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甲子人语

毋庸讳言，一般人都不愿意老。不然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人怕退休？甚至为延缓退休而涂改年龄，所谓“59岁现象”即是“退休恐惧症”的一种反应。所以，国人把正常退休形容为“安全着陆”，退休居然成了很不安全的事情，就如同有一架老掉牙的飞机，能够平安降落就是万幸。这时候就看出来，还是当作家好。退休不仅不会影响写作，还意味着有更充裕的时间用于写作。

话说我也终于熬到了该退休的日子，就觉呼啦一下，全身心即刻轻松下来。从此作家协会的是是非非，吵吵闹闹，文人们相轻也罢，相亲也好，谁去告状，谁又造谣，如何平衡，经费多少，药费能否报销，职称有无指标……全跟我没有关系了，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惬意。人到六十岁就有了拒绝的权利，对有些人和事可以说“不”了，不想参加的活动就不去，不想开的会就不开，不想见的人就不见，不想听的话就不听……眼不见心不烦，耳根清静心就清静。哎呀，妙，人到了六十岁真好！

人一般会越老越宿命。我就越来越相信造物主的公平：年轻时得的多，上了年纪就失去的多；年轻时缺的，到老了还会补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很好地享受青春，到老了反而开始体验自己的青春……那么，我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干什么去了？这要说起来话可就长了。年届花甲，倒也不妨小结一番。

我出生于日本侵华的战乱年代，在逃难中因奶水吃不饱经常哭闹，乡亲们都藏在庄稼地里，最怕的就是有人出声。于是我成了大家的拖累，家人无奈一咬牙便把我遗弃在高粱地。但跑出去老远还能听得到我的哭声，心实不忍，大姐又折回把我抱上，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也是我命不该绝。俗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虽然自小喜欢练武，沧州以练武闻名于世，我的村上就有南北两个练武的场子。可上学以后功课还不错，曾经在全区会考中拿过第一名，这下就调动起父亲的野心。他因“识文断字”，在村上做先生，也算是活得明白的那种农民。于是就想把我“培养成材”，要成材就不能耍刀弄棍玩拳脚，父亲严禁我再到练武场上去。我眼馋就常常偷着去练，为此不知道挨过多少打。

后来稍大一些了才明白父亲的用心：我有弟兄四个，老大继承祖业，在家里守着父母；老二在天津学买卖，前（钱）途无量；老三多才多艺，成了手艺人，在天津靠技术吃饭；我是老四，留给我的只有一条路可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四岁从沧州一下子考到天津上中学，还算可以。谁知十六岁赶上了“反右派”，因说了一句话成为全校唯一的一个被批判的学生，并被撤掉班主席职务，受了个严重警告的处分。

那句惹祸的话是：“孟主任够倒霉的。”孟是学校教导主任，昨天还给我们上大课讲《三国》，今天就被打成了“右派”，让班干部们列席批判会。在散会后回班的道上我嘟囔了那句话，不过是年轻多嘴。想不到班委中有个好朋友一直跟我暗中较劲，学习成绩也跟我不相上下，老想取我而代之。这个机会岂肯错过，跑到学校“反右运动办公室”告了我一状。当时好像有说法中学生不打右派，但没完没了的狠批臭骂却躲不过去，一直折腾了我半年多。作为回报，将我拉下来以后，那位朋友顶替我当了班主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小人，体验了奸诈和被出卖的滋味。沧州人气性大，开始大口吐血……

从那时起，我对城市失去了好感，总感到堆积的楼群和拥挤的车流中隐藏着无法预知的险恶。我隐约觉得城市不适合自己，但命运又让我无法摆脱城市。后来考入铸锻技术中心学校，一接触机器便心气大畅。它冰凉梆硬，不会说话，也不会在背后打你的黑枪。但它有感情，你对它下的功夫大，它就会对你百依百顺。我也格外喜欢那种大企业的气势，在那种新奇的令人振奋的环境里，我吐血的毛病很快就不治自愈。

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得到，以后我小说中的气韵、风格很可能就来自这座现代大型企业，正是这种工业生活养育了我后来的文学筋骨。我如果就此平平稳稳地学技术，在工厂待下去，我的生活也许就会容易和安定得多。偏偏赶上1960年海军要招考一批测绘员，我们的国家以前没有领海权，刚刚确立12海里领海，急需海洋测绘人员。我那时已经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41.64元。那感觉恐怕比现在拿到4000元还要兴奋，实在是无意再去当什么兵了。况且还知道自己档案里有黑点儿，何必再一次去揭那块伤疤。可那个时候适龄的青年不报名是不行的，我也就跟着大家一起报了名。随后就是身体检查，政治审核，文化考试……一关关地过下来，在全市几万名应征青年中挑选出了30名合格者，根据考试的成绩排位我竟名列第一。因此负责来招兵的海军上尉让我当了这30名新兵的临时排长。

