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选题缘起和意义

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简称《聊斋》，又名《鬼狐传》，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瑰宝。如果说《红楼梦》代表了中国白话章回小说的高峰，那么《聊斋志异》就是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顶峰之作。《聊斋志异》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郭沫若评价《聊斋志异》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副对联被公认为是对《聊斋志异》比较公正的评价。老舍评价这部作品为“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鲁迅先生也曾指出：“《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毋庸置疑，《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特殊地位，而此只是作者对《聊斋》研究产生兴趣的一个起点，选择《聊斋》及其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虽然《聊斋志异》在中国脍炙人口，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根据它衍生出来的各种作品如改写的通俗读物、电视剧和电影等很多，然而这些改编多侧重在鬼怪传奇故事上，从很大程度上窄化了这部著作的价值，也掩盖了原作真正的精神。我们不应该把《聊斋》仅仅当作一部猎奇小说来读，如果细细品味并体会其精髓，可以对《聊斋》的理解有进一步的升华。一方面，读者可以从《聊斋》里一探作者高超的语言艺术风格。它虽然是一部文言小说，却克服了一般文言文都有的晦涩难懂的问题。蒲松龄继承了文言文的精练、简洁、准确、生动等优良传统，又从民间口语中提炼出大量具有鲜明个性化特征、活泼诙谐又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文白结合，骈散相间，又大量使用成语、典故、俚语和民间谚语，这些特点使这部作品既能深入寻常百姓，又深得文人厚爱。另一方面，《聊斋》是一部惩恶扬善的力作。蒲松龄在《聊斋》中既抒发了对美的向往，塑造了一系列如《婴宁》《莲香》《聂小倩》《阿宝》《娇娜》等至情至美的形象，又借《考城隍》《促织》《画皮》《席方平》等揭露各种丑恶现象以针砭时弊，研究《聊斋》如何以梦幻之笔、用超现实的手法揭示各种现实问题，可以让我们不是单纯把《聊斋》解读为一部记录妖鬼狐仙的肤浅作品，而是透过故事情节来把握故事的寓意。因而，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深刻的精神实质都是我们在《聊斋》中可以品读到的。

其次，《聊斋志异》在海外久负盛名，受到了广泛欢迎。据现有资料统计，自1784年《聊斋》被译成日文开始，《聊斋》逐渐有英、法、德、意、俄、西、荷、比、日、韩等20多个外文译本，作为“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拥有外文译文的语种最多”（文军、冯丹丹，2011: 73）。在英语世界，《聊斋志异》迄今为止已有20多个译本，全部为节译本、编译本或者转译本，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全译本。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和志怪小说的巅峰，这部清代学者蒲松龄的呕心沥血之作约有490多则故事，故事数量众多，加之《聊斋志异》的语言为古代文言文，客观上也造成了全译本出台的困难。在其众多选译本中，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化输入国译者译本，二为文化输出国译者译本。第一类译本中有最早且最为全面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的英文节译本，共选取164个故事，此译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译本。进入21世纪，中国的外文出版社组织了美国汉学家梅丹理和梅维恒（Denis Mair & Victor Mair）共同翻译了包含了30个故事的选译本。英国的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Group）也出版发行了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历时14年的选译本，其中包含了104个故事。第二类文化输出国译者的译本主要有1982年商务印书馆启动的《聊斋》英译项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卢允中等参与，在扩版的基础上共翻译了85个故事。1983年由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合作的选译本，包含了17个故事。此外，1988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学者莫若强、莫遵中、莫遵均翻译的选译本，1997年人民中国出版社也出版了郭林、郝光峰等译者合译的译本。迄今最全的一个文化输出国译者译本是200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聊斋志异选》，归入《大中华文库》，由黄友义等译者合译。这些译本篇幅不等、风格迥异，客观上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不同译者风格的绝好素材。

最后，虽然《聊斋志异》原著极具研究价值、《聊斋》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且热度不减，可是现有对《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不管在质量和数量上都难以和这部经典作品的地位及其译介的广度与深度相匹配。据文军、冯丹丹（2011）统计，到2011年5月，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到的与《聊斋志异》英译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共35篇，国内尚无专题研究《聊斋》英译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虽然从总括研究、译者研究、翻译策略、译文赏析、文化研究和语言学研究诸多视角研究《聊斋》英译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聊斋》英译研究从深度上还有待提高而且存在有研究的空白。第一，具体来说，英译本选择比较单一是首要问题，对《聊斋》英译本研究选择最多的是1880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译本，虽然此译本是最早也是收入篇目较多的一个译本，但是《聊斋》英译研究还应该与时俱进，应包含对当代多个新译本的研究。第二，研究中多维研究视角的缺失，现有《聊斋》英译研究主要还是从单一视角，如目的论、读者接受、文化论、多元系统等角度探讨，少有结合多种视角和多种研究手段的研究。第三，研究普遍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几乎没有借助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进行定量结合定性的研究。因此，《聊斋》英译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挖掘出更多更新的研究点。

综上所述，研究《聊斋》英译无论是从原作本身的价值、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状况，或是相关英译研究的空白和不足方面都有很大的意义。本书将以译者风格探讨为主要脉络，以《聊斋》三个主要英译本为案例，依靠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对《聊斋》三个主要英译选译本进行译者风格的研究，并期望为《聊斋》英译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