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走向世界文学的外国文学批评
在当前的中外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世界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前沿理论话题，毫无疑问，世界文学的再度兴起，为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也为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世界文学”这一话题不仅为比较文学学者所谈论，而且也为不少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者所谈论？因为人们就这个话题有话可说，而且从事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发现，他们所从事的民族/国别文学研究实际上正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对于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来说，尤其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文学在中国通常是以外国文学的名义出现和存在的，它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中长期隶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现在与比较文学合并成为一个二级学科，但在过去则与比较文学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从事比较文学的学者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并进行比较研究；而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则不涉及中国文学，他们所从事的正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以国别文学为主的外国的国别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也不沟通和交流。这也是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以来被排斥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主流之外的一个原因。现在世界文学的兴起则唤起了中国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的世界意识，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作为从事外国文学批评的学者，完全应该承担其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弘扬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重任。
尽管一个新的“世界文学热”已经再度兴起，但是人们对于世界文学在这里的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仍然不断地讨论甚至争论。我们都知道，“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术语和概念，而是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1827年和青年学子艾克曼谈话时创造出来的一个充满了“乌托邦”幻想色彩的概念，虽然在那以前，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和诗人魏兰也都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过“世界文学”或“世界的文学”这类术语，但他们也只是淡淡地提及一下，并没有像歌德那样全面、系统地对之进行理论上的阐述。当时年逾古稀的歌德在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作品后总结道：“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10]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歌德当年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非西方文学的阅读，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许已经忘记了歌德读过的《好逑传》《老生儿》《花笺记》和《玉娇梨》这样一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的作品，但正是这些作品启发了年逾古稀的歌德，使他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概念。这一点颇值得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学者深思。
实际上，在歌德之前，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就已经通过翻译开始了交流和沟通。在启蒙时期的欧洲，甚至出现过一种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11]但是在当时，呼唤世界文学的出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停留于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和推测阶段。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发展后总结道：“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马恩在此所说的世界文学较之歌德早年的狭窄概念已经大大地拓展了，实际上专指一种包括所有知识生产的世界文化。在这里，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乌托邦想象已经发展演变成一个社会现实。用于外国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单一的民族/国别文学现象，还要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下来比较和考察。我们今天若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雏形，它在某种程度上就产生自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为了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凸显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作用，我们自然应当具有一种比较的和国际的眼光来研究文学现象，这样就有可能在文学研究中取得进展。这也许正是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下，要把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放在一个广阔的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语境下的重要意义。
在今天的世界文学语境下，传统的民族/国别文学的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哪位文学研究者能够声称自己的研究只涉及一种民族/国别文学，而不参照其他的文学或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因为跨越民族疆界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潮流已经打上了区域性或全球性的印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世界文学也就带有了“超民族的”（transnational）或“翻译的”（translational）的意义，意味着共同的审美特征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方面，翻译在过去曾经而且在未来仍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没有翻译的中介，一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状态。同样，一些本来仅具有民族/国别影响的文学作品经过翻译的中介将产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语境中获得持续的生命或来世生命。[13]而另一些作品也许会在这样的过程中由于本身的可译性不明显或译者的误译而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们不适应特定的文化或文学接受土壤。
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对世界文学现象的关注并非偶然，而是受到特定的文学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在一个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与这个世界连接为一体：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可以在瞬间就使我们得以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学术同行取得联系，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的往来和微信的交流可以进行深度的学术理论对话，并使我们的对话成果得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14]正如已故荷兰学者、比较文学理论家杜威·佛克马所注意到的，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学时，我们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前者强调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学所具有的平等价值，后者则更为强调其普遍的共同的审美和价值判断标准，这一点尤其体现于通过翻译来编辑文学作品选的工作。他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所证实。例如，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2003）就把世界文学界定为一种文学生产、出版和流通的范畴，而不只是把这一术语用于价值评估的目的。他的另一本近著《如何阅读世界文学》（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2009）中，更是通过具体的例证说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是如何通过翻译旅行到世界各地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15]当然，世界文学这一术语也可用来评估文学作品的客观影响范围，这在某些方面倒是比较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因此，在佛克马看来，在讨论世界文学时，“往往会出现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是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困难关系。世界文学的概念预设了人类具有相同的资质和能力这一普遍的概念”。[16]因此，以一种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所产生出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就成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不少重要国际文学奖项所依循的原则。但是，正如全球化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本土实践的协调，人们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把握也不尽相同。