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风险考验
在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乃至深度融入公共行政和政治生活，已是不争的事实，技术在某些领域的使用，已经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和企业运营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了，新技术的拓展也已经让传统的政治权力运行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但是，随着融合了资本、技术和权力的技术巨头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随着颠覆性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在体验新兴技术及其拥有者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和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潜在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一）“头部垄断”与新型不平等问题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近年来，新技术企业发展与互联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头部固化”趋势，新技术公司大范围介入社会危机管理则会进一步助长这一趋势。全球互联网由谷歌、脸书等几个大型新技术公司垄断“头部格局”后，带来了新型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鸿沟，移动互联网出现后使互联网规模成倍增长，但“头部垄断”趋势没有发生改变，市场不平等进一步恶化。对比国际情况，中国创新型技术企业有成长周期短、创新能力强、“硬科技”驱动和爆发集中的特点，同时出现了上游垄断并且已经初具技术霸权的特点。自2016年10月阿里巴巴第一次提出“五新”发展战略以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代表了一种新样态的基础设施发展，而其终端就掌握在几大技术巨头手中。根据投中研究院2019年的统计，有近50%的中国“独角兽”技术企业背后有腾讯、阿里巴巴或百度的投资。
建立在高度技术垄断基础上的技术霸权，可能发展成为相较于传统的资本霸权和国家霸权更高的霸权形态，仅从技术巨头的内部权力构成来看，它有着一个比传统的资本帝国和国家政权更为复杂的权力结构，它使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权力的分布式汲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既具有统一意志又具有松散、耦合、开放的能力汲取特征的权力系统，这是包括国家在内的传统组织体系所难以企及的。也正因为此，技术巨头不仅极为容易通过这种组织形态维护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同传统的政府与国家组织抗衡。我们注意到维基解密形成了一个隐遁无形的政治空间，很多微小的个体凭借自己的知识进行集体“拼图”，乃至于最后同超级大国进行对抗，事实上具备了腐蚀和威胁传统国家信用的能力。
技术企业维护市场和政治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工具是由人工智能支撑的“算法革命”。人工智能算法作为构建智能化社会治理平台的底层技术要素，分析、预测、识别类等算法逐渐被广泛应用于舆论监督、社会事件分析、溯源与预测等方面，然而在算法的背后，几乎无法规避技术企业特殊的商业考量、价值偏好等底层逻辑。当前，人们似乎还不能很好地考虑算法运用的社会伦理与算法的长期影响，在保护平台数据安全与公民隐私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打开技术运营的“算法黑箱”，减少算法在性别、民族、宗教、贫富等方面的歧视？
本书第七章作者魏南枝通过对国际社会领域发展经验的研究指出，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模式可能正在催生更大程度的社会撕裂、政治割裂和社会不平等。全球新技术巨头掌控的社交媒体平台，建立了貌似开放均衡的社群网络，但在相当程度上正使各国社会陷入不同维度的割裂之中，个人越来越被“技术性地”隔离，因此越来越有排斥不同声音的意识形态趋向。这种趋向不仅导致这些社交媒体被在信息技术和国际话语权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用于冲击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而且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发达经济体国家自身的政治生态。
社交媒体通过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了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动推荐，也就是基于个人的选择偏好而自动推送其感兴趣的议题与产品等——其结果是大量不同的声音因个人主动“选择”和人工智能而被屏蔽了，实际上个人越来越因为其政治倾向、价值观点、兴趣爱好、种族等因素而处于相对封闭甚至排外的社群网络之中。所以，现实世界里的矛盾和冲突容易被社群网络扩大化和极端化，基于自由、多元和平等精神的跨社群的交流和协商越来越困难，信息技术发展原本设想的扩大言论自由变成了“信息社群化”。
（二）针对技术巨头的监管成世界性难题
在信息革命背景下世界高度互联，但是，信息和数据的占有使用并非趋于扁平化和公平化，数据拥有的不平等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鸿沟，这也是一个全球创新经济体面临的共同难题。原有理论都假设科技创新会带来更多的去中心化的竞争，但在全球范围内新技术公司的发展却呈现出加速垄断的特征。互联网经济在经济层面出现了“头部固化”的趋势，全球互联网由几个大型新技术公司垄断“头部格局”后，再也没有出现足以撼动这一“头部格局”的力量，即便是让互联网规模成倍增加的移动互联网也不例外。中国也在此例。以“硬科技”驱动为特点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群体，有成长周期短、创新能力强、爆发集中的特点，但是技术企业上游垄断并且形成强大的技术霸权的特点也愈加明晰。
新兴技术巨头的崛起，同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资本力量，既有重合之处，又存在质的差异。正同资本在工业时代企业中的地位相类似，技术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全新的权力载体。资本可以驾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颠覆性科技可以驾驭包括人类精神世界在内的几乎一切，任何个体和组织都无可逃遁，对此，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叠加发展正在提供更多的证明。显然，科技可以向善，但是科技也可以为恶。全球范围内大量技术巨头或因商业目的而窃取公民隐私数据，或为参与政治竞争而扭曲民意，甚至为政治目的而散布谣言、煽动仇恨或暴力激进行动，这些事例不一而足。
