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的文艺演出
大约小学三年级时我们学校组织了宣传抗日的演出，高年级同学在老师的参与下表演了一出巧捉日本鬼子兵的活报剧，我扮演了剧中的一个小女孩，当时叫“文明戏”，另外我还化妆独唱了流亡三部曲中的《松花江上》，这是我第一次上台演出。读小学五年级时，县城也平静了，日本军队驻扎在蚌埠至怀远县，几年也不再向西边的蒙城、涡阳等扫荡。我的三舅父当时在蒙城县教育局任督学，有一天他坐着东洋车（后又名黄包车）到小涧小学视察，到我家看我母亲时说：“大姐，你家的几个孩子能读出书来的我看就是北辰，我有意带他到城里去读书。”于是我就到县里的黉宫小学插班读五年级，在这里我学会了更多的抗日歌曲，音乐老师还让我指挥同学们齐唱《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一个学期没读完，我左腿生疮，名筋骨瘤，回家由农民给我动了手术。刚开过刀我不能走动，我的二嫂每天照顾我，有什么活动都是她背着我，后来请木匠给我做了个夹在腋下的拐棍，我就可以拄着拐行动了，但因此我又失学了半年多。
1942年夏，三舅父通知我：设在太和县的“鲁苏豫皖战时边区中学（国立第二十一中学的前身）在蒙城招生，一旦录取，食宿和学杂费全免。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凭我家当时的经济情况，我是读不起县里的初级中学的，要想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读书，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经过与父母反复商量、哀求，父亲首先表态同意我到离家有一百八十里路的太和县去考。我的同班同学蒋德明（入洋学堂第一天与我打架的就是他）与我同去报考。离开家时，平时少言寡语的父亲对我说：出门到外乡，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知道，书要好好地念，要跟同学交朋友，不要想占人家的便宜，“做人甭想巧，想巧必有捉”；每次离开之前先要把水喝足了，尿要撒掉；还有一点你也要记住，每次将要离开的时候，你都要回头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忘了带，这叫“有钱难买回头望”。父亲当年对我的忠告、教导，使我终身受用。
背着书包和背包，一天我们走了九十里路，因为从来没一天走这么多的路，脚底起了泡，疼痛难忍，在饭店老板的建议和指导下，我把水泡挑破，第二天又走了八十里路。在太和县大沙河西岸的徐禅堂，我们考取了，被编在离县城约六里路的徐寨第三院女生班，这个班男女生共二十多人，班主任郭翔九是校长王仲廉将军的夫人，兼我们的美术课。有一次我在作业本上画静物花瓶和苹果，她批有“不用心学习”几个字，我偷偷地把“不”字抹去了，她是否发现了我不知道，反正后来她没追问过此事。她还为我们排过一出小话剧，听说她在政工队当过文艺兵（跳舞），大家尊敬她，也喜欢她。1994年春，我随安徽省黄梅戏剧院[1] 访台时总想去看看她，听在台工作的同学告诉我，郭老师夫妇都已辞世了。王仲廉兼任国立第二十一中学的校长时，军衔是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是国民党中央军的高级将领，他对沦陷区的学生非常关心，热忱教育。1943年冬学校西迁至陕西的山阳、蓝田，当我们冒险夜穿被日军封锁的平汉铁路到河南时，王仲廉校长在广场上热情地欢迎我们，讲话时激动得哽咽着说不下去。后他因战事失利，去台后被蒋介石冷落，听说只在行政院赋闲领薪，“文革”后邓小平同志访美时还曾呼吁王仲廉将军回大陆，他是安徽萧县人。
国立第二十一中在太和县时的规模相当大，分三个院在三个地方，一院在城里的山西会馆，是高中部；二院是初中和师范部，在城西的徐禅堂；三院是女生部，在徐寨。我刚去时在徐寨、徐禅堂，我从秋季班降为春季班时（因英语考试不及格降了半级到春季班）就迁到城里去了，住在关帝庙。
