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的“中心主义”倾向

从逻辑上看，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其中必然内含着“中心主义”倾向[39]。“傲慢的”民族主义是这种倾向的民族情感的源头，极端的国家主义是这种倾向的政治行动的外壳，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往往是这种倾向的哲学表达[40]。当然，这三者间的区分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在不少场合下，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的“中心主义”倾向，很难将其简单地归属于上述这三类中的某一类。不过，这种区分也是有其特定的方法论意义的，即：有助于厘清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的“中心主义”倾向的来龙去脉。

1.“傲慢”的民族主义中的“中心主义”倾向

我国有的学者对近代德意志民族精神，其所存在的“中心主义”倾向的心理根源，做了这样的描述：“长期屈辱的历史和民族自卑感使德意志人相信自己是‘没有土地的人民’，‘没有阳光下的地盘’，渴望超越其他民族的心理使其从心灵深处发出呼喊：‘德意志高于一切！ ’全世界都应服从德国的利益，并以德国的意志为准绳。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笔者称之为“傲慢”的民族主义）鼓吹血统论，颂扬所谓纯血统的优秀民族雅利安人所负的使命就是征服和统治世界。德国人的使命就是对全世界进行审判，断言整个历史过程在德国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41]这段描述所讲的“心理根源”，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笔者所说的“民族情感的源头”。

源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使意大利一跃而成为全欧洲的商业和文化发展中心，其他西欧国家如法国等也紧随其后。而此时的德意志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较为落后，政治则处于四分五裂状况，故意大利人将其称之为“蛮族”。这种局面在民族情感上，深深地刺痛了处于欧洲中部地区的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者，促使他们从遗留的历史资料和传说中，寻求德意志文化比罗马文化更悠久、更优秀的根据，以证明德意志不是所谓“蛮族”，而是文化先进的民族。值此之际，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焦·布拉乔利尼，偶然发现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手稿[42]，这就在客观上推动了德意志人文主义者开启重建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过程。这种重建的主旨在于，通过极力颂扬德意志的过去和德意志民族的优秀品质以唤起民族感情。例如，德国人文主义者海因里希·倍倍尔宣称，在很久以前德意志实际上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比德意志人对基督教世界的贡献更大，故德意志人配得上去统治世界。再如，另一位人文主义者阿尔萨顿·雅各布·温姆芬林认为，查理曼就是统治法国的德国人。可见，由于历史、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当时德国处于的落后地位，德国的人文主义又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后者试图通过重新认识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价值，来复兴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以反对教皇和教会人士的不端行为和社会道德的堕落。虽然它主张纯洁宗教，但关注的重点是人性、德性、理智和积极的世俗生活。而前者则试图通过重新认识古代日耳曼精神的价值，来抗拒罗马教皇对德意志的控制和掠夺。它也主张纯洁宗教，但更关注的是人对宗教的虔诚，对上帝和基督的认识与前者完全不同。

作为当时德国人文主义杰出代表之一的路德，同样也具有上述特点。他深受当时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把“信仰”与“自由”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所创立的新教哲学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过，路德没有照搬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文主义，而是把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理解融入了对宗教的认识，提出“因信称义”，号召建立民族教会，推动民族复兴。然而，在路德的“因信称义”中，也存在着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色彩的“中心主义”倾向。“因信称义”当然有反对教皇权威和教会专制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唯我独尊”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对非德意志民族如犹太民族的宗教的排斥上。路德把其对上帝和基督的解释，视为绝对正确的且其他民族必须遵循的信条。在他看来，凡是与这种信条相悖的人，都是不虔诚信仰上帝和基督的人，即不“义”的人。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人。最初，路德希望犹太人放弃自己民族的宗教转而皈依他所创立的新教，故对犹太人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后来又有很大变化。他在1543年发表的《关于犹太人及其谎言》的小册子里，咒骂犹太人为瘟疫，说：“我们迄今还搞不懂是哪个魔鬼如同将天灾瘟疫那样把他们带到此地。”[43]路德不仅呼吁没收犹太人经典，禁止犹太人拉比授课，禁止犹太人旅行，禁止犹太人的高利贷活动，没收犹太人“全部现款、珠宝和金银”，还要放火焚烧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寄宿在棚子里或马厩里，像吉普赛人那样处于痛苦和监禁中[44]，并要求强迫犹太人从事体力劳动，主张驱逐在基督教徒生活省份的犹太人，敦促德意志皇室、各地的骑士、僧侣和德意志人把犹太人驱逐到巴勒斯坦。他断言，在辉煌的时期，日耳曼人实际上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日耳曼人对基督教世界的贡献更大，因此，只有日耳曼人才能统治整个世界。可见，路德的上述思想是带有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色彩的文化“中心主义”。