命运可真会捉弄人，挨批挨斗受处分的疙瘩还在心里堵着，怎么转眼又成了“红色青年”，又穿军装又当排长，生活的戏剧性跟闹着玩儿一样。而且我还吐过血，为什么体检没有查出来？我受过处分且家庭出身不好，政审又是怎么通过的？想来想去只能有一种解释：当国家急需的时候，枝节就变得不重要了，一切都要服从急需。谁让你赶上了这一拨儿呢？就像江心的一片树叶，水流的方向就是你的方向，想挡都挡不住。

我在部队里干得也不错，并从1960年冬天开始公开发表散文、故事，为部队文艺演出队编写各种节目，1965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正当我做着升官梦的时候，升官的政审却没有合格，问题还是卡在富农出身上。既有现在，何必当初？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是国家急需，现在国家不急需了——这个玩笑可开得有些过分。

我心灰意冷，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的生活不再抱任何希望，觉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生活所戏弄、所欺骗。于是也就不想再回到大城市的天津，便带着部队发给的复员费和全部证件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想当然地认为凭我的制图技术，到新疆勘测大队当一名测绘员绰绰有余。在兰州倒车的时候，躺在凳子上睡着了，小偷偷走了我装着全部证件和钱的背包，还相中了我脚上的一双新球鞋，已经脱下了一只，在脱第二只的时候我醒了。可想而知，我一只脚光着，一只脚上的鞋带已经松开，是不可能追得上小偷的。最后走投无路，找到了甘肃的“荣复转退军人安置办公室”，他们给海军司令部打电话，经核实确有我这么一号，就给我买了回北京的车票，还找来一双半旧的球鞋让我换上。就这样我狼狈不堪地又回到海军部队，部队重新为我补发了所有证件，怕我再自己去乱找职业，就直接把我送回原来的工厂。

转了一大圈儿又回来了，跟我一起进厂的老同学们，有的当了中层干部，有的当了工段长，在专业技术上我已经不能跟他们比了，工资也比他们低一到两级。而且，他们大都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每天一进家门就有人叫好听的。阴差阳错，我把什么都耽误了，只获得了一个带有贬意的称号：“大兵”。有人在喊我“大兵”的时候还要在前面加个“傻”字。意思很明确，老大不小了，什么都不是，整个傻到家了！

傻就傻呗，比起那些什么好事都没耽误的精明人，我的阅历丰富，见的世面多，这恰好对创作有帮助。写作本来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寻找另一个自我，这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当然生活越丰富就越好。古人讲，从来无所羡慕者不作书，无所怨恨者不作书，非亲身经历作书也不能感人。我像着了魔，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上了还不够，就经常下班后一干一个通宵。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很快开始了，仿佛一夜之间全国的文学期刊都撤销了，有好心的编辑把原来准备发表的我的小说校样都寄给了我，有近十篇之多……这份打击也不轻，它狠狠地掐断了我想在创作上搞出点名堂的念头。再加上我当过厂长的秘书，在“四清工作队”帮过忙，理所当然地被打成“保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在接受了一场万人（当时厂里有一万五千名职工）批判的大会之后，被押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由此，我的脑子里也变得单纯了，什么好高骛远的想法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念头：活着。像其他人一样干活吃饭，接受家里的安排，结婚成家。

这实际上再一次成全了我，从最低一级的工人干起，一干就是十年。后来完全凭借自己的技术实力当上了生产工段长，不久又成了一个拥有1300多名员工的大车间的主任。生存环境稍一改善，文学的神经又痒痒了，1976年在复刊的《人民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不想这篇小说很快就被打成大毒草，在全国批倒批臭，常有造反斗士打上门来，天天折腾得我心慌意乱。而且批判没完没了，还不断升级，我精神乃至生活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暗自揣摩自己的命运可能和写作犯顶，只要不放弃手里的笔，命途就会老是多灾多难。于是，我又沉寂下来。渴望，忧虑，写作会遭罪，不写又难受。但总的说，不写的痛苦更大于写的痛苦。此时我得了慢性肠炎。说来也怪，挨批挨斗是神经紧张，神经系统没有出事，处于消化系统下梢的结肠倒出了毛病。

三年后，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我所生活的城市市委机关报对它连续发表了14块版的批判文章，当时的市委文教书记在全市最大的剧场——第一工人文化宫，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批判这篇小说。这自然又闹成了一个事件，工会主席回厂传达的时候说：“蒋子龙不光自己种毒草，还干扰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偏巧在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中它又得票最高，这使评委会为难了：是该批判呢，还是该得奖？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个小说的评价。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

