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情绪，隔着光年

超人也是有情绪的

让－弗朗索瓦·卡瓦略（Jean-François Clervoy）执行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三次太空任务，其中最后一次是在1999年。他似乎很符合超人宇航员的形象，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冷静和分析力。

他向我解释说：“对于新手来说，我们的工作环境简直压力爆棚。把一般人送到那么高的地方，就是灾难，恐怖程度不亚于《女巫布莱尔》^[8]。因为有很多奇怪的声音、航天飞机里和空间站里到处都是闪着光的按钮，容易让人陷入焦虑。再加上失重、孤独，且未经训练很难在太空环境下入睡，这一切可能会变成一场噩梦……但这一切对训练有素的宇航员来说就不一样了！”

普通人和宇航员之间的差距就这样拉开了……他继续说：

“其实在宇宙中很少出现集体恐慌，因为宇航员都是训练有素的、有思想的‘机器’。我们花了成千上万个小时，考虑到了可能面临的所有情况，包括最糟糕的灾难，几乎没有不确定和存在怀疑的空间。即便是在发射时，在团结一心的团队中，我们感到自己自信得就像‘超人’。因为我们知道，地面上的工作人员都是非常聪明的人，会细心尽责地控制一切。1986年爆炸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或其他宇宙飞船坠毁的画面，不会进入我们的脑海。其实，我认为‘超人’的姿态是抵御恐惧、焦虑等消极情绪的一级防火墙。这些情绪可能会让人动弹不得。我们对宇宙飞船上的一个小螺栓都了如指掌，在模拟器中的训练也给了我们面对异常情况的底气，保护我们免受负面情绪毒害。恐惧是因为未知，如果我们未经训练就去执行任务，也会感到恐惧。”

他又思考了几秒钟，才说：

“我认为这种‘超人’姿态能把消极情绪过滤掉，把积极情绪留下来。让人在宇宙中感觉很强大，感受到喜悦、自豪、惊叹等积极情绪，这些对团队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

一扇门缓缓打开，于是宇航员可以在航行时感觉到和分享一点点积极的情绪。我不否认，在宇宙中积极情绪的传染确实存在，且非常引人注目。但我不确定焦虑和恐惧等消极的情绪是否无法穿透某些“超人”宇航员厚重不适的宇航服。

帕特里克·博德里（Patrick Baudry）含蓄地说：

“我见到过有些试飞员或宇航员，他们非常情绪化，无论是地球上还是在太空里，都需要被安慰、支持、分享或好或坏的情绪。”

宇航服能在真空和极端温度下保护宇航员，但不一定能保护他们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让我们尝试对一名执行太空任务的航天员的心理轨迹进行跟踪，按时间顺序了解其情绪的变化，以便进一步深入挖掘超人宇航员的主要特征，也看看特定的环境是否多多少少会改变其心理。

为此，我采访了让－雅克·法维尔（Jean-Jacques Favier），他是进入太空的第6个法国宇航员。1996年，也就是被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选中后的第11年，他登上了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执行STS－78任务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他与其他6名宇航员（5男1女）在太空中度过了16天21小时48分钟。作为欧洲空间局评审委员会颇具声望的委员，他同意让我们感受一下宇航员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飞行前感到恐惧。这可是罕见的曝光。

情绪，触不可及？

“经历漫长的数月的高强度训练后，宇航员们终于迎来了最后时刻。”让－雅克·法维尔描述说，此时他和其他宇航员们被置于一个“气泡”中，保护他们免受外界干扰。

“发射前15天，我们处于被隔离状态，以防身体或心理上被其他人传染。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必须完全避免他人把病毒或有害的‘波’传给我们。于是我们在一个封闭的无菌保护罩中，尽可能与外界隔离开。有时我们会在技术设备上进行模拟操作，但身边都有保镖开道，工程师在10米之外。按NASA的话来说就是，让全体宇航员处于‘不可触碰’的模式下。”

让宇航员待在与外界隔离的气泡中是将其英雄化的开始。法维尔认为：“我们的处境有点儿奇怪，第一次感觉自己就像是拍摄记者无法靠近的好莱坞明星一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人群崇拜的目光，但他们距离我们相当远，以保护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理。很快，我们和其他人之间就竖起了物理和心理的壁垒。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我们都见不到朋友亲人。”

所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走廊的墙壁上就张贴着团队中7个宇航员的照片，下面用英语写着“触不可及”，意思再清楚不过。

但宇航员们的情绪真的是触不可及吗？

发射前夜

发射前夜，宇航员可以见家人和朋友最后一面。

法维尔说：“真的就像电影《阿波罗13号》里演的那样，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家人、亲友和珍爱的人来看我们。这很重要，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为了准备完成项目，我背井离乡、远离家人，在美国待了5年。”

