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历史》卷三与《贝希斯敦铭文》的异同与联系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学术界对《贝希斯敦铭文》的破译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希罗多德《历史》卷三的史料价值。研究表明，希罗多德著作中记载的很多内容同《贝希斯敦铭文》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而希罗多德对波斯帝国风俗、制度和语言文字的了解程度也是古典时代的绝大多数希腊作家所无法企及的。就记载大流士登基部分的材料而言，希罗多德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希罗多德对波斯政治史人物的姓名和角色地位掌握相当精确，并创造或应用了一套将古代近东人物姓名转写为古希腊文的成熟体系。《贝希斯敦铭文》在接近末尾的部分写道：

：θātiy:Dārayavauš:xšāyaθiya:imaiy:martiyā:tyaiy:adakaiy:avadā:āhatā:yātā:adam:Gaumātam:tyam:magum:avājanam:hya:Bardiya:agaubatā:adaka iy:imaiy:martiyā:hamataxšatā:anušiyā:manā:Vidafarnā:nāma:Vāyaspārahyā:puça:Pārsa:Utāna:nāma:Θuxrahyā:puça:Pārsa:Gaubaruva:nāma:Marduniya hyā:puça:Pārsa:Vidarna:nāma:Bagābignahyā:puça:Pārsa:Bagabuxša:nāma:Dātuvahyahyā:puça:Pārsa:Ardumaniš:nāma:Vahaukahyā:puça:Pārsa[28]

国王达拉亚瓦斯（大流士）说：当我杀死自称巴尔迪亚的玛哥僧高墨达的时候，以下这些人在场并担任我的助手：一人名为维塔法尼斯，瓦斯帕拉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乌塔尼斯，苏克拉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高布鲁亚斯，玛杜尼亚斯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维达尼斯，巴伽比纳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巴伽布祖斯，达图瓦亚之子，波斯人；一人名为阿杜马尼斯，瓦豪卡之子，波斯人。（DB 4§80-86）

而在《历史》卷三中，希罗多德同样记录了参与杀死篡位玛哥僧的波斯贵族名单：

Ὁ δὲ Ὀτάνης παραλαβὼν Ἀσπαθίνην καὶ Γωβρύην, Περσέων τε πρώτους ἐόντας καὶ ἑωυτῷ ἐπιτηδεοτάτους ἐς πίστιν ἀπηγήσατο πᾶν τὸπρῆγμα·οἳδὲκαὶαὐτοὶἄραὑπόπτευον οὕτω τοῦτοἔχειν,ἀνενείκαντος δὲτοῦὈτάνεος τοὺς λόγουςἐδέξαντο.καὶἔδοξέσφιἕκαστονἄνδρα Περσέων προσεταιρίσασθαι τοῦτον, ὅτεῳ πιστεύει μάλιστα, Ὀτάνης μέν νυν [ἐσάγεται] Ἰνταφρένεα, Γοβρύης δὲ Μεγάβυζον, Ἀσπαθίνης δὲ Ὑδάρνεα. γεγονότων δὲτούτωνἓξ παραγίνεταιἐς τὰΣοῦσα ΔαρεῖοςὁὙστάσπεοςἐκ Περσέων ἥκων· τούτων γὰρ δὴ ἦν οἱ ὁ πατὴρ ὕπαρχος. ἐπεὶ ὦν οὗτοςἀπίκετο,τοῖσιἓξ τῶν Περσέωνἔδοξε καὶΔαρεῖον προσεταιρίσασθαι.

奥塔尼斯找来阿斯帕提尼斯和戈布里亚斯，两个地位极高、并被他视为最可信任的两个波斯人，将全部情况向他们和盘托出。这两个人似乎先前已对此有所怀疑，现在便对奥塔尼斯的说法深信不疑。他们决定各自去找自己最信任的波斯人帮忙；奥塔尼斯找来了因塔法尼斯，戈布里亚斯找来了玛伽巴祖斯，阿斯帕提尼斯找来了许达尼斯，这样凑齐了六人。此时恰巧许斯塔斯佩斯之子大流士从父亲管辖的波斯来到苏萨。他抵达后，六位波斯人决定让他也参与此事。（Hdt.3.70）

