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形成过程

纯思辨的表达形式（马克思称“德国的形而上学神秘主义的形式”[3]）、“傲慢的”民族主义（马克思称“傲慢的和无限的”民族主义[4]）、极端的国家主义，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因此，如果在方法论上搞清楚这三个主要构成要素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那么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基本轮廓及其形成过程，就可有总体上的把握了。这是系统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形成文化路径的逻辑前提。笔者这里试图对这方面的问题加以历史的和逻辑的考察。

近代德意志民族和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其形成过程是异常复杂、曲折的。先从经济社会角度看。德意志民族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奴隶社会，而直接跨入了“中世纪”。直到公元919年才形成了最初的封建国家[5]，但其封建化过程相当缓慢，到11、12世纪即“中世纪中期”才基本完成，比西欧其他国家远不止慢了一拍，而且其经济社会发展也相当落后，属于西欧典型的“落后国家”。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强有力的封建王权没有形成。例如，1257年以来，形成于“七大选侯”推选“德皇”体制下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不过是德意志各邦的一个集合体。因此，虽然，在14世纪至15世纪德意志曾出现过经济高涨期[6]，但由于帝国分裂为许多独立邦国而终不能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中心，故在以后时期，同已经发展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如英国、法国相比较，德意志在经济发展中就开始越发落后，而其民族国家的形成也就被大大延误了。正如马克思所言，“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在德国“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缓慢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其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直辖市在行会习气和贵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前列”[7]。

再从文化角度看。任何一个民族，其民族意识和精神及其传承，一定是以文字语言的存在及其发展为前提的。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所说：“语言好比是民族精神的外部体现，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也就是民族的语言，我们想不出比这两者更为雷同的东西了。”[8]德意志民族语言的形成，其过程极为坎坷。“古德语时期从公元750年算起，延续到1050年，连同750年以前的酝酿阶段在内，都包含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早期和中期内。”[9]直到1545年，由马丁·路德用德语翻译的新的《圣经》出版，才标志着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语言的诞生（也是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的标志），虽然此时这个民族在政治上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米尔·路德维希说：“直到16世纪.德国人才发展了由人民——包括市民和农民——自己培植起来的民族感情。”[10]不过，同德意志民族的经济社会的曲折发展一样，德语也是命运多舛。在路德开创了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语言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内，拉丁语仍然在德意志民族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直到16世纪70年代，用拉丁语出版的书籍在德意志地区仍占有70%之多。以后，“整个社会流行和使用的语言从拉丁语转向了法语，德语只在下层群众中使用，并被视为粗俗不堪的语言”[11]。用德语第一次在大学授课是1687年的事情了，而在18世纪德语才正式成为德意志大学的教学语言[12]。

所以说，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形成过程始于16世纪初，即路德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路德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新兴市民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延续与发展，是人文主义精神在德意志以宗教改革形式的再现，不过，这种再现绝不是简单的模仿。路德宗教改革及其所引发的农民战争虽然在统一德国和消灭封建制度方面失败了，但它在整个近代西欧社会发展中却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打破了“欧洲的宗教统一”、孕育了新教伦理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等。这种里程碑意义当然包含着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从文化上奠定了近代德国发展的基础，规定了近代德国的发展趋向。

然而，路德宗教改革及其所引发的农民战争的失败，也使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发展更加曲折。在路德宗教改革及其所引发的农民战争结束后坐收渔翁之利的，仅是德意志的各邦诸侯。因为，“在农民战争被镇压后，他们（指德意志各邦诸侯——引者注）就借宗教改革的帮助而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他们在教会的地产和产业还俗的浪潮中发了财，并且因此加强了他们的经济势力。在许多诸侯的领域内，路德教义成为占统治的宗教。按照萨克森选侯的榜样，许多德意志菇侯都在他们自己的统治区域内组织了本邦新教教会。各有关诸侯都亲自成为其本邦教会的首脑，由此他们就把本邦的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力合并在他们自己一个人身上，这就导致他在本邦的统治大大加强。教士们由此成为各邦诸侯的官员，因而也成为各邦诸侯保持和巩固其本邦内部的统治的重要支柱。”[13]