国立第二十一中让我大开眼界，音乐老师就有好几位，萧甦老师是位学美声的歌唱家，他唱《夜半歌声》《教我如何不想他》以及抗战歌曲时，大家都非常喜欢听。我是听曲艺、民歌小调和戏曲长大的孩子，第一次听到用这种发声方法演唱的歌曲，感到很新颖、奇特，从此对抗战歌曲更喜爱了，他还唱了我校另一位音乐老师的创作歌曲《大沙河上》（记不清具体的歌曲名称了），蛮激动人心的。我们班上的音乐老师常静平，教我们唱歌，也教我们拉二胡，他很喜欢我，还教我学指挥。当时学校每周一要全体在大操场集合升国旗，唱国歌（程懋筠作曲），我被推荐上台指挥，这使我对音乐这门艺术的兴趣更浓了。
国立第二十一中学属国民政府教育部管，当时的部长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陈立夫。1943年底学校奉命西迁，我们到“后方”的第一个教学点——河南省的镇平县五里岗，上了个把月的课之后又继续西迁。每天背着背包走八十里路左右，走了十几天我们到了陕西省的山阳小县，高中部住县城，我们初中部住在城东山区分散的农民家。上课在一座较大的庙宇里，所谓的课桌是老师带着同学们在农民的协助下自制土坯垒成的，课本因为稀缺，是两个人共用一套，做作业的本子全是买了纸自己订的。这时的生存、生活条件更差了，大米、白面是没有的，也没有食堂，每天的伙食都是分小组去领玉米制成的包谷糁，分头上山打柴，五个同学一组在农民家自己做着吃，没有菜，也吃不饱。那时的榆树已经长榆钱子了，听说榆树叶可以吃，榆钱子比榆树叶子更好吃，我们就爬树上摘取榆钱子与包谷糁掺合在一起煮了吃。
住在山村里吃不到有咸味的菜，实在是太想盐了，我们发现大榆树下卖豆腐的一对老夫妻的灶台上有“盐”，一位同学偷来了一块，大家一尝，没有咸味，这才发现，偷来的不是盐，是做豆腐用的石膏，大家愧忏之余，又偷偷地把石膏给老人送回去了。
所谓学校西迁，实际上是流亡，但同学们心里都明白，生活再艰苦，也比在沦陷区当亡国奴好。当时我的文具中最高档的，就是同学高梅萍从他家灵璧县（沦陷区）带来送给我的一支泰山牌的自来水钢笔，我做作业全用它，我的同班好友周运乾做作业也全靠它，两人爱这支钢笔如命。有一天我去井台挑水，弯腰时不慎将钢笔掉到井里，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周运乾找来几位同学，用绳索把我吊进五米左右深的井里，我终于用脚趾把我心爱的那支钢笔夹上来了。
在山阳县我们待了不到一个学期，因为这个与河南、湖北交界的山城小县交通太落后，我们又奉命向距省会西安较近的蓝田县迁移。
蓝田县在山阳县的西北方向，我们从山阳县的县城出发约二百里的路程，全要翻山越岭，几乎没见过平坦的大道，背着行囊背包走了三天才到达山青水秀的蓝田县。这里有名胜古迹水陆庵，三面环水，形似孤岛，庙宇大而雄伟，里面的雕塑多为彩色泥质，形态生动、艺术价值很高。据说不远的山上有古刹名竹林寺，非常幽静、美丽。有的同学去过，说该寺还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寺内游览时写的诗句。后来我查到了，白居易当年写的诗叫《游悟真寺》（竹林寺的原名），诗云：“房廊与台殿/高下随峰峦/拂檐虹霏微/绕栋云回旋。”“六楹排玉镜/四座敷金钿/黑夜自光明/不待灯烛燃。”
在水陆庵的一个学期是我流亡生活阶段最开心的日子，因为这时我已拥有同学房广文赠我的一支自制竹笛，他自制的京胡我也可以借来学拉，很满足。
秦腔对我的吸引力极大，男女唱腔中都把七声音阶中的第七级降低半音演唱，把7（Si）唱成♭7（降Si），我儿时是在家乡听五声音阶宫（do）商（re）角（mi）徵（Sol）羽（la）长大的，4（fa）与7（Si）很少听到，戏曲中偶能听到也是作经过音，而秦腔中的“苦音”唱腔4（fa）是经常作为骨干音出现的，特色明显，感人。晚上每有秦腔演出，我一定跑去听，它对我后来从事专业音乐工作也有一定的帮助和影响，包括后来听的眉户剧和皮影戏碗碗腔（又叫华剧）对我也有帮助。
