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贝希斯敦铭文》看希罗多德对波斯史源的再加工及其影响

笔者认为，《贝希斯敦铭文》对于希罗多德《历史》卷三的研究还有另外一点启示意义，即帮助我们辨别和梳理希罗多德在作为史实主体部分的波斯官方叙述线索之外添加的情节。这些附加内容（如冈比西斯的幻梦、大流士依靠作弊手段夺得王位、骡子分娩预示巴比伦的陷落、波斯贵族辩论政体优劣等）既不见于《贝希斯敦铭文》的记载，又不符合铭文中所反映的波斯帝国政治文化背景；它们必然或来自希罗多德的道听途说，或来自作者个人的艺术加工与想象。通过分析《历史》卷三中同大流士登基事件相关的篇章，笔者认为，这些添加元素带有明显的希腊文化特征，代表了希罗多德《历史》创作背景中的古希腊文学、修辞学传统。

首先，希罗多德对冈比西斯死亡情节的描述反映了古希腊史诗、悲剧传统的影响。根据亚里士多德《诗学》（Poetica）中的著名论断，诗歌与历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体裁。[147]但这种区分恐怕对希罗多德的史著并不完全适用。希罗多德可能与雅典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有过密切往来，[148]其写作风格也带有希腊悲剧传统的明显烙印。[149]他在《历史》卷三中对冈比西斯发疯情节的描写便是模仿希腊悲剧风格的典范。[150]在希罗多德笔下，疯癫的冈比西斯得到幻梦指示，派人杀害了自己的亲兄弟司麦尔迪斯；[151]他随后得知梦境所指的其实是和自己兄弟同名的玛哥僧司麦尔迪斯，方才追悔莫及；[152]他根据先知的预言认定自己将终老于米底的故乡阿格巴塔纳（Agbatana），却在急行军路过一个名字也叫阿格巴塔纳的小镇时意外自残而死去。[153]在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剧情境中，预言式的梦境和对预言的误解往往同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和时局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154]希罗多德在叙述冈比西斯之死和《历史》的其他一些段落里多次借用了这一元素。冈比西斯的遗言[155]同样带有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悲剧中英雄人物临终时的悲壮口吻。总体上看，冈比西斯的遭遇与索福克勒斯笔下奥狄浦斯的命运悲剧极其相似；[156]而他的骇人疯狂则令人联想起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中的伊奥（Io）、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赫拉克勒斯》（Heracles）中的主人公与《巴库斯女信徒》（Bacchae）中的潘特乌斯（Pentheus）。[157]中世纪的拜占庭辞书《苏达》（Suidas）还提到过古风时期抒情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写的一部诗歌《冈比西斯与大流士王》（Καμβύσου καὶΔαρείου βασιλεία），[158]希罗多德也有可能从这部现已失传的诗歌中汲取了灵感。

其次，希罗多德对大流士作弊赢得王位和攻克巴比伦的记述带有古典喜剧和民间传说的性质。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推翻司麦尔迪斯的七位贵族通过比赛坐骑嘶鸣的方式决定王位归属，最后大流士凭借奥伊巴瑞斯（Oebares）进献的诡计取得了王冠。[159]这个奥伊巴瑞斯代表的正是古代喜剧中负责解决各种难题的机智奴仆形象。[160]而希罗多德在叙述大流士攻陷巴比伦并平定叛乱的段落里插入了僧侣佐普鲁斯（Zopyrus）的骡子分娩的预兆，[161]该情节属于希罗多德东方史叙述中十分常见的“动物童话（Tiermärchen）”;[162]《历史》其他篇章里的类似元素包括跳舞的鱼、[163]有翼的蛇、[164]神秘的凤凰、[165]蛇马之战、[166]为波吕克拉特斯（Polycrates）取回指环的大鱼[167]和会淘金的印度蚂蚁。[168]这些怪异的动物元素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神秘色彩。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元素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各地风情的描述中。

最后，希罗多德所描述的波斯贵族争论政体优劣的情节[169]带有古希腊智者学派（Sophists）所进行的哲学、修辞学辩论的浓厚色彩。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大流士等波斯贵族像古希腊哲人一样思考问题，像希腊政治家一样论证民主、寡头和专制政体的优劣；[170]奥塔尼斯甚至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观念。[171]希罗多德的这些记载完全不见于《贝希斯敦铭文》等波斯史料的记录。[172]它们显然更多地反映了希腊人自己的观念、思想与意识形态特征。