在路德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以前，经济的分散性不仅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落后地区：“农业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佛兰德和英国，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14]，同时也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除了皇帝和七大选帝侯以外，还有十几个大诸侯和200多个小诸侯，以及千余个独立的帝国骑士。而在路德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以后，经济分裂继续存在，政治分裂愈演愈烈。例如，在威斯特法利亚的1200平方英里面积上有多达52个国家；在佛兰克尼亚和施尔本，每一个专制君主国平均只有8平方英里的面积。特别是“30年战争”（1618—1648年），又大大地延误了远离当时“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的德国的社会发展[15]。直到18世纪末期，德国在政治上仍然分裂为31个独立的地区和1400多个帝国骑士的封地[16]，大小诸侯国300余个[17]。经济的分散和政治的分裂决定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软弱性。例如，在宗教改革时，路德挑战教皇依靠的是某些选帝侯，而在农民战争高涨的时期，他又“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开始“吹起了和平发展和消极抵抗的调子”[18]。政治分裂必然加剧“精神分离”，从而使居住在德意志的人们间缺乏相互认同。这正如博德默尔所说：“居民的各个等级和各个阶级之间没有共同点，贵族和平民、平民同移民、移民同市民、市民同农民都没有共同点；人们互相排斥、互相回避，每个都自成一家。关在自己的圈子里。”[19]经济的分散、政治和精神的四分五裂，就预示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后必然要走“普鲁士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20]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指的是经济社会越来越突出的分散性、政治状况越来越凸显的分裂性、新兴市民阶级越来越暴露出的软弱性。从文化视域来看，德国的这种“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发展过程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是由路德的“两个世界”（即信仰的世界或基督教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理论确定的。其基本要义是：在信仰的世界，人是自由的，没有统治者，不受他人的支配，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信仰自觉负责。而在世俗世界中，人是不自由的，个人必须服从君王和邦君的统治。当然，路德也没有把这两个世界截然分开，他认为，这两个世界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人的自由和人的不自由也都是上帝规定的，故人必须在世俗世界按上帝的旨意活动。例如，对于生活在世俗世界的鞋匠来说，“鞋和靴”就是他的职业作品，是他的生命借以表现出的意义，他不能超越这种表达生命意义的方式。路德的“两个世界”理论，为软弱的市民阶级提供了重经济活动、轻政治活动的思想文化基础，孕育了软弱的市民阶级和中下层贵族用纯粹的思辨表达方式来抒发自己理想的习性，催化了具有傲慢色彩的民族意识和具有绝对服从特性的国家意识。不过，路德的“两个世界”理论的上述作用，是要以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政治条件的形成为其逻辑前提的。

自路德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以来，“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逐渐形成，并成为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三个不可或缺的主要构成因素。对这一过程，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克纳特·博查特曾作了这样精彩而深刻的描述：“从1517年以来，德意志不只是政治性的分裂，而且也是宗教性的分裂。因此，德意志首先在文学和哲学等文化领域里找到自己的民族特性；然后紧接着在1834年通过关税同盟实现了经济统一……在经济方面活跃的资产阶级普遍认为，应该尽快结束德国面临的分裂局面，因而渴望最终实现统一的愿望超过了资产阶级要求民主的欲望。德国当时的局势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分裂与不允许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参政相比，前者更严重地阻碍了资产阶级在国内外充分发挥其经济能力。”[21]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傲慢的”民族主义表达了德国软弱的市民阶级和中下层贵族，试图用文化心理上的优势，来“遮掩”或“弥补”其在现实中的劣势的心态；极端的国家主义标示着德国软弱的市民阶级和中下层贵族，基于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对强大的世俗政府的渴望；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德国软弱的市民阶级在“睡帽”中进行革命的需要。“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首先是在狭义的文化领域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例如，在德国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阿文提努斯就断言，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不同，作为“神圣语言”而存在的德语与它的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巴洛克时代，雅各布·波麦从宗教神学的视角宣称：只有德语保持了亚当语言的特点，故德语是最高贵的语言[22]。试图在精神文化上提升德意志的国际地位，证明德意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一思路对近代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谈到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能不提及普鲁士的作用。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说：“德国宗教改革以三十年战争告终。从这时起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几乎在一个半世纪内，德意志民族没有参与重大的世界纷争。这段时期内在德国发生的有极深远影响的事件，如普鲁士邦的崛起和古典文学的产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国的影响。”[23]进而言之，1618年形成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王国，在17世纪中叶开始崛起，在18世纪形成了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的“普鲁士王国”，从而普鲁士一跃而成为“德意志最发达的邦”[24]，并最终主导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时期，普鲁士开创了“开明君主专制”：在吸纳不少启蒙主义的思想，即强调法制[25]，容纳世界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一定程度的宽容政策，以及积极地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又沿袭了普鲁士“国家至上”的军事国家主义传统，即强调铁的纪律，鼓吹日耳曼种族优越论[26]，并通过一系列的对内和对外战争为德国的统一作了准备。这个时期的普鲁士在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不仅巩固和强化了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是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基础），而且使以“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为主要构成要素的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在全德国的范围内最终确立。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这三者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这里先说“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德国哲学在18世纪末期的发展状况：“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革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们经常遭到所有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剥削。与这种小眼小孔的地方利益相适应的，一方面是德国市民的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褊狭性，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27]“德国市民的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褊狭性”与“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的结合，就是笔者所说的“傲慢的”民族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哲学在18世纪末期发展状况的科学揭示，就是在方法论上对整个德国文化在18世纪末期发展状况的科学揭示。在拿破仑征服普鲁士的过程中，“傲慢的”民族主义以非常典型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于1807—1808年发表的《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说集》，就是“傲慢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在费希特看来，德意志民族是“元民族”，是最古老、同世界本源联系最密切和最直接的民族，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德语是“元语言”，即德语是同德国文化保持着最密切和最直接联系的语言。德语中的日常的、形象的、感性的词汇可以表达最抽象的东西，使超越感性和经验的东西变得可感觉[28]，容易理解。可以认为，这个时期的“傲慢的”民族主义，已经渗透到了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灌输的是抽象的国家概念和爱国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国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国家机器必须强化；“国家至上”，国家是最高、最普遍的存在；个人依国家而存在，无国家即无个人，故牺牲个人的自由、幸福以效忠于国家理所应当。德意志民族的国家主义往往与“绝对君主专制”直接相连[29]。极端的国家主义也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虽然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易于转化为极端的国家主义。除了具备朕即国家的“国家利益至上”和权大于法的绝对专制外，极端的国家主义还具有明显的扩张主义、种族主义的倾向。极端的国家主义在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中的滋生和发展，也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如上所述，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是近代德意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消除分裂、统一德国就必然成为近代德意志民族市民阶级的首要任务[30]。另外，对政府有着很强依赖性，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如：长期以来，德国的工商业市场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各邦国政府军队的开支。同时，为了抵御当时控制国际市场的法国特别是英国的商品的输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德国必须实行国家保护政策。最后，日耳曼民族在西欧中世纪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给德意志人带来了文化心理方面的优越感。总之，长期的分裂割据所带来的经济落后以及由此导致的受制于英法的状态，再加上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的优越感，使德意志人对建立近代意义上国家的渴望具有越来越浓厚的种族主义的色彩。笔者认为，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的极端的国家主义正缘于此。从方法论上看，作为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重要构成要素的极端的国家主义，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获得了最完备的表现。如果说，在作为德意志古典人文主义的开创者和重要代表人物的康德那里[31]，国家与思想的自由还有矛盾的话，那么，在黑格尔那里，不仅作为客观精神的国家直接规定了国家成员的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即人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能实现人格、自由和权利，从而才有生命和存在的价值，而且，作为客观精神的国家的发展同日耳曼人的绝对优越感在逻辑上紧密联系起来了（见本章第二节）。

