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内容和框架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聊斋志异》三个篇目较多的英文选译本，分别是1880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选译本、2006年英国汉学家闵福德的选译本和2007年由中国翻译家黄友义等翻译的选译本。研究的主要思路是在译者风格研究范式由规范转向描述的背景下，借助语料库翻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建立小型《聊斋》原文以及三个英译本的单语语料库，依靠语料库统计软件获得关于每个译本基本数据和特殊用法的数据。然后，本书将会分别选择翟理斯译本和闵福德译本进行译者风格历时研究，选择闵福德译本和黄友义等的译本进行译者风格共时研究，调查译者在译本各个层面表现的风格，并尝试解释这些风格产生的原因。本书中对译者风格的研究重点不再是传统翻译观视域下试图考察译者在多大程度上忠实地再现了源语文本和原作者的风格，而是希望通过定量与定性的分析最大限度地描述不同译者通过译本表现在语言层面和通过译本选择、翻译策略选取等表现在非语言层面上的典型表达方式，展现译者的“声音”或者“痕迹”，研究译者风格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彰显；通过译者风格在历时译本和共时译本中的体现，也可以探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翻译规范对译者风格的影响。

第1章绪论简述人类翻译活动的历史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的背景与当代翻译理论的多元发展，在此基础上简要就选题缘起和意义、研究内容和框架、研究方法和目标以及本书研究的创新点等四大方面进行阐述，是为本书的开篇。

第2章对研究的焦点问题——译者风格——进行理论追溯，指出译者风格演变发展经历了从传统译论下译者风格的隐身到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后译者风格的凸显，并将分别梳理中西方对译者风格认识演变的过程。由于翻译活动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模仿性而非创造性的活动，传统译论指导下的译者风格研究往往紧扣原作和原作者，而且对译者风格的研究往往脱离其时代背景。译界很少能将译者风格看作独立的研究课题。随着翻译研究由规范性向描写性的转变，对译者风格的研究正逐步走向更为科学也更加全面的道路。在传统译论指导下，译作应该忠实于原作，译者也应该抹杀自己的个性而尽量再现原作和原作者的风格，译者必须关注“原语风格意义的所在，以及在对原语的风格意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获得译文风格对原语风格的‘适应性’”（刘宓庆，1990: 32-35）。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后，国外译界逐渐开始关注译者和译入语文化，理论界也出现了多维和多元的视角，如多元系统理论、后殖民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等多元翻译理论，这些理论的出现都有助于翻译研究摆脱单纯的文本对照比较和研究译者步调在多大程度上与作者保持一致，从而把翻译研究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中，特别有助于重新评判一些在原来忠实意义上有争议但却享有较好的读者接受度的译作和译家。笔者认为，研究译者风格的重大突破来源于翻译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当代译学的发展也给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多元空间。特别需要指出，语料库翻译学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契合了描述性译学研究的精神，可以提供理论和方法客观、科学地描述翻译的最终成品，这种更为科学和宏观的研究方法可以和传统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更好地应用在文学翻译研究和译者风格研究中。

第3章主要讨论自建《聊斋》翻译语料库的技术问题和宏观应用方法。首先，著者将会简述建库的原则和具体步骤；其次，在此基础上，着重介绍这一特殊用途语料库中三个重要子库的基本情况，因为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研究译者风格的成因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著者将会讨论实证研究的主要框架和研究的前期假设。这一章的意义在于承前启后，既是语料库翻译学视域下译者风格研究讨论的延续，也是基于语料库实证研究的基础奠定。

第4、5章是本书中基于小型自建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本书主要围绕《聊斋志异》小型英译语料库的建设和译本风格的历时和共时研究展开不同层面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探讨。第四章著者选择翟理斯译本和闵福德译本进行译者风格的历时性研究。两译本在出版时间上跨度逾百年，虽然译者都属于文化输出国译者且都是著名的英国汉学家，但由于百年的时代变迁，译本在语言和非语言层面上都能体现出鲜明的译者风格。首先，对这两个译本的历时性研究，可以从语言层面上利用统计分析得到它们的类符形符比、词频、平均句长、具体词语和句式结构的使用频率的数据，比较两译本在词汇密度、平均句长以及具体词语和句式结构使用方面的不同与特色，对两位译者在语言层面上表现的翻译风格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其次，通过对译序、注释、后记等附加文本形式的研究，试图证明译作绝不是对原作的透明再现，而是具有多重、分散、混杂和复调性质的双重文本，译者在语言和非语言层面的个性处理都表明了译作中有两种不协调的声音同时存在（王克非，2008: 9-14）。在第5章中，著者选取出版年份非常接近的闵福德译本和黄友义等的译本展开《聊斋志异》英译本的共时性研究。因为产生于同一时代，研究这两个译本时可以忽略时代变迁引起的译者风格差异，而着重研究由于译者文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译者风格差异。黄友义等的《聊斋志异选》隶属于《大中华文库》，因此具有明确的翻译目标和指导原则，有利于我们研究翻译目的和译者对译本的操控。这一部分的基本研究方法延续前一章而在个别部分加入了共时研究的特性。本书同样利用语料统计工具先对这两个共时译本展开语言层面上的统计研究，继而研究译者在非语言层面上处理的异同，并且试图分析不同译者风格产生的原因。

在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初步完成的基础上，第6章将会利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调研目标读者对于《聊斋》三个译本的反应和接受。其目的在于讨论不同译者风格对原作在译入语社会和文化中传播的影响，希望以英译《聊斋志异》为例给中国典籍英译在海外的传播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启发。调查研究的可行性在于，首先，《聊斋志异》在海外传播已有一定基础，普通英语读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其中的一些经典篇目，便于搜集读者反应数据；其次，《聊斋志异选》属于《大中华文库》，了解读者对译本的接受情况有利于更好地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战略，传播中国经典的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目标是提出译者风格的可变性，译者风格必须适应时代特征和宣扬民族特色价值，对中国译者来说，须具备全球视野、关注西方文化，译者不应该与原作风格和原作者亦步亦趋、在译作中“隐身”，译者形成鲜明风格也有利于中国典籍英译摆脱“自产自销”式的命运而真正走出国门。这一部分还继续讨论了读者期待、文化传播策略和译者风格之间的互动，通过理论层面并结合翻译史上的具体案例，著者提出译者对预期读者期待视野的考虑和译者先于译本形成之前确定的文化传播策略都会对源文本层面的译者风格产生影响，即译者有意识地在译语中寻找与原语对应的模式，《聊斋志异》英译本的历时和共时研究中关于源文本型译者风格的分析结果也为这种论断提供了可靠的论据。最后，基于上述对影响译者风格的重要因素归纳的基础上，著者认为，在全球本土化浪潮势头汹涌的宏观环境下，处于文化传播弱势地位的国家可以凭借翻译这个有力的工具提高本国文化和文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而善用翻译这个工具当前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就是因地因时地选择合适的译者和翻译模式，推出主流国家读者普遍接受的译者风格译本。

最后，在结论部分，一方面总结本书所解决的三大核心问题及其理论贡献，即对译者风格研究体系的贡献、对《聊斋志异》英译研究的启发和译者风格研究对中国文化推广策略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梳理以上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基础上，著者指出本书的局限性和展望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