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贝希斯敦铭文》对希罗多德的间接误导

在上文中，笔者初步分析了希罗多德《历史》卷三相关内容与《贝希斯敦铭文》的一致性与分歧。总的来说，希罗多德较为准确地复述了《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姓名、谱系和铭文开篇部分的基本情节，但对大流士登基后平定叛乱的史实和其他若干细节的信息掌握存在一定缺陷。笔者的初步结论是希罗多德虽未读过整篇《贝希斯敦铭文》，却通过游历、咨询和口述材料间接收集了这篇波斯帝国官方材料中的部分信息，这些信息大大提升了《历史》卷三的史料价值。

然而，两部作品之间还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根据当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贝希斯敦铭文》是一篇充满大流士登基之初波斯帝国官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材料，其撰写与颁布带有明显的政治宣传目的，而这一特征也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贝希斯敦铭文》正文所使用的语言——古波斯文本身便是大流士统治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当代亚述学学者们普遍同意，《贝希斯敦铭文》是最早写就的古波斯文文献。[83]古波斯文的语法结构相对简单，其词汇来自多种语言，以巴比伦等波斯帝国核心地区通用的楔形字母为载体。在已发现的古波斯语铭文中，所有文献都是在岩壁、石碑等耐久材料上刻写的，所有的铭文内容都与波斯国王密切相关。[84]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古波斯文在本质上是一种人造的语言，从未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过应用；[85]其写作技能仅掌握在波斯国王御用的少数书吏手中，[86]是大流士及其后继波斯君主们宣传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工具。作为由古波斯文撰写的第一篇历史文献，《贝希斯敦铭文》的陈述中存在着众多疑点，[87]其故意省略之处亦比比皆是。大流士在铭文中用修辞式的手法宣称，他在自述中有意略去了自己从前缔造过的一些丰功伟绩，因为担心后人会因为它们太过神奇而不敢相信这篇铭文的真实性。[88]根据《圣经·旧约》提供的证据看，犹太人在大流士即位之初发动的起义便出于某种未知原因而被《贝希斯敦铭文》忽略了。[89]总的来说，《贝希斯敦铭文》中对史实的扭曲和对细节的忽略大多服务于大流士巩固个人统治的需要。大流士在铭文中列举了自己的多次战役大捷，却从未承认自己在军事活动中受过任何哪怕十分微小的挫折。[90]在1§17部分，大流士在阿卡德文版本和新埃兰文版本中吹嘘自己“杀死了全部敌人，未留下一个俘虏”，但这句话在古波斯文版本中被精心地删除了；[91]同样，2§25的阿卡德文版中强调大流士“杀敌3827人，俘获4329人”，却在另外两种语言的版本中隐瞒了杀敌数字；[92]3§38的记载风格也与之类似。[93]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是为了在不同身份的臣民面前塑造波斯帝王或冷酷、或宽仁的不同面目，以更好地维持大流士的个人统治。

作为希腊文化圈的一分子和波斯帝国遥远边疆行省的臣民，希罗多德显然并不了解古波斯语文献的特殊性质。因此，希罗多德对《贝希斯敦铭文》政治宣传内容的取舍就成了后世学者评价希罗多德史料批判意识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重要线索。对两篇文献的比较研究表明，希罗多德在对大流士登基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两大要素——继承王位所必备的合法世系与铲除篡位僧侣的正当性——的叙述中都受到了《贝希斯敦铭文》等文献所传达的大流士统治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蒙蔽。