可见，《历史》和《贝希斯敦铭文》都列举了刺杀高墨达[在希罗多德著作中为与大流士兄弟同名的司麦尔迪斯（Smerdis）及其兄弟帕提泽特斯（Patizeithes）]的七贵族名单，其中有六人的名字是吻合的（奥塔尼斯即乌塔尼斯，戈布里亚斯即高布鲁亚斯，因塔法尼斯即维塔法尼斯，玛伽巴祖斯即巴伽布祖斯，许达尼斯即维达尼斯，大流士即国王达拉亚瓦斯）。希罗多德只把一位在铭文中叫做阿尔杜马尼斯（Ardumaniš）的波斯贵族错认成了后来在大流士在位期间异常活跃的权臣阿斯帕提尼斯（Ἀσπαθίνης）,[29]这一疏漏其实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希罗多德对大流士统治时期担任要职的官员角色、地位是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的。相形之下，比希罗多德晚一个世代进行创作，并亲身在波斯宫廷里生活过的泰西阿斯的相关记载在准确性方面要逊色得多。[30]尽管他也知道发动政变的贵族共有七人，却仅写对了其中的两个半名字（包括大流士）。[31]同样，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中追述了自己的五代祖上谱系，[32]而希罗多德在《历史》7.11中用希腊文几乎忠实无误地转写了这份族谱。而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在《波斯人》（Persae） 765—781行中叙述的波斯国王世系却充满谬误，令人不得要领。相形之下，希罗多德掌握的波斯王族谱系显然更为完备和准确。[33]希罗多德的成功绝非出自偶然。根据塔普林（Christopher Tuplin）的分析，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使用了若干直接来自古波斯文的词汇；[34]他对波斯人名的尾音进行了细致且正确的研究；[35]他理解父名对波斯贵族社会地位的特殊意义；[36]他对波斯帝国境内为数众多的民族名称及其分布也有相当专业的了解（尽管在细节处不无争议[37]）。[38]要之，同古典时期处理相同题材的其他作家相比，希罗多德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波斯臣民[希罗多德来自小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城邦哈里卡纳索斯（Halicarnassus）,[39]该地区于大流士在位期间被并入波斯帝国版图]的先天优势，并在游历过程中注意积累波斯帝国官方语言的相关知识，或许还直接从个别波斯友人那里获得了关于波斯王室、贵族名单的第一手材料。而对于非本民族文化地区历史的撰写而言，一定的相关语言、人物谱系等专门知识恰恰是保证史著质量的关键要素。

第二，希罗多德对从冈比西斯去世到大流士等刺杀篡位僧侣的政局变动叙述与《贝希斯敦铭文》中的概括大致吻合。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冈比西斯秘密杀害了其兄弟司麦尔迪斯；[40]玛哥僧侣趁机假冒冈比西斯兄弟的名义篡夺了王位；[41]冈比西斯在从埃及返回平叛途中暴死；[42]波斯贵族纷纷承认了伪司麦尔迪斯的权力；[43]但大流士等七名波斯贵族挺身而出杀死了伪司麦尔迪斯及其兄弟。[44] 如果将这段陈述中的玛哥僧兄弟替换为伪巴尔迪亚（Bardiya）/高墨达的话，那么希罗多德的记载几乎就是《贝希斯敦铭文》1§10-13段落的扩写。二者在叙事脉络和很多细节方面都是极为相似的。[45]而泰西阿斯《波斯志》中关于巴伽帕特斯（Bagapates）和阿塔叙拉斯（Artasyras）将玛哥僧扶植为王的说法[46]却同希罗多德和《贝希斯敦铭文》的版本差异显著。[47]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是希罗多德作为波斯帝国的臣民，对《贝希斯敦铭文》中所反映的，在各种场合一再重复的官方历史解释十分熟悉，因此能够准确复述其中的基本要素。

