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老乔这一“炮”

说《乔厂长上任记》，就不能绕开《机电局长的一天》，它们是姊妹篇，没有《一天》，就没有后来的“乔厂长”。凡事都有因，有因才有果，经过“文革”10年折腾，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全国以“工业学大庆”为由，想掀起一个抓生产的热潮。正是沾这个潮流的光，我从被“监督劳动”的生产第一线调出来代理工段长，负责甲班整个车间的生产。由于“天津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涉及大型发电机转子，将由我们车间锻造，便让我列席这个大会。鬼使神差从北京来了个温和的老大姐，在会场上找到我，自报家门是原《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说毛泽东亲自下令，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要在1976年初复刊，约我为复刊第一期写篇小说。不知是大气候有转暖的趋向，敏感的文学先复苏，还是国将大变，由文学发端？抑或是一种什么预兆，藏有什么玄机？《人民文学》是“国刊”，是业余作者梦寐以求想登上去的文学圣殿，可我当时并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甚至不敢太过兴奋，因为心里没底，只是谨慎地答应试试看。当时住在宾馆里的条件很好，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台灯，那时候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写发言稿，我就可以通宿地开夜车，写出了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在1976年复刊第一期《人民文学》的头条。

那时候流行出简报，编辑部寄给我的第一期简报上，选编了读者对我这篇小说的反映，几乎是一片赞扬声，其中还有叶圣陶、张光年等文学大家的肯定。但，很快全国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到3月的简报上，就有一半读者来信认为《机电局长的一天》有严重错误。当月文化部要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编辑部想保我，试探“上面”对我的态度，便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文化部居然没有把我的名字砍去，看来事情还有救。我心情不无紧张地随《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施燕平走进会场。在第一天文化部长于会泳的报告就给了我当头一棒，他说：“有人写了坏小说，影响很大，倾向危险。一些老家伙看了这篇小说激动得掉泪，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深思、说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当然，如果作者勇于承认错误，站到正确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的。”我注意到他给《一天》定性是“坏小说”，心里愈加忐忑，“坏小说”等于“毒草”，还是比“毒草”略好一点？

不管怎样，检查是必须写了，我觉得已经够违心地给自己上纲上线了，编辑部却向我传达：上边很不满意，不痛不痒。而且决定我的检查要在《人民文学》上公开发表。那个年月一旦公开检查，就等同于政治上被枪毙。编辑部多次派副主编一级的人物到天津劝说，苦口婆心地帮助我“提高认识”，甚至许诺在发表我的检查的同时，再配发一篇我的小说，以示我虽然写了“坏小说”，却并没有“倒”。明明知道他们是为我好，但我的态度却越来越不耐烦，在参加天津人艺的一个活动时，老作家于雁军、作曲家王莘、人艺导演方沉等都很关心我，打听写检查的事，我心里正窝着火，当即口出恶言：“哑巴叫狗操了，有苦说不出来，只能豁出去了，一不写检查，二从此不写小说，顶大了再被监督劳动。”这话不知怎么传到北京去了，特别是那句脏话，好像文艺界的人都知道了。《人民文学》编辑部不再找我，决定由副主编李希凡代笔替我写检查，检查写好后先请天津市委领导审查，领导同意后再由市委做我的工作，在检查上签字。

1976年5月9日晚上，妻子有临盆的感觉，我将7岁的儿子反锁在家里，骑自行车把妻子驮到南开医院，顺利产下女儿，随即返回家熬好小米粥，灌在暖水瓶里，让儿子睡下，继续锁好门，将暖水瓶挂在车把上急忙往医院赶。赶到医院门口被一人拦下，让我立刻去市委，说市委王书记在等我，李希凡带着替我写好的检查等我签字，还说他的一个同事到产房做我妻子的工作……我一阵怒火攻心，骂他不是东西，我妻子刚生产，经得住你们这么吓唬吗？今晚除非你带警察来抓我……越说越气竟抡起那一暖瓶小米粥向他砸去，那小子早有提防，躲闪及时只伤到了一点腿脚。我跑到产房，妻子已经吓坏了，旁边一个面目可憎的女人还在跟她絮絮叨叨……产妇最怕惊吓，一受惊吓奶水就下不来了，那个年月物质极度匮乏，没有奶水孩子大人都遭罪了。事实是以后的境况比我担心的还更厉害。我当时的表情大概相当恐怖，只喊了一声“滚”，她就哧溜一下出了产房。我劝慰了妻子几句，她则让我别跟上边闹得太僵，得考虑她们娘仨……我冷静下来直心疼那个暖水瓶和一瓶小米粥，在那时侍候月子这就是好东西了。妻子产后还滴水未进，只好回家又重熬了一小锅。

