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陷阱:你为何总被别人的坏情绪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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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最大值

星际体验,好似回到子宫

进入一个轨道空间站,比如俄罗斯的“和平号”空间站或国际空间站,局促的居住空间带来的消极情绪就被诗意和积极的情绪替代。

2016年12月2日,《巴黎人报》杂志上发表了托马斯·佩斯凯的宇航日记节选:

我在这里!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我终于登上了地球400千米外的国际空间站(ISS)。我和两位同事——美国宇航员佩吉·惠特森(Peggy Whitson)及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诺维茨基(Oleg Novitskiy),一起把航天飞机停靠在国际空间站,松了一口气。经过两天多的旅行,我终于可以走出只有2.5米长的狭窄机舱。还要承认,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空间站里一探究竟,在这里我将度过6个月的时光。当我们打开隔舱进入空间站内时,激动的情绪涌上心头,但我没有流下喜悦的泪水。我特别高兴,但还不至于流泪。就算我幸福到要流泪的程度,我也不会哭。这不是我的风格。

在佩斯凯之前,其他的法国宇航员也进入过空间站。特别是来自欧洲航天局(ESA)的宇航员米歇尔·托尼尼(Michel Tognini),他在20世纪90年代执行了两次太空飞行任务。他同意通过电子邮件和视频与我联系数月,并寄给了我这封动人的信,信中写出了他在“和平号”站期间内心深处的感受。他用自己的语言向我们毫无保留地解释了他在太空里受到的情绪传染。

1992年7月27日,我终于乘坐“联盟号”飞船进入了太空。我们一共有3人,“联盟号”是俄罗斯的一艘小型载人飞船,最多也只能载3人。指令长阿纳托利·索洛维约夫(Anatoly Solovyev)和飞行工程师谢尔盖·阿夫杰耶夫(Sergueï Avdeev)和我一同执行的名为“心大星”太空探险任务。我们的目标是进入“和平号”空间站,进行为期14天的一系列科学实验。亚历山大·维克托连科(Alexander Viktorenko)和亚历山大·卡莱利(Alexander Kaleri)两位宇航员已经在空间站里生活了6个月,等待着我们的到来。任务一结束,我将与他们一起返回地球。

情绪激动的时刻1

我独自体验到的第一个强烈的情绪,是当我贴在“联盟号”的舷窗上,看飞船与空间站“对接”。空间交会对接是指两个载人航天器连成一个整体。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联盟号”中待了两天,没怎么睡觉。想象一下,你在沙丁鱼罐头般狭窄的空间里,一个挨着一个,又是第一次进入神奇的宇宙,什么也不想错过。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可能睡得着?

对接时,我们以28 000km/h的速度向空间站靠近,同时空间站也以相同的速度移动。目标是以0.3m/s的相对速度撞向空间站的对接轴。速度很慢,以防错位。

从飞船中间的小屏幕看,空间站在离我们大概10千米的偏右上方。我透过身旁的右舷窗发现了“明暗界线”上空的“和平号”空间站,也就是正好在地球日夜接替的时刻。眼前的景象比北极的晨光或地球上的金秋时节更令人惊艳:明暗界线上空的一切都被染上了金色。此时我发现了我们将要居住的空间站,它是一个在各个方向都有天线的庞然大物,一些宇航员后来称其为“蜻蜓”。

对于《星球大战》的粉丝们来说,金色的空间站和电影里C-3PO机器人是一个颜色。空间站看起来似乎静止在太空中,因为我们在其下方以相同的速度飞行,所以不太能看到滚动的地球。金色静止的空间站似乎有种魔力。这就是我在超自然的难忘宇宙中的第一个情绪感受。

情绪激动的时刻2

发射后49小时,飞船与“和平号”空间站成功对接,我和同伴们都进入了空间站内部。我在失重状态下飘浮,就像潜水时身体完全平衡的状态。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很快就变得自然而然,让人想起了曾经有过的感受。更进一步地说,我真的相信宇航员的心理和情绪就像婴儿一样。我在“和平号”空间站里就像回到了母亲的肚子里,有种被保护着的平静感觉。母亲所有的情绪体验都会传给胎儿。如果母亲感觉愉悦积极,胎儿就会受益。在空间站里也是同样,如果集体生活气氛融洽,你就会从中受益。我们都有同样强烈的幸福感,感觉飘浮,像回归母体。在太空待了几天后,有一次我在饭桌落座前,竟然来了个原地旋转。动作是那么自然,我自己也很惊讶。