新技术企业巨头的权力深植于公众日常生活和消费中，掌握着海量数据和市场交易信息，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国内新技术企业巨头将更全面地掌控全国性公共卫生、物资储备和人口结构等数据信息，未来关系国计民生的各项公共数据管理将加速从封闭逐步过渡到有效开放，意味着完全中心化的决策将逐步释放给技术企业参与的“弱中心”管理体系，将进一步加剧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分布式管理，在促使政府治理转变习惯的同时，也事实上弱化了政府原有的政策统筹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新技术公司所掌控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广泛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响，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公民隐私信息和公共数据也可能遭受大规模泄露或变成市场交易物品。大数据技术是把双刃剑，它因在社会治理中被广泛应用而出现的数据泄露、隐私侵犯等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从一般意义上说，大数据的占有意味着信息的垄断权力，会产生诸如技术门槛和信息壁垒等问题。因此，维护信息安全、规避治理技术风险也是新技术环境下改善国家治理与公共安全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公民数据隐私和公共数据保护的立法改革与监管改革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
本书第一章作者王绍光认为，数据本身就蕴含着广泛的暴力功能。本书第八章作者李立敏指出，暴力是任何政治组织的基础，不同类型的政治组织依据自身资源形塑了暴力的不同样态。在新技术时代，当数据网络深度嵌入社会生产生活之后，暴力的组织要素、控制模式、沟通机制和后勤体系都发生了数据化转型，“数据暴力”作为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新暴力样态顺势而生。它将从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双重维度，对经典现代国家理论提出挑战。唯有对数据暴力这一新暴力形态的基础结构有了较为清晰、透彻的理解，才能进一步理顺其与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关系，最终找到将之驯服的有效路径。
对此，国家对这些即将到来的深刻变革施加必要的干预和影响，通过立法手段和行政规制，依法保护个人信息和公共数据，加强公共数据的依法有序共享，尽快确立数据开发的使用标准，为公共数据创新应用提供更多的立法保护和政策支撑等，构成了监管体制改革的急迫任务。
（三）新技术应用将衍生出巨大的社会复杂性问题
科技变革和技术因素还成为塑造当代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层次动因和“催化剂”。一个典型的表现是，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复杂性社会问题，人们在享受由新技术支撑的便捷交通、快递、送餐、家政甚至性产业等高度发达的服务的同时，要注意到技术正加速削弱人们对家庭和传统组织形态的依赖，甚至会加速其解体。当下公共治理的复杂性问题，其产生根源以及处理这些复杂性问题的主要路径和工具，同传统意义上的单位、社区和家庭的必然联系正遭受极大地削弱。在新技术环境下，更多的社会主体、市场主体被赋能，因互联网因素而催生的组织化形态，使传统的组织边界被大大突破，更多的风险呈现出联动的态势，进而将对现有的社会管治结构和管治形式形成更大、更持久的挑战，甚至许多问题挑战了现有制度的极限。
然而，面对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复杂性问题，尤其是面临一些新兴的社会风险，传统的政府和管治机构还习惯于使用传统的方式和手段处理问题，缺乏对社会复杂性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研究。一方面，在国家治理中仍然因循旧有思维，过度依赖家庭、社区等传统的最小社会“稳定器”。考虑到今天社会复杂性问题的源头并不是家庭和社区，而是同包括新技术巨头在内的新型主体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寻找更多、更新的社会“稳定器”的入口，对于回应和解决社会复杂性问题可能更为关键。另一方面，在处置新型社会问题的时候，除了依靠官僚系统和官僚化的方式外，没有其他更为多元化的工具和手段，面临各类新型的风险，甚至找不到能够与之开展协商、互动的清晰的政治主体和交易对象。
新技术应用对社会结构的催化功能还体现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的助力与推动方面，成为影响包括全球各地激进运动在内的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本书第四章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详细的分析，提出新兴技术带来低成本的组织化，催生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激进行为。它还成就了某种政治乌托邦，过去潜藏在社会某个角落的价值也可能在新技术条件下被无限放大，甚至成就社会某个集合体的“自我崇高”意识，从而强化更保守的政治价值，促进政治极化现象的发展。这是由于新技术应用为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提供了强大动能：深刻改变了所有政治主体所处的环境，帮助他们突破原来所处的信息基础、组织条件和行动结构，实现观念的聚集、组织目标的塑造和广泛而高效的社会动员。社会行动组织一旦完成网络空间的建构，随即可以突破各种物理性阻隔，甚至可以演化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组织。当一个拥有科技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创建网络空间后，实际上他就拥有了动员和组织数百万人的工具，这个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顶层的“权力操控”和社会动员的“权力下放”的双重效应，高效率地开拓“边疆”。未来基于“命名数据网络”（NDN）的区块链信息传输技术的发展，将会颠覆现有互联网基于TCP/IP的基础架构，不仅使得任何点对点的“无限网格网络”的构建更加容易，内容传播也将呈现出无人拥有、无须反馈的广播云端模式，从而推动新一代互联网世界更进一步去中心化，降低社会空间创造者的政治风险。
