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西、平南战争与多尔衮专权（1646—1648）

随着长江中游战斗的展开，清廷第一次遭遇顽抗，八旗军陷入了困境，他们不时调兵遣将，以便对付牢不可摧的敌手。为了扭转战势，多尔衮大胆起用了原镇守辽东的前明将领。这一时期的征服是从勒克德浑和博洛的部队抵达前线时开始的。清廷迅速调兵到长江中游的武昌，并任命一位新总督来守城，但是整个夏天清军都没能击溃南明湖南总督何腾蛟的部队。多尔衮召回了勒克德浑，遴选其他人来指挥战役。同年秋，多尔衮决定把一批最成功的降清将领们布置在湖南、江西和广东。孔有德成为第一个做大将军的汉人，随后是尚可喜和耿仲明。在汉人将领中，只有这三人曾被皇太极封为亲王，可以像满洲王公一样发号施令。伴随此次调动，多尔衮显示了对汉官忠诚度和能力的信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单靠满洲王公和八旗的力量尚不足以完成统一大业。

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战争形势如同攻打南京政权那样迅速明朗起来。博洛麾下大将包括图赖和“嘉定三屠”的始作俑者李成栋。1646年春，清军从明军手中夺回了绍兴，然后继续挺进，通过浙江南部进入福建，进逼福州，南明唐王（隆武帝）朝廷被迫逃到了西部山区，试图与湖南的何腾蛟建立联系。10月初，图赖攻克福州。水师将领郑芝龙降清，后随博洛回北京。在清廷的压力下，郑芝龙几番写信给儿子郑成功，劝其归顺清朝，直至后者最终在1653年的复书中称其父为叛贼。由于郑芝龙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清便借口其未能劝降成功而将其处死。图赖在福州时，李成栋追赶隆武帝至汀州，活捉了他，南明的第二个小朝廷就这样夭折了。

地图4 1645—1650年清军对明作战图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史》（第七卷上册，明代史1368—1644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地图28，第659页）

李成栋率部从福建山区直逼赣南，夺取了通往广东的关口。12月初，唐王的弟弟在那里称帝。到1647年1月，广东已在清军控制之下，江西则为在前一年投降阿济格的明将金声桓所掌控，而孔有德部的参加也使攻打长沙之役大有起色。博洛把广东交给甲喇额真佟养甲和李成栋，自己则回京。东南沿海虽已平定，但占领该地区、控制陆路交通要道的军队却是由投诚的明军组成，而且郑芝龙的兄弟和儿子手下的水师还控制着沿海的一些岛屿。博洛回京时，多尔衮失去了最能干之将领——图赖，他在凶险重重的回师路上，遭遇明军，战死沙场。

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对清朝来说更是战略上最重要的一次战役，是1646—1647年间对四川张献忠作战。1646年2月，在谭泰案尘埃落定后，多尔衮任命豪格为大将军出征，随同前往的还有另外两位皇族贵胄，努尔哈赤的孙子贝勒尼堪和贝子满达海。此前，多尔衮的心腹、曾在1644年使豪格降职的何洛会，早已进驻于此。当时他接替图赖任正黄旗固山额真，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固山额真李国翰和巴颜等都归他调遣。张献忠的军队控制着四川的大部分地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也从南到北给清造成麻烦，直到这年初冬，清军最终进入该省。1647年1月2日，张献忠正拼命北上西安，途中与清护军副统领苏拜相遇，在追击中张献忠被杀。据报告，清军全歼大西军一百三十余营。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一部分大西军逃往云南。数年后，他们找到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从西南地区向清发起新的攻势。

张献忠之死距清军占领广东还不到一周时间，距离孔有德部攻克长沙也不到三个月。从那时起，直到1648年冬，表面看来，除了西南之外，清廷几乎在全国都建立起了政权。直到1月以前，大将军豪格仍然留守在西部，主持战事，以肃清小股抗清势力。在广东腹地，到11月之前，李成栋一直遭到士绅的长期抵抗，此后，李成栋才有余力支援攻打桂林的汉军八旗诸王。桂林当时是广西的首府，也是由湖南进入广东的重镇。2月，当豪格班师回京时，清政府进行了战略重组，该是对西南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了。