现在觉得“和平号”空间站就像一位母亲,怀中抱着我们5个宇航员。我们感觉并分享着非常积极、真实、真诚又自然的情绪,就像一种孩童的快乐。我们就像一个人,没有客套、禁忌,或限制情绪自由流动的社会规则。在太空中,所有的声音都是那样的真实,所有的情绪都是“合理”的。我们5个人有时不说话都能互相理解,我们的心脏以相同的节奏跳动,行动时步调一致。我的话可能有点儿像《治愈世界》[11],但我写下的就是当时的感觉。

情绪激动的时刻3

我们的太空飞行充满着欢乐。欢乐就写在亚历山大·维克托连科的脸上,他工作时像疯子一样唱着歌。然而他必须准备乘坐“联盟号”飞船返回,把6个月的记忆和体验打包放在“联盟号”的小行李架上(大约只能放50千克)。

大家各司其职,彼此配合,一切顺利,没有人在里面打架或争吵。好像一场排练过的失重芭蕾。吃饭时我们坐在空间站里唯一的桌子周围,用餐的每一刻都是我们像孩子一样欢笑赞叹的时刻。失重的我们在幸福的海洋里遨游。

情绪激动的时刻4

在空间站内,所有的感觉都增强了10倍,这是另一个惊喜。可能是由于太空中大脑充血,也可能是因为群体和个人的欢乐感受,或二者兼而有之。经历探险的快乐,有点儿像去过波拉波拉岛或发现南极洲处女地景致的人。每一刻体验都淋漓尽致,就像是最后一刻。

为了维持我们的感官,从而唤醒我们的一系列基本的情绪,我们需要自我满足。以嗅觉为例,我们在空间站产生了一种强烈而无法压抑的“闻味”需求,就像找松露的犬或小说《香水》里的主人公。而不幸的是空间站里面什么味道都没有。宇航员们带来了装有山脉、泥土、干草等气味的玻璃管。有时我们三四个人围在一根管子周围,就像围在水烟或大篝火边的人一样。我们吸走了玻璃管里的所有气味,鼻孔大开地闻着地球的味道。“副作用”马上显现:大家都感染了积极的情绪,快乐写在每个人的身上——放松的肌肉、会心的微笑,带着笑意的眼神和友好的拍肩……

我们的另一种感官上瘾是视觉上瘾。我带了电影《碧海蓝天》的DVD。当我们一起看时,身上都起了鸡皮疙瘩,感觉到强烈的情绪。密封的太空舱里情绪又被放大了10倍,金属隔板隔开的增压舱就像情绪的共振箱,放大着每一种情绪。

情绪激动的时刻5

我在“和平号”上的角色之一是一个带着红鼻子的“暖场”宇航员。我试图向其他人传递积极的情绪,振奋士气。比如有一天,我们拿出一套宇航服,并在上面装了狂欢节面具。然后我们连接电视信号与地面团队通信。我们稍微让图像变模糊了一些,让地面指挥人员以为我们一共有6个人,而不是5个人。大家爆笑!

甚至有时候,大家不需要我也会大笑。比如有一天,经过了一星期的飞行,我们5个人围坐在桌子旁,一个宇航员突然就吐了。我惊奇地看到呕吐物水平喷射出来(是的,我们一直在失重状态!)。大家还以为是吐火表演,只是吐出来的不是火!后面的清理工作就不那么好玩了,我们好几个人花了两个小时,才把缝隙里的呕吐物清理干净。

情绪激动的时刻6

说“再见”的时间到了。和我一起来的同伴阿纳托利和谢尔盖将继续留在“和平号”上,亚历山大·维克托连科、亚历山大·卡莱利和我乘“联盟号”飞船返回地球。我们刚走出“和平号”就进入了黑暗之中。有点儿飘浮,无线电也没有声音。随后,“联盟号”飞船里响起了谜乐队[12](我是他们的粉丝)《新世纪》专辑上的音乐,播音乐的DJ就是我的两位留在空间站的俄罗斯宇航员朋友。我眼含泪水,想象着他们在我背后微笑,想办法开玩笑逗我开心。尽管我看不到他们,但我能感觉得到他们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