考察各民族用不同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即使是用同一种语言表达的两种不同的文学，例如英国文学和加拿大文学，其中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一些英语文学研究者便在英美文学研究之外又创立了一门学科——国际英语文学研究（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studies），他们关注的重点是那些用“小写的英语”（english）或不同形式的英语（englishes）写作的后殖民地文学。[17]这样，在承认文学具有共同的美学价值的同时，也应当承认各民族/国别文学的相对性。因此，在对待具体作品时，不妨采用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评价产生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将上述两种态度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正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因此世界文学也应该是一个复数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两种形式的世界文学：作为总体的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和具体的世界各国的文学（world literatures）。前者指评价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的最高水平的普遍准则，后者则指世界各国文学的不同表现和再现形式，包括翻译和接受的形式。应该指出的是，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并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自觉地将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置于一个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语境之下，关于这一点，本书后面几个章节还要详细描述并讨论。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处于边缘的状态？因为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研究成果并未达到国际水平，同时也未能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理论的研究并且发出中国学者独特的批评性声音。再者，他们对国内的文学批评和研究也未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地位也会逐步攀升，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都掌握了一两门外语并能阅读外国文学原著，再加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有力资助和国外出版机构的青睐，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著述通过翻译的中介走向世界，那么外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的作用又体现在何处呢？这就促使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理论批评和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用一种国际标准来检验我们的理论建构和文学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发挥我们的特长，使我们的扎实的理论建构和研究成果不仅能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同时也能回过头来给国内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带来域外的新风。由此看来，把外国文学批评置于一个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再来谈谈本书的写作原则。按照项目主持人的构想，本书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而是对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这七十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理论批评所走过的道路以及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批评性筛选和记载。本书以史为纵轴，按照历史上各个阶段的划分来讨论该时段的具有影响和学术价值的外国文学批评理论思潮和批评著述。此外，本书在历史的维度下以问题为导向，所讨论的外国文学理论思潮一定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产生广泛影响并引起批评性论争的理论思潮和由此而产生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批评著述。有些并非出自外国文学学者之手笔，但其影响却渗透到外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的批评观念和方法中，本书予以批评性讨论。有些著述虽出自外国文学学者之手，但仅仅是一种教科书式的文学史编写或一般意义的专题研究，并未在国内产生批评性的讨论，本书基本不予以讨论。再者，本书虽然花费一些篇幅介绍比较文学这门独立的学科，但也仅限于描述和评论外国文学学者对它的贡献，而不太涉及来自中国文学学科的学者对它的研究和批评性著述。当然，作为一部外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者，本书作者在参照国际权威的文学批评史的编写方式的同时，着力向世界推出自己的批评大家，通过对这些批评大家的深入讨论和评述凸显他们的批评风格和理论建树。最后，本书不同于国内所有已出版的文学批评史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对那些国内的外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用外语撰写并在国际学界产生反响的理论著述和论文也予以批评性关注，从而真正实现在一个世界文学和文论的大背景下讨论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的目的。当然，这只是本书撰写者的一个良好的愿望，能否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待于国内外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评判。
[1] 陈众议主编：《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1页。
[2] 陈众议主编：《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1页。
[3] 这方面尤其可以参见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陈众议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等等。
[4] 参见王宁《西方的汉学研究与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5] 这方面尤其可参阅中国学者张江和美国学者米勒就文学意义及其理论阐释问题的一组对话：“Exchange of Letters about Literary Theory Between Zhang Jiang and J.Hillis Miller”，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53，No.3 （2016），pp.567-610；以及王宁撰写的导言：“Introduction：Toward a Substantial Chinese-Western Theoretical Dialogue”，pp.562-567.
[6] 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卷第1期，1902年11月。
[7] 在此，我仅举一个当代的例子。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他们大都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受到西方的翻译文学，而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家之一——余华，曾经开诚布公地承认：“像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和发展的贡献首先应该归功于那群翻译家们，他们在汉语和外语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参见《作家》1996年第3期，第6页。这种言论与当年鲁迅谈他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是多么相似！
[8]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9] 20世纪末以来，王宁受一些国际学术期刊主编的委托，在下面这十多家国际权威的SSCI或A&HCI国际英文期刊上主编了二十多个主题专辑：ARIEL，ISLE，Telos，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Semiotica，Neohelicon，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Modern Fiction Studies，Narrative，European Review，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and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发表了几十位中国学者和文学批评家的论文，在国际文学和文化理论界发出了中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声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0] Cf.David Damrosch，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
[11] Cf.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edited by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7，p.1290.
[12] 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13] 在这方面，除了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概念外，我们还可以参见J.Hillis Miller，New Starts：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Taipei：Academia Sinica，1993，“Foreword”，p.Ⅶ，and p.3.
[14] 尤其需要在此指出的是，中国文学理论家张江和美国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就文学阅读、文学阐释、文学经典以及解构式文学批评等问题进行的深度对话通过通信的形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5] Cf.David Damrosch，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Oxford：Willey-Blackwell，2009，p.65.
[16] Douwe Fokkema，“World Literature”，in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p.1291.
[17] 确实，国际英语文学研究在近三十年里长足发展，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常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主办的刊物《国际英语文学评论》（ARIEL：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