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说话文本到通俗文体

明清时期，在小说话本、讲史话本等话本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白话通俗小说迅猛发展。人们开始用“小说”来指称这一类作品，如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专以“小说”指称《水浒传》等白话通俗小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105]此时，“小说”已有文体的意义。后来，“小说”的指称又从白话通俗小说泛化至包括白话、文言在内的所有通俗小说。清罗浮居士《蜃楼志序》对“小说”的界定可谓典型：“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心诚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106]

当然，明清时期，随着人们用“小说”之名来指称通俗小说，“小说”最终也确立了“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这一内涵。^[107]近代以来，“小说”的外延进一步泛化，从通俗小说延展为包括弹词宝卷、杂剧传奇等在内的多种通俗叙事文学文体，于是“小说”变成了通俗叙事文体的统称。^[108]

综上所述，“小说”本义为“小道之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小说家”列为诸子之末，良有以也。萧梁之时殷芸借用“小说”一词指称正史之外的野史传说，后世史家和学者承袭之，于是“小说”又衍生出“野史传说”的新义项。《新唐书·艺文志》将前志归属于杂史杂传的野史传说改隶小说类，“至此，‘小说’指‘正史之外的野史、传说’成为中国传统文言小说观的主体和主流”，“小说”的主体涵义从“诸子之末”变成了“史书之余”。另外，自曹魏始，“小说”还曾作为民间“说话”伎艺名称而出现于史籍之中，到宋代又成为“说话”伎艺的一个重要门类的专称，后来又用来指称该伎艺形成的文本。明清时期“小说”又变成了通俗叙事文体的统称，并确立了“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的内涵。

“小说”由诸子之末（“小道之说”）到史书之余（“野史传说”）再到通俗叙事文体（“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有历时性的演进轨迹。但同时，上述义项又共存于“小说”名下。“小说”有如此多的义项，那么这些义项的共通性在哪里呢？谭帆先生指出：“中国小说糅合‘子’、‘史’，又衍为‘通俗’一系，其中维系之逻辑不在于‘虚构’，也非全然在‘叙事’，而在于中国小说贯穿始终的‘非正统性’和‘非主流性’。”^[109]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