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治理契机

新技术企业的广泛参与，在经济社会层面必将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对经济社会的长期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转型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21世纪的重大时代潮流，推动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呈指数式增长和生产形态的颠覆性变革，这体现在劳动对象由物质资料变为海量数据，生产工具由机器系统变为信息物理体系，劳动者由产业工人变为数字劳工，社会结合方式从“流水线”“格子间”变为“在线零工”。本书第五章作者张源指出，上述事实挑战了我们对于社会生产力性质的界定、对于替代劳动的认识，以及对于如何更好地赋能劳动者的预期。她进而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指出，历次科技革命与社会发展都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当下应当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发挥制度优势，努力推动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有效运用，借势推进经济领域落实社会主义诸理念的系统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时俱进，进而推动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

2020年6月，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GSMA万物生晖大会上评论了当前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他认为，这一进程呈现出“五纵三横”的新特征，其中“五纵”是指当前信息技术向经济社会加速渗透的五个典型场景，包括基础设施数字化、社会治理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工作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数字化；“三横”是指当前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三大共性需求，包括线上化、智能化、云化。基于这样一种经济发展的现实阶段性特征和事实，本书第六章作者鄢一龙发挥了充分的理论想象力，他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为更好地实现“新计划经济”提供了条件，以互联网平台型经济为例，它的发展表露了资本的社会性本质，新技术环境下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已经实现了单一的微观组织联合的程度，达到了实现更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宏观经济条件的规模，而当前这种平台型经济的所有制性质却仍然是私人占有的。鄢一龙提出，这一历史阶段及其经济现象，无疑把社会化的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推至空前尖锐的程度，他发现，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深度应用和发展，本身就蕴含着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的“钥匙”。换言之，新技术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和期许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

（二）数字驱动的社会治理转型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会治理生态”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实现社会高效治理的重要举措。201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战略，要求提高社会治理能力；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推动智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强化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力，首次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增列出来，将数据、科技放在同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进一步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机制。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相较于传统社会治理将具备新的优势。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来看，在新技术环境下，海量的数据正在成为支撑各类数字技术应用的“燃油”，数字化技术成为数字化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的重要工具。数字化治理需要提高对数据更全面、多元、高效的掌握与运用能力，利用数字“新基建”构建平台化、社会化新型数据治理组织，提高基于大数据集成和大数据分析的高效、协同、精准治理效能。通过云平台和区块链等数字化共享与融合技术构建政府“数字中台”，推进全国各地政府数据的汇聚融合，完善政务数据的共享交换与安全保护，打通政府组织之间的数据流通闭环；通过构建数据流通规范机制，整合互联网大数据和各类政府数据，更精准地把住社情民意的脉搏，更精准地把握当前经济社会运行现状和规律，使舆论引导、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可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科技进步推动着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发展演进，伴随着大数据时代治理环境复杂化、治理诉求多元化和治理场景网络化，基于大数据构建多主体协同、信息均衡、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我们从近年来浙江等地的改革实践上看，数字技术被应用到政府管理与社会治理领域，通过数字化信息以及互联网交互，治理服务与办事流程已经趋于智能化和自动化，人工操作与维护的成本大幅降低。通过大数据互联与云平台技术，推动了社会事务一站式办理无障碍、在线服务无缝隙对接无误差、智能监管全链条对接无阻隔。通过全面采集各种互联网数据，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对社会问题与风险进行提前预测和防控，提高溯源与分析能力。

正如本书第九章作者孟天广所指出的，基于海量数据资源、数据治理思维和智能治理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已然成为治理生态优化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技术驱动力。他试图对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一个类型化和概念化的提炼。他认为，基于社会治理的实践发展，智能化社会治理强调充分运用大数据理念、资源和技术，在数据、信息、平台、协作、安全五要素联动协同机制下，形成一个囊括社会治理民情（诉求）汇聚、社会治理风险动态评估和基于知识库的诊断式的政府回应模式，这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孟天广针对区块链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区块链作为一项颠覆式的技术革新，它从技术底层解决了传统互联网所面临的“数据孤岛”“数据确权”和信任构建问题，从而重塑着大数据时代的治理结构，促使政府科层组织、政府与市场、政府社会关系发生改变，进而推动公私边界和治理价值的重构。

（三）政府组织形态与权力运行方式将加速变革

在疫情防控中，如果缺乏新技术巨头的大数据分享和远程呈现能力，那么各级政府将难以保证疫情的精准防控以及物资供应链的运转，政府系统甚至难以有效发挥大规模快速行动能力。相较于传统行政组织，新技术企业具备更显著的组织优势和更强大的技术优势，承担信息收集和低级别传送功能的是百度和新浪，而承担行业的大规模运行能力及数据叠加功能的是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后者积累了强大的新技术行政能力。在疫情防控中，如果缺乏新技术巨头的大数据分享和远程呈现能力，那么各级政府将难以保证疫情的精准防控以及物资供应链的运转，政府系统甚至难以发挥有效的大规模快速行动的能力。

因此，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全过程，可视为我国政府融合新技术力量和更高效的组织方式、开展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一次实践演练，未来政府组织形态和行政权力运行方式也将因此而加速变革。然而在这一趋势下，既有必要适时进行政府治理与新技术企业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与相关规划，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政治管理和公共治理的制度规则，加速推进数字化政府建设，构筑新技术企业参与的全新公共治理架构和更高效率的协同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