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走向文艺队伍的
因为在中学我读的是春季班，所以我高中毕业是在1948年的11月。当时适值淮海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中，仲兰村校长正站在台上为我们的毕业典礼祝词时，一枚炸弹在后院的食堂旁炸了，大家立即慌忙地往外跑，我和几位同学跑到国民党部队挖的防空洞里。天亮了解放军进城了，院子里停了一辆被打坏并烧毁的装甲车，里面还有具被烧焦了的国民党士兵的尸体在驾驶室里。我们班三十多人只剩下我们蒙城三人，寿县、凤台各一人，淮海战役尚未结束，解放军一位姓崔的营长，给我们每人一块银元，让我们先回家，之后可以到河南考解放军的军政大学。我们五人由我带领先到我家，父亲在离家四里路的岳坊小镇上开了一间杂货店，四位同学在我家住了一晚之后就各回各家了。
蒙城比宿县提早一个多月解放，我到县城打听怎样能去河南投考军政大学，当时的县委书记是卢锡球，县长是邵光，卢书记的侄子卢成铭是我原二十一中的同学，他说县里正在办青年学生学习班，我就参加了设在黉宫小学的学习班。
县里为我们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是由部队文工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这是我第一次欣赏歌剧。动人、精彩的故事让我泪流满面，特别让我神往心仪的是那美妙动听的音乐。演出结束后，我跑到乐队向他们询问乐器的名称，他们告诉我“小提琴”的名字，这种乐器我中学的化学老师有一把，他很少拉，偶尔听他在房里拉也感到很神秘，我们只知道他说那是外国乐器叫娃娃林（Violin），当我问起那有一人多高的低音乐器的名字时，演奏员告诉我那叫“贝司”（倍低音提琴），过去我见过的最大乐器是古筝，外国乐器是风琴，“贝司”给我的印象太神奇了。
1949年的2月，县青年学生学习班给我开了介绍信到蚌埠考华东大学江淮分校，录取后到凤阳县报到入校。虽然叫大学，但不分专业系、科之类，只分队，每天除了学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就是开会，听报告，学唱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地方》等。3月底学校号召组织支前工作队支援解放军渡江，宣传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本来我对蒋介石统治时期的贪污腐败，残害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就不满，还曾与时克虔一起响应南京学运的反饥饿运动，在宿县省立中闹过学潮，又觉得“华大”只是名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渡江支前工作队，为了表示参加革命的决心，把家里给我“上大学”的两块银元也捐了。
我们背着背包刚走到双墩集，捷报传来：解放军已经于4月20日渡江了，大家欢欣鼓舞，将帽子甚至背包抛向空中。我们行军到合肥，合肥当年虽是安徽的省会，但人口也不过三万来人，晚上经常电灯不亮。我们住在城内南油坊巷的一所中正中学里，据说这个学校是由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任校长开办的，除了几排整齐的平房教室，还有一个小礼堂，空地上全种上了小麦，这所学校后来成了皖北文艺干部学校和青年文工团的校址和团址，也就是今天改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安徽省徽京剧院和安徽省文化厅的宿舍所在地。
解放大军已经渡过长江了，南京也解放了，我们支前工作队就留在江浦县（该县后来划归江苏）的县委工作队了，任务有二：其一是改造村政权，当时国民党的农村政权是乡政府，下设保甲制。乡长大多数都跑到江南去了，保甲长们都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要他们“老老实实地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服务”。其二是麦子已经成熟收割，我们要进行“午征”，即农业税。中国历代的农民都要向政府完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祖规。进行时虽也遇到些麻烦，但后来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江浦县是紧连浦口的山区小县，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有的躲在山里，我们的区长就被武装的敌人杀了，杀我们区长的人也被我们捉到杀了。
我们工作队住在一户地主家，户主是位有文化的地主，他对我们很客气，但我们的队长从来不让我们与他接近，因为听说他的弟弟是国民党的团级干部。他家里有个不大的书房，除古书外，还有些鲁迅、胡适等人的书，后来经过队长同意，我把鲁迅的几本没切口的著作《野草》《热风》《华盖集》拿走了——但未经书主人的同意。这种上世纪未经切口就出售的书是鲁迅先生钟情的，他还戏称自己为“毛边党”。在这里工作期间，每逢下去改造村政权（换保长）或午征时，总有些紧张，特别是我一个人单独下去执行任务时，生怕出乱子，所以常带着一支枪（名“汉阳造”的湖北条子）和一条绳子，但晚上时间全是自己的，从“华大”出来时我带了一把京胡和一只口琴，自娱自乐，其乐无穷。静思时我又在思考如何圆我的大学梦。
1949年的8月，县委工作队的工作任务完成并结束后，我们这些来自“华大”的青年学子被分配到江浦县各部门工作。听说“华大”开始分科系专业了，我仍想读大学，不愿意被分配到县公安局工作，我找了县委的石书记，说了我的想法。石书记是位和蔼可亲的干部，他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先去合肥皖北行署报到。
到合肥报到后，我先去刚成立不久的“皖北青年文工团”找到方白，他和几位“华大”的同学都在团里，如后来的著名作家肖马（原名严敦勋）。他们告诉我，“华大”不可能办成一个什么像样的正规大学，未分专业的科系，连我们敬仰的那位校长干仲儒和黄辛白都调到合肥来了，于是我下决心进文工团。
我拿着皖北行署的介绍信到文工团报到，时任团长的江枫说要考试，让乐队的队长洪声拿了一把二胡让我演奏，我很顺利地拉完了《良宵》，又接着拉了《空山鸟语》，自我感觉良好，还未拉完，团长说不要拉了，让洪声同志给我安排住处，打地铺，还发了我一把二胡和一对碗筷，我成了一名文工团员。
1950年在话剧《红旗歌》中饰演万助理员
文工团员只有相对的专业，我和同志们一样，除了伴奏之外，还要唱歌，演戏。1950年团里排了话剧《红旗歌》，让我担任里面有个旧社会的留用人员叫万助理员，和剧中的女主角马芬姐一样，也属主要角色。在合肥演出很受欢迎，之后到芜湖、安庆等地演出了三十多场，均受好评。导演田荣同志[1] 和团长都动员我向话剧发展，但我一心地想搞音乐工作。
在文工团工作，看起来是专业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党和政府有什么工作需要，我们也和行政人员一样要去干。1950年春安庆地区有水灾，我们团就被派下去搞生产救灾。在望江县时，开始我在华阳镇的陶渔滩搞生产救灾，后来搞土改调查了，我又被任命为村长，搞起了“二五减租”工作。1951年，我们团在颍上县润河集治淮工地一开始是进行文艺演出工作，后来我又被派到一个民工中队任指导员工作，白天和拉板车的民工们一起拉大土，晚上为他们读报，是“万金油”干部。
1951年的8月，文工团的领导终于决定派送我到上海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学习理论作曲专业。第二年该校就奉命改为现名：上海音乐学院。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