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先天不足的CIA诞生了
华盛顿是由一批自以为住在宇宙中心者所管理的小城。面积1平方英里的乔治敦则是内城，街道由石板铺成，路旁的木兰树郁郁葱葱。城中心P街3372号是一幢建于1820年的4层楼雅致房舍，屋后有一座英式庭园和一间正式的晚宴厅。威斯纳夫妇以此为家。1947年间的无数个周日夜晚，它又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美国国家安全机关所在地。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威斯纳的餐桌上成形定案。
他们也开创了乔治敦周日晚餐会的传统。主菜是酒，所有的人都乘着酒兴缅怀二战。在威斯纳长子（与威斯纳同名为弗兰克，日后登上美国外交界高峰）的眼中，周日晚餐会是个“特别重要的活动。它们不是无谓的社交活动，而是政府思考、作战、工作、对比记录、决策和达成共识的生命线”。按照英国传统，餐后女士退席，留下的男士天马行空地醉言笑谑直至深夜。每次宴请的宾客大都包括威斯纳的至交戴维·布鲁斯（即将出任驻巴黎大使的战略情报局元老）、国务卿的法律顾问奇普·波伦（未来的驻莫斯科大使）、副国务卿洛维特、未来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以及刚刚声名鹊起的克里姆林宫专家凯南。这些人自认为有能力改变人类命运，他们争论最激烈的便是应如何阻止苏联占领欧洲。斯大林已牢牢控制了巴尔干。左派游击队则在希腊山区对抗右翼王室。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粮食暴动，共产党政治人物呼吁发动全面罢工。英国在全球各地的军队和间谍逐一撤退，在地图上留下一大片空白，让苏联阵营有可乘之机。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国库空虚，无以为继。美国必须独自承担起领导西方世界的责任。
威斯纳与众宾客对凯南言听计从。他们都采纳他发自莫斯科的“长电”内容，认同他对苏联威胁的看法，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亦然。福里斯特尔是华尔街奇才，即将成为首任国防部长，他认为应以更坚定的信念对付苏联阵营。他个人不仅成为凯南的政治后台，还安插凯南住进国家战争学院的将官官邸，规定数千名军官必须研读凯南的著作。中央情报总监范登堡和凯南共商如何刺探莫斯科的原子武器工程。二战时期担任陆军参谋长的新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认定，美国必须重建外交政策，当年春天便将凯南请到国务院主持新成立的“政策计划处”（PPS）。
凯南为刚刚命名的“冷战”拟定作战计划，不到半年光景，这位并不引人注意的外交官的理念便形成3股重塑世界的力量：“杜鲁门主义”给莫斯科一个政治警告，要求它停止颠覆他国；“马歇尔计划”为美国反共势力提供全球性的堡垒；“中央情报局”则是秘密行动机关。①
全世界最大的情报机关
1947年2月，英国大使提醒代理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将在6个星期内停止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与经济援助，此后4年，希腊大约需要10亿美元的经费用于反共。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也从莫斯科传回评估报告，认为英军是唯一能让希腊不落入苏联势力范围的武力。
在美国国内，红色恐慌方兴未艾。此时，共和党首度恢复大萧条之前的优势，同时掌控参众两院。威斯康星州出身的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加州出身的尼克松众议员等人崛起，杜鲁门的声望急速滑落，二战结束至今，他的民调支持率大约掉了5成。他对斯大林和苏联的看法已经改变，现在他确信两者都是世间恶魔。
