能，选择他们，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重要性，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就近在身边。有的是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拥护波旁王朝的正统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或者，换另一个层面，美食家、书籍收藏家、名种狗或名种马爱好者、传统绘画专家、现代画专家等；还有地方史专家、超现实主义诗人、音乐家与画家。这些职业都不是因为真正想要更深入地了解某一领域的知识而存在；如果有两个人，由于走错一步或互相嫉妒，居然在同一行业，或在两个非常接近的行业里面，他们唯一的想法是把对方毁掉，而且做得相当持久，相当凶猛。而在另一方面，在邻近的不同领域中，文化上的访问相互往来，展示极度的相互尊重，原因是每个人不只是想要维护他自己的专业，而且还要把社会学的圆舞曲跳到完善的地步，这种社会学圆舞曲（sociological minuet）的表演似乎给圣保罗社会圈带来无止无尽的欢乐。
必须承认的是有些角色的确演得异常生动活泼，这得感谢那些得到大笔遗产的富人，天生的吸引力和后天培养的随机应变力，这一切的综合使得在圣保罗客厅中度过的光阴成为既非常愉快又非常令人失望的消闲。不过，由于需要迫使圣保罗必须让每一种社会功能都有人担任，才能使这个小天地完满，使伟大的文明游戏能继续，结果便造成不少矛盾的现象：共产主义者在事实上可能是当地封建大地主的殷实财产承继人；一个非常道学的社会圈可能会纵容其成员之一，但也只能有一个——因为总得有个前卫诗人——在公共场合带着情人出现。有些功能只有靠一些人临时权充：犯罪学家是个牙医，他说服警方用下巴骨的石膏模型来取代指纹作为身份证明的方法；一个保皇主义者把一生力量用于收集全世界的皇室的家具，他的客厅四壁都是盘子，只留下一些必要的空间放保险柜，保险柜里面藏的是各个女王的侍女的来信，表示她们对他所要求的高贵陶器会加以留意。
这种社会层次的特殊化，与对各式各样的知识都有兴趣，是携手并进的。有文化的巴西人，生吞活剥各种学习手册和庸俗化的著作。法国的部长们，与其大谈法国在国外无可比拟的优越，倒不如设法了解其中的原因来得更为明智。从那个时候起，很遗憾，除了人才，与已日益衰落的科学的原创力，法国的优越似乎不再那么丰富，很多的法国学者仍有能力把一个困难的问题说得浅显易解，但是对那些问题的解决，他们自己的贡献极为有限。在这一点上面，南美洲之偏好法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的基础是两者均为消费者，要帮助别人成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巴西所敬佩的名人——巴斯特、居里、涂尔干——都是相当近代的人物，这点倒可以构成法国受到称赞的相当理由，在账簿上能值一笔可观的贷款；不过，法国付给这笔贷款的利息实在是微不足道，可是债主却因此更为高兴，因为这些挥霍无度的债主宁可花钱而不愿投资。法国所做的只不过是免的他们知道自己所拥有的资产而烦恼。
即使是这种知识掮客的角色——当时法国正慢慢地在扮演的角色，现在都似乎使法国觉得不胜负荷，想到这点不免令人悲从中来。我们法国人似乎仍然一直是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一种对科学与知识探讨的态度的奴隶。19世纪的时候，每个知识领域的范围有限，一个具备传统上的法国特质的人——一种广博的、一般性的文化教养、思维敏捷、思路清晰、会逻辑思考的脑筋，加上良好的文字能力——就能够完全掌握整个知识领域，个人单独工作，可以对整个知识领域加以重新思考，然后提出他自己的新的综合。不管是喜欢它或是厌恶它，现代科学与学问不再容许这种手工艺人似的研究方法了。以前个别的专家可替他整个国家赢取荣耀，现在却得靠整群的专家合作才行，而我们缺少整群的专家。在现代，私人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只能是某些部分有特殊意义的书籍的收容所，但是法国的公立图书馆，地方又窄，又没声誉，没有研究助理，甚至连给读者坐的椅子都不够，不但不能帮助研究工作，反而阻碍研究。简而言之，目前科学上的与智识上的创造是一种集体性的事业，从事研究的人多是一些默默无闻的人，而对于从事这种研究工作，我们的准备可说是不足到极点，我们过分地把注意力放在赞美我们那些老一辈名家的成就上。这些老一辈的名家，他们的风格令人无从挑剔，可是他们自己在没有乐谱可以弹奏的情况下，又能相信完美风格可以取代乐谱多长时间呢？
