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在边缘处发出独特的声音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加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地进入国际学术前沿？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但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仅为少数人所知？中国同时也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但为什么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发出的声音如此微弱以至于被人认为患了“失语症”？如何使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国际性的影响并且跻身国际一流的行列？等等。具体到我们所从事的学科，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我们则会碰到更加尴尬的境遇，即，作为外国文学批评者和研究者，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你们从事外国文学批评究竟有什么用？你们的外国文学批评能引起国外同行的关注吗？他们会参考你们的批评和研究成果吗？如果你们的批评和研究仅仅是一种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那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当然，要回答前一组问题并不简单，因为这些问题并非我们从事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者所能回答。这其中确实有着许多复杂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对此我们曾在其他场合作过探讨，并且比较了西方的汉学在中国受到“追捧”的状况，旨在说明这种实际存在的不对等状态。[4]我们认识到，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基于这一模式，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抱有一种“东方主义”的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仅仅是在向国内的读者介绍外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思潮，并没有达到批评性讨论和研究的高水平，因此他们在撰写自己的批评和研究性著述时几乎从不参照中国批评家和学者的著述。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在国外与西方的汉学在中国的境遇也呈现出鲜明的对比：中国学界历来十分看重外国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更喜欢在自己的著述中引证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如果真正做到学术无禁区的话，任何人的研究成果只要对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发和推进，或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起点，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人们也许会提出另一个问题：作为专事比较文学和西方文学研究的学者，我们也会在国外，更为确切地说，在西方，受到同等的待遇吗？或者说，西方学者也会在意我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看法吗？答案自然是基本否定的。西方稍有些名气的学者的著述一经出版，国内学界就争相译介，而相比之下，中国顶尖学者的著述问世多年也见不到外语译本，如果不是少数佼佼者自己直接用外语著述的话，中国学者在国外几乎陷入了完全失语的状态。但是，在过去的七十年里，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界仍然出现了一批学贯中外的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他们的批评性著述和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学界起着某种导向的作用，而且也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瞩目和褒奖，因此将他们的批评性成果写入历史应该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本书所评述和讨论的主要就是这些批评大家的研究成果和批评性著述，虽然这些著述发表于不同的历史时段，但经过几十年历史的考验，今天的学者仍然在阅读它们，甚至在研究它们的作者。
当然，读者们也许会问：在这部名为“当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中，为什么没有开辟专节介绍钱锺书？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确实，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钱锺书的出现确实如不少人所言，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也许有人会认为，他的超凡记忆力在这个网络时代已成为多余，但我们却认为，钱锺书的不同凡响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他有一个超凡的记忆力，而更在于他能够在记忆的海洋中恰到好处地将某个理论概念信手拈来，然后创造性地用于解释某个具体的文学现象。此外，钱锺书的批评思想也是十分独到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过讨论中国文学批评的文章，并曾产生过较大的反响。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对前人的解释往往是基于批判性的阅读，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也是批判性的借鉴，最终起到的效果是以中国的文学实践来与西方的理论观点进行对话。这实际上就达到了理论本身的超越和理论旅行的双向路径，恰恰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锺书便极少从事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所发表的著述大多是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他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的旁征博引和点到即止的评点更值得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者专门研究。本书主要讨论那些在外国文学批评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大家，如杨周翰、王佐良和袁可嘉等都曾经是他的学生，而钱中文和柳鸣九也间接地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也可以算作他的学生辈。可以说，钱锺书之于中国当代外国文学批评的意义正在与此：他为新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当然，也有人在承认钱锺书博学的同时，认为他不是一位思想家或原创性的理论家，这自然有几分道理。我们认为，钱锺书虽然没有构建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这并不说明他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而恰恰说明，他对国学和西学了解得太多而且太深了，以致于他不屑去重复前辈理论大师，或照搬西方的理论同行去“构建”所谓的体系。在当今的中国学界，动辄试图构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者大有人在，而我们这个时代却恰恰缺乏钱锺书这样的博学之士。按照美籍华裔批评家张隆溪的看法，“打通中西文化传统，在极为广阔的学术视野里来探讨人文学科的各方面问题，可以说是钱锺书治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贡献”。这应该是对钱锺书之于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意义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当然，我们在评价钱锺书的同时，也切不可将其神化。