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超级权力

中国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创新应用的大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出行等大型新技术公司以极快的速度登上经济社会舞台。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大的“独角兽”新技术企业群体，发展中的小型科技公司和创业组织等，无论其数量规模还是潜在技术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屈指可数的，融资源源不断，创新披荆斩棘。中国社会不仅是新技术企业成长的乐土，也是自身的国家治理受新技术因素影响范围较广、程度较深的国家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技术企业的加速崛起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在行政和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但改变了传统国家行政主体权力运行的环境，而且重塑了公共行政和国家治理的条件和资源，在许多重要领域，新技术企业凭借其强大的技术能力和无可匹敌的社会功能，正在加速介入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2020年初以来，随着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疫情的爆发，国内新技术企业群体空前介入疫情防控，利用大数据管理、科技算法、远程呈现等技术优势，在线索收集、远程诊疗、分布式管理、保障物资供应链良好运转、对接国际救援资源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更让世人惊叹于国内新技术企业的强大能力，以及新技术因素在危机防控和公共治理方面的巨大潜力，同时从决策者到大众也开始以更加宽容的心态接受技术企业作为广义社会管理者的角色。然而，在一般的意义上，新技术及其技术企业代表了技术革命环境下的某种超级权力，其特质决定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新技术企业的崛起具有更加复杂的面相和影响。

（一）重新定义国家的概念与理论

现代政治学有许多重要概念，但最核心的概念可能莫过于“国家”。可以说，围绕国家的概念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现代政治学的丰富体系，但是正如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条件和前提一样，“国家”的概念与理论同样拥有特定的历史前提和技术条件。本书的出发点在于向读者阐明，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技术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国家”这样一个事物。王绍光教授在本书的第一章就提出“离开了国家这个概念，几乎没法讨论现代政治学中的任何问题”。政治学中的关键概念和主要议题都与国家概念丝丝相扣。

然而，传统国家的所有概念和内涵均建立在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基础上，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建立在对由具体物质构成的暴力垄断之上，“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性权力和权威是国家权力得以实现的基础。然而，新技术革命最重要的特点是数字化，几乎所有事物本身或其特征都可被数字化、信息化，换句话说，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出现了不具物理形态、无形的暴力。不仅暴力，连同国家休戚相关的战争、疆域等概念的内涵、外延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权力本身的概念内涵随之被颠覆。

王绍光教授的分析旨在说明，伴随着概念与理论内涵的瓦解，国家这种组织形态本身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环境下可能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关于“国家垄断”的时代至少需要打个问号。本书第二章的部分分析也试图说明，20世纪以来政治学的许多理论和假设，均建基于20世纪的大工业时代，在技术革命发生后，伴随着工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原有的建基于20世纪大工业时代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和前提可能都要发生很大变化。

（二）经济发展环境与市场监管任务的重塑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商业、市场和市民文化，新技术所提供的方案，正在以加速度几何式增长的方式同广泛的社会经济生活对接，衍生出复杂的社会生产形态。在创新驱动下，平台型经济巨头加速崛起，新型的经济形态和业态呈现出去实体化、虚拟性的特点，在一个可见的时期内，大量经济行为会在一个并无清晰边界的范畴内运行。例如滴滴出行、蚂蚁金服、菜鸟物流等新型社会组织配置方式和金融资本的运行模式等，大大超前于现有的政府管制体系和政策范畴，大量创新实验得以在监管空隙间游走而免除了必要的合规成本，甚至游走于无数个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覆盖的新领域，技术巨头的“侵犯式”经济试验与政府传统监管体系的被动因循之间的攻防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为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新型经济形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更多的市场主体获得了行动能力，出现更多微观交易行为，而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则失去了更多“微观权力”，衍生出更多的信息不对称，更多的市场主体具备了参与投机和“搅局”的能力，极大地增加了政府的监管成本，政策制定者难以对变革施加影响。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极端不确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商业组织形态，传统社会主体的行动边界正在无极限地拓展，相应来说，政府管制的传统监管工具则不断萎缩。从政治学上说，这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种“行政权失效”的状态——一个我们过去没有认真考虑过的现象，即在政府能力所不及的地方产生出了新的商业组织形态和无数个体与机构的复杂交易行为。本书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某种政治安全缺失的状态，具体分析详见本书第三章，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少有的关于新技术环境下政治安全的一个崭新视角的讨论。

