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央情报组的暴力逻辑

1945年夏天，战情局驻德国主管艾伦·杜勒斯在柏林废墟中找到一处配备齐全的大楼当新总部。他手下爱将理乍得·赫尔姆斯已在设法监视苏联人。赫尔姆斯在半个世纪后表示：“各位别忘了，最初我们一无所知。对手想干什么、他们的意图、他们的能力，我们所知道的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只要能找到一本电话簿或一张飞机场地图，就很抢手了。我们对很多国家还都懵懂无知。”赫尔姆斯欣然重返柏林，他在23岁时即以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访问了希特勒，就此一炮而红。废除战情局之举令他哑然失色。杜鲁门的命令传到柏林的那天晚上，该局的行动中心，也就是征用来的那幢泡沫酒工厂里，愤怒与烈酒齐飞。艾伦·杜勒斯构想的美国情报部门的总部没了，只有少数人员可以留驻海外。赫尔姆斯实在很难相信，任务就此戛然而止。几天后，战情局在华盛顿的总部传来电报，要他坚守岗位。

“成立中央情报部门的神圣事业”

电报发自多诺万的副手约翰·马格鲁德准将①，此人1910年就在陆军服役，是一位儒将。他坚信若无情报机关，美国要获得世界的新霸权地位只能靠碰运气，不然就得仰英国鼻息。1945年9月26日，即杜鲁门明令废除战情局6天后，马格鲁德大步走过五角大楼似乎没有尽头的长廊。时机难逢——战争部部长亨利·斯廷森本周刚辞职，他向来坚决反对成立中情局的构想。几个月前他就对多诺万说：“这在我看来极为不妥。”现在，马格鲁德要把握斯廷森离职的大好机会。

他和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共商大计，联手抵制总统的命令。麦克洛伊是多诺万的老友，在华盛顿一呼百应。

马格鲁德带着麦克洛伊的一纸命令走出五角大楼，命令中说：“为维持战情局，必须继续进行活动。”这一纸命令让成立中情局的希望起死回生。在“战略情报处”的新名称下，工作人员继续执勤。麦克洛伊接着又请主管空战事务的老朋友罗伯特·洛维特（日后出任国防部长）出任助理部长，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规划美国情报业务走向，并告知杜鲁门要有所作为。马格鲁德信心满满地告诉手下，“成立中央情报部门的神圣事业”必会获胜。

赫尔姆斯受到暂缓执行解散令的鼓舞，着手整顿涉入柏林黑市（在那里任何东西和人都可以被买卖）的军官。那时，在美军福利社用12美元买20多箱骆驼牌香烟，就可以换一部1939年的奔驰汽车。他搜罗德国科学家和间谍，希望他们能为美国服务，以避免他们的技术为苏联所用。不过，由于忙着认清新敌人的缘故，这项任务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驻扎柏林基地的23岁军官汤姆·波尔格回忆说，到了10月，“我们的主要目标显然是弄清俄罗斯人到底想干什么”。苏联正在夺取铁路并重组东德政党。最初，美国间谍所能做的不过是追查调往柏林的苏军动向，给五角大楼留下有人在紧盯红军的印象。苏联节节进逼，华盛顿却一再退让，还得设法化解驻柏林美军的反抗，这让赫尔姆斯相当愤怒。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马着手吸收德国警察与政治人物，以便在东德建立起情报网。11月，战略情报处派驻柏林的另一位23岁军官彼得·希契尔说：“我们眼睁睁看着俄罗斯人全面接管东德。”

参联会和极强势的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这才开始担心苏联会像之前的纳粹一样，先动手拿下整个欧洲，接着再向地中海东部、波斯湾、华北和朝鲜推进。举措稍有失当，就会导致不可收拾的东西方对抗。在对新战争的疑虑逐渐升起之际，美国情报圈的未来领导人物却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

一派认为，应该透过谍报活动，有耐心地慢慢搜集机密情报。另一派则倾向于搞秘密战争，也就是透过秘密行动把战场深入到敌方。通过谍报活动尝试了解世界，赫尔姆斯即属此类；通过秘密行动试图改变世界，弗兰克·威斯纳属于这一类。

