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抗日记忆

1954年与父亲时凤岐、五弟时恒昌（后排右）

小涧集又名小涧镇，是蒙城县的第二商业大镇，与双涧镇齐名。虽然商业较发达，但教育还是比较落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县只有一所初级中学和两所完小，都设在县城里，小涧集虽属水陆码头，但一所小学也没有。后来在集南头的涡河东岸边的倒坐观音堂内办了一所“洋学堂”，我七岁那年被送去了。为了庆祝我进“洋学堂”读书，母亲给我做了一件土布的印花蓝大褂子，这种手工染坊印制的印花布当时在农村很流行。我幼小的心灵觉得这种在农民中也多半是妇女和小孩穿的布料穿在我身上去上“洋学堂”太不合时宜，不管我怎么反对，非常固执的母亲硬是给我穿上了。我在大街上走走停停，哭着要脱掉，母亲站在门口，不许我脱，一定要让我穿这件蓝印花布的大褂子去上学。记不得是由谁搀着我慢吞吞地走向了“洋学堂”，边走边哭，父亲也站在门口，他不表任何态，只是咧着嘴笑。到了学校因为在家受了委屈，心情不好，我和另一位新来的同学打起架来，事后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我更感到委屈了，哭了好长时间。

民国时期中国的教育受日本的影响，学堂里开设了学堂乐歌课，在这里我学会了一首《可怜的秋香》，后来又学会了《中国男儿》。大约一年多后，观音堂的“洋学堂”停办了，我们都转到集北头祖神庙的小涧镇中心小学去了。打开国文课本的第一课就是印有孙中山的标准像，课文是：“这是谁？这是孙中山先生。”后来又从课文中读到：“小宝宝/小娃娃/你莫忘记九一八/敌兵对我军营轰/敌兵对我……”这说的是1931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发动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从那以后，人们都把日本人叫“日本鬼子”，或简称“鬼子”。

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的侵华战争，那时我十岁，很快他们就打到了蚌埠、怀远等地，蒙城编了一首歌，歌词是“忽听得鬼子兵来到了怀远/咱们的蒙城县有点儿危险/要想保平安/只有和他干/日本鬼子杀人、放火、真野蛮”。没有什么人教唱，简单的旋律很快就在我们学校传开了。这时的抗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在我们小涧小学里也逐渐地流行开来，是老师从县城的中、小学学会之后再回来教我们唱的。

第二年的初夏，日军的飞机轰炸了蒙城县城，燃烧了一天一夜的冲天大火，在二十多里路之外的地方也能看到。不久日军就与驻守在蒙城的国民党中央军展开了激战。虽然后来在涡河滩上还能看到被中央军打坏了的坦克躺在那里，但蒙城已被烧杀得破壁残垣，沦陷了！当时我五弟刚出生几个月，大哥于1934年就去上海当兵了，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八口人，二哥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二嫂牵着一头小毛驴，到八十多里路之外一处非常偏僻的刘集“跑日本反”去了，从此我失学了。

日本人从蒙城撤退后，还会经常对敌占区宿县到小涧等地进行扫荡、抢掠、奸淫。只要听到有人喊“鬼子来了！”大街上的人就会拼命地往乡下跑，商户、居民也立即关门、上闩。这种让人经常心惊胆战的苦难日子，一直煎熬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期间学校停办了，我先后师从镇上的戴慎五、戴文容两位先生断断续续地读了一年多的私塾。从孔夫子、孟夫子的著作中潜移默化地学到了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修养，对我后来做人有很大的益处。我的两位私塾老师在当年儒释道是一家的思想指引下都信佛，但不持斋（戒荤），他们的母亲都持斋念佛，他们有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斋公姓张，慈眉善目，身材高大，经常身背着一个黄色的布包，扛着一个四五尺长的骨铲，云游于各地的庙宇、佛堂、斋友家，宣传佛教的行善本义和因果报应等，有时还应邀在街旁摆摊讲唱“宣卷”，这种宣讲佛教故事的说唱形式是沿袭唐代寺庙中的“俗讲”，经过历代的“宝卷”衍变而来的，有时说中还偶有哼唱，这种形式让我神往。有一天老师告诉我张先生要在他家的佛堂里收几个信徒，有意者可以报名，我的二哥就信，他不吃肉，但不斋戒。征得父母的同意后，我和另外两名同学参加了晚上举行的拜佛入教仪式，按照要求，荤、腥、葱、蒜、韭菜都不准吃，每天早晚要向佛祖释迦牟尼上香、叩拜并背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从此我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的善男。直到十五岁我在太和县国立第二十一中学读书时，音乐老师常静平先生非常喜欢我，教我唱歌、指挥、拉二胡，说我持斋戒荤、腥，在学校的食堂里吃饭很不方便，影响身体发育，在他的一再劝说下，我开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