比较年轻的一些国家已经得到教训。以巴西为例，他们以前也曾经有过一些不太多的个人取得的辉煌成就——欧几里得·达·昆哈（Enclides da Cunha）、欧斯瓦多·克鲁兹（Oswaldo Cruz）、恰咖斯（Chagas）和维拉—罗伯斯（Villa-Lobos）——一直到最近为止，文化一直是富人的玩意。有权势的寡头觉得有必要培养一个公民的、俗世的公众意见，来制衡教会与军队的传统影响力以及个人的政治统治。他们才决定要使文化能为更广大的群众所享有，因此创建了圣保罗大学。
我仍然记得，我初抵巴西参与创立大学的时候，对巴西同事的低微地位，是又同情又厚道地怜悯。看这些待遇极低的教授不得不另外打零工以求温饱，我以属于一个具有长远文化历史的国家而自豪。在我自己的国家里，专业人员既有安全感，又受人敬重。当时我一点都想不到，20年之后，我的勤勉的学生们在大学担任教授，而那些大学里有些部门的教席比我们自己的还多，设备也更好，有完善的图书馆可使用，我们自己如果有那种图书馆设备，该是多么令人高兴。
不过，这些挤入我们讲堂的年纪不等的男女学生，混合着热情与怀疑的心情，有一大堆的时间必须补足才能真正迎头赶上。他们有的是一批急着要取得我们颁发的证书以便能找到需要那些证书才能担任的工作的年轻人；有的是律师、工程师和有地位的政治人物，觉得他们不久就必须和拥有大学学位的人竞争，而他们自己以前并没有明智地把学位念完。所有的学生都染有一种具破坏性的，自以为深知世故的心态，部分是因为19世纪的早已过时的所谓巴黎生活（vie parisienne）的法国传统，这个传统由几个巴西人所引进，他们像极了梅拉克（Meihac）和阿莱维（Halévy）滑稽歌剧（operabouffe）里面的人物，但主要的是一种特别的社会淡化的症候，那种社会淡化发生于19世纪的巴黎，而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当时正以其自己的方式重新扮演一次：我指的是城乡差别的扩大，城市的发展牺牲了乡村，使得刚刚都市化的小区和人物不愿意和粗犷的质朴有何瓜葛，那种乡村质朴的天真在20世纪的巴西是以凯皮拉（caipira）——乡村笨蛋，为其代表，就像在巴黎上演的通俗喜剧（théâtre du boulevard）[10]里面，是由从阿尔帕容（Arpajon）或夏朗东农（Charentonneau）来的人物为代表一样。我还记得一个例子，具体表现了这种颇值怀疑的幽默。
从圣保罗市中心往外延伸的街道有很多条。那些街道长达三四公里，但仍然维持一种乡野的外观。在其中的一条街道中央，意大利移民竖起一尊奥古斯都·恺撒（Augustus Caesar）的雕像。这雕像有真人一般大小，是某个古代大理石雕像的复制品，虽然不见得有什么艺术价值，但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足以用来纪念发生于20世纪以前的任何历史事件的城市里面，有这样一座雕像，总是值得称赞。然而，圣保罗人觉得，雕像的那只举起来做罗马式敬礼的手臂表示的意义是“这就是卡里多（Carlito）住的地方”。那只敬礼的手所指的方向正是卡洛斯·佩连拉·德·苏沙（Carlos Pereira de Souza）所住的房子所在。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曾担任过部长。那间房子是宽广的平房，用砖与泥建成，外面刷上一层灰色的石灰，20年下来那层石灰日渐剥落，房子上面有卷轴形装饰和圆花窗，以显示殖民地时代的豪华气派。
一般人认为奥古斯都穿短裤，不过这只能算是半个笑话，因为大多数的路过者从来没听说过罗马人的短裙。这类笑话在雕像完成的典礼后不久即传开。当天下午奥迪翁（Odeon）电影院两场“豪华”级的放映场中，那些笑话又被重复多遍，大家一边说，一边互拍肩膀，乐个不止。圣保罗的中产阶级创立每周放映一场、票价比较贵的电影给他们自己看，省得去接触到那些下级群众。他们借那些关于奥古斯都雕像的笑话，来报复一下那些竖立雕像的意大利移民。圣保罗的中产阶级觉得都是因为自己太大意，才让那些在半个世纪以前移民到巴西，在街头上卖领带的意大利移民，现在居然也有他们自己的贵族阶级，拥有街道两旁最醒目奢华的住宅，并且出钱塑起奥古斯都的雕像。