他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自然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但是对于有人出于无知，妄加评论钱锺书的国学和外语功底，却是我们不能苟同的。一些不知深浅的学人抓住钱锺书的某些记忆上的失误就认为他的国学功底不好，从他的英语写作中对生僻词汇的偏爱而认为他英语写作不合语法规范，如此等等，都是无稽之谈。在打通中学和西学方面，在将西学恰到好处地应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化现象进而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见解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无人能与他相匹敌。我们甚至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想：假如钱锺书生前充分发挥他的英语写作专长，把他对西方学术同行的批判性见解直接诉诸批评性的文字，进而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肯定能引起一些理论争鸣，那样一来，也许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就会提前几十年，我们的人文学术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至于被人认为患了“失语症”了。因此，他在世时，一些汉学家迟迟不敢问津他的巨著《管锥编》，生怕被十分挑剔的钱锺书找出翻译中的毛病。后来英译本还是在他临终前问世了，可惜病入膏肓的钱锺书已经不可能去阅读并核对它的准确性了。这应该是我们对本书为何没有开辟专门讨论钱锺书的外国文学批评章节的解释。
诚然，对于那些虽然外语掌握得并不娴熟，主要依靠翻译来评价并讨论外国文学理论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但却在同行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学者及其著述，我们也不应忽视，必须给予应有的记载和评价。因为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的人文学术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学术交流再也不可能只是单向的路径，而应该是一种双向的路径：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批评著述继续引进中国，中国学者的批评和研究成果经过翻译的中介正在逐步走向世界，最终将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5]
但是，外国文学在中国学界所处于的“边缘”地位也是事实。在当今中国的众多学科划分中，人文学科仍然处于边缘的地位，而在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诸学科中，我们虽然经常按照这样的顺序来排列人文学科的各分支学科：文学、历史和哲学，但是若根据其实际情况则应该倒过来排序，即哲学、历史和文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之领头羊，哲学显然可以向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充当了人文学科领军的角色；历史则常常被人认为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尤其其具有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功能，因而在人文学科中位居第二也不足为奇。这样文学就只能屈居第三了，其地位略高于各艺术分支学科。而在文学学科中，由于中国文学创作十分发达，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各种文类的作品问世，有些优秀的作品不仅受到批评家的关注和学者的研究，同时也有着广大的读者大众，少数优秀的作家或作品经过翻译以及激烈的竞争而获得各种国际性的文学大奖。因此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对象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它的地位理应排在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之前，这样看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科自然也就大大地高于研究外国文学的学科。这完全可以从今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所包括的各种等级的科研项目的立项数量比上见出端倪。从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各个一级学会的设立也可见出这种不对等的例子：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组织了二十多个国家一级学会，而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却只能屈居在一个无所不包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之下。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一些专事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学者更乐意参加那些注重前沿理论探讨和中外文学比较的以中国文学研究者为主的学术研讨会。因为在这些研讨会上，他们有可能受到一些来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启发，尤其是他们娴熟地运用国外的前沿理论去批评或研究中国文学现象的著述颇能激发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进一步思考和深入研究。而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著述则大多缺乏理论深度和开阔的视野，不要说对国外同行产生影响，就是对国内文学界的同行也难以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大概就是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目前所处的状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也曾经有过自己的“蜜月”或“黄金时代”。但这却与历史上中国所遭受的“凌辱”是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丰富的文学资源。早在盛唐时期，中国文学就已经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而那时的西方文学的发源地欧洲却处于黑暗的中世纪。蜚声世界文坛的西方作家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出现也远远晚于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中国作家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和苏轼。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是自足的，很少受到外来影响，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这显然与当时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不无关系。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曾一度认为自己处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央帝国”，甚至以“天下”自居，而周围的邻国则不是生活在这个“中央帝国”的阴影之下，就是不得不对强大的中华帝国俯首称臣。这些国家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只是“未开化”的“蛮夷”，甚至连欧洲也不在中国人的眼里。但曾几何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昔日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和资产阶级革命，再加之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的建国等诸多事件，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国家一跃而从边缘进入世界的中心，而昔日的“中央帝国”却由于腐朽无能的专制统治而很快沦落为一个二流的大国和穷国。不仅西方列强的“八国联军”长驱直入占领了中国的京城和大片土地，就连其面积和人口均大大小于中国的日本帝国也将其铁蹄踏上中国的国土，蹂躏中国的人民。一般人总会认为，弱国无文化，即使有也很难引起世人瞩目。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和文学也退居到了世界文化和文学版图的边缘地位。这些作品无论多么优秀，都难以有幸被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只有少数佼佼者除外。
