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游离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

综上所述，人们也许会萌发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为什么会处于这样的边缘地位呢？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还得从根子上来找原因。我们认为，除了教育体制和科研主管部门不予以充分重视外，也应该从我们的学者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批评风格来找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以及在学科的重要程度上，长期以来都无法与专事中国文学的批评和研究相比，在中国高校的外国语言文学院系中，有相当大的一批教师所从事的是公共外语教学，或直接为教学服务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而从事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者则属于少数，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较之国际同行的滞后性。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即使在当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也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或“蜜月期”。人们也许还记得，当中国刚刚结束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后，国门打开了，封闭已久之后域外的新风一旦吹进来，就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效应。当时的外国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确实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内充当了排头兵和学术先锋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初就率先在学界为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正名，涉及如何评价西方文学，包括对西方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评价；随后又率先在国内学界掀起了关于“现代派文学”问题的讨论。毫无疑问，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对当时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都起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拨乱反正”和引领潮流的作用。但是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视角来看，或者说与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理论界已经如火如荼的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相比，我们的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与外界交流的学术讨论和理论争鸣，便显得大大地落后于国际学术同行的研究。就在国际学界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国内学界还沉溺在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讨论，甚至还为“中国要不要现代派文学”这类浅层次的问题而争论不休，更不用说与国际学术和批评同行进行平等对话和讨论了。当然，随后不久，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很快就意识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性，及时地将其介绍给国内学界，并通过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扩大和推进了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讨论。显然，这种相对的滞后状态直到文化研究和生态批评在中国兴起时我们才与西方乃至国际同行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并能进行平等的对话。应该承认，这时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者只能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力求比较完整地、准确地将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中国，外国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仍然扮演了一个文化启蒙者的角色。

随着国门的进一步打开，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和理论思潮进入中国，大量西方学术理论思潮通过翻译的中介蜂拥进入中文世界，国内学界终于在这个层面上接近了国际同行的研究，至少在文化研究、世界文学和生态批评这三个层面我们已经和西方乃至国际同行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平等对话了。其中少数思想敏锐并有着卓越的英语写作才能的学者更是能自觉地用中国文学创作中的例子来和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家进行平等的直接对话，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内实际上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既定格局。[9]如今，后现代主义早已成为历史或新的“经典”，在告别了“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还能有何作为？可以说，面对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译介进入中国，这时的外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所曾经起过的先锋和启蒙作用便黯然失色了。毕竟较之中文系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外国文学研究者无论在理论素养还是在中文表达方面都大大逊色，国内专门发表外国文学评论和研究成果的期刊也大大少于中国文学期刊。此外，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往往并不关注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他们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关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所发表的成果既没有影响国外汉学家，更无法影响国际主流学者的研究。这也正是为什么外国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越来越在中国的人文学科以及文学研究中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复兴倒是为从事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振兴本学科的机会。尽管早在20世纪初，比较文学就从西方旅行到了中国，几乎和外国文学学科是同步的，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比较文学在苏联受到了打压，因而在中国也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在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其中大多数来自外国文学界）的大力推进下，这门学科才再度在中国当代复兴，并促使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与中国文学研究者有了某种交流和合作的机会。

可以说，这时的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人文学科中基本上扮演了一个虽不显赫但又不可缺少的角色，因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要走向世界就势必要了解世界，而要了解世界就首先要掌握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这样看来，不少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首先要承担的任务是要搞好外语教学，以自己的外语所长不时地向国内学界介绍域外的最新理论思潮和文学作品。但久而久之，许多外国文学研究者在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外国文学及其理论思潮的同时，却忽略了自身外语写作和学术交流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文学知识的积累，因而面对国际同行时常常无话可说，或者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也引不起国际同行的关注。这也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很少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的原因所在。客观说来，并非这些学者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们未能娴熟地掌握外语表达的技能和基本的学术话语，在学术理论水平上也未达到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境地，再加之很少受到学术写作的训练，因此久而久之便很难写出达到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水平的论文，这确实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悲哀。实际上，外国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自觉地将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大语境下，这样他们就能彰显出自己的独特优势，并能够娴熟地用外语讲好中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