通过上述列举，我们不难看出，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第一部成型的史学作品，希罗多德的《历史》反映了希腊古典史学形成与发展初期的典型特征和作者本人的个性化创作风格。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史学作品，[173]而是严肃的历史记录、民族学研究同古希腊悲剧、喜剧、哲学、修辞学等文化传统相融合的庞杂混合体。[174]与此同时，希罗多德一方面以《贝希斯敦铭文》中记载的波斯官方历史叙述体系为《历史》卷三的基本骨架，另一方面又插入了许多通过道听途说或个人想象所得来的附加材料；尽管他的描述对象是波斯历史，但他插入的元素却大多来自希腊自身的文化传统，从而建构了一种从希腊文化视角观察波斯帝国与波斯历史的独特认识方式。希罗多德建立的这种认识、感知波斯帝国的叙述传统对后世希腊知识精英的波斯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介绍波斯帝国历史事件和风土人情时，希罗多德运用了某些固定的叙述模式和着力渲染异域情调的写作风格，对日后多部以波斯社会为创作背景的史学、文学作品产生了影响。例如，希罗多德在虚构波斯贵族进行政体辩论之前，使用了“五天之后（ἐκτὸς πέντεἡμερέων）”[175]这种讲故事式的口头文学叙述方式，几乎完全相同的、程式化的“五天之后”字样在希罗多德东方史叙述部分中曾反复出现，[176]令人无法不怀疑这是一种固定的传奇故事叙述套路，而非准确的时间描述。[177]在介绍波斯帝国各地的风俗与历史时，希罗多德大量借用了史诗、悲剧、喜剧等希腊文学体裁中的典型表达方式，而他收集的各种动物传说与奇闻轶事又大大增强了其东方史部分的异国情调。这种写法的结果是创造了希腊古典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最富于可读性的一部历史作品，[178]有助于吸引希腊听众、读者的兴趣和作品本身的传播，但这种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历史》的严肃性与客观性，并造成了希腊乃至后世读者对东方社会的种种误解。在文学史上，希罗多德的东方史对西方小说体裁的诞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公元前四世纪，雅典作家色诺芬创作了一部以居鲁士大帝时代为背景的、半小说体的著作《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并在其史著《长征记》中着力描绘了波斯帝国的异域风情。希腊化时期，查里顿（Chariton）撰写的、西方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小说《凯瑞阿斯与卡莉萝》（Chaereas and Callirhoe）的后半部分也是以波斯帝国为背景的，希罗多德式的、充满东方异国情调的叙述风格在这部分内容中运用得十分普遍。这些作品很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希罗多德写作风格的影响。

第二，希罗多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由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等作品开创的，[179]将波斯帝国视为“他者（the Other）”的文化观念。[180]在其经典著作《希罗多德之镜》中，哈尔托赫详细探讨了斯基泰人在希罗多德著作中的“他者”形象。哈尔托赫认为，在希罗多德笔下，斯基泰人和埃及人代表“他者”文化中的两个极端；[181]斯基泰人兼具欧洲与亚洲的双重特征；[182]在同样面对波斯帝国的大举入侵时，斯基泰人的行为构成了日后雅典人英勇表现的参照物；[183]甚至斯基泰境内的陶里斯（Tauris）也可以同雅典的苏尼乌姆（Sunium）海角对应起来。[184]对英雄品质的独特理解是斯基泰人得以成为希腊人的“他者”的前提条件；[185]而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特定描写方式使得他们成了游牧文化的代名词。[186]由于对《贝希斯敦铭文》等波斯史料的间接利用和希罗多德本人作为波斯臣民对波斯帝国的客观认识，“他者”的痕迹在希罗多德波斯史的叙述中并没有像在他记述斯基泰历史时那样明显。但如果我们剔除由《贝希斯敦铭文》提供、被希罗多德采用的波斯官方史料的话，就不难看出，十分相似的特征同样鲜明地体现于希罗多德利用希腊文化传统在《历史》卷三中添加的各段情节中。在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登基部分的插曲里，波斯帝国的世界是疯癫的（冈比西斯的神经错乱、波斯贵族们对僧侣篡位的无动于衷）、专制的（政体辩论的最终结果、大流士攻陷巴比伦后的铲除异己）、残暴的（冈比西斯的戕害手足、伪司麦尔迪斯遭受的割耳肉刑）、淫荡的（玛哥僧霸占王子司麦尔迪斯妻妾、大流士靠挑逗坐骑发情而赢得王位）、渎神的（冈比西斯对埃及神庙的破坏、大流士以作弊手段伪造神意）和病态的（刑余之人伪司麦尔迪斯僭政、骡子分娩的异象），与理性、自由、温和、节制、虔诚、健康的希腊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波斯贵族政体辩论的结果以专制制度胜出而告终，但在《历史》的后半部分里，大流士、薛西斯率领的波斯大军最终将被热爱自由、同仇敌忾的希腊联军所击败，从而证明了希腊文明存在的合理性。该思路是与希罗多德在《历史》篇首交代的神话时期欧亚两个世界间的永恒冲突一脉相承的。[187]这一基本叙述线索是一种将波斯表述为他者的典型模式，而《历史》卷三对大流士登基始末的描述则是该“他者”叙述体系展开过程中的关键一环。[188]