然而，对西南的最后一战在下一个十年中并未进行。豪格回到北京时，江西发生了叛乱；春末，广东也陷入了动乱。豪格从西部凯旋一周后，金声桓叛清的消息传到了京城。金声桓是辽东人，原为左良玉的部将。1645年，左良玉的部下在九江投降阿济格时，金声桓留守江西，当清军在东南沿海地区与南明军队及湖南何腾蛟部作战之际，他控制了江西。但平定南方之后，清政府开始任命地方行政官员。金声桓看到汉军将领们虽然未能打败湖南的何腾蛟，但这些人却被封功晋爵，他认为以自己的功劳，应当获得比现在的湖南提督更高的职位。2月，金声桓杀死了上司，转而投向桂林的南明朝廷。北方降将李成栋发现自己在广东的情况非常类似，便也在5月初倒戈。南方的形势急转直下，对清的征服极为不利。

此时，在北京，豪格对剿灭张献忠的封功也变得疑云重重。1648年2月25日，少年天子以及王公大臣在宫内为豪格举行了庆功宴。3月29日，豪格因在战场上挑战多尔衮的权威而被幽禁。具体说来，就是在对张献忠的决战中，豪格没能对多尔衮的支持者、属于多尔衮白旗成员的苏拜委以重任。相反，豪格在前锋营和护军营中大力提拔自己的亲信。按惯例，作战中的大将军有最终的战略决策权，但在官员任免上则由前线的亲王和八旗将领们共同决策。努尔哈赤时期创建的共议制度有利于平衡满洲各旗势力，此时在战场上仍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多尔衮本人在1643年的继位风波中接受了这一原则，在1646年处理图赖、索尼弹劾谭泰的问题上也贯彻了这一原则。由此，豪格的罪名是通过破坏手下将领共议的制度，在要职上安插党羽以强化自己作为大将军的地位。

但多尔衮出于自身的考虑，并不拥护集体统治，针对豪格的处罚并非始于他在战场上的行为。从图赖和索尼弹劾谭泰的案子中，多尔衮及其支持者就已嗅到了阴谋的气味，现在则怀疑它具有更广阔的、可以溯自继统风波的背景。这次被指控涉嫌参与的人扩大到豪格、济尔哈朗以及两黄旗中坚持立皇太极的儿子为帝的大臣们。3月27日，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侄子、时任镶蓝旗固山额真的屯齐向议政王大臣会议告发，在1643年济尔哈朗曾密召索尼和图赖，商议拥立豪格为帝一事。据称，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人同意豪格即位，但警告说他们还不知道多尔衮的想法。这本来也无关大碍，但多尔衮的支持者现在则认为这个小集团继续支持豪格，以挑战摄政王的权威。证据是，他们指出1644年顺治皇帝入京时满洲八旗的队列次序问题。当时多尔衮的正白旗已在北京，紧随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是降了爵的豪格的正蓝旗，然后才是亲王多铎的镶白旗，也就是说，豪格的福晋先于阿济格和多铎的福晋进了北京。由豪格福晋在队列中的位置而显示出的特权是济尔哈朗授意的，也是受到了索尼的唆使，豪格当然明白这意味着济尔哈朗的支持。然而，阴谋的真正策划者则是索尼、图赖、鳌拜以及共立盟誓反对多尔衮的人。由于谭泰当时脱离了这个团体，故而摆脱了干系。[23]

作为对这场阴谋同谋的惩处，济尔哈朗被免去辅政叔王之职，索尼被革去御前一等侍卫之职，并被派去守祖陵。鳌拜等人或被罚银，或被没收财产。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辅政王，正蓝旗也成为多尔衮的势力。在这风波迭起的一星期结束前，多尔衮进行了人事调整，并布置对江西金声桓的新攻势。谭泰被任命为正黄旗固山额真、平南大将军，何洛会从满洲正黄旗调到镶白旗担任固山额真，作战时担当谭泰的副手。他们出征时，豪格已经病死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