我们的学生想要学习所有的知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什么，都觉得只有最近最新的理论才值得熟记。他们对知识史上过去的伟大成就毫无兴趣，对那些成就他们所知道的也仅止于道听途说，因为他们不读原始著作，永远对新出炉的东西感到兴致勃勃。不过，用时装的流行来描述他们也许要比烹饪的比喻更为适切：他们对观念和理论本身并没什么兴趣；观念和理论只是他们取得声望的工具，最重要的是那个人第一个听说到那些观念和理论。和其他已经知道那些观念和理论的人分享讨论，就好像是穿一件别人已经穿过的时装赴宴一样，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激烈地竞争，阅读一大堆通俗学报、煽情的期刊和教科书手册，比赛看谁能够最早拥有知识领域的最新说法的垄断权。我和同事们都是经过严格学院训练的人，常被这种现象弄得很尴尬。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被训练成只能对那些完全成熟了的观念表示尊重，现在却要面对学生的攻击，他们一方面对过去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却又在取得最新资讯上面比我们早了好几个月。然而尽管他们对学问并没有兴趣，对方法毫无概念，可是又觉得博学多闻是他们的责任，结果是，不论写的是什么题材，他们的论文千篇一律都以人类历史的大要开头，从人猿时代讲起，然后引几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孔德（Comte），最后以解释夸张的多产作家的话作为结语。那些浮夸的多产作家的话最受欢迎的原因是他们鲜为人知，其他人曾经剽窃过其想法的机会很小。
这些学生把大学看做是一颗很诱人、但同时又有毒的水果。他们没见过世面，大多是穷苦出身，没有任何到欧洲去的希望。上层阶级的人把我们远道请来教他们，而学生基于下面两种理由，深深厌恶上层阶级的人：首先，上层阶级代表统治的“秀异分子”；其次，上层阶级自己过的是一种世界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比那些不得不待在自己国家里面的人占便宜，而这种生活方式同时却也使他们和自己国家的生活与期望隔绝。我和上层阶级来往，因此受到怀疑，但我们又是知识果实的负载者，因此学生有时候回避我们，有时候讨好我们，有时候兴趣盎然的听我们的课，有时候则置若罔闻，如聋似哑。教授的影响力，可从跟班学生数目的多寡来衡量。不同的学生群之间进行一场声望地位的竞争，把他们心爱的教授当做象征，教授有时成为受益者，有时成为受害者。那些致敬仪式（homenagens），也就是向老师表示敬意的仪式，通常以午餐会或茶会作为具体表达方式。这些仪式，必须做相当真实的牺牲，也因此而更为感人。这些仪式的过程之中，各个教授的地位，他们专长学科的声望，像股票证券一样地起起落落，所依据的标准是聚会地点的高贵程度，与会人数的多寡，以及同意参加聚会的社会名人或官方人物的重要性。由于每个主要国家在圣保罗都各有其“使馆”——代表该国家的餐馆饮食店，像英国的茶店、维也纳或巴黎的点心店（pātisserie）、德国的啤酒馆（brasserie）等，选择在那里聚会本身就有很多微妙的含义在内。
如果我以前那些有魅力的学生里面有人，现在是我可敬的同行，读到上述几段文字的话，我希望他们不要生气。当我想起他们的时候，照他们的习俗，想到的是他们的教名，那些教名在欧洲人听起来不免怪异，不过从教名种类的繁多来判断，他们的父母毫不迟疑地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去挖掘出可爱的名字出来——Anita、Corina、Zenaïda、Lavinia、Thaïs、Gioconda、Gilda、Oneïda、Lucilla、Zenith、Cecilia.Egon、Mario-Wagner、Nicanor、Ruy、Lvio、James、Azor、Achilles、Decio、Euclides、Milton，等等。我想到那段早期的，试验性的时期时，一点都没有反讽的意思在内。完全相反，那段时期给我一个教训，它使我明白，时间所赋予的那些优势是如何的不可靠。想到那个时候的欧洲，把它和今天的欧洲比较一下，眼看着这些年轻的巴西人，在几年的时间内就弥补了知识上的大差距，那种差距原来都以为会使发展延迟好几十年的，因此渐渐了解社会如何衰退与社会如何形成的道理；我同时也了解到，这些巨大的历史变动，在教科书上所读到的都认为是无名的力量在一种极难说明的方式下发生作用的结果，可以这样在某个清澈明朗的时刻里，由少数几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经由活动充沛的坚决信心带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