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多尔衮与党争

皇太极死后，开始出现并不稳定的权力关系，当诸王和众将领带着赫赫战功从南方班师回朝时，反映这种权力关系的派系之分变得清晰起来。一方面，多尔衮必须谨防诸王与兵权在握的将领们结成联盟，威胁到自己的最高统帅权；另一方面，多尔衮还要设法限制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宗室成员的权力，以维持自己摄政王的权威。此外，他需要继承努尔哈赤创建的汗国制度。清政权需要有足够的物质财富来维持八旗全体成员和新归附明军的忠诚。统一大业似乎让满洲人团结起来，在皇太极统治时期就是如此，但随着多尔衮——如其兄弟阿济格和多铎所期待的那样——日益像个皇帝，党争便愈演愈烈起来。

1645年的政治斗争中卷入了1643年继位之争的一些关键人物，如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领侍卫大臣索尼、护军统领图赖等人。在平南、平西战争中，谭泰随阿济格征战，图赖则在多铎麾下。图赖的侄子鳌拜当时随谭泰出征，索尼则留在枢纽中心北京。1643年，谭泰倒戈，告发豪格谋反，尔后成为多尔衮的心腹。之后他巧妙地使索尼的叔父、大学士希福因罪离职，并于1644年支持多尔衮发布诏旨，把称号从摄政王变为叔父摄政王，而把济尔哈朗从摄政王降为辅政叔王。1645年，谭泰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多尔衮的冲天怒气和索尼的圈套。

先是，英亲王阿济格对李自成在湖广最后战败及死讯的报告不实。这个错误很严重，因为这个不准确的报告已被布告天下。因此，当阿济格回到北京时，就被监禁在宫里，连同他的属官一同下法司议罪。这还不算完，多尔衮一向喜欢直言不讳、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这也是以往议政王大臣会议的特点。多尔衮指责阿济格管教属下不严以致军纪涣散，认为这反映了一种不好的态度。据称阿济格还以蔑视的口吻称皇帝为孺子，显示了不敬。对此种行为，多尔衮予以正式申斥，并通报给在战场上的谭泰，令他宣谕旨以示众。而谭泰却因畏惧阿济格的脾气而隐匿了此令。索尼在内院任职，负责在多尔衮与其臣子之间传旨。在廷审阿济格时，索尼指控谭泰没有将多尔衮的申斥公之于众，使谭泰及其副职鳌拜被牵扯到对皇帝不敬的指责中。在这种情况下，法司只能将阿济格、谭泰等人定罪。

但谭泰并未被打败，反过来又控告索尼与阿济格同样不敬。索尼曾经嘲笑吏部尚书宗室巩阿岱，因为后者在多尔衮所部拿下北京时，建议应将功劳昭告天下。据称，索尼曾说：“所克燕京乃空城，流贼尚存，何功之有？”如果阿济格的不敬之语在廷审时公开的话，那么索尼的出言不逊及不合礼数之行亦应宣之于堂。比如，索尼曾 “于库院牧马”，“在禁门前石桥下捕鱼”。

谭泰曾利用关于建造府宅的争议，使索尼叔父、大学士希福被革职。接下来，索尼也因为一名官员辩解——这位官员抱怨在皇城的瓦砾间匠人云集，营建摄政王府过于草率——而惹怒了多尔衮。这时索尼找到几个证人，证明自己是在随意聊天时说到“克燕京之功”的，而且在当时就已做出了解释，即本意是说应该等到皇帝入京、出征讨伐李自成后，再叙功绩，因此他的考虑是正当的。至于在禁门前石桥下捕鱼一事，这样做的官员不止他一个[22]。

法司将索尼定罪，并建议处死。为他作证的官员等因为其掩饰罪行、纵人在禁地捕鱼，亦当处死。多尔衮对索尼等人的处罚做了从轻处理，他很清楚以不敬之罪处罚其亲兄弟和异母弟将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当时谭泰被暂削固山额真之职，索尼被革职，这样，清廷的派系界限被凸显出来了，并在若干年中继续产生支配性的影响。

接着，1646年2月，多铎旗下的护军统领图赖——西安战役之功臣，对谭泰提出了更严重的指控。据图赖说，谭泰曾要求他拖延多铎的部队进驻南京，以便让阿济格抢立头功。图赖试图将此行径报知多尔衮，便从前线给索尼送信，但回京时却发现多尔衮不知此事。送信人的朋友与谭泰私交甚密，并试图让他相信是索尼将信扣下，未呈多尔衮。自己的谋士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使多尔衮不厌其烦，他在午门召集王公大臣会勘此案中的当事人。索尼辩称，他既然前一次曾弹劾谭泰不遵谕旨，将阿济格称世祖为孺子之语隐匿不宣，此次又如何会私藏弹劾谭泰的奏章？结案后，多尔衮将谭泰下狱，对索尼则重新起用。

索尼成功地取代了谭泰，后者曾是多尔衮赖以掌控两黄旗之人；但多尔衮也同样需要依靠索尼和图赖这样的人，来完成统一大业，建立新帝国。在廷审上，图赖曾经质问多尔衮，为何将谭泰之罪耽延三日而不结？多尔衮大发雷霆，警告图赖，他曾在多铎和阿济格作为大将军的平南之役中自擢为前锋，此时又令叔父摄政王难堪。“诸王因执图赖将罪之”，但在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多尔衮也不得不承认图赖“矢勤效忠，无他咎也”。图赖被免议罪，并被提拔接替谭泰，担任正黄旗的固山额真，还派他随新任大将军、阿巴泰之子博洛一道，进行第二阶段的平南之战。

多尔衮处理党争有些力不从心，而且长江以南各地尚需平定，张献忠也还控制着四川。同年冬天，两个南明据点各称正统，一个在福州，另一个在浙江北部的绍兴。清廷希望对南方士人重新打出正义之师的旗号，任命洪承畴为新设的江宁省的总督，省会在南京。洪承畴在那里起用了曾任史可法部下的提督张天禄，负责平定南方的叛乱。李成栋和其他一些失宠的北方将领则被调出了长江下游。代善的孙子勒克德浑则接替多铎担任在江南的统帅，率领一批久经沙场的八旗将领在湘赣征战。博洛则率部前往杭州，对东南沿海各省发动攻势。

战事又持续了35年。双方在赣江流域展开了拉锯战。湖南地区的抵抗持续了大约10年，该省是两广贸易交通的必经之路，直到17世纪80年代以前，第一股南明势力和后来的军阀都试图控制该地区。1647年，清军逮捕并处死了屠戮四川的张献忠，但直到1659年最后一个在云南的南明藩王政权被一举消灭之前，清朝并未能在四川省建立起有效的统治。1646年，博洛部从东南沿海地区驱逐了南明义军，但清军、自立的水师将领郑成功、藩将耿精忠以及地方武装势力之间的拉锯战将这一带弄得四分五裂，直到1683年才安定下来。整个顺治朝时期，北京都面临统一大业所提出的军事诉求，并且一直延续到其后的康熙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