（三）数字化技术再造核心社会基础设施

经济社会生活都建立在不同的空间基础上，更依赖于特定的基础设施。新技术时代区别于传统社会和大工业时代的最显著标志是，经济社会运行所赖以发生的基础设施供给的主体和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基础设施未必全面解体，但是已经由主体结构降为次级结构，取而代之的是由新技术巨头掌控的数字化的新型基础设施。2016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次提出了“五新”发展战略——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其基本含义是，互联网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的加速推进将对传统生产供给、消费需求模式做出重新定义。在这个“五新”战略实施短短几年以来，我们看到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已经代表了一种新样态的发展基础设施，而其终端就掌握在几个庞大的技术巨头手中。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公司（Facebook）计划在2020年发行的数字货币“Libra”（天秤币），也是对传统经济基础设施的颠覆，尽管对现行主权国家主导的强势货币体系构成了系统性风险，乃至于各国监管机构对其提出质疑，但是由技术巨头部分分享货币发行权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从2020年初开始，国家关于加速开展“新基建”的指导思想已经十分明确，指导性文件层出不穷。“新基建”是区别于旧基建而言的，主要指涉建基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官方的定义，“新基建”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温晓君总结认为，目前国家正在开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所涵盖的领域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算力基础设施，包括与生产、生活、社会运行相关的算力中心、算法平台和算据库，如数据中心、超算中心、云计算中心、AI算法云平台、互联网云中心等；二是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包括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信息通信网络，如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三是行业应用基础设施，主要指面向行业应用场景构建的融合型基础设施，如面向智慧交通的车路协同基础设施，面向生产制造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面向广播电视领域的超高清采编播基础设施等；四是平台公益型基础设施，主要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研发、产品测试、系统验证的具有公益属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协同中心、测试平台和测试场等。^[2]

同传统基建项目中国家和政府扮演的角色相比较（例如对“铁公机”的投资），尽管政府仍然在“新基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新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企业和其他类型的技术组织在其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先导角色。在新的社会危机防控和公共治理中，“新基建”将成为实施治理的核心基础设施和治理工具，凭借技术公司提供的新型技术平台和治理工具，公共危机防控和社会治理的精准化进程将大大提速，各类智能化公共系统将投入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将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升级转型。

以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为例。新技术企业利用自身优势，不仅为疫情防控和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撑，而且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全国数亿人口的线上生活和社会平稳运行，预示着新技术巨头掌控的数字化管理能力将重塑社会基础设施。本书的案例分析部分将通过三章内容详细介绍数字化如何助力公共危机防控与社会治理，正如我们每一位公众在2020年所经历的那样，疫情期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各显神通，百度成为公众获取权威信息和知识的主要入口；科大讯飞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市地区提供了智能输入终端服务；阿里巴巴凭借着强大算力和人才基础，在病毒的全基因组检测分析方面开展研究；京东、菜鸟物流等科技公司围绕疫情物资采购、生产、物流、服务等，持续迭代上线信息化模块，发挥全球供应链和科技支撑的组织效力，广泛调动国内外运力资源。阿里健康投入巨资推动线上呈现，着力缓解线下医疗资源紧张局面；百度、美团等公司利用海量数据的实时爬取、整合和分析能力，及时对接线上用户需求；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等技术公司，向全国超过1000万家企业免费开放了在线远程办公系统。新技术巨头掌控的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意味着未来更多的公共安全问题和复杂性社会治理问题，将同技术公司休戚相关，后者将成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主体和新型的社会“稳定器”。