杜鲁门和艾奇逊邀来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当天报纸说他的侄子霍伊特·范登堡将军上台不过8个月，即将被解除中央情报总监的职务。）艾奇逊解释道，苏联若在希腊建立共产党滩头堡，势必会威胁到整个西欧，美国必须想办法拯救西方世界，而国会必须为此“埋单”。范登堡参议员清清嗓子，转而对杜鲁门说：“总统先生，要想达到目的，唯一的办法是发表演说，把美国人吓个半死。”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发表演讲，警告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除非美国展开海外反共行动，否则全世界都会面临浩劫。目前希腊“遭受数千名武装分子恐怖活动威胁”，美国必须投入数亿美元来稳住局势。若是没有美援，“混乱势必扩及中东全区”，欧洲各国的绝望势必加深，黑暗势必降临西方世界。他提出崭新的信条：“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应是支持自由的人民，反抗意图征服（他们）的少数武装势力或外来压力。”美国的敌人攻击任何国家，就等于攻击美国，此即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国会议员起立鼓掌。
数百万美元连同战舰、军人、枪械、弹药、汽油弹和间谍，源源不断地涌入希腊。没过多久，雅典就成为美国海外最具规模的情报据点之一。杜鲁门决定在海外从事反共活动，这是美国谍报人员从白宫接到的第一个明确指令，但他们还缺少一位有力的指挥官。范登堡将军不日即将接管空军，他在担任中央情报总监的最后几天，向数位国会议员提交秘密证词，指出国家面临前所未见的外国威胁。他说：“大洋已经缩小了，时至今日，欧洲和亚洲一如加拿大和墨西哥般毗邻美国。”有趣的是，小布什总统也在“9·11”事件之后重弹此调。
范登堡说，在二战期间，“我们不得不盲目且毫不怀疑地依赖优秀的英国情报系统”，但“美国不应该老是恭敬地恳请外国政府提供耳目（外国情报），借以了解世界”。然而，中情局总是靠外国情报机关来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地区和语言，这是不争的事实。范登堡在结语中表示，要培养专业的美国谍报干部，起码还得花上5年时间。半个世纪后，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在1997年重提这一警示，2004年离职时又说了一遍。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竟然总是落后5年。范登堡的继任者是海军少将罗斯科·希伦科特，于1947年5月1日宣誓就职，他是15个月内第三位出掌此职务者。人称“希利”的他是个角色错置的人物，不值一提。和前两任一样，他压根儿就不想当中央情报总监——“或许根本就不该让他当”，关于那个时期的中情局史如此写道。②
1947年6月27日，国会某委员会举行秘密听证会，促成当年夏末正式成立中央情报局。会上绝口不提希伦科特，反而大赞艾伦·杜勒斯，并选中这位在民间执业的律师替几位特别委员开办秘密情报研习班。
艾伦·杜勒斯具有“基督精兵进行曲”③式的“爱国”责任感。1893年他出生于纽约州沃特敦的望族，父亲是镇上长老教会牧师，外祖父和舅父当过国务卿。④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美国总统的威尔逊。艾伦·杜勒斯在一战期间是个没什么资历的外交官，大萧条时期则是华尔街律师。他在担任战情局瑞士工作站主任时，就用心建立“美国间谍大师”的声誉，共和党领导层早就把他当成远离故土的中央情报总监。至于他的胞兄约翰·杜勒斯，则担任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人，被视为影子国务卿。艾伦眼神清澈明亮，笑声爽朗，和蔼可亲中带点顽皮的狡黠。但他也是个口是心非、长年与人私通、野心勃勃的人。所幸的是，他还不至于误导国会、同僚和最高指挥官。
朗沃斯办公大楼1501室有武装警卫把守，里面的人都得宣誓保守秘密。艾伦·杜勒斯叼着烟斗，像不拘小节的校长在教导不听话的学生一般，宣称中情局应由“不求闻达的极少数精英团队领导”，局长应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兼备“丰富的经验和高深的学识”——这种人倒是跟艾伦·杜勒斯自己很像。局长的最高助理若是军人，则应“抛开原有的陆军、海军或空军军官身份，‘换上’情报机关的装束”。