第三，在叙述大流士登基始末及其他史事的过程中，希罗多德证明了自己对波斯帝国风俗习惯与基本制度的理解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希腊作家。他对玛哥僧司麦尔迪斯被割耳后不敢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叙述[48]虽不符合贝希斯敦浮雕中的高墨达形象，[49]但却说明希罗多德并没有同时代希腊人普遍具有的错误观念，认为波斯君主通常是头顶高冠并深居简出的。[50]他清楚地知道波斯君主“波斯之王、米底之王”[51]的专用头衔。[52]他还理解父名对于波斯贵族身份的重要意义，[53]以及大流士奉阿黑门尼斯（Achaemenes）为祖先的官方说法。[54]总之，在希腊听众或读者面前，希罗多德俨然是以一个对波斯帝国有着深入认识的介绍者形象出现的。[55]他对自己记述主题的亲身感受和认识高度都是同时代及之后的许多希腊作家所无法比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希罗多德充分发挥了自身希腊文化精英和波斯帝国臣民双重身份的优势，利用希腊文这一有效的表达工具和严谨的专有名词转写方式，成功地处理了一个极为宏大的题材，将自身对庞大的波斯帝国政治、文化、民族、地理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较为精确地传达给了希腊读者们；他的波斯史在可靠性和认识深度方面远远超越了此前史话家、戏剧作家们记载的传说和后来泰西阿斯等人的猎奇性著作，其对波斯史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希罗多德所收集的波斯史信息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失。《贝希斯敦铭文》和在巴比伦出土的文书都明确指出，冈比西斯的兄弟名叫巴尔迪亚（Bardiya，巴比伦文书中的拼写为Barziya）,[56]其波斯文原意为“崇高的”。[57]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效法了埃斯库罗斯等人的传统，将这个名字转写为司麦尔迪斯[（Σ） μέρδις，埃斯库罗斯《波斯人》774行写作Μάρδος]，但却完全不知道假冒巴尔迪亚的僧侣高墨达的名字。《贝希斯敦铭文》中只交代了高墨达发起的暴动，并未提到过高墨达还有一个兄弟。一些亚述学学者们指出，希罗多德很可能是将古波斯文中的“行省长官（pati-khšayathia）”这一专有名词附会成了人名帕提泽特斯（Patizeithes），从而造成了伪司麦尔迪斯两兄弟篡位的错误记载。[58]更严重的是，希罗多德笔下的内侍司麦尔迪斯秘密篡位和《贝希斯敦铭文》所载伪巴尔迪亚于行省公开兵变的说法差异巨大，[59]而他对玛哥僧被杀后迅速席卷波斯帝国全境的多次暴动几乎一无所知。[60]他仅仅记载了巴比伦地区的反叛，而其情节与《贝希斯敦铭文》中的说法完全无法调和。[61]根据《贝希斯敦铭文》的叙述，大流士于公元前522年冬使用闪电战的方式，仅用一个月左右便平定了伪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叛乱，攻克巴比伦并生擒叛军首领。[62]而在希罗多德的史著中，这次暴动被错误地记载为大流士登基（公元前521年）若干年之后的事件，[63]而大流士的围城则被描述成一场长达19个月之久的攻坚战，[64]并且他关于大流士攻克巴比伦后处决3000名反叛贵族并拆毁城墙的记载也没有得到《贝希斯敦铭文》和考古发掘结果的任何证实。[65]总之，大量证据似乎表明，从玛哥僧被杀的历史时段起，希罗多德的波斯史记载线索陡然中断了，他对《贝希斯敦铭文》和其他波斯官方文献后续记录的间接了解是零散的和充满错误的，其细节很可能来自并不可靠的道听途说或主观想象。

在古代学术批评史上，希罗多德或许是受到质疑、诟病最多的史家之一。约瑟福斯（Josephus）在《反阿皮翁》（Against Apion）中声称，许多史家都会遭到后人的否定，但希罗多德却受到所有评论家的一致批评。[66]约瑟福斯的说法显然并非毫无根据。我们目前拥有的、可作为约瑟福斯观点佐证的著作有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论希罗多德的邪恶》（On the Malice of Herodotus），以及多部内容业已佚失的作品标题，如曼涅托（Manetho）的《反希罗多德》（Against Herodotus）、瓦勒里乌斯·波利奥（Valerius Pollio）的《论希罗多德的剽窃》（On Herodotus'Theft）、埃利乌斯·哈波克拉提昂（Aelius Harpocration）的《论希罗多德的谎言》（On Herodotus'Lies）以及里巴尼乌斯（Libanius）的《反希罗多德》（Against Herodotus）。[67]从标题上判断，这些作家必然都在其作品中对希罗多德作为历史学家所理应具备的诚实品质和求真精神提出了严重质疑。然而，通过对希罗多德《历史》卷三和《贝希斯敦铭文》叙述大流士登基始末段落的比较，笔者认为，总的来说，希罗多德对波斯史材料的收集和理解能力是极为出色的，其叙述的可靠性远远超过在他之前和之后的绝大多数古典作家，甚至基本能够经受外部证据——波斯官方史料《贝希斯敦铭文》的检验，其史学成就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当然，由于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性，希罗多德的记载中也混杂着不少错误与误解。总的来说，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登基过程中所运用的史料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希罗多德的史料来源在叙述从冈比西斯去世到玛哥僧被杀期间的情节时基本与大流士《贝希斯敦铭文》的官方版本保持了一致，但在记载大流士为巩固自身权力而进行的平叛活动时质量明显下降，或可能直接中断。

其次，希罗多德的史料关注的重点地区是小亚、埃及和巴比伦，对波斯帝国境内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东部诸行省的记载相对薄弱。

再次，希罗多德对波斯史料中专有名词、社会风俗等信息的理解能力远远超出同时代其他希腊人的水平和多数后世批评家们的想象，但在涉及特别专门或生僻的官职、地点时仍会暴露其作为局外人所不可避免的认识局限性。