第二天市里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市委招待所，先由当时的天津市“文教组”副组长孙福田跟我谈，他看上去像个好好先生，温言细语的没有一上来就打官腔，对昨天晚上我竟然让市委书记白等的事也只字不提，随后才传达了市委文教书记王曼恬的指示：“李希凡同志替你写的检查，文化部的领导通过了，咱们市委领导也同意，你必须签字，不签字后果会很严重，我们都保不了你……”我问：“怎么个严重法？”孙福田没有直接回答，旁边有个小个子助手，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处处长，接口说：“不签字也甭想还能在工厂当工人……”他也没把话说完。我当过兵，打过真枪实弹，不是被吓唬大的，便抬高嗓门问：“还要抓我？”他们两个都不再吭声，只是神情严肃地望着我。我表面上火气不小，心里也毛咕了，那个时候别说抓个人，就是弄死个人也跟闹着玩儿似的。如果今天我真的从这儿被他们带走，老婆和刚出生的女儿还在医院里，儿子中午放学回家进不去门，谁管他？大家虽然都没有出声，但孙福田肯定猜到我不会硬顶了，就打破僵局说：“我们先去见李希凡同志吧。”因挑战俞平伯而被毛泽东表扬的李希凡，竟代我写检查，也真难为他了。他亲自将检查读给我听，听得我一阵阵后脊梁发冷，读后当孙福田问我同意不同意时，我说，同意不同意不都得签字吗？我签上自己的名字后，二话不说就离开了。似乎至今对李希凡还欠一句道谢的话。

很快《人民文学》发表了这个检查，同时还有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铁锨传》。我和编辑部都认为这件事到此就该画句号了，殊料大麻烦才刚开始，且不断升级。首先是“上边”的态度变了，“对蒋子龙要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一开始我以为是被李希凡和编辑部骗了，后来从《简报》上才知道，连编辑部也被于会泳或更大的头儿骗了，曾两肋插刀替我上纲上线起草检讨书的李希凡冲着主编袁水拍拍了桌子：“人家写了检查还要批，你们说话不算话，叫我怎么向天津市委交代？怎么向蒋子龙解释？”袁主编口气更硬：“现在形势变了，蒋子龙是毒草小说的作者，对他也要跟对俞平伯一样，该批就得批！”当时国内的文化类刊物不是很多，凡我在报刊门市部能见到的，都展开了对《一天》的围剿，甚至连离我很远的广西一家社会学类的刊物和一个大学的校刊，都发表了批判《一天》的长文。新华社1976年6月25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转载了辽宁分社的电稿：“辽宁文艺界就批判《一天》的事请示省委，省委一领导说中央有布置，你们不要抢在中央的前边，蒋子龙是反革命分子，《一天》作为大毒草批判，编辑部敌我不分……”这一切都说明“上边”的确下了指令，乃至有过统一的部署。

我仍在车间里三班倒地抓生产，也不敢去主动打听消息，只在歇班的日子到处踅摸牛奶和青菜时路过报刊门市部，进去匆匆翻翻各地报刊，获得一些各地批我的信息。最令我想不到的竟然还有人打上门来，他们穿着绿军装，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拿着内蒙建设兵团的介绍信，自称是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在工厂门口站了三天要抓我去内蒙批斗。只因一开始他们态度骄横，认为工厂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漏掉了我这个“大毒草炮制者、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笔杆子”，惹翻了工厂造反派的自尊心，我们的黑帮我们自己批斗，用不着你们狗拿耗子。造反队员拿着铁器在大门口一挡，那三个内蒙造反派就真不敢进门。当然那几天我也不敢离开工厂，若不是工厂保护我，真被揪到内蒙，还能不能活下来就不好说了。后来听说那三个内蒙造反派又进京找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声色俱厉地宣布：“不彻底揭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不揪出蒋子龙批倒批臭就不撤离编辑部！”