但，第二年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又有人对号入座告到了北京。然后是中篇小说《燕赵悲歌》，惹得当时的一位领导当着美国作家的面批评我。那是我到北京参加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其中有项活动是跟美国作家一起到人民大会堂接受领导同志的接见，当这位领导同志跟我握手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指出了《燕赵悲歌》在倾向上的问题……以后还有《收审记》《蛇神》，甚至一篇两三千字的短文也会惹起一场麻烦。到2000年春天，我的长篇小说《人气》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还被腰斩……

粗粗一算，自“文革”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有五届市里的领导人物点名批判或批评过我。在我们这样一个体制下，上面五级风，到下面就会变成八级风，可想而知我的滋味了……多亏我命硬，不然也许就真的不能“平安着陆”了。这都怪我笔下的人物往往都处在生活尖锐矛盾的中心，害得我自己也常处于社会上错综复杂的旋涡中心。

但据实以告，就是《机电局长的一天》挨批的时候我是真正紧张过，对以后的诸多“治病救人”之技，已经有了“抗药性”。说一点不生气是假的，说精神上有多大压力也是假的。后来批得我兴起，每当看到报刊上又发表了批我的文章，在下班的路上就买一瓶啤酒、五角钱的火腿肠，当夜必须要拉出一个短篇小说，放几天再改一遍，然后抄清楚寄走。

所以那个时期的东西写得特别多，连续几夜不睡觉是经常的事。自己写得沉重，别人看得也沉重。尽管正处在壮年，长期这样折腾，身体再好也受不了，生活没有规律，肠炎的发作也没有规律，时好时坏，总也不能根除，几十年下来真也把我缠得够呛。到后来，我很自信的腰身和四肢也开始捣乱，具体摸哪儿都不疼，虽不疼可浑身又不舒服；觉得很累，躺到床上并不感到解乏；已经很困了，想睡又睡不香甜。有时还腹胀，胃疼，食欲减退，经查是有胆结石并患上了萎缩性胃炎。据医生讲：这种病只要得上就不能逆转——这可真是黄鼠狼偏咬病鸭子！我的命再硬，招惹上这么多毛病就使生命失去了本该有的活趣，活着没趣，就说明活的方式出了问题。要反省活的方式，就不能不反省自己的创作，我的生活倒霉都倒在了写作上！创作是对生活也是对自身的感悟、况味和内省，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诉说。所以说作家的作品和生活其实是同样的东西，都是在追求一种生存的意义。创作的重压直逼身心，还要在重压下构建自我，怎能不累？

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路过海河沿，看到有几个老头在河里游泳，心生一问：为什么敢下河戏水的都是老年人？一群青年男女倒站在岸上瞧新鲜。我脑袋一热，没脱衣服就跳了下去。河水清凉，四面水波涌动，我却感到非常舒服、安逸，身心好像都被清洗得无比洁净。就在那一刻，如同修禅者开悟一般，我的脑子似乎也开窍了：心是人生最大的战场，无论谁想折腾你，无论折腾得多么厉害，只要你自己的心不动，平静如常，就能守住自己不被伤害。以后海河禁止游泳，我就跟着几个老顽童游进了水上公园的东湖，入冬后又转移到游泳馆，一直就这么游下来了。人的心态一变，世界也随之变了。人原本就是在通向衰老的过程中领悟人生，学会一切。逐渐地我感受到了生命本身的快乐：饿了能吃，困了能睡，累了躺下能觉得浑身舒坦，所谓在医学上不能逆转的萎缩性胃炎竟自己好了，连纠缠了我二十多年的慢性肠炎也有三年没有发作了——我想三年没有犯的病今后恐怕也不会再犯了吧？

在创作上自然也进入一个随意的阶段，已经放下了一切重负，写自己喜欢写的，每天往电脑前一坐成了一种享受。今天写得美了，可以接连痛快两三天。写作变成对生命的营养和愉悦。其实愉悦是写作必须达到的目的，不能给人以愉悦感，又谈何能给人以启迪呢？但，生命的核心——对生活的热情并没有变。有了这份热情就有写不完的东西和读不完的书。文学的全部奥秘说穿了无非就是求真，生活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相契合，于是就产生了有价值的美，也叫艺术感染力。随着年龄越大，就越能更深刻地感受人生的丰富。

六十岁以后的最大感觉就是心里的空间大了。心里空间一大，精神就舒展强健，更容易和人相处，和生活相处。空间是一种境界，许多不切实际的渴望没有了，心自然也就能静得下来。看看周围的青年人，为了挣钱，为了职位，不遗余力地打拼，真是同情他们。即使有奇迹发生能让我再倒回去，我也不干了！

——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也许这就是老糊涂的表现。赶紧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