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重读古人的典籍：“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舻朦，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叙，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12]“富商巨贾，捐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达蓬，约千寻之修缆，筑天后之崇宫，建旗鼓之行列，启八窗之玲珑；乃涓吉日，祀阳侯，鸣金鼓，发棹歌，经通浦，历长洲……外域既至，相埠弯舟，重译入国，金弊通酋，期日互市，定侩交售……持筹握算，其利十倍，出不盈箧，归必捆载。”^[13]这似乎是写的后来广州十三行的盛况。

当然不是。

然而，我们相信，早先月港的“职能”，是与广州十三行一脉相承的，而作为闽南人的传统称呼“十三行”，也是自月港至广州承袭而来的。

来自月港所在的龙海市海丝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智猛，在其论文《广州十三行潘氏同文行贸易特点与月港关系》中写道，在明朝中期，月港已有“洋市”。月港的七个街市散布数万商家，他们分别经营珠宝行、棉布行、瓷器行、丝绸行、箍（豆饼）行、铸鼎行、糖行、丝线行、鱼行、纸行、茶行、造船行等十三