杜勒斯说，美国人有“建立全世界最大情报机关的资源，编制不需太多”——几百名好手就能应付自如。他向国会议员保证：“本局的行动既不会虚浮夸张，更不能像业余侦探认为的那样，过度笼罩在神秘和玄虚中。成功的唯一条件是努力、准确的判断和常识。”
他并没有说出他真正想做的：恢复战时战情局的秘密行动。
成立新的秘密机关水到渠成。1947年7月26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国家安全法》，部署冷战新架构。《国家安全法》使空军成为独立军种，并由霍伊特·范登堡将军领导，还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作为白宫的“总机”，供总统决策参考。此外，《国家安全法》还设置国防部长一职，第一任部长福里斯特尔奉命整合美国军部。（福里斯特尔几天后写道：“这间办公室，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死老鼠坟场。”）
此外，凭着《国家安全法》简明扼要的6句话，中情局在1947年9月18日诞生了。中情局先天就具有诸多重大的缺陷。它的功能原本是要整合部院各局的情报报告，可是却从一开始就遭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强烈而无情的反对。中情局不属它们管辖，如同继子般不受重视。随后2年多里，中情局一直没有正式的章程，国会也没有划拨经费。这时，中情局总部全赖少数国会议员补贴经费才得以维持。
再者，它的隐秘性也常常和美国民主的开放性相抵触。即将出任国务卿的艾奇逊写道：“我对这个机构怀有极强烈的不祥的预感。我提醒总统，一旦设立中情局，他本人、国安会，甚至其他任何人都无从知悉它在做什么，亦无从控制它。”
《国家安全法》完全没提到海外秘密活动。它只是命令中情局对比、评估和传送情报，并执行“其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功能和任务”。这十几个字所蕴含的权力，正是2年前马格鲁德将军反复向总统谏言想保留的权限。日后，数百起重大秘密行动便是利用这个漏洞来执行的，杜鲁门连任总统期间就占81件。进行秘密行动须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授权或示意。当时的国安会成员虽包括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和军事首长，却都只是挂名，会议难得举行。即使召开，杜鲁门也很少出席。
杜鲁门参与了9月26日举行的首次会议，行事谨慎的希伦科特也出席与会。中情局法律顾问劳伦斯·休斯敦曾提醒局长，反对秘密行动的呼吁会与日俱增。⑤休斯敦指出若没有国会的同意，中情局就没有获得法律授权以执行任务。因此，希伦科特设法将中情局的海外任务控制在情报搜集以内，但他失败了。很多重大的决定都是秘密通过的，通常是在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家中的周三早餐会上拍板定案。
9月27日，凯南传给福里斯特尔一份详尽的报告，主张建立“游击战军团”。凯南认为，虽然美国人可能根本不会同意这种方法，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却是国家安全所不可或缺的”。福里斯特尔欣然同意，他俩联手启动了美国的秘密情报作业。
有组织的政治战拉开帷幕
福里斯特尔把希伦科特叫到五角大楼，讨论“当前普遍的想法就是我们的情报团完全不能胜任工作”。他说的很有道理。中情局的能力与所要执行的任务太不相称，的确让人惊愕不已。
中情局特别行动处新指挥官坦纳德·加洛韦上校是个意气风发的正牌军人，绰号“老错”，早年以骑兵军官身份在西点军校教授马术礼仪，那是他才情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时候。他的副手斯蒂芬·彭罗斯原是战情局中东部门的主管，已在灰心之余挂冠求去。彭罗斯在写给福里斯特尔的备忘录中警告，正值“政府最需要一个有效率、规模日渐扩大的专业情报机关之际，中情局却流失专业人才，又无法网罗有才能的新人”。