我是在《文艺战线动态》第31期上见到了这个消息，当时《人民文学》主编袁水拍写的“交代材料”上还有这样一段话：“1976年3月18日，于会泳在西苑旅社召开创作会，于说，蒋子龙受邓的流毒影响，胡说什么在天津开工业学大庆会，刮风就是这个会……小说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来写，主人公霍大道就是豁出去不怕被打倒……”我真佩服那个年代的政治想象力，而且让你有口难辩，越描越黑。我为什么让一号人物姓霍记不清了，八成是姓这个姓的人少一些，显得新鲜。“大道”则是根据我当兵时副大队长的名字演化来的，他自小给地主放牛，有小名无大号，丢了牛为避祸就拦住部队当了兵。当了兵就得有个名字，接收他的营长当场说：你在大路上参军，就叫王大路吧。如果非要找一个霍大道的模特出来，应该是我们厂的第一任厂长冯文彬，偏巧也是“个儿不高”。我给他当过秘书，冯头儿讲话极富鼓动性，每逢他作报告，大礼堂里比看电影人还多。至于为什么要把“走资派当一号人物”，非常好理解，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用“小将”“年轻的造反派”作主角，我只是想出点新。还有什么“老刘就是影射刘伯承，小万就是万里”等等，简直匪夷所思，现在说起来像闹着玩儿，那个时候却可以借此毁掉一个人。

先在天津最堂皇的剧院“中国大戏院”，召开对我的全市批判大会，过去梅兰芳、马连良等名角来津，一般也都在这个戏院演出，我不知是该感到荣幸，还是该觉得亵渎了那个舞台。据工厂派去参加批判大会的代表回来传达说，会上呼喊“打倒蒋子龙”“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一百多次，其中“发言最有水平”的是曾经跟我一起参加“三结合创作组”的话剧团专业编剧。随后是工厂的批判会，召集上早班和正常班的人参加。听起来声势很大，真正在会场坐到底的我看连一半都没有，许多人到会场打个晃就回家了，等于放半天假，工厂对这一套似乎有些疲沓，说起来还是沾了我的光。后来《人民文学》的编辑来信告诉我，甚至在举国召开毛泽东追悼会的那天，编辑部还要先开批判会，承认《机电局长的一天》是大毒草并作了批判发言的，才有资格去参加追悼会。

所以，如果非要说“改革文学”由我发端，也是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开始，而不是后来的《乔厂长上任记》。1979年春，《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来给我“落实政策”，实际是约稿。那天正下雨，我由于在车间经常连轴转，生活没规律，日子也过得很艰难，上火很厉害正在医院割痔疮。编辑向我大致介绍了“文革”中把《机电局长的一天》打成大毒草的过程，并代表编辑部向我道歉。如果不记恨他们，就再给《人民文学》写篇小说。这话说得有点力道，如若我不写这篇小说就意味着不原谅《人民文学》编辑部。“文革”不是他们发动的，整我的也不是他们，要记仇也不能把账算到他们头上。可是，我当初说过大话，一不写检查，二不再写小说。近三年来我确实没有动过再写小说的心思，甚至也不看小说了，实际是真没有时间。“文革”后落实政策让我当了车间主任，车间有五跨，厂房三万多平方米，一千多名职工，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但缺少一个独立工厂的诸多自主经营权，千头万绪，哪儿都不对劲。

我在生产第一线劳动了许多年，可以说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点事，车间的生产订单又积压了很多，老是不能按时完成计划，正是可以大展拳脚。可当你塌下心来想干事，却不是那么回事，或者有工艺缺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弄来，机器设备又出了故障。多年生产秩序打乱，规章制度遭到破坏，机器设备不能定期维护，到处都是毛病。或者把设备修好了，人又不给使唤，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人们真像改朝换代一样，眼神都变了，你是这个派的，他是那个派的，心气不一样了，说话的味道不一样了，仿佛谁看谁都不顺眼，对待工作的态度大不如从前。“文革”是结束了，“文革”的意识形态哪有那么容易结束？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吓唬地把人调度顺了，现行的管理体制不仅不给你坐劲，反而处处掣肘，本该由上边撑着的责任却撑不起来。虽然工厂的领导换了，但换人容易换思想难……我感到自己天天都在“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有时连续干几天几夜都回不了家，身心俱疲。有一次检查安装质量，我从车间的24米热处理炉上摔下来，暖风擦过我的脸，火光在身边一闪而过，跟着就失去了知觉。如果就那样死了，也很惬意，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当时处理炉下面有一堆铸钢的炉件，如果摔到那上面，肯定就没有后来的“乔厂长”了，炉件旁边是一堆装过炉件的空稻草袋子，算我命大正掉在稻草袋子上。即便是那样也当场就昏死过去了，厂卫生院的医生救了半天没救过来，等救护车拉着我从坐落于北仓的工厂出发，大约一刻钟后过了北洋桥，我突然醒了，除去头有点疼自觉没什么大事。到总医院检查了一遍，果然什么事都没有，医生给开了几粒止疼片，跟陪我的同事乘公交车回到工厂，继续干活。就是这种生活的不稳定感和危机性刺激了我的精神，加深了对生活的理解，趁着又有了写作的权利，似乎应该再写一篇小说。于是答应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利用病休的三天时间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