但见面时有点儿奇怪，就在著名的39B发射台。航天飞机就在宇航员身后，燃料仓已半满，到处都是雾气。身着蓝色连体服的宇航员们乘坐小巴士到达现场并下车。法维尔如此描述此刻：

“你们对面有100多人，其中有5~7人是你邀请来的家人、朋友。他们在一条大沟的另一边，你们之间的距离有20多米。你很难认出他们，也无法靠近。此时，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

然后你试着和他们说话，有点儿像在会客室一样。7名宇航员一个挨一个站在一边，只有喊得最大声才能被听见。

在你的对面，是那些你好几年都没见过面的家人。他们非常激动，你不知道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回应。但四目相对，一切尽在不言中。身体的动作和几乎看不清的面容，传递着情绪，让你的心中激起千层浪。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情绪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宇航员都哭了。涌出的热泪打湿了我的面颊。我们的情绪都是那样激动，想要压抑都是枉然。我还记得当时既因要离开亲友而悲伤，又因即将完成儿时的梦想而喜悦，这种情绪的摇摆很奇怪。好在这种状态很快就结束了，我也消除了不稳定情绪的感染，恢复了从容平静。”

发射日

“这是事关重大的一天，稍有不慎就会酿成灾难。”法维尔继续说，语气严肃。

其实在航天飞机发射前，一些宇航员的脑海中会闪过一些画面。比如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后73秒时爆炸，机上的7名宇航员都在该次事故中丧生。不是所有人都承认会想起这场灾难，他们会说现在航天飞机坠毁的风险几乎为零。但很多人在第一次采访结束后几天悄悄对我说，他们在发射那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时还是会想到之前的事故。理性并非总是占上风。

一个刻薄的问卷似乎让这值得庆贺的一天又蒙上了阴影：

“发射那天我们起得很早，NASA让我们做测试。气氛沉重。”法维尔对我说，“航天局让我们填写一张调查问卷，了解我们是不是交了税，说不定我们再也回不来了。在几个月前，他们还采集了我们脚掌的照片。脚趾尖的电子照片中含有脚趾表皮指纹的特征信息，如果我们和航天飞机一起燃为灰烬，电子指纹可以辨认出尸体残骸。要知道，宇航员脚上穿的是坚固防火的太空靴，脚是他们全身上下武装最严的地方。测试内容还包括填写各种奇葩的行政类表格，采集掌纹等。这些肯定会让人不时产生一些消极的想法。”

关于宇航员有个恐怖的传言，宇航员的行话里幽默地把太空舱比作“棺材”，据他们说是因为“里面空间很小，万一出了事故真可以当棺材用！”

历史上发生过的航空事故也会萦绕在宇航员脑际。1969年7月18日，距离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和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乘“鹰号”（执行“阿波罗11号”任务）登月舱在月球表面着陆的三天以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考虑到宇航员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地球的情况，命人撰写了一份悼词。悼词情真意切，引用如下：

尼克松还想到，在演讲前要先打电话给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的妻子，紧接着NASA会切断与困在月球宇航员的通信，随后将宣一位牧师为他们诵读主祷文，就像找不到尸体时的海葬一样。

想到这儿，宇航员们面对命运考验的时刻到了。法维尔叙述离太空舱还有几百米时肾上腺素飙升，激动得就像体育评论员在播报最后一个山口弯道赛段的情况。

“我们终于获准离开卡纳维拉尔角航空基地。走出封闭基地时，最后一次受到人们列队致敬的优待。所有人都穿着橘黄色的连体宇航服，手里拎着一个手提箱（宇航服的另一个温度调节系统），就像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只是银行家的西服没有这么重，也不会是这个颜色。我们走向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铝制外壳小巴士（NASA最早开始航空发射时开始沿用至今），小巴士会把我们带到火箭发射台脚下。人们经常说有些地方是有故事的，让人触景生情，这个小巴士就是典型。

人类开始征服宇宙之初，所有我心中的偶像都曾坐在这个小巴士里。从美国首位环绕地球飞行的宇航员约翰·格伦（John Glenn）开始，我们所有人脑海中都浮现出很多前辈的样子。坐在车里的前5—10分钟，整个团队都充满了特别强烈的正面情绪。大家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到处回荡着喜悦的尖叫。我已耐心等待了11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你们想象一下那种轻松的感觉吧。”

给我讲这段的时候，我能感觉法维尔又体验到了那种尘封的情绪。他连珠炮般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他当时的感受。小巴士行驶了几千米后，气氛变了。下半段路上，大家的脸色变得阴沉。