尽管如此，1947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情局发出第一道最高机密令，要中情局执行“秘密心理战，以期应对苏联及苏联所策动的活动”。⑥战鼓擂动，中情局于是着手打击意大利“红色分子”，以防他们在1948年4月举行的大选中夺权。
中情局告诉白宫，意大利可能变成极权的警察国家，一旦共产党赢得选举，必然会占领“这个西方文明最古老的所在地，尤其是全球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会密切关注梵蒂冈的安危”。遭无神论政府包围的梵蒂冈处于枪口之下，这种可怕的情形简直叫人不敢想象。凯南认为来场枪战也好过让共产党合法夺取政权，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则是仿效共产党搞颠覆。
从这次任务开始起步的马克·怀亚特回忆道，在国安会正式授权之前好几个星期我们早已展开行动。当然，国会始终没有同意。这次任务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在中情局总部里，我们惊惶不已，吓得半死。”马克·怀亚特这么说不无道理，“我们已经逾越了法令。”⑦
对付国际共产主义者需要很多经费。中情局罗马工作站站长詹姆斯·安格尔顿预估的经费是1 000万美元。安格尔顿从战情局时代就一直待在罗马，他告诉总部自己对意大利特勤机关渗透极深，已到了实质上由他主事的地步。他可以利用特勤机关的成员把经费传递分散出去。但经费从哪来呢？中情局仍然没有独立预算，也没有应急费用可以支持秘密工作。
福里斯特尔与好友艾伦·杜勒斯虽已央请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商人、银行家与政治人物等若干好友捐助，但经费还是不够。于是，福里斯特尔跑去找老朋友约翰·斯奈德。此人是财政部长，也是杜鲁门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说服斯奈德挪用外汇平准基金。该基金成立于大萧条时期，原意是透过短期通货交易，稳定海外美元币值，二战期间则变成从轴心国家⑧掳获战利品的收藏所。该基金从欧洲重建经费2亿美元中，挪出数百万美元转到一些有钱的美国公民（其中不乏意大利裔）银行户头，再由他们转入中情局新设立的各个政治外围组织。捐款人可在所得税申报单上的“慈善捐款”旁标注特别密码。好几百万美元转交给意大利的政治人物和梵蒂冈教廷的政治组织“天主教行动会”⑨。装满现钞的公文包在四星级的哈斯勒饭店转手。马克·怀亚特说：“我们也很想以更老练的手法进行。用黑色公文包来影响政治选举，毕竟不是很体面的事情。”但这招的确奏效：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以悬殊比分赢得选举，并组成一个将共产党排除在外的政府。基民党和中情局从此展开一段漫长的“罗曼史”。此后25年间，中情局以现金收买选票和政治人物的手段，不断在意大利和许多其他国家施展。
不过，共产党倒是在选前几个星期取得一场大胜利。他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展开一连串逮捕与处决行动，历时近5年之久。布拉格工作站长查尔斯·凯特克设法将大约30名捷克人送出边界，转往慕尼黑。这些人都是他手下特工及其家属，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捷克的情报头子。凯特克找来一辆小客车，把他塞在散热器和格子窗之间，安排偷运出境。
1948年3月5日，捷克危机爆发，柏林的美国占领区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发给五角大楼一份让人心惊胆战的电报：直觉告诉他苏联随时会发动攻击。五角大楼把电报泄露出去，华盛顿顿时一片惊恐。尽管中情局柏林基地的人员发电报再三向总统保证，没有任何苏联可能发动攻势的征兆，但没人能听进去。次日，杜鲁门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警告，苏联及其发言人扬言要制造剧变。他吁请国会同意日后习称为“马歇尔计划”的重大计划，国会立即通过。