当时自己的感觉是将几年来积压的所感所悟一泄而出……没想到这篇小说又惹来麻烦。天津市委机关报突然连续发表了14块版的批判文章，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地压过来。一位姓王的曾被打成过右派的老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我的长文之后，又带着介绍信亲自到工厂查我的老底，看我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造反派头头或打砸抢的坏分子，倘若能抓住点什么把柄，那就省事多了，可动用组织手段解决我。工厂的领导对他的大名并不熟悉，只是公事公办地接待了他，说我除去出身富农还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文革”前是厂长秘书，后来又调到四清工作队，因此“文革”一开始就被造反派打成保皇派，下到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此人曾以主张“创作需要才能”而挨整，何以现在又开始整别人，或者成了别人整我的工具？

有人说经历就是财富，是经历让人有差别，让作家有差别。我经历了那样一番从领导层到文学圈子，从组织手段到文学手段，特别是同行们知道往哪儿下手可以置我于死地，有文学上的公开批判，有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有组织上的内查外调，“他们相信只要摔出足够多的泥巴，总会有几块沾上！”如果我身上真有黵儿，那就真完了。经过这样一番揉搓，就是块面团也熟了，心里稍微有点刚性也就成铁了，文学再不是东西也得跟它摽上了，即便我不摽它，它也得摽上我。每见到报纸上有批判我的文章，当夜一定要写出一个短篇的初稿，到歇班的日子把它誊清寄走。好在这个时候向我约稿的很多，他批他的，我写我的，让自己的作品像一列火车，那些拿枪的人瞄准的是车头，等扣响扳机只能打上车尾巴，叫他们批不胜批。

写作不是好职业，却是一种生命线，是精神的动力。既成了写作的人，不写作生命就会变得苍白无力。不是也有人说过，一个作家的价值可以用其挨批的程度以及树敌的数目来衡量吗？创作是一种欲望，要满足创作欲自然得付出代价。偏偏文学这种东西又只会热，不会冷，在生活中老想扮演一个讨厌的求婚者，自以为已经肝脑涂地，却常被怀疑不忠；本来想借写作实现自己，写作反而使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个人的灵魂走进小说的人物中去，笔下的人物渗透进自己的灵魂中来，个人生活和小说混为一团，分不开哪是自己写的小说，哪是自己真实的生活，你分得开别人也不想分开，硬要把你的小说套在你这个人的身上。到底是享受文学，还是文学在消费自己？生活的本质，就是不让所有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经历了这种种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考验，包括自我冲突，仍有责任感，连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老挨打老也被打不死，就证明有着特殊的生命潜力。

被闹腾到这般地步，我竟然还能以“特约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原来是开会前一周胡耀邦专为《乔厂长上任记》做了批示，后来在公开发表的《王任重同志在全国文艺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意思：“蒋子龙同志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后记》我认为写得好，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乔厂长上任记》有什么缺点错误，我回了他的信。我说，小说里有那么几段话说得不大恰当，修改一下也不难。整个小说是好的，怎么说也是香花，不能说是毒草；说有缺点，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热闹吧？就为一篇小说竟惊动了这么多人。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小说事件，它触发了时代的潜在的历史情结，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性。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并非是作者对生活和艺术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乔厂长”还带来了另外一些影响。

《乔厂长上任记》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不是要将自己的虚构强加给现实，是现实像鞭子一样在抽打着我的想象力。所以我总觉得“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找上了我。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便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的管理模式”，想不到竟引起社会上的兴趣，许多人根据自己的体会理解乔厂长，并参与创造和完善这个人物。首先参与进来的是企业界，西北一大型石化公司，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其中一个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经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面前摊着当年第七期《人民文学》，已经给他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开篇的那一页，上面压着纸条提醒他读一读此文。他读后召开全公司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整顿公司的决定，包括开除那位顶头上司的亲戚，并举着1979年第七期《人民文学》说：“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这本杂志是中央办的，上面的文章应该也代表中央精神！”