威斯纳是密西西比地主富绅的风流公子，也是身着军装的帅气律师。1944年9月，威斯纳飞到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出任战情局新站长。红军和美军代表团已掌控首府，威斯纳立下军令状负责监视俄军。他和年轻有为的金·迈克尔共同策划营救遭袭击的盟军飞行员，又向布加勒斯特啤酒大王征用一幢有32个房间的宅邸。在闪闪发光的水晶灯下，美俄两国军官互敬香槟，打成一片。威斯纳是第一位与俄罗斯人把酒言欢的战情局官员——他很自豪地向总部汇报说，他已和俄罗斯情报机关建立良好关系。

殊不知，他当间谍的时间还不到1年，俄罗斯人玩这种伎俩的历史却已超过200年。他们早已在战情局内部署人员，而且很快地渗透到威斯纳的罗马尼亚盟友和特工圈子里。他们在冬至前后便已夺得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权，将数万名有德国血统的罗马尼亚人赶上火车，运送到远东集中营或让其自生自灭。威斯纳眼睁睁看着27节载满人的车厢浩浩荡荡驶出罗马尼亚。这段记忆纠缠了他一辈子，挥之不去。

威斯纳心慌意乱地回到战情局德国总部，与赫尔姆斯一起同病相怜。1945年12月两人一起飞回华盛顿。在18个小时的航程中，他们促膝相谈，却都不知道回国后美国是否还会容忍秘密情报组织存在。

“一个烦人的机构”

在华盛顿，关于美国情报机关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参联会争取建立明确由参联会主席控制的机关，海军和陆军也主张独自拥有情报机关，胡佛则希望由联邦调查局来执行全球谍报任务。不仅国务院想支配全局，就连邮政部长也想插一脚。

马格鲁德将军道出问题所在：“秘密情报活动屡屡违反法令。明白地说，这类活动必然是法外乃至非法的。”于是他很有说服力地主张应该由新的秘密机关来主管，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不宜贸然插手这些任务。

但这时几乎已没人可以填补这一空缺。马格鲁德在战略情报处的执行官比尔·昆恩上校②说道：“情报搜集活动几乎已陷入停顿。”战情局人员中6个有5个都回去重操旧业。他们认为，按照赫尔姆斯的说法，美国情报机构已时日无多，“没有深谋远虑，只是临时过渡性的安排，很明显是个粗糙的组织，过了今天没明天”。3个月内走掉近1万名工作人员，到1945年年底时只剩下1 967人。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和斯德哥尔摩工作站的人几乎全走光了。亚洲地区23个工作站关掉15个。珍珠港事变4周年那天，艾伦·杜勒斯认定杜鲁门总统已搅乱美国情报机构，于是回到纽约，在兄长约翰·杜勒斯担任合伙人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上班。威斯纳随后也回到自家在纽约的“卡特莱迪亚德”法律事务所重操旧业。

剩下的情报分析员被分派到国务院另组研究局，受到难民一样的待遇。日后组建中情局情报处的舍曼·肯特写道：“我不认为这一生有过会有比那更悲惨、更苦恼的时期。”③最有才干的人灰心绝望，纷纷回到大学或报社，空缺始终未见补足。往后数年间，美国政府都没有综合性的情报汇报。

杜鲁门全靠预算局长哈罗德·史密斯，美国的战争机器才能顺利解体，岂料机构人员解甲复员导致情报系统全盘瓦解。史密斯在战情局解散当天就提醒杜鲁门，美国有重返珍珠港事变前无知状态的危险。他担心美国情报已变得“一团糟”。1946年1月9日，白宫匆匆召开会议，杜鲁门那位脾气暴躁的军事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对总统直言不讳：“我们的情报处理方式丢人现眼。”

杜鲁门认为他已经造成混乱，决定拨乱反正，召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悉尼·索尔斯少将。后备役少将索尔斯是密苏里州出身的民主党人，靠着人寿保险和美国第一家连锁自助超市“小猪扭扭”发家致富。此人虽在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成立的战后委员会任职，专门研究未来情报走向，但没什么远大目光，一心只想尽快回圣路易市。

令他惶恐不安的是，他发觉杜鲁门打算让他当第一任中央情报总监。莱希将军在1946年1月24日的公务日志上，记录了授职时的情景：今天白宫午餐会上，只有少数参谋人员出席观礼。杜鲁门授予索尔斯少将和我黑斗篷、黑帽和木剑。紧接着，总统任命索尔斯为“斗篷与剑刺探团”团长及“中央刺探局长”。此番戏剧性表演把惊惶失措的后备役少将推出来掌管这不值一提、为时甚短的“中央情报组”。索尔斯手下约有2 000名情报官及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与卷宗。但这些人中有很多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或到底应该做些什么。索尔斯宣誓就职后，有人问他想做什么，“我想回家。”他答道。