笔者认为，希罗多德选择将波斯帝国作为同希腊文明对立的“他者”来进行描述的做法同希波战争结束后希腊社会的文化环境和公共舆论密切相关。在希波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希腊人已开始明确地将波斯及其控制下的亚洲视为自身的对立面。[189]而希腊联军在战争中的胜利则进一步巩固了希腊人认为软弱病态的亚洲必定接受奴役，而强健英勇的欧洲则可以享受自由的文化优越心态。[190]与希罗多德生活年代相近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在《空气、水与地域》中甚至通过对欧洲和亚洲的对比，从理论上论证了致使亚洲居民虚弱不堪的地理、气候根源。[191]而希罗多德在雅典的听众也必然会熟悉和欣赏视自身敌人为“他者”的对比叙述模式。尽管希罗多德本人对波斯乃至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但在向自己的史著中添加奇闻轶事的时候，希罗多德明显采取了迎合听众、读者口味的做法，客观上对古典时期的希腊知识精英们业已开始形成的、视波斯文明为“他者”的文化心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虽然希罗多德本人并未刻意贬低、诋毁东方文化，[192]但他在史著中附加的许多奇闻轶事（这些插曲往往比间接来自《贝希斯敦铭文》的严肃史料更能吸引古代读者们的注意力）却被后世的希腊罗马知识精英所误读或利用，成为古典盛期带有强烈民族歧视色彩的波斯观的源头。希罗多德关于波斯贵族们推翻司麦尔迪斯僭政五日后举办政体讨论的记载[193]被后世读者以讹传讹，最终竟演变成了东方君主登基后五日内准许随意烧杀抢掠的荒唐传说。[194]希罗多德可能通过道听途说得来的伪司麦尔迪斯曾遭割耳肉刑的说法[195]并不符合贝希斯敦浮雕的描绘（浮雕中被大流士踩在脚下的高墨达的左耳在20世纪初仍清晰可辨）,[196]但却成了西方读者心目中惨无人道、森严恐怖的东方刑罚制度与充满了仇恨、报复与可怕秘密的波斯宫廷政治的缩影。希罗多德对伪司麦尔迪斯僭政七个月之久的牵强描述令查士丁等后世史家误认为波斯君主是深居简出、不同任何外人交往的神秘人物。[197]希罗多德对大流士施诡计取得王位的记载[198]同样塑造了查士丁等作家笔下狡诈阴险的波斯国王形象。[199]在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登基始末部分的各种插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他对丧失理智的冈比西斯在埃及四处杀戮、大肆破坏的描述。狄奥多鲁斯（Diodorus）、[200]普鲁塔克（Plutarch）[201]和斯特拉波（Strabo）[202]分别在各自记载埃及风土人情的作品中介绍了种种荒诞不经的、滥觞自希罗多德的相关传说。比较典型的是斯特拉波《地理志》（The Geography）中对布巴斯图斯（Bubastus）城废墟的描述：

νυνὶ μὲν οὖν ἐστι πανέρημος ἡ πόλις, τὸ ἱερὸν ἔχουσα τῷ Αἰγυπτίῳτρόπῳ κατεσκευασμένον ἀρχαῖον, ἔχον πολλὰ τεκμήρια τῆς Καμβύσου μανίας καὶἱεροσυλίας,ὃς τὰμὲν πυρὶτὰδὲσιδήρῳδιελωβᾶτο τῶνἱερῶν,ἀκρωτηριάζων καὶ περικαίων, καθάπερ καὶ τοὺς ὀβελίσκους … οἱ μὲνἑστῶτεςἀκμὴν πυρίβρωτοι οἱδὲκαὶκείμενοι.

这座城市如今已被彻底废弃；城中有座埃及风格的古代神庙，它见证了冈比西斯的疯狂与残暴。因为此人用烈火与兵刃摧毁各座庙宇和方尖碑，从四面八方破坏和焚烧它们……方尖碑中的一些依旧矗立，但已被火焰烧得面目全非；另一些则已经坍塌倒地。（Strab.17.1.27）

然而，所有这些传说和指控的最终来源——希罗多德《历史》卷三中描述冈比西斯精神失常的奥狄浦斯悲剧式情节——却未能得到考古、铭文材料的证实。[203]在埃及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学者们并未发现波斯统治时期神庙、纪念碑大量被毁的迹象；《贝希斯敦铭文》完全没有提及冈比西斯发疯一事；而埃及地区的铭文材料反而表明，冈比西斯对阿皮斯（Apis）神牛非常尊重，并因此得到了阿蒙神庙祭司们的感谢。[204]可见，在缺乏波斯官方史料信息的情况下，希罗多德在其波斯史中插入的戏剧性情节并不具备很高的史料价值，而是更多地反映了他的主观想象和对波斯文明的一些误解；这种扭曲对后来的希腊人产生了深刻影响，[205]成为他们误解、否定、诋毁和重构波斯帝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