看到这些报道时我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这篇小说果然给我惹了大麻烦，挨批不止。连甚为高雅的《读书》杂志也发表鲁和光先生的文章，文中有这样的话，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当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职。我真觉得对不起人家，以虚构误导现实，罪莫大焉。也有喜剧，东北一位护士来信讲，她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性格刚烈，办事雷厉风行，本来干得有声有色，却因小人告状，领导偏听偏信就把他给“挂”了起来。他一口恶气出不来便把自己锁在屋里，两天两夜不出门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从门底下塞进《乔厂长上任记》让他读，读后他果然开门走了出来，还说“豁然开朗”。我一直都没想明白，他遇到的是现实问题，读了我的小说又如何能“豁然开朗”呢？除此之外这篇小说还引发了其他一些热闹，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显得无聊。在当时，人们却异常地严肃认真、慷慨激愤，有些还酿成了不大不小的事件。天津能容纳听众最多的报告厅是第一工人文化宫大剧场，经委系统请来一位上海成功的企业家作报告，入场券上赫然印着：“上海的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天津有位知名的企业家不干了，先是找到主办方交涉，理由是你们请谁来作报告都没关系，叫“传经送宝”也行，但不能打乔厂长的旗号，这个称号只属于他。他不是凭空乱说，掏出随身带着的一张北京大报为凭，报纸上以大半版的篇幅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通栏的大标题就是《欢迎“乔厂长”上任》。主办方告诉他，报告者在上海也被称作乔厂长，而且所有的票都已经发下去了，无法更改。那位老兄竟然找到我，让我写文章为他正名，要承认只有他才是真正的乔厂长，其他打乔厂长旗号者都是冒牌货。记得我当时很感动，对他说你肯定是真的，因为你是个大活人，连我写的那个乔厂长都是虚构的，虚构的就是假的嘛，你至少是弄假成真了。至今想起那位厂长还觉得非常可爱。

就是到工厂调查我的那位老作家，对《乔厂长上任记》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每到一地只要有机会就先批“乔厂长”。他到淮南一家大煤矿采风，负责接待的人领他去招待所安排食宿，看介绍信知道他是天津来的，便向他打听我的情况以及“乔厂长”这篇小说。不想这触怒了老作家，老作家立即展开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等到他批痛快了却发觉旁边没人管他了……有个服务员过来告诉他，我们这里不欢迎反对乔厂长的人，你还是另找别的地方去采风吧。这位老同志回来后不依不饶了，又是写文章，又是告御状，说我利用乔厂长搞派性，慢待老同志……当时的市委文教书记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动员计划生育和植树造林时，竟因批判这篇小说忘了谈正事，以至于到最后没有时间布置植树和节育的事。因此厂工会主席回厂传达的时候说：咱厂的蒋子龙不光自己炮制毒草，还干扰和破坏全市的植树造林和计划生育……这真应了经典作家的话：“闹剧在本质上比喜剧更接近悲剧。”市委领导如此大张旗鼓地介入对这篇小说的围剿，自然会形成一个事件，一直到许多年以后作家协会换届，市委领导在做动员报告时还要反复强调，“不能以乔厂长划线……”

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竟成了划分两种路线的标志，真是匪夷所思！虚构不仅在干扰社会现实，还严重地干扰了虚构者自己的生活……萨特说小说是镜子，当时的读者通过《乔厂长上任记》这面“镜子”，到底看到了什么，值得如此大动肝火？后来我看到一份《文化简报》，上面摘录了一段胡耀邦对这篇小说的评价，我想这可能是那场风波表面上平息下去的原因。有这么多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结成联盟，反对或喜欢一篇小说，“乔厂长”果然成个人物了。那么，当时的现实到底是欢迎他呢，还是讨厌，甚或惧怕这个家伙？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对这个人物的再创造，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全他应运而生。我不过是扮演了产婆或助产士的作用。是我的虚构拨动了现实中甚为敏感的一根神经。但不是触犯了什么禁区，而是讲述了一种真实。文学虚构的本质就是为了更真实。赫鲁晓夫有句名言：“作家是一种炮兵。”“乔厂长”这一“炮”或许打中了现实社会中的某个穴位，却也差点把自己给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