为了起到唤起民众、团结抗敌的作用，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西方世界和俄苏，试图通过大量翻译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来达到启蒙国人的目的。更有人将文学的作用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位，因此在这样一个崇尚“拿来主义”的时期，外国文学及其批评确实是颇受重视的，尤其是外国文学翻译的作用更是被夸大到了一个极致。虽然早在汉朝的时候，翻译研究在中国就已经开始发展了，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始终是一个封闭的国家，直到20世纪，西方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蜂拥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新文学兴起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时，翻译被那些极力倡导“全盘西化”的人们视为与创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梁启超的翻译观中。在梁氏看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6]那么通过何种方式来“新”小说呢？无疑是通过大量地翻译外国小说。而发展到现在，对西方文学认同的现象更是不足为奇了。[7]严复这位中国近现代翻译理论的先驱则以其十分重要但不断引发争议的翻译标准而闻名，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倡导的信、达、雅，从他提出这一原则时起，就在国内的翻译理论界引起了没完没了的讨论和争议。一些有着现代先锋意识的中国作家甚至坦率直白地承认，自己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大大多于来自中国文学的启迪。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似乎更重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而非外国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林纾、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就大力主张译介西方文学及其理论著作，但直到五四运动前后，这种大规模的“全盘西化”才达到高潮。我们今天的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研究者完全有理由将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就其影响的来源来看，中国现代作家所受到的影响和得到的创作灵感更多的是来自外国作家，而非本国的文学传统。鲁迅就曾十分形象地描绘过自己开始小说创作的过程：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凭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8]
众所周知，鲁迅的国学功底是很深厚的，他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而闭口不谈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迪呢？因为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太了解了，以至于对其缺陷也十分熟悉。在他看来，唯有通过大面积地译介外国文学的文化观念和作品，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更新，使中国的文学得以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可以说，鲁迅的这番非常直率的陈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批五四作家的创作道路，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对五四以及鲁迅本人大加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除了极少数既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同时又从事中国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佼佼者外，大多数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至多不过充当了某种教书匠的角色，很少对当代社会和文化进程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界兴起的关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和现代派文学现象的大讨论中，除了朱光潜、陈焜、袁可嘉、陈燊、柳鸣九、冯汉津等著述甚丰的批评家来自外国文学界外，其余著述甚丰的学者大都来自中国文学界。在引进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进程中，除了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王佐良、张隆溪等学者来自外国文学界外，其余的推波助澜者几乎都来自中国文学界。至于钱锺书这位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人文学术大师则更是难以归属某个特定的学科。在引进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并对之进行批评性讨论的进程中，除了袁可嘉、叶廷芳、王逢振、盛宁、章国锋、赵一凡、王宁、申丹等来自外国文学界外，其余的活跃学者几乎都来自中国文学界，或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从事外国文学批评和研究。在介入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那些著述甚丰并引起国际学界瞩目的批评家中，除了王宁、赵毅衡和王逢振外，其余的都来自中国文学界。如此可以说，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只能在边缘地带不时地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这种声音有时强劲，而在更多的时候却十分微弱。每当政治风云变幻时，外国文学便首当其冲，遭到无尽的打压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连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的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高度评价且举世公认的世界文学经典作家也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我们所能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就是高尔基的《母亲》、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等有限的几部“无产阶级的”或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尽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国文学翻译迎来了新的高潮，外国文学批评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外国文学批评家和研究者得以从边缘步入中心，再次充当了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先锋，他们不时通过引进外国文化理论思潮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参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建设。但是所起到的作用仍远远不如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