和继他之后的每一任中央情报总监一样，索尔斯身负重任，却没有获得对等的授权。白宫没有给他指示，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总统想要什么，连总统自己也不知道。杜鲁门表示他只要每日情报摘要，以免每天早上看一大堆2英尺高的电文。④在中央情报组创始成员看来，他们的工作中只有这一点是杜鲁门瞧得上眼的。

关于该组肩负的任务，有些人的看法大不相同。马格鲁德将军坚称，白宫已默认中央情报组可从事秘密活动。话虽这样说，但书面文件上没有只言片语谈及，总统也绝口不提。因此，政府里面几乎没人承认这个新团体的合法地位。五角大楼与国务院拒绝跟索尔斯及其手下打交道。陆军、海军和联邦调查局则打从心底看不起他们。索尔斯虽继续担任总统的顾问，但这情报首长的位子却坐不满百日。他只留下一份重要的记录、一份有所诉求的绝密备忘录：“亟需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最高质量的苏联情报。”

当时美国对克里姆林宫唯一的认识，来自新任驻莫斯科大使、日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以及俄罗斯通乔治·凯南⑤。

苏联想干嘛？

史密斯出身于印第安纳州，父亲开零售店，他则从二等兵升到将军，既没有在西点军校镀金，也没有大学学历。二战期间，他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北非和欧洲的每一场战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他不苟言笑，堪称艾森豪威尔的杀手，战友同事对他又敬又畏。他事必躬亲，极尽辛劳。

有一次他出席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晚宴，宴会快结束时因出血性溃疡而昏倒。输过血后，他费尽口舌让英国医院同意他出院返回指挥官营帐。他和俄罗斯军官同甘共苦，也多次在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共商对付纳粹的联合作战计划。在法国雷姆斯山区那间被当做美军前进总部的破旧红瓦校舍里，他鄙夷地望着德军司令官，接受纳粹投降，结束欧战。1945年5月8日欧战胜利日这天，他在雷姆斯和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有了一次短短几分钟的会面。艾伦·杜勒斯患上痛风的毛病，拄着拐杖赶来见艾森豪威尔，希望能争取他的同意在柏林设置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美国情报中心。可惜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没时间接见杜勒斯，这是一个坏兆头。

1946年3月，史密斯飞抵莫斯科，准备接受大使馆代办凯南的调教。凯南已在俄罗斯待了好多年，也花了许多时间试图解读斯大林。这时苏联已经付出2 000多万人牺牲的惨痛代价，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苏联红军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许多国家，如今，克里姆林宫的阴影正逐渐笼罩在俄罗斯境外1亿多人的头上。凯南已预见苏联势必会以武力掌控占领区，他提醒白宫要有摊牌的准备。史密斯抵达莫斯科的前几天，凯南发出美国外交史上最著名的电文——一份以8 000字描述苏联偏执的“长电”。凯南的读者最初只有寥寥数人，日后却有数百万人看到这通电文，但他们似乎都只注意这行字：苏联人对理性逻辑没有反应，对“武力逻辑”却极为敏感。凯南声名鹊起，很快就变成美国政府最出色的克里姆林宫专家。凯南在多年后回忆：“我们因战时的经验而习惯前方有个大敌。这个敌人必定位于中心，而且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史密斯称赞凯南是“新任代表团团长所能找到的最佳导师”。

1946年4月一个凄冷的星夜，史密斯开着插有美国国旗的豪华轿车来到壁垒森严的克里姆林宫。一到大门口，就有好几位苏联情报官查验他的身份。车子行经古老的教堂和宫墙内塔楼底下的残破巨钟。穿着黑色长筒皮靴和红条裤子的士兵敬礼后引导他入内。他只身前来。他们领他走过长廊，穿越几道缀着深绿色皮革的巍峨大门，最后才进入宽广空旷的会议厅。将军终于和大元帅碰面。

史密斯对斯大林提出尖锐的问题：“苏联想要什么，俄罗斯到底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凝望远方，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用红笔信手涂鸦，画出几个不对称的心形和问号。他矢口否认对别的国家有野心，并谴责丘吉尔数周前在密苏里州演讲时提出“铁幕”已降临欧洲大陆的警告。