马歇尔计划向西方世界提供数十亿美元作为战后重建的经费，并建立对抗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屏障。美国将协助19个国家（16个在欧洲，3个在亚洲）按照美国的蓝图重建文明。凯南和福里斯特尔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发起人，艾伦·杜勒斯则是法律顾问。
他们共同设计了一项秘密追加条款，赋予中情局执行政治战的功能，让中情局从该计划中挪用数百万美元。
其中的机制倒是出奇的简单。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之后，将在5年内拨出约137亿美元的经费，接受该计划援助的国家必须以本国流通货币配备等额的基金。⑩中情局可透过马歇尔计划的各个海外办事处，使用这些基金的5%（总计6.85亿美元）。
这项秘而不宣的全球洗钱计划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和亚洲大行其道，美国间谍亦然。掌管马歇尔计划东亚部门的艾伦·格里芬上校说：“我们故作不知，帮他们一点小忙，告诉他们把手伸进我们口袋里就行了。”
秘密经费是秘密行动的核心，中情局现在有了源源不绝且无从追查的现金。
1948年5月4日，凯南向二十几位任职于国务院、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官员提出最高机密报告，宣布“正式展开有组织的政治作战”，并主张成立新的秘密机关以执行全球秘密工作。凯南明确指出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和中情局秘密活动，都是反斯大林大战略中紧紧相扣的环节。
中情局从马歇尔计划挪用的经费，可支援外围阵线网络，也就是表面上由名流领衔的各种公开的委员会或咨询会。共产党在全欧各地都有外围组织，如出版社、报社、学生团体和工会。现在中情局也建立了自己的外围团体，这些组织将吸收外国特工，尤其是东欧各国的移民和俄罗斯难民。这批外国人在中情局领导下，可在欧洲自由国家成立地下政治团体。而这些团体又可以把火种传到铁幕后的“全面解放组织”。万一冷战转热，美国在各个前线阵地都有一支战斗部队。
凯南的构想立即引起注意。1948年6月18日，国安会发布密令，批准了他的多项计划。10/2号国安命令号召以秘密行动攻击全球各地的苏维埃。⑪
这支在凯南构想中执行秘密战争的攻击部队，有个极其温柔的名称：政策协调处（OPC）⑫。名字是个掩护，用来掩饰该组织的工作。它虽设在中情局之下，但因中情局局长太过软弱，处长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部长和国务卿报告。根据2003年解密的国安会报告，国务院要求政策协调处执行的是“散播谣言、贿赂、组织非共阵线”任务，福里斯特尔和五角大楼则要它搞“游击组织、地下武装、破坏和暗杀”。
应该有一个头目
最大的战场在柏林。威斯纳孜孜不倦地制定美国在柏林占领区的政策。他敦促在国务院的顶头上司，实行借引进新德国货币来颠覆苏联的策略。莫斯科方面肯定会否决这种构想，如此一来战后柏林协定的四强均势将告破裂，而新的政治动力势必会逼退俄罗斯人。
6月23日，西方列强制定新流通货币，苏联立即封锁柏林作为回应。就在美国展开空中行动对付封锁的时候，凯南待在国务院5楼门禁森严的危机处理室，面对从柏林传来的电报和电传，异常苦恼。
这一年多来，中情局柏林基地一直想取得德国占领区的红军和俄罗斯相关情报，以便追查莫斯科在核武器、喷气式战斗机、导弹和化学战方面的进展，可惜都徒劳无功。尽管如此，中情局在柏林警界和政界都有特工，更重要的是，已经有一条线打入位于东柏林卡尔斯霍尔斯特的苏联情报总部。这是波尔格的功劳，他原是匈牙利难民，转而成为中情局最出色情报官之一。波尔格有个管家，这位管家又有个哥哥在卡尔斯霍尔斯特苏联军官手下工作。咸花生之类的好东西从波尔格手中送到卡尔斯霍尔斯特，对方回送情报。波尔格的第二位特工是电传打字员，在柏林警察总局苏俄联络科任职，她姊姊是一位小队长的情妇。两人就在波尔格的公寓碰面。波尔格传回的重大情报直达白宫。他回忆道：“这带给我名誉和荣耀。我完全肯定，在柏林封锁期间，苏联不会有所行动。”中情局的报告对他的估测也一直坚信不疑：不管是苏联军方，还是他们刚扶植的东德盟友，都没有准备作战的迹象。柏林情报基地在那几个月里，很尽责地让冷战维系下去。