“兴奋、骄傲、惊奇变成了焦虑和压力。有经验的宇航员给需要安抚的新手一些建议。越是接近发射台，大家就越紧张，手心出汗，心跳加快，忧郁的眼神不经意间交会……是的，焦虑正在车中迅速蔓延开来。从此刻开始就再没有回头路，必须集中精力了。”

巴士到了终点，司机打开门让所有人下车。

“脚踩在发射台下的土地上让人激动不已：面前垂直耸立着的是航天飞机，下面是为助推器提供所需动力燃料的巨大外贮箱。平时模拟训练的时候，这里总是人头攒动。到了发射日，却一个人影也见不到，真让人忐忑。再加上考虑到航天飞机有爆炸的风险，而最近的营救站在5千米以外。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故障只能靠自己。无论训练时研究过多少遍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特别是‘挑战者号’的案例，一到现场情况还是不一样。此刻，我们感到害怕。”

在登上火箭顶端之前，宇航员们还要进行一个小仪式。法维尔说：

“按照惯例，我们要在发射台绕航天飞机一周，确认一切都好。认为这样做会带来好运。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在心理上能让大家团结一心，感觉到集体的力量。”

绕完圈后，宇航员们进行最后一项仪式，认为“摸航天飞机的尾部可以带来好运”。随后他们乘坐高塔里的电梯，升至80米高的平台上，进入航天飞机。

说起那天，法维尔仍然激动不已：“在那个高度，可以看到大海和发射指挥部。发射那天，天气晴朗。在平台上有3个我们熟悉的白衣工作人员。因为我们身上的装备重达40千克，无法像舞蹈演员那般灵活，很难进入航天飞机内。我们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依次进入舱内，坐在和地面垂直的座位上。”

没有一点儿声音，所有人都集中精神，耐心等待。法维尔是有效载荷专家，最后一个进入舱内，坐在靠近舱门的地方。他等了足足一个多小时，在他之前入舱的人才缓慢进入中舱，被白衣工作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

“一个画面闪过我的脑海，此情此景好像在精神病院里，医生们把精神病人捆起来，关在独立的房间里。我怀疑我们是不是都疯了！”

法维尔继续说：

“我突然发现在露天平台上只剩下我一人，这个状态持续了10多分钟。当时时间和理智都开始模糊。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为了不让大脑继续放空，我注视着远处的发射指挥部，试图在那前面的空地中找到我家人的身影。我从高处看到冒烟的航天飞机，想到我的亲人。我盯着背后的电梯一直看，脑中突然出现一句话：如果你想逃跑，现在就是最后的机会，后面可就太晚了！就像第一次蹦极的人在起跳前由于害怕，吓出一身冷汗，恐慌不已。几分钟后，我对自己说：别胡思乱想了，不要向恐慌低头！”

恐慌的情绪留在了地球上。

所有人都进入舱内坐好后，又等了一个多小时。但在这熬人的等待期内，NASA努力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好让我们忘记自己正坐在火药桶上。我们一直和指挥部保持着联系，他们让我们一会儿检查这个，一会儿检查那个……我们都是控制程序里的一部分，要知道指挥部工程师们的电脑屏幕都可以远程监控舱内的情况，并不需要通过我们来了解……

发射！

“发射！”

航天飞机在火箭的推动下即将升空。

在此阶段，因为一切都是自动的，航天员什么也不需要做，只需回忆在航天飞机出现故障时的8个逃生技巧。“我们早已熟记在心，尽管在训练时已经重复过无数次，NASA还是给我们准备了逃生步骤小卡片，即便在有压力时也不会忘记……最后一个逃生步骤让人焦虑：如果出现‘挑战者号’遇到的事故，我们要在航天飞机爆炸前跳伞。但我们很清楚，如果出现这种事故，我们连出都出不去！”

对于死亡的恐惧很快就被航天飞机升空带来的刺激取代。火箭发动机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让这几吨重的铁家伙摆脱了地球引力。超重状态下的宇航员被紧紧压在座位上。升空时宇航员的负载稍高于1g^[9]，上升的某些阶段达到3~4g，特别是各级火箭分离和燃料减少的时候。但因为宇航员身着抗荷服，超重对其身体的影响很小。法维尔告诉我们这也得益于宇航员平时的训练：

“4g环境下就开始感觉相当重了。通过在离心机里的训练，我们可以承受4g的负载并坚持几分钟，这可能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人感觉要被压碎一般，好像有两个人坐在你的胸口。”

除了超重，发射时最让法维尔惊奇的是“地球上的模拟器都不会产生振动”。

“在我们垂直的座位上，可以感觉到低频的振动。我们的座位振动并移动了几厘米，真令人震惊。从工程师的角度考虑，那是航天飞机在螺旋上升时在超重状态下变形。此时你会对自己说：但愿一切顺利！”