（四）“创造性破坏”现象或将上升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技术应用开启了全新的商业变局和社会生活方式变革，创造了崭新的经济形态与增长模式，但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的问题，即密集的创新竞争可能破坏原有稳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并释放出新型管治风险。2003年“非典”时的人员隔离使电子商务趁机崛起，并在后续十几年里极大地改变了消费者的生活习惯，间接地带动了第三方支付、现代物流乃至团购、外卖等一众行业的壮大，极大地重塑了经济运行环境和社会监管任务。此轮疫情的暴发，同样将对市场构成、大众消费结构和资产价格等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在新技术革命时代，技能和职业被取代的问题将影响几乎所有行业和地区，此次疫情的发展将加速这个进程。最直接的推动来自于线下配送模式的需求与变革，即无人机、无人车、机器人带来的无人配送技术将加速发展，从而可能促使技术巨头及其相关产业进行大规模裁员。当前国内技术巨头所掌控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已经为无人配送奠定了科技基础。有关利益集团可能会以此次疫情为由，加强对国家进一步开放人工智能无人配送技术和相关实验的游说，全力发展各种类型的全自动机器。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技术公司和互联网经济技术研发的跟踪，及时对无人配送等新兴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及早做好产业规划、加强引导监督，推动技术企业把稳就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
（五）颠覆性科技将催生国家安全风险
新兴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的机构具备了穿越“主权”和“组织”边界的能力，美国在监管领域的“长臂管辖”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清晰可见的超级大国的国家权力范本。与之相比较，国际技术巨头跨越主权边界的能力，无论是隐匿程度还是干预效能，都非传统国家所能比拟。新技术在某些领域的应用，以及技术巨头介入关涉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会助力提升传统国家的统治技术，但是也要注意，这是以合作意识为前提的。如果技术巨头有了颠覆某主权国家的意图，技术能力对他们来说似乎只是一个“万事俱备”的问题。技术巨头可将其掌控的量子计算设备作为加密技术，但是，其本身也是一个超级解密工具，是国家主权赖以维系制度安全的手段。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去中心化”的信息储存方式，可能颠覆政府垄断和操控新闻信息的能力，即使国家可能拥有先进的算法，也无法抵抗庞大的机构和社会力量所形成的复杂算法能力。
在传统意义上，政治学多从政权颠覆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今天应更多地从制度安全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当下出现了大量突破制度能力极限的现象和事件，这背后不可忽视的是互联网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互联网和新技术因素改变了政治运行的结构和规则，赋予更多主体挑战“组织”边界和参与“搅局”的能力，塑造了更多松散的耦合型组织形态和新型政治空间，对于那些不具备自我防备能力的政治体系而言，在国家制度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新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外部技术企业的介入，往往会大幅度增加政治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从制度效能的角度理解政治安全，需要针对市场和社会的开放系统建立必要的风险假设和预警能力，需要对单中心的理性化组织进行技术改造，改善现有治理体系的容错能力和可逆性能力，同时增强同更广泛的新技术力量的利益和风险共享的机制。
颠覆性科技的加速发展还会进一步催生新型的国家安全风险。《技术与国家安全：维护美国边界》（Technology and National Security：Maintaining America’s Edge）这部新著讨论了四种新兴技术对于未来国家安全的影响，它们分别是生物技术、小型卫星、量子计算机和认知科学。以小型卫星为例，由全球技术巨头参与的商业卫星以及外太空的民营化，不仅意味着大国在国家情报方面失去了主导优势，而且传统国家不再垄断地球表面的详细图像，同时越来越多的技术巨头所掌控的活跃航天器和轨道非活动物体进入外太空。
（六）新技术因素将为国际政治增添变数
新技术因素对广义的国际政治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跨越主权的技术巨头不仅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交易创造了条件，而且使次主权的结构和行为主体被加速赋能，正如新保守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相互冲突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统治模式会相互纠缠，一方面会破坏原有的相处方式和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又会强化某种全新的全球宪兵式的新结构。“共济会”在过去可能是一个传说，未来可能会一点点演化成一个个国际行动，且由于借助新兴技术所带来的低成本的组织化，会形成某种“自我崇高”，又进一步发展成主动的行为，并强化更为保守的政治价值。
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新兴技术的应用在带来潜在治理风险的同时，对于民主的发展也蕴含着一些契机。例如命名数据网络NDN（Named Data Networking）的兴起，将克服传统的内容分发网络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模式的限制，将使网络内容分发民主化，这一技术的核心思想是摒弃传统网络将内容位置数字化的寻址方式（例如IP地址），采用内容名字来代替地址，使得传输与位置无关，命名数据成为网络的主体，只要使用数字签名技术就可以验证内容的准确性。显然，这样的技术发展在选举、传播等领域如果运用得当，就可能会优化大众民主的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