在《贝希斯敦铭文》1§2中，新登基的君主大流士叙述了自己的家族谱系：

“:θātiy:Dārayavauš:xšāyaθiya:manā:pita:Vštāspa:Vštāspahyā:pita:Aršām a:Aršāmahyā:pita:Ariyāramna:Ariyāmnahyā:pita:Cišpiš:Cišpāiš:pita:Haxāmaniš（国王达拉亚瓦斯[希罗多德转写为大流士（Δαρεῖος）]说：我的父亲是维斯塔斯帕[希罗多德转写为叙斯塔斯佩斯（Ὑστάσπης）[94]]，维斯塔斯帕的父亲是阿尔沙马[希罗多德转写为阿尔萨米斯（Ἀρσάμης）[95]]，阿尔沙马的父亲是阿瑞亚拉姆纳[希罗多德转写为阿瑞亚拉姆尼斯（Ἀριαράμνης）[96]]，阿瑞亚拉姆纳的父亲是奇斯皮斯[希罗多德转写为泰斯皮斯（Τεΐσπης）或提斯皮斯（Τίσπης）[97]]，奇斯皮斯的父亲是阿凯迈尼斯[希罗多德转写为阿黑门尼斯（Ἀχαιμένης）[98]]）。”大流士进一步宣称，阿黑门尼德氏族自古以来就是皇族，从祖先到他为止有九人世代为王；[99]僧侣高墨达从冈比西斯那里夺走了王位，[100]而他又在神明保佑下为阿黑门尼德氏族将王位重新夺回。[101]我们看到，希罗多德忠实地为我们保存了这份波斯王室谱系，其严谨精神和转写手段的精确性是值得称道的。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份名单与其他波斯、希腊文献进行比对，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

在另一份用阿卡德文撰写的重要波斯史料——《居鲁士圆柱体铭文》中，居鲁士同样陈述了自己的王族世系，宣称自己是“伟大的国王、安萨（Anshan）之王冈比西斯之子，伟大的国王、安萨之王居鲁士之孙，伟大的国王、安萨之王泰斯皮斯的后人”。[102]然而，在这份世系里，居鲁士根本没有提及自己有过一个名叫阿黑门尼斯的始祖。[103]另外，在古典时期希腊人的传说里，大流士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出身相对低微的下等贵族。埃利安（Aelian）记载过大流士发迹后报答旧日恩人的轶事；[104]柏拉图也认为大流士并非帝王之子。[105]奥姆斯特德指出，大流士的父亲和祖父都不是地位显赫的波斯贵族，[106]他们应该只属于波斯王室中相对次要的旁支。[107]库特（Amélie Kuhrt）认为，大流士通过杜撰的方式构建了自己与居鲁士祖先泰斯皮斯的联系，之后将谱系上溯到一位身份神秘的始祖阿黑门尼斯，以强调自己继承王位的合法性。[108]布里昂详细讨论了大流士族谱中的诸多疑点：他没有澄清自己同帝国创始人居鲁士支系间的关系；他在刺杀巴尔迪亚/高墨达的七贵族政变中并非领袖；而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统治时期，并没有材料提到过王室始祖阿黑门尼斯，更无人声称阿黑门尼德氏族身份可以成为继承帝国王位的合法条件。总之，大流士实际上是通过暴力手段攫取王位的，他精心制造的谱系不过是掩盖自己非法地位的幌子。[109]近年来，部分学者进一步指出，虚构族谱的做法是大流士同时争取波斯、米底贵族支持的重要手段，因为居鲁士是米底人和波斯人通婚的后代，[110]其姓名本身即来自米底人使用的新埃兰文（Kuraš，意为“受保佑的”）;[111]而大流士则是纯正的波斯人。[112]因此，他既要虚构波斯人自身始祖阿黑门尼斯的神话，[113]又要通过伪造谱系和通婚手段[114]拉近自己与居鲁士王室之间的关系。来自考古材料的证据同样证明了大流士的复杂动机。在帕萨加德（Pasargadae）地区居鲁士王宫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石板上刻写的简短铭文“我是居鲁士，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氏族的成员”。[115]技术鉴定表明，这条铭文是在大流士统治时期伪造出来的；[116]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进一步证明，大流士关于自身谱系的陈述是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欺骗性说法。[117]

对于希罗多德而言，波斯帝国贵族阶层错综复杂的谱系关系显然是远远超出他的理解能力的。在他心目中，居鲁士和大流士都是纯正的波斯人[118]和皇族成员。他在叙述七贵族宫廷政变的过程[119]中意识到大流士并非组织刺杀活动的领袖，而他关于大流士利用马匹作弊而赢得王位的记述[120]同样表明，他对质疑大流士登基合法性的流言多少有所耳闻。然而，这些信息并未启发他去核实波斯王室世系的可靠性；他对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或其他同类官方文献）中所列举谱系的利用方式仅限于忠实的转录。借助这份伪造的族谱，希罗多德不加批判地断定，居鲁士及后来的波斯诸王无一例外都是阿黑门尼德氏族的成员。[121]通过希罗多德的影响力，“阿黑门尼德王朝”这一标签被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成为我们关于古代史知识的重要概念。但事实上，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居鲁士同阿黑门尼斯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可能，但居鲁士建立帝国的功业和帝国王位继承权的确定原则显然都与这位传说中的波斯人始祖没有太多关系。