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来说，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傲慢的”民族主义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傲慢的”民族主义必然在方法论上导致极端的国家主义，而极端的国家主义，则是“傲慢的”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是“傲慢的”民族主义在国家组织形式上的确认。这两者在方法论上是互为前提的[32]。马克思说：“民族的利己主义是普遍国家制度的自发的利己主义，它同封建主义界限所体现的利己主义互相对立。最高的存在物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普遍国家制度，因而也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民族。”[33]在拿破仑统治时期，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这两者间内在的逻辑联系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傲慢的”民族主义的最高存在物就是“普遍的国家秩序”，而“普遍的国家秩序”又会进一步促进“傲慢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以普鲁士为核心的、不断在整个德国扩散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和“傲慢的”民族主义，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形成。而以普鲁士为核心的、不断在整个德国扩散的极端的国家主义，则是对“傲慢的”民族主义的最大限度的确认。自19世纪初特别是拿破仑统治结束后，随着德国市民阶级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受当时的达文主义、历史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等社会思潮不同程度影响的“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具有了真正的全德意志的性质（虽然德意志在1871年才形成了所谓“国家”）。

再说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傲慢的”民族主义，与纯思辨的表达形式间的联系。在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并不等于“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但却是“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存在的主要方式。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超现实性。这里所说的超现实性不是对现实的批判或者辩证的超越，而是指回避现实和虚假的摆脱现实。二是超历史性。这里所说的超历史性也不是指历史时间的跨度大，而是指缺乏历史规定性，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把一个需要说明的孤立“事情”或论断，“作为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即全部学说由以出发的基础。三是纯概念的逻辑推演，即：“先从事实得出一个抽象概念，然后宣称这个事实是以这个抽象概念为基础的。这是给自己装上一副德国人的深思的和思辨的姿态的一种最便宜的方法。”[34]在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傲慢的”民族主义只有通过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才能够发展起来并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与英法荷等国家市民阶级相比，德国市民阶级的发展步履艰难。当英法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还仅仅停留在“阶层”的水平，并时常受到他们的“欺辱”（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35]）。而“表达形式”的超现实性、超历史性和纯概念的逻辑推演，恰恰构筑了德国软弱的市民阶级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渠道”。这一渠道不断地传导着他的“雄心壮志”。正是通过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才能全面地渗透到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逐渐由纯文化形式走向政治形式。

最后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讲极端的国家主义、“傲慢的”民族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三个主要构成因素，并不意味着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就等于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也不是说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就等于极端的国家主义、“傲慢的”民族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36]。同时，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即便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傲慢的”民族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也曾在近代德国社会的发展中起过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随着德国统一运动的不断深入，“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的确起到了激发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特定历史作用；“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则孕育了德意志民族爱好哲学的特长和在精神领域中比较彻底的批判性[37]，等等。但是，在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背景下发生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必然首先是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局限性的超越。对马克思来说，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局限性的超越，特别是对其中的“中心主义”倾向的超越，在逻辑上内在地包含着对整个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而从15世纪就开始受启蒙主义影响的近代落后的德国，其所具有的地理位置的开放性（这使得它往往成为西欧乃至整个欧洲矛盾的中心）[38]，以及内部文化和政治的无中心性等，又为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及其中的“中心主义”倾向的科学批判，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