“流亡”在河南、陕西读书的几年中，与家中的通信是断绝的。国立第二十一中一切学杂费都是免的，吃、住都由学校供给。冬季穷学生缺少棉衣，学校也发放。在水陆庵，我冬季领了一件棉大衣，零花钱是靠出发前家里给的。我西迁前家中没给我几文钱，父亲给了很多包他卖的做针线活用的针。听说由于日本人的禁运，“大后方”针是紧俏货，我每到没有零钱用了，就拿出几包卖给当地游乡的货郎。夏天穿的草鞋，都是在山阳县跟当地农民学着用龙须草打的，天冷了在龙须草里加点旧布条。日子非常艰苦，所以同学们的棉衣里都有虱子，还生疥疮，奇痒无比！老师带我们集体去了不远的临潼县，用那里含有丰富硫磺的温泉免费水疗了几天，终于治好了。但这时我又非常不幸地患了天花，除医生给我治疗外，只留一位同学周运乾陪我住，再痒也不能抓，白天我拼命地忍住，很怕留下个麻脸。晚上周运乾把我的两只手绑起来，总算万幸，脸上只留下一两个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麻子越来越不明显，三十岁与丁俊美结婚时，她也未发现我脸上有麻子。
1948年高中毕业于安徽省立宿县中学，前排右：时白林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疯狂的日本投降了，同学们的喜悦也疯狂了，可以与家人通信了，何时能返回故乡还要等学校安排。1946年的6月，教育部规定：来自各省的流亡学生可以“复员”到本省的公立中学继续求学，仍享受公费（含食宿），我通过同学帮我到安徽省教育厅代办手续，被分配到安徽省立宿县第一中学（该校只设高中）。
在省立宿县第一中学我感兴趣的课目是英文，除在学校跟吴渊水老师学习之外，还在福音堂向一位美国的牧师斯密斯学，虽不收学费，但他为了宣传基督教只教英文版的《圣经》（Holy Bible）。学了几个月也就不去学了，学英文主要是想将来当一位英语老师或从事外交工作，结果安徽大学的外语系我还是没考取——尽管在学校举办的英语演讲也同我读初中时一样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还拿了奖。
在宿县一中时，功课对我的压力不大，课余时间我喜欢读些文学作品，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初中时喜欢读鲁迅、冰心、臧克家、田汉、曹禺、梁实秋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涉猎些外国的文学作品，如高尔基、普希金、莎士比亚、果戈里等名家名著。虽然学校（二十一中）的校刊上发表过我的抗日新诗（非常之幼稚），但我最大的兴趣是音乐，这时我除了一把新买的口琴之外，还买了一把京胡，向比我高一班的杜介同学学着自拉自唱京戏《借东风》《空城计》以及反二黄，还经常向同班同学柳邦杰借二胡学拉，他有一本自己抄写的简谱二胡曲集，我也借来抄，从刘天华先生的《良宵》《安适》《空山鸟语》《光明行》，陆修棠先生的《怀乡行》到广东乐曲《步步高》《彩云追月》《饿马摇铃》等。虽然我入迷了，但技术仍属等外品。京胡拉不过杜介，二胡拉不过柳邦杰，因我是班里的“总干事”，处处都要带个头，所以在学校举办的元旦文艺晚会上，我和同学李先平合说的一段相声，比我的京胡、二胡演奏受欢迎多了。
当时，同班同学时克虔（后名方白）有一架手摇留声机，他经常把它带到宿舍来，我最喜欢听的是贺绿汀的《秋水伊人》《四季歌》《天涯歌女》等，为了不妨碍其他同学做作业，有时就躲在被子里听。虽然离学校不远的城隍庙偶尔也有戏班子来唱花鼓戏、拉魂腔，但毕竟那里太杂乱，常有妓女出没，我们学生从来不去，所以听留声机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文艺享受了。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