斯大林说，俄罗斯对敌人很了解。

“难道你真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结成联盟来遏制俄罗斯？”史密斯问。

“没错。”斯大林说。

将军重复问道：“俄罗斯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直盯着他说：“我们没打算走多远。”

到底会再走多远呢？没人知道。面对苏联的新威胁，美国情报机关的任务是什么？没人能确定。

杂耍学徒

1946年6月10日，霍伊特·范登堡将军成为第二任中央情报总监。他是个英俊潇洒的空军军官，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的空战战术就由他主导，如今要管理的那个不怎么出色的机构，位于“雾谷”⑥另一端能俯瞰波托马克河的小山顶上。他的指挥部就设在E街2430号战情局旧总部，旁边有一家废弃的煤气厂、一家角楼式的酿酒厂和一座溜冰场。

范登堡缺少3项基本资源：经费、权力和人员。1946至1972年间担任中央情报局法律总顾问的劳伦斯·休斯敦认为，中央情报组是法外机关，因为总统不能凭空设置具有合法地位的联邦机构。没有经过国会的同意，中央情报组自然不能合法使用经费。没钱也就意味着没权。

范登堡决意要让美国回到拥有情报业务的轨道上，于是成立“特别行动处”（OSO），又私底下向几位议员诈取1 500万美元，用于执行海外的谍报与颠覆任务。他要知道苏联驻东欧及中欧部队的一切——他们的动向、能力和意图，并训令赫尔姆斯尽快提交报告。赫尔姆斯手下有228名海外特工，负责德国、奥地利、瑞士、波兰、捷克和匈牙利情报业务，但他却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名杂耍学徒”试图让充满气的沙滩球、开了盖儿的牛奶瓶和已上膛的机关枪留在半空中。欧洲各地有“一大批政治流亡者、原情报官、前特务和各式各样的经纪人，摇身一变成了情报巨头，各自兜售按客户需要而杜撰的情报”。他旗下的间谍买到的情报花钱越多，越没有价值。他写道：“还能找到什么更生动的为一个未经深思的问题而大把撒钱的例子，我一时想不出来。”高明的骗子拼凑出来的谎言，却被当成苏联及其卫星国家的相关情报。⑦

赫尔姆斯后来认定，中央情报档案里有关苏联和东欧的情报，起码有一半纯属谎言。柏林和维也纳工作站已经成了假情报制造工厂。他手下的官员或分析师无法从虚妄中分辨出事实。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中情局在设法找出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也同样面临假情报的问题。

范登堡从上任第一天起，就被海外传回来的惊人报告吓坏了。他的每日情报摘要只能产生热度，亮度却不足。尽管谁也无法判定警讯的真假，但还是往上呈送。

快报：苏联某军官醉后高谈阔论，俄罗斯将发动无预警攻击。

快报：驻巴尔干的苏军指挥官自夸，不日将攻陷伊斯坦布尔。

快报：斯大林准备入侵土耳其，包围黑海，拿下地中海和中东。

五角大楼认定阻断苏军挺进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切断红军在罗马尼亚的补给线。参联会的高级参谋于是着手规划作战计划。

他们要范登堡准备展开冷战的第一场秘密行动。为了执行这个命令，范登堡不得不变更中央情报组的任务。1946年7月17日，他派两名助理去拜会杜鲁门总统的白宫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⑧。他们主张“中央情报组的原始概念应作变更”，让它成为一个“作战机关”。于是，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它变成了一个作战机关。同一天，范登堡亲自请战争部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悄悄拨1 0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以支持“全球情报人员”工作。他们如数拨款。

范登堡的特别行动处在罗马尼亚着手组织地下反抗军。威斯纳在布加勒斯特留下的情报网虽是衷心想与美国合作，可惜已遭苏联情报人员渗透。特别行动处驻布加勒斯特的首任站长查尔斯·霍斯勒发觉，自己已陷入“一个美国年轻军官不太有心理准备应对的社会与政治氛围”——身陷法西斯主义者、苏共、保皇党人、产业家、无政府主义者、温和派、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的“阴谋、诡计、卑鄙、表里不一、欺诈、偶发的谋杀与暗杀”之中。