与路德同时代，带有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色彩的“中心主义”倾向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当然不是个别现象。在另一位德国人文主义者阿尔萨顿·雅各布·温姆芬林看来，统治法国的德国人查里曼，“他的血液仍在德意志王朝家族的血管中流淌，而在法国早已荡然无存”。不仅如此，还要“必须明白，德意志人头发的颜色、脸型、语言、特征和风俗习惯等，与法国人是截然不同的。德意志人习惯于通过他们自然的正直赢得他们的胜利，而法国人仅通过他们的人力的数量才赢得”[45]。关于不少的德国人文主义者之所以具有种族主义和专制主义色彩的“中心主义”倾向的问题，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有段分析比较到位，即：这些人陶醉在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里，并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认定“德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德国人也因而是被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民族。甚至认为，在伊甸园的亚当就是讲德语的。他们坚信，在语言大混乱前离开巴比伦的雅弗，后来移居到德国去了。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是一个被德国人征服的希腊某地的小官。耶路撒冷是德国人发现的；亚马逊人是雅弗的后代、萨克森人的后裔以及德国人是第一批基督徒；拉丁人和斯拉夫人是很晚才形成的二等民族等等”[46]

德国人文主义对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先后汲取了康德世界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费希特，其思想大体分两阶段。其一，在拿破仑军事占领德国之前，费希特基本属于世界主义。在这一时期，费希特基于人的自由，高度赞颂法国大革命，甚至把法兰西视为自己的祖国，认为法国人民将引导人类走向实现人的绝对自由和理性的道德的时代。在他看来，法兰西民族是他那个时期人类的代表和领袖，所以有资格充当这一角色。其二，在拿破仑军事占领德国前夕特别是之后，费希特对法兰西充满了失望，愤怒谴责拿破仑的专制主义，其思想与浪漫主义联系得更加紧密，故开始转向带有“中心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认为，在每个时代总有一个特定的民族充任领导者，以前是法国，现在面对拿破仑对人类自由事业和理想的背叛，德意志民族将承担起“世界政府”的责任，世界其他民族都不行。如果世界其他民族承担这种责任，必将会“葬送现在的文明”[47]

谈到近代德意志民族主义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绕不过去的。可以说，比起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李斯特的民族主义更具有“可操作性”，其不仅在近代德国统一和崛起的过程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对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不过，即便如此，李斯特的民族主义也没有摆脱“中心主义”的束缚。如他说：“人们在政治上谈论日耳曼民族、罗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还是不久前的事。几乎毋庸置疑的是，由于日耳曼民族的本性与性格，它得天独厚，注定要由它来承担领导世界事务、对不开化和野蛮国家（主要指土耳其、波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引者注）进行启迪教化并对未开发的地方进行殖民的伟大任务，因为其他两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即大批向外移民，在外国通过自己管理行政、司法和管理公共秩序建立新的更完美的社会，而不受野蛮的和半野蛮的土著居民的影响”[48]。在他看来，对外殖民是德意志民族强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工业、国内外贸易、海运业、海洋渔业、海军力量发展“最不可缺的工具”，它起着控制工业品市场和原材料、农产品来源地以及安置过剩人口的作用，而这则是德国繁荣的基础[49]。

2.极端的国家主义中的“中心主义”倾向

作为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主要构成要素之一的极端的国家主义中，同样存在着“中心主义”倾向。“民族”和“国家”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范畴[50]，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也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范畴。从逻辑上看，民族主义一定会在政治上追求国家的形式，以便法律等方面保证民族的统一、独立和强大。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种内在逻辑联系决定了，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的“傲慢”的民族主义，必然会导致极端的国家主义的产生。

德意志的早期政治发展具有很大程度上的非民族性，即民族意识淡薄。因为，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德意志人一直把自己视为古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似乎忘记了自己本身还是一个民族，故主要精力和方向集中在对外征服上，其结果是：大小不等的王国独立而起，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进一步确立了邦国（Land）体制，使德意志最多分化为300多个邦国，从而加剧了群雄割据，使整个民族更加四分五裂[51]。进而言之，没有统一和凝聚力的一盘散沙的民族，必然会遭到外敌的不断入侵和欺凌。长期遭受的灾难和经历的痛苦逐渐唤醒、激发了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极端的国家主义建国路线。18世纪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在其《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民族精神”（Nationalgeist）这一术语，认为，德意志民族需要一种民族精神，因为，德意志是一个民族，“有着相同的名字和语言，有着一个共同的领袖，和同一种决定我们的政府形式、权力和职责的法律，我们团结在伟大的共同自由之中，并且团结起来是为了加强已经一个多世纪的民族议会的基础，国家的权力，使德意志成为欧洲第一帝国和使德意志王朝的皇冠放射出灿烂光芒”[52]。显而易见，“使德意志成为欧洲第一帝国和使德意志王朝的皇冠放射出灿烂光芒”，就是渗透着“中心主义”倾向的极端的国家主义的一种表述。如上所述，朕即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权大于法的“绝对专制”以及不断扩张和种族主义的倾向，就是这种“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几个特征。当然，这种极端的国家主义是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后来，黑格尔从当时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又对极端的国家主义作了进一步的诠释[53]。在他那里，虽然消除了“朕即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权大于法的“绝对专制”也变为作为“不可逾越的顶峰”的君主立宪，但极端的国家主义的本质却没有改变。