大流士登基过程中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与前一个密切联系着的，那就是大流士取得王位的手段究竟是否合法。根据《贝希斯敦铭文》中的叙述体系，冈比西斯在前往埃及之前秘密处决了自己的兄弟巴尔迪亚；[122]僧侣高墨达在外省假冒巴尔迪亚名义发动叛乱，而冈比西斯在返程途中突然死去；[123]高墨达以巴尔迪亚的身份统治了波斯全境；[124]大流士引兵杀死高墨达并夺取了王位。[125]然而，这一系列说法中同样存在着诸多不可解之处。首先，从考古证据上看，在从冈比西斯出征埃及到大流士登基期间并无各处神庙遭到严重破坏的迹象，[126]因此大流士指责高墨达倒行逆施、毁坏各地主要神庙的说法[127]是无法得到印证的。其次，按照常理判断，一名僧侣假冒王子而僭政半年有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128]但这一举动却几乎瞒过了所有王室成员、波斯贵族的眼睛，[129]各地区纷纷对伪巴尔迪亚的统治表示顺从。[130]再次，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上看，真正引发地方贵族不满情绪和大规模暴乱的恰恰是大流士的登基：从公元前522年秋至公元前520年1月[131]帝国境内的六大地区先后爆发了四次大规模起义，[132]其中包括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埃兰和巴比伦、[133]帝国的发源地波斯和米底，[134]以及大流士之父维斯塔斯帕当时亲自治理的帕提亚地区；[135]其中个别贵族正是打着冈比西斯兄弟巴尔迪亚的旗号发动反叛；[136]根据《贝希斯敦铭文》的记载，大流士为平叛共发动了19次战役，杀死了约10万名起义者，[137]其斗争过程十分惨烈。种种迹象表明，大流士对“伪巴尔迪亚”僧侣身份的指认是不实的，[138]接替冈比西斯统治波斯帝国的正是他的亲兄弟与合法继承人巴尔迪亚，[139]而大流士才是真正篡夺王位并引起众怒的弑君者。[140]为了安抚民众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大流士编造了并不高明的、关于僧侣高墨达冒充王子巴尔迪亚的故事，[141]其实质是一种带有明确政治目的的欺骗。[142]

在《历史》卷三中，希罗多德近乎完整地转述了间接来自《贝希斯敦铭文》等材料的波斯帝国官方版本的前半部分。他天真地相信，伪司麦尔迪斯冒充王子统治七个月之久的事情是可能的。[143]诚然，与当代历史学家们不同，希罗多德的手头没有波斯地区的考古证据，他很可能也无从了解《贝希斯敦铭文》后半部分对各地叛乱的描述。但他至少知道，波斯人在对冈比西斯兄弟真正死亡方式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144]如果希罗多德具备较强的史料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辨精神的话，他也应当能够发现大流士官方叙述线索中相当明显的漏洞。因此，从史学批评的角度看，希罗多德对波斯官方材料的盲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的史料批判意识和理性思维能力要逊色于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等其他古代一流史家，而相对接近于“有闻必录”的前代史话家赫卡泰乌斯（Hecataeus）。[145]即便在古典时期的读者中，希罗多德《历史》对伪司麦尔迪斯篡位的牵强记述也必然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因为查士丁（Justin）为庞培尼乌斯·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史著撰写的摘要在引用这段叙述时特意添加了专门的解释，[146]证明希腊、罗马时期的读者们早已开始对希罗多德这部分记载的可靠性产生过十分合理的怀疑。

要之，比较研究表明，《贝希斯敦铭文》中传达的大流士统治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对希罗多德的《历史》产生了间接影响。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自身史料批判意识的欠缺，希罗多德未能识破大流士对自身谱系、登基过程的叙述中包含的谎言，而将这些信息不加甄别地纳入了《历史》中的波斯史叙述体系，对作品的史料价值造成了一定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