无论如何，普鲁塔克等罗马时代作家们对希罗多德史著可靠性的指责都是有失公允的。在叙述波斯史方面，希罗多德拥有其他古典作家所不具备的优秀史料来源；[68]他将波斯帝国及其所代表的古代东方文明置于同希腊文明平等的地位上，对之进行了认真、严谨的史学研究；他对波斯文化的认识客观、公正且相当深入。除《贝希斯敦铭文》提供的证据外，当代考古学家们在古代近东地区的大量发掘成果同样印证了希罗多德记载的准确性。[69]然而，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求实态度损害了希罗多德在罗马作家们心目中的正面形象。在其《论希罗多德的邪恶》中，普鲁塔克指责希罗多德是“亲蛮族派（φιλοβάρβαρος）”。[70]随着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布匿战争（Punic War）、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战争、屋大维（Octavia）与安东尼（Anthony）内战、犹太战争等一系列东西方冲突的发生，希波战争作为自由战胜奴役、团结打败分裂、优秀的希腊人击退劣等的波斯人的象征意义在后世希腊罗马知识精英的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71]当他们回过头来再去阅读《历史》的时候，希罗多德对波斯英雄（如居鲁士）和东方悠久文明的公正评价与由衷赞美，对希腊同盟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状态及底比斯等城邦直接向波斯大军屈膝投降等历史事实的如实直书在他们眼中都已成为不可容忍的、为蛮族歌功颂德而编造的谎言。可见，普鲁塔克、里巴尼乌斯等具有严重民族偏见的后人对希罗多德史才乃至品德的诋毁与攻击非但不能动摇希罗多德在古典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反而恰恰成了希罗多德所持公允、客观和开放的历史观的有力见证。

从上文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希罗多德所记大流士登基部分的材料是同《贝希斯敦铭文》有着密切联系的。事实上，《贝希斯敦铭文》叙述体系的痕迹在《历史》卷三中几乎贯穿始终。[72]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两部在文化背景、读者群体和创作动机等方面截然有别的作品的相似性呢？

在学术史上，确实有部分学者相信希罗多德《历史》的相关部分是直接基于《贝希斯敦铭文》而写就的。前苏联学者丹达玛耶夫（Dandamayev/Dandamaev）甚至相信，希罗多德必然利用了《贝希斯敦铭文》的希腊文译本。[73]这一看法未免有些极端，并且至今也没有得到文献学的证实。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希罗多德必然通过某种途径，间接收集了以《贝希斯敦铭文》为代表的、由波斯帝国官方制造的、关于大流士王登基前后历史事件的叙述内容。就《贝希斯敦铭文》本身而言，尽管文本本身被铭刻于人迹罕至的绝壁之上，所使用的又是希罗多德无法直接阅读的古波斯文、新埃兰文（Elamite）和阿卡德文（Akkadian）三种文字，但这篇铭文在波斯帝国境内的流传范围必定极为广泛。[74]大流士在铭文结尾处宣称，他会将整篇文字刻写出来，分发到帝国境内的各个角落。[75]当代考古学家们在巴比伦王宫遗址中便发现了略加改写过的，刻有《贝希斯敦铭文》内容的文书。[76]已出土的其他材料还有巴比伦地区的两块石板残篇，以及埃及纸草材料中的两份亚兰文（Aramaic）残篇。[77]因此，《贝希斯敦铭文》的基本内容大概早已被巴比伦、埃及等地的学者们熟知，希罗多德很可能是通过来自这些地方的文化精英了解到《贝希斯敦铭文》的相关信息的。

然而，无论如何，希罗多德是不可能完整阅读过全篇《贝希斯敦铭文》的。[78]在叙述大流士登基前后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时，希罗多德显然并不清楚铭文中介绍的大流士等杀死伪巴尔迪亚这一事件与两次巴比伦暴动（在希罗多德作品中仅提及了一次）之间的因果联系。他对铭文信息的出色把握大概来自于对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只言片语的拼接与整合，[79]这些叙述中比重相当大的一部分必然是口述材料。在《历史》卷三中，希罗多德先后多次使用了诸如“波斯人说……”“埃及人改编了这个故事……”“他们说……”等字眼。[80]约翰·迈尔斯（John L.Myres）猜测，希罗多德如此高质量的史料必然来自某个重要波斯政治人物的直接口述，并举出薛西斯（Xerxes）麾下将领麦加比祖斯（Megabyzus）之子佐普鲁斯（Zopyrus）和另一位波斯将领阿塔巴祖斯（Artabazus）作为假想的可能。[81]无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我们都应当看到，希罗多德能够在古代社会信息交流极为不便的情况下，克服语言理解、文化差异、时空距离上的诸多障碍，成功地将自己间接收集到的波斯帝国官方文献所载信息纳入其《历史》的叙述体系，其为撰写史著所付出的精力与心血是无愧于“史学之父（pater historiae）”[82]的美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