范登堡命令驻布加勒斯特军事代表团的艾拉·汉密尔顿中尉和托马斯·霍尔少校，将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党组建成反抗军。霍尔原是战情局驻巴尔干的情报官，懂一点罗马尼亚语。汉密尔顿则是一句也不懂，他的向导西奥多·马纳卡泰德，是威斯纳2年前才吸纳的出色特工。马纳卡泰德原为罗马尼亚陆军情报参谋部的一名士官，目前在美国军事代表团服务，白天当翻译，晚上当间谍。马纳卡泰德带汉密尔顿和霍尔去见国家农民党的领袖，提出由美国人提供枪械、经费和情报秘密等支持。10月5日，在维也纳占领区新设的工作站，美军与中央情报组合作把罗马尼亚前外长和5名后来加入解放部队的人员迷晕，装进邮袋载到安全港口后，再偷偷运到奥地利。

苏联情报机关和罗马尼亚秘密警察不到2个星期就查出这些间谍。共产党安全部队粉碎罗马尼亚反抗军主力后，美国人和主要谍报员仓惶逃命，国家农民党的领导人则被控犯叛国罪，锒铛入狱。在公审会上，证人信誓旦旦地说马纳卡泰德、汉密尔顿和霍尔自称是美国新情报机关的探员，结果3名被告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有罪。

1946年11月20日，威斯纳翻开《纽约时报》第十版看到一篇短文报道：“受雇于美国代表团”的老特工马纳卡泰德被判处无期徒刑，“理由是他陪同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汉密尔顿中尉出席国家农民党会议”。冬末，战时替威斯纳工作的罗马尼亚人几乎全都被捕入狱或遭到杀害。他的私人秘书也自杀身亡。残暴的专政政权接管罗马尼亚，而它的崛起正是美国这次秘密行动失败所促成的。

威斯纳离开法律事务所前往华盛顿，在国务院谋得一职，负责监控柏林、维也纳、东京、汉城与的里雅斯特⑨占领区。他怀有更大的雄心。他确信美国必须学习以新的方法来作战，也就是师敌之长，以同样的技巧和同样的秘密行动与敌人抗衡。

本章注释

①马格鲁德曾于二战期间担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负责主持研究合作、中国军事情况以及物资需要等业务。他也曾将取自苏联驻华武官办公室有关黄埔军校的记录档案，加以编译并提交美国国务院，详细描述了1924～1926年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军的情形。

②昆恩上校是美军驻北非、法国与德国的第七军团情报长官，与战情局直接联系。他在华盛顿颇受非议。他把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内部消息带到海军情报局请某上将过目。这位将军答道：“你们的组织机构被共产党渗透了，我不可能相信你所提供的消息。”经过好几次类似的拒斥之后，昆恩决定找华盛顿唯一能证明他清白的联邦调查局长胡佛。他对胡佛说明来意，胡佛淡然一笑，舔舔嘴唇，说道：“你有所不知，这下我可松了口气。上校，我和多诺万拼斗多年，尤其是在南美和中美洲行动方面可以说是有他无我。”战后，联邦调查局奉命退出美墨边界里奥格兰德河以南各国的活动之后，便将情报档案付之一炬，并没有移交给中央情报部门，两局永无休止的斗争从此展开。而今昆恩来到联邦调查局求助，勾起了胡佛不少怨恨。胡佛继续说道：“我很佩服多诺万，但我肯定不会喜欢他。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冤家路窄。你要我做什么？”

“胡佛先生，简单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请您查查我的机构里是不是有共产党。”昆恩答道。

“嗯，这我们办得到，我们可以展开全国清查。”胡佛说道。

“您进行清查时，可否同时对他们进行犯罪调查？”

“没问题。”

“在决定怎么着手之前，为保证效果以及两局的最大合作，我想请您派个代表到我们机构当联络官。”

胡佛一听，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昆恩回忆道：“我知道他的想法，他可能在想，乖乖，这家伙请我直接打入他们局里。”昆恩简直是在邀请联邦调查局监视他手下的情报人员。事实上，在肆虐华盛顿达10年之久的红色恐慌开始之初，为求组织机构的生存，昆恩的确需要胡佛这一剂反共预防针。他的决定暂时强化了中央情报部门在国内的地位和名声。

1946年7月，中央情报总监范登堡任命昆恩上校掌管特别行动处，负责海外的谍报与秘密行动业务。昆恩发现新任务与自己“所经历的组织、指挥和管理原则背道而驰”。为了寻找经费，他来到国会山向几位议员索取了约1 500万美元当谍报活动经费。“我那时才知道，这些人根本不晓得我们做了些什么事。”于是，昆恩请求召开秘密会议，告诉与会议员一则扣人心弦的故事，说他们已吸收柏林一位清洁女工当间谍，夜里偷偷拍下苏联文件数据。国会议员大喜过望，昆恩也悄悄拿到了钱，让美国情报活动得以维持。