3.纯粹思辨表达形式中的“中心主义”倾向

与“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中的“中心主义”倾向一样，纯粹思辨的表达形式中的“中心主义”倾向，也不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它其中的“中心主义”倾向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态。但由于“纯粹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从而也是其中的“中心主义”倾向的重要存在形式，因此，笔者这里单独把作为这方面最集中，也最典型的代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的“中心主义”倾向，作一简略概述。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中心主义”倾向，亦即“日耳曼中心”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同意学界有的学者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哲学”[54]。

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应是一种合理性的表现，国家是精神为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做地上神物”[55]。所以，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作为“精神的形态”的不同民族或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就是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思想、理念）所取的形式过程。而“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的理念的那个必然环节，而那个环节就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利，至于生活在那个环节中的民族则获得幸运与光荣，其事业则获得成功。”[56]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相继经历了四个阶段：东方世界（或王国）→希腊世界（或王国）→罗马世界（或王国）→日耳曼世界（或王国）。在东方世界，历史虽然“要从中华帝国说起”，但他同印度一样，还在“世界历史的格局外”[57]，“从波斯帝国起”，人们才“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联系”，亦即“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因为，从他那里第一次升起了既照亮自己，也照亮周围的“光明的精神”[58]；希腊是“‘精神’的园地”，其“表示着精神生命青春、欢快的状况”[59]；罗马是世界精神的成年，在他那里“自由普遍性”出现了，即精神把自己“发展成为抽象的普遍形式”[60]；而日耳曼人则把抽象的“普遍性”发展为更高原则，故使“个体性”与“普遍性”从无限对立中“返回”到一种新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日耳曼王国。在这一王国中，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统一了，客观真理与主观自由调和了，从而一切矛盾都解决了。因为，把基督教与哲学结合起来，并且使欧洲西部国家都成为基督教国家的，是日耳曼民族完成的。所以，在黑格尔看来，日耳曼王国是“历史的最后阶段”，是“世界精神”发展的最高峰（即日耳曼精神是综合并超过了前三个阶段文化的“新精神”）。

不过，把日耳曼王国视为“历史的最后阶段”，这不仅与黑格尔具有巨大的历史感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相矛盾，而且也使他难以解释当时经济和政治仍远落后于英法等国，并遭遇法国文化挑战和拿破仑入侵，且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德意志的现状。这一问题恐怕是他去世前也难以“自圆其说”的。然而，黑格尔毕竟是“纯粹的思辨表达形式”的集大成者，他“巧妙”地回避了上述问题的实质，把“日耳曼中心”的论证思路完全纳入了“纯粹的精神领域”，并在宗教改革上“做文章”，认为法兰西在精神上落后于日耳曼。他如是说：

“为什么法兰西人从理论方面立刻进入实际的方面，日耳曼人却满足于理论的抽象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法兰西人躁急缘故，但这话只是一种肤浅的说法。哲学的形式的原则，在日耳曼遇到—个具体的实在的世界，‘精神’在其中得到内在的满足，良心在其中得到了安息。因为一方面，新教世界自己在‘思想’里有了很大的进展，能够认识‘自我意识’绝对的顶峰；而在另一方面，新教对于实在世界，在各种道德的和法律的关系上，享有—种安静的信心，——这种信心构成了同‘宗教’为一体的东西，而且造成了私有权利和国家制度的一切公平的内容。在日耳曼，启蒙运动是为神学的利益而进行的；在法兰西，启蒙运动一开始就站在反对‘教会’的立场上。在日耳曼，世俗生活方面的一切已经由于宗教改革而进行一番改良；那些不良的教会制度如像独身生活、贫穷和懒惰，已被扫除一空，教会库藏中不再积有巨额的财富，‘道德东西’也不再受到约束——这一种约束是罪恶的根源；那里不再有由于精神的权力干预了世俗的权利而引起为害不堪的邪恶，那里也没有另一种的不公平——“君权神圣”；相反地，只有在君主的意志和理性相结合的时候，只有当它贤惠地考虑到‘公理’、‘正义’和国家福利制度的时候，它才被认为值得尊重。所以，‘思想’的原则早已大大地调和了，而且‘新教的世界’更抱有这种意识，以为公理再进—步发展的原则，在那先前成立的‘和谐’之中已经出现了。”[61]

可见，“中心主义”倾向，在黑格尔纯粹思辨的表达形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在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存在着“中心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对未来的德意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在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不仅仅只是存在着“中心主义”的倾向，启蒙主义、世界主义和健康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同时存在。但对于我们全面把握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来说，正确认识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的“中心主义”倾向至关重要。当然，在马克思那里，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的“中心主义”倾向的科学批判，是从属于对整个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科学批判的，故不存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三个构成部分中各自存在的“中心主义”倾向，逐一的、单独的批判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