这个逻辑并不仅仅发生在经济社会领域，在政治和文化宣传等领域，技术巨头所提供的基础设施的意义甚至更为显著，影响更为深远。本书第二章将会系统地分析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现象：今天的政府系统似乎丧失了大规模快速动作的能力，如果缺乏新技术巨头的支持，好的和坏的政策似乎都难以被高效执行，同传统的国家权力做比较，新技术力量似乎拥有更加独特的能力和优势。信息收集和低级别传送是百度和新浪的职能，而行业的大规模运行能力及数据叠加是阿里巴巴、腾讯、滴滴出行的职能，后者积累了强大的高技术行政能力，这种能力可能会逐步向统治结构的行政体系转移，但是需要付出极高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

（四）分割政府角色和公共管理职能

在传统政治学和公共管理中，政府处于公共服务的中心，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和形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新技术公司凭借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陆续接管了大量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政府的组织形态将随之改变，许多行政部门政策执行的核心职能，将逐步被弱化甚至被加速替代。新技术在某些领域的使用，甚至已经让政府的所有公共行为和企业运营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了。在社会统计、交通、通信等公共服务领域，技术公司的产品正在替代传统的政府角色和市场主体。

今天，政府仍然是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者，但是新兴技术巨头正在分割原有的政府功能，切割那些传统政府合法性赖以生成的绩效。这也意味着传统政治体系中被认定为政府享有垄断权的诸如公共产品供给、社会意见的吸纳以及利益的整合等功能，都可能由技术巨头部分参与或完全享有。随着数字革命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未来可能有更多政府职能将被新技术方案或新技术机构革新或替代。例如，时下广受热议的区块链技术，其应用已由开始时的金融延伸至包括政府管理在内的广泛领域，未来可能为各类事务提供登记服务，包括出生、死亡、财产、学历、婚姻等证明，一切以代码形式进行的交易行为都可由区块链技术加以登记。随着这项新技术的发展，不久的将来新技术公司所掌控的动态大数据极有可能取代传统的政府人口普查。

（五）政治运行与社会组织规则的改变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新技术巨头并不满足于参与一般性的社会服务，它们凭借着强大的技术能力直接参与了政治过程，发生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看到了过往政治学从未触及的政治现象。在特朗普的总统选举中，我们看到“剑桥分析”作为一个技术公司是如何深度介入美国选举的。此外Facebook、Google、Twitter也都深度介入了政治过程，新技术公司同政治的联合已经是政治生活中的现象级事件。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揭示出，在48个国家发现了有组织的社交媒体操纵团队。一些政府机构和政党正在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垃圾新闻和虚假信息。

因互联网和新技术赋权所改变的不仅是市场领域的复杂交易、权力结构以及政府—市场关系，它对于社会“再组织化”过程的推动以及政治空间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政治空间的核心特征是组织的稳定性、国家能力或行政能力，但技术赋权使社会呈现出更复杂的组织形态和行动特征，甚至催生出一些人们尚未认识到的现象级的政治物种，对此，传统国家有时并没有有效的工具加以及时了解和管治，但技术巨头却拥有了解、掌控这一切的能力。

在2019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暴乱中，暴徒使用了Telegram、连登社区等新兴技术交流工具，使得这次运动同以往相比，去中心化的特点表现得更为显著。一方面，各种隐匿的行动主体的行为互动和运动发酵方式更为复杂多变，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力量在香港失语、失效，旧有的政治玩家和交易方式不起作用，无论是旧势力和旧的交易对象，还是新势力的发展，在政治上的影响都变得愈发不清晰，这是跟新技术的兴起发展密不可分的。那些不为我们所认识和理解的组织形式，其背后依靠的显然是强大的西方技术巨头的干预和支持。对此，本书的第四章围绕新技术应用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