威斯纳却准备来场热战。他主张美国应该用坦克大炮打进柏林。他的构想遭到否决，但这种战斗精神倒是广受欢迎。
凯南坚称秘密工作不能由委员会来领导，而是需要一位由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全力支持的最高司令。他写道：“应该有一个头目。”威斯纳是福里斯特尔、马歇尔和凯南一致同意的最佳人选。
威斯纳未满40岁，外表温文有礼，年轻时颇为俊俏，如今头发开始稀疏，脸庞和身躯也因贪杯逐渐发福。他从事战时情报员和地下外交官的资历还不到3年，现在必须从头创立一个秘密机关。
赫尔姆斯注意到威斯纳散发着“热心和激情，这无疑赋予他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他对秘密行动的热衷，也将永远改变美国的世界地位。
本章注释
①凯南后来否认杜鲁门主义和中情局是出自他的“知识建构”。他在2年后说，杜鲁门主义建立在一个特殊问题的“普遍架构”上：“为求符合美援资格，其他国家必须展现该国确有共产主义威胁存在，由于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共产党少数派存在，这一理念的影响自然也极为深远。”不过，在1947年，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把杜鲁门主义视为自由势力宣言。杜鲁门演讲当天，正在布达佩斯工作的情报官员詹姆斯·麦卡格说，几个月以来，美国使节团士气“一再低落，只因我们眼看着俄罗斯人正如愿以偿地完全占有匈牙利”。巴尔干半岛乃至整个欧洲，情况也大致相同，“这绝对会成为（美苏之间的）一种竞赛，一种真正的对立”，“我们越来越沮丧”，直到杜鲁门主义宣告这一天。麦卡格说：“那天早上，我们上街终于可以抬头挺胸，我们会竭尽所能支持全球民主势力。”
“杜鲁门主义”的源头可以回溯到1946年的恐战心理。那年7月12日傍晚，第一起反苏秘密行动及第一轮作战计划成形。杜鲁门在白宫小酌几杯波本酒后，请法律顾问克利福德代替表现令他不甚满意的“中央情报新闻社”，负责汇总苏联秘密情报。克利福德因接近权力核心，显得有点晕乎，竟决定把这件差事揽在自己身上。其实，杜鲁门身边的人个个都比他有资格。克利福德说：“我没有（外交政策或国家安全方面的）背景，得边做边学。”杜鲁门并不是第一个想在白宫内另设情报机关的总统，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克利福德与杜鲁门的助理乔治·埃尔西共同起草工作内容，并在1946年9月初正式提出。他的报告主要建立在凯南的论点上，也就是美国必须假定苏联随时可能在全球任何地方发动战争。因此，美国总统必须有准备对苏展开“原子与生物战”的决心，因为“武力是（苏联掌握的）唯一语言”。美国的唯一选择是展开全球活动，以“支持和援助受苏联胁迫或危害的民主国家”。为达此目标，美国必须建立一套综合的外交政策、军事计划、经援方案和情报活动。美国必须领导西方文明国家，“共同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
中央情报总监范登堡风闻克利福德的作为后，不甘示弱，在杜鲁门委任克利福德后一个星期，命手下首席报告官勒德韦尔·蒙塔古提出苏联军事与外交政策分析报告作为对策，并在星期二之前把报告送到他桌上。蒙塔古在没有幕僚援手的情况下，独负重任，不眠不休地工作了100个小时，终于如期提出中央情报部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苏联形势分析报告。蒙塔古的结论是，莫斯科虽预见将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冲突，并努力巩固对铁幕国家的控制，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不至于兴起战争，也经不起与美国直接冲突。这是第一份有关苏联形势的评估报告，也是中情局最棘手、最难令人满意的差事之一。它和以后好几百份报告一样，大部分都没有明确的事实依据，正如肯特所谓的“评估就是做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在白宫需要黑白分明的报告之际，这份报告所描绘的却是灰色调，结果自然石沉大海。此外，这份报告还有个根本缺陷：陆军、海军和国务院仍然不肯与中央情报部门的后生小辈们分享他们的看法。