此外，他也设法网罗战情局的老将，如35年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凯西等人。不过，1946年时，凯西想在华尔街发财的心思大过为政府效命。他和战情局的一些老朋友都很担心，情报业务仍然是备受白眼的军事附属机关，被那些拘泥于一时战术需要的将领领导，他们不像老练的文官会着重战略大局。凯西致函多诺万说道，美国情报的前途受到“今天的道德与政治气氛的威胁，我认为这种气氛大部分要归咎于刚过世的三军统帅”——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凯西推荐给昆恩的名单包括汉斯·托夫特与麦克·伯克，前者在日后的朝鲜战争期间负责对中国的秘密作战任务，后者则在20世纪50年代试图把行动推进铁幕内。

③肯特在1946年写道：“从一开始高级命令就出现行政问题，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避免的。新任命、人员更迭和升迁等人事活动运转缓慢，甚至根本不动。对一些不可或缺的专才而言，政府外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他们陆续离去。由于空缺没有及时补上的缘故，士气也随之低落。”日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比尔·科尔比则写到，情报研究分析部门的学者与秘密行动部门的谍报人员离职，形成情报界两种完全不同且相互鄙视的文化。科尔比此论放诸中情局60年历史中处处皆准。

④日后出任中情局主管情报分析业务的副局长拉塞尔·杰克·史密斯回忆1946年1月中央情报组初创时，“杜鲁门每天问：‘我的报纸呢？’”在杜鲁门眼中，中央情报组唯一要紧的活动就是提供“每日简报”。他的前辈肯特则在1949年写道，中情局应该努力让自己变成“都会型大报”，加上“一小批彬彬有礼和高智商业务员”来“推销产品”，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总统简报，也就是习称的“每日简报”。由专人呈送总统长达60年之久的每日简报是中情局的权力来源。然而，谍报人员最不希望（或不需要）的，偏偏就是每天要赶在截稿时间前应付总统需求。谍报活动是要慢慢地找出实情，靠窃取别国机密来了解敌人的想法，而不是报道固定流量的新闻。在中情局秘密行动处有28年资历的老手威廉·约翰逊写道：“谍报需求与汇报要求之间的冲突始终存在。”美国情报的任务究竟是求取、借取或提取消息，然后包装卖给总统？还是要窃取外国的国家机密？冲突的结果并不利于谍报活动。约翰逊的结论道出在他秘密行动处奋斗30多年的处境：当前的情报业务并不在中情局。

⑤凯南是冷战时代遏制政策的倡导者，曾被公认为美国政府中前苏联问题的第一权威，他提出了冷战时代美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并发明了“遏制”这个使用至今的政治词语。

⑥雾谷是美国国务院所在地，常用来指美国国务院。

⑦柏林基地主任达纳·杜兰德承认，他和手下所提出的情报掺杂着“传闻、高层耳语、政治漫谈”。这类情报骗子包括斯德哥尔摩军事情报局的卡尔·海因茨·克雷默，他卖给美国人关于俄罗斯飞机机身工业的详尽报告，自称是透过他在苏联境内的广大特工网取得的，其实他的消息来源不过是一套从书店买来的飞机手册罢了。另一宗诈骗案则是中情局买了一大块“放射铀”，宣称是从东德开往莫斯科的船舰中窃取而来，谁知这烫手山芋只是一大块用铝箔包裹的铅块。这种洋相促使主持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赖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自设情报单位，专门判断全球各地可能的铀来源，并追踪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格罗夫斯鉴于赫尔姆斯的手下“无法充分运作”，没有能力监视斯大林的原子弹计划，因此一直没有把这个情报单位的存在和任务告诉范登堡与中央情报组。但这也造成中情局无法准确估计美国独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局面会在什么时候结束。

⑧克利福德：越战期间，在约翰逊总统任内接替鲍勃·麦克纳马拉为国防部长。

⑨的里雅斯特为港口城市，常简称作“的港”，位于意大利东北部、亚得里亚海北端的里雅斯特海的顶点，西距威尼斯113公里。原属奥匈帝国，1918年被意大利占领。1947年签订对意和约时曾规定建立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并分为甲乙两区，甲区（包括城市和港口）由英美管辖，乙区（市外大部分地区）由南斯拉夫管辖。真正使“的港”成名的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他提到：“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