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得上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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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营造哲学讨论的氛围

本节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怎样的社会环境适合讲道理。之所以谈这个话题,是因为并非所有的社会环境都对说理的人友好。

我所给出的关键词有两个,一个是“对等”,另一个是“均衡”。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各个成员在知识以及实际的经济力量方面都相对地对等与均衡,这样一个社会就更容易讲道理。

为什么对等与均衡有益于哲学讨论?

雅典的公民社会有讲道理的氛围

讲到哲学,按照大多数观点,应该是发源于古希腊的。为何是古希腊呢?原因之一是,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有一个对等、均衡的社会结构。

譬如,雅典的城邦实际上是由以几千名男性成员为核心的公民社会所组成的。根据这种制度,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要由公民大会来进行集体投票决定。因此,一个人要用论辩的方法,让大多数的公民觉得他的主张是对的,他的个人的意见才能够上升为城邦的集体意志。

在政治生活中用辩论达成目的的典型案例,便是雅典优秀的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说服他雅典同胞们的故事。

话说那时,在雅典城外,路人甲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银矿,轰动全城。关于如何用好这银矿里的银子,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便是,立马就把这钱给分了,人人发财。

然而,地米斯托克利却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就是把银子全部交给公家,然后公家用这笔钱来打造一支舰队,这样就可以收整个希腊世界各个城邦的保护费。由此从长远看,大家能够分的钱反而更多了。

请注意,地米斯托克利并不是通过下命令实现他的政治计划的,他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通过雄辩说服了雅典公民,雅典公民最后也是通过投票,通过了他的提议。

他为什么要说服其他雅典公民呢?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大家的力量是彼此均衡的。要建立一支舰队,就要去砍木头,并把木头加工成战舰,这就需要木匠;更重要的是,舰队的运作需要划桨的水兵,这些人力资源在相当程度上都有赖于普通雅典市民(虽然奴隶也能承担很多劳动,但在雅典,奴隶是不当兵的,因为他们的爱国指数不如自由民)。

对等与均衡:因利他,故利己

还有一个考虑对等和均衡的角度:我们每个人在做决策时,很可能都默默受到一种隐蔽的利己主义的支配,即以不自觉的方式,提高自身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适度。

人是一种脆弱的动物,壮不如河马,敏不如猎豹。因此,我们必须通过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才能克服个体的脆弱性,由此使得老有所养,幼有所托。因此,人际合作既有利于提升群体的德性,也有利于提升种群的繁殖适度。

合作更能提升工作效率。假设有一董事长,为人虚怀若谷,从谏如流,辩论时候从不以势压人。从表面上看来,他貌似缺乏领导权威,但恰恰是他的这种作风,能使得很多决策错误在一开始就得到暴露,由此节约整个公司运作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这最终也会对董事长自身的利益构成良性反馈。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

怎样营造平等和均衡的哲学讨论氛围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营造平等和均衡的社会氛围呢?有两个方面。

打造一个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说理、听理与评理的平台

换言之,就是要让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在一个统一的说理机制上,把他们的利益说清楚,把他们的诉求说清楚,让他们有机会说明那些支持自己主张的理由。同时,又要组织一个尽量公正的评理团,让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合理的处理。

在具有不同法制传统的国家,如何达成上述目的的具体司法实践乃是不同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听理与评理的,除了法官,还有陪审团。陪审团的成员并不是专业法律人士,而是通过抽签的方式形成的,因此,他们的见解就代表了公众当时的一般智识水平。这也就构成公众意见与法学精英意见之间的平衡。

而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往往并非是一个法官说了算。譬如,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合议庭就会对个别法官貌似有问题的裁决进行重新审查,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追求一个最大公约数。这种强调对等和平衡的法律机制,实际上就能让司法公正有更大的几率被实现。

让器物竞争倒逼说理文化的形成

一个良好的器物竞争的氛围,对说理氛围的形成也是非常有利的。这里所说的“器物”,可以小到一方砚台、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一部手机,也可以大到一架客机。

这些器物,在本质上都是某种凝固化的和物态化的论证形式。举个例子,你如果在纸上演算一道几何题,这事本来是精神样态,但该演算过程若被程序化了,并装到了手机里,该演算过程也就物态化了。所以,不同的手机软件的竞争,背后便是隐蔽的论证形式的竞争。

很显然,充分的商业竞争下,每一个技术制作者本身的文化水平和逻辑论证水平都能得到校验,这种竞争甚至可以倒逼公司内部说理文化的形成。换言之,为了应对市场竞争,一家公司的管理者就应当鼓励各级员工能够畅所欲言,鼓励他们能及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