这是个重大打击。蒙塔古写道，此后4年间中央情报部门所提出的报告，始终不获杜鲁门青睐，其中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便是军方。他们习惯依靠自己的想法和预测做威胁分析，而且这种心态至今依然存在。这个惨痛教训随着时间加深：中情局唯有获得独家秘密，才能在华盛顿发挥力量。
相形之下，克利福德则拥有中央情报部门所没有的优势。他在白宫西翼有豪华的办公室，每天能和总统见上五六次面，而且可以总统之名向国务院、战争部和海军部调阅秘密文件。他和埃尔西在9月所提出的报告，形同出自参联会主席情报幕僚之手。尽管如此，报告中还是有个致命的缺陷：美国政府内没有人能准确了解苏联军力与意图。正如赫尔姆斯50年后忆述，当时最佳的情报来源就是国会图书馆。但是，克利福德没有太多束缚，他正好完成了中央情报部门应该完成的工作，准确地把握政府的想法。
②在19位中央情报总监当中，没有心理准备或不适合担任的起码有十几位，索尔斯、范登堡和希伦科特就是其中3位。希伦科特在1947年5月21日写信给多诺万：“这项任命着实令人意外，您是这一行的大师，我想请您给我一点建议，并对此发表您的看法。”
③“基督精兵进行曲”是19世纪英国教会诗歌，或称“基督精兵，前进！”，由圣公会萨拜因·巴林·古尔德博士填词，作曲家阿瑟·沙利文谱曲，曲风宛如军乐进行曲般雄壮。词中写道：“前进！基督精兵，前进如出征。”该诗歌在当时并不很流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军中开始风行起来。二战之后，人们喜爱雄壮的音乐，在教会的聚会中经常采用该诗歌。自20世纪60年代起，受到反战运动风潮的影响，这首诗歌被认为带有战争气味而渐被搁置，直至今日已不大流行了。
④艾伦·杜勒斯的舅父罗伯特·兰辛是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外祖父约翰·福斯特在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任内当国务卿。中日甲午战争后，福斯特担任李鸿章、李经方的法律顾问，负责协助执行割让台湾事宜。艾伦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负责《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的协商与内容，后来更主导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定，迫使蒋介石作出不少让步。这一家族有2人对台海局势影响甚大。
⑤休斯敦告诉希伦科特，《国家安全法》并没有赋予中情局任何从事类似秘密活动的法律权限。在该法的字里行间，国会也没有任何隐含的用意。若是国安会下令执行此类秘密行动，而中情局也向国会提出明确要求，并获得执行任务所需的授权与经费，就另当别论。可惜他这番良言直到30年后才有人理睬。
⑥何谓心理战？中情局第一批情报官员个个猜不透。是纸上谈兵吗？若以语言文字当武器，该说真话还是假话呢？中情局是该在公开贩卖民主呢？还是偷偷走私民主到苏联？心理战是指在铁幕后从事广播抑或空投传单？还是要下令展开秘密行动打击敌人士气？战略性欺敌的战术，从盟军发动攻击日（即1944年6月6日，即盟军自诺曼底登陆，反攻西欧之日）之初就一直讨论至今，仍然没能发展出一套不用武器作战的新方针。艾森豪威尔虽在欧洲司令部敦促同袍“保持心理战术”，日后成为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之父的罗伯特·麦克卢尔却发现，美国“对心理战……毫无所知……令人惊愕”。
希伦科特想找位可以突破迷障的人来担任“特别措施分部”首长，凯南和福里斯特尔都希望由艾伦·杜勒斯来担纲，最后找来战情局老手托马斯·卡萨迪，孰料芝加哥经纪人兼银行家出身的他却是个大麻烦。他想在德国设立电台和宣传品印刷厂，可没人能想出能争取民心的适当措词。他的大构想叫“终极计划”，也就是用高空气球把印有手足情谊讯息的传单送入苏联，可国务院就有人质疑何不空运米老鼠手表进苏联？