但和之前一样，宇航员们还没来得及焦虑，航天飞机就依次与推进器和外贮箱分离。又过了一段时间，飞行器被释放。

“升空后8分钟20秒，飞行器进入预定轨道。我们切断动力，此时处于失重状态。任务开始啦！”

失重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进入太空轨道！”

特伦斯·T.亨里克斯（Terence T. Henricks）^[10]对进入太空的法维尔和其他宇航员说道。

“发自内心的欢呼声在航天飞机内响起，欢乐的情绪蔓延开来。经过多年的等待，我们终于进入了太空轨道！指令长亨里克斯像乘务员一样对我们说，可以解开安全带了。一离开座位，我移向舱门的小舷窗，透过直径约25厘米的防紫外线过滤镜，从太空俯瞰地球。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刻。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当时在非洲上空，非洲大陆从我眼前划过。我第一次对自己说：‘伙计！这次不再是模拟器，你在真的航天飞机里！’

“最初的几分钟，体验失重状态的喜悦唤醒了我们心中沉睡的小孩。很多人开始旋转、扭腰，就像即兴而起的狂欢派对，只是少了酒和电子音乐。头一会儿朝上，一会儿朝下，手舞足蹈就像疯小孩。但要小心‘晕太空’。一半宇航员都会晕太空，甚至最有经验的宇航员也不例外。好多同伴很快就晕了！

“我知道自己不能被喜悦冲昏头，压住了自己想要尝试三周跳的冲动，保持着头在上、脚在下的姿势。从中舱到驾驶舱时，我还是像在地球模拟器训练时一样，扶着梯子移动，避免头朝下。我都没想到自己能保持这种姿势两个小时，然后没有晕太空的我就开始像其他人一样在航天飞机里游来游去。这太棒了！”

法维尔乘坐的这艘著名的航天飞机现在已不复存在。和现在宇航员驻留的国际空间站相比，它的空间非常小，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宇航员之间出现情绪摩擦的可能性。

“国际空间站非常大，增压区有效容积400立方米。即便是有6个人在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在‘私密’的舱里单独待上几个小时。这种情况极少，但还是有的。在航天飞机里，就是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在实验舱、中舱、驾驶舱和主要通道之间移动。基本就像在一个能容纳6人的房车里，只是我们当时有7个人。6男1女，整整3周都要每天24小时在一起！我们都有强烈的禁闭感。睡觉时，每个人都只有很小的一点儿地方。当然，进入太空的喜悦难以言表。但要承认，很快不方便之处就显现了出来……”

为了说明这一点，法维尔给我举了一个共用厕所的例子。

“上厕所时很难有一点儿私密性。中舱里的一个小帘子后面就是厕所，同时中舱也是我们吃饭、睡觉的地方。除了没有隔音，航天飞机里的厕所令人不适之处在于臭味很快就会在舱内弥漫。而且在开始的几天，一些人在失重状态下打完滚就呕吐。其他人一闻到呕吐物的味道胃也开始翻江倒海。恶心也是会传染的，我可算是体验过了！所以开始我们都害怕厕所被堵。要是两周都不能用厕所，那可真是灾难。这种情况在其他任务中就出现过。”

除了和“后勤”问题有关的情绪，还有宇航员互相之间的人际关系及性格有关的“社会”情绪。法维尔经历的此次太空任务相对简单、安全，团队成员比较团结，没有大的争吵。但他执行其他太空飞行任务时就出现过情绪冲突。

“当时航天员们需要解决重要的技术问题。不出几分钟，团队成员间的平静和默契就消失了，大家开始互相指责，愤怒和失望的情绪折磨着所有人，对任务的执行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再加上地球的指挥部也被卷了进来，双方隔着太空吵吵嚷嚷。”法维尔接着说。

“宇航员团队和地球指挥部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变得紧张。我们也时不时会和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有摩擦。我感觉不悦的情绪经常是自下而上的——负面情绪的源头正是地球。

“原则上来说，没有地球指挥部的同意，我们无权擅自改变操作程序。所有的程序都被严谨地写在手册上，很不灵活，就像不到17岁的青少年晚归要经过家长同意一样。地面指挥部观察、监视、追踪着宇航员的每一个动作，用遥测装置实时测量所有的指标，可以看到宇航员的一举一动，听到宇航员的一言一语。如果比时间表晚了3分多钟，指挥部就会提醒你听从命令，而你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这让人很不爽，而且还要不停地集中注意力听耳机，好像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至高无上的人物指挥发令。”

为了变成一个大人，青少年们会决定摆脱约束，反抗父母，和他们对着干。宇航员为了变成真正的太空冒险家，会违抗地面的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