⑦“意大利行动”是中情局头25年历史中投资最大、为时最久、收获最丰的政战行动。1947年11月，行动开始之初，安格尔顿站长从罗马返美，在加洛韦的特别行动处内筹设苏联课。安格尔顿已在意大利建立相当稳定的特工网，有一部分是藉由豁免某些恶棍的战争罪行来达成的。这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思考即将来临的意大利大选，并已拟定计划，返美后就由罗马工作站的执行官雷·罗卡负责第一阶段行动。威廉·科尔比事后回想起来，觉得他的行动方案就是直接给钱，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这种做法持续25年之久。至于所谓1948年奇迹，指的是中间派获胜，而中情局可以居功不讳：选前中间偏右的基民党与梵蒂冈联手，仍然和号称有200万忠心成员的共产党平分秋色。马克·怀亚特说：“他们都是大党，新法西斯主义者已经出局，保皇党也已过气。”另外还有3个小党是共和党、自由党和社民党。中情局在3月便决定分配选票，同时支持小党与基民党候选人。
意大利行动所费不菲，虽没有正式记录，但估计在1 000万到3 000万美元之间。黑色手提包里除了装有厚厚的现钞之外，还有满满的友谊和信赖，加上一点软硬兼施……1948年意大利行动中有一则传闻，处理巴勒莫码头工人事件的3名中情局签约特工，请当地黑手党出面摆平，成功地让装有美国武器的货船逃过共产党码头工人的搜查。不过，中情局总部倒是对他们的做法很不满意。美国武器和装甲流入意大利，美国船只运来粮食，国际新闻的推波助澜强化了捷克陷落的震撼，这些都促成了意大利中间派的胜出，也使中情局与日渐腐化的意大利政治精英间的长远关系更为巩固。任职国务院和政策协调处的乔·格林回忆道，意大利“宣布他们要送美国一份礼，对终战以来至50年代初期美国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表达感激之意。他们要送一批骑马铜像竖立在华盛顿纪念桥西北端，基民党领袖阿尔契德·加斯贝利为此特地前来美国，杜鲁门总统也出席捐赠仪式。真是一场盛会”。铜马还在。
⑧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战争联盟，包括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
⑨原称“天主教行动”，1868年教皇国瓦解前夕，教皇庇护9世号召意大利教徒以“行动”保护教会的组织，故名。1902年教皇李奥13世正式改称“天主教行动会”，简称“公进会”。
⑩这种机制称为“对等基金”。马歇尔计划并非传统的经济援助，而是美国提供物资在当地销售，所得利润即存入当地开设的重建专用账户。
⑪10/2号国安命令挑战性的措词如下：
鉴于苏联及其卫星国家与共产团体采取恶毒的秘密行动，中伤并打击美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目标与活动，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为世界和平利益与美国国家安全着想，美国政府公开的外交活动须有秘密行动辅助……美国政府对那些（秘密行动的）规划与执行所需承担的责任，不会让未经授权的人士知悉。一旦曝光，美国政府亦可振振有词撇清责任。此类工作包括下列相关秘密行动：宣传、经济战；破坏、反破坏、撤退措施等预防性的直接行动；援助敌国的地下反抗组织、游击队和难民解放团体，并支持西方世界受威胁国家的本土反共行动。
凯南无疑是这项国安命令主要理念的始作俑者，他在一个时代后却颇为悔恨，表示推动政治战争是他毕生最大的错误。他认为秘密作战抵触美国传统，“过度的隐秘、口是心非与秘密阴谋，不合我们的口味”。当时的掌权者很少会这么说。当时的权贵间约定俗成的观念，显然是美国若想阻止苏联，就得有一批秘密部队。凯南撰写长达千余页的回忆录时，根本不提自己是秘密行动的始作俑者。
⑫第2章提及的“特别行动处”原先负责秘密搜集情报的工作，在1948年初期也从事秘密行动。不过要到1948年9月1日“政策协调处”成立后，中情局才算有了正式执行秘密作战的组织。然而这两个处室一直明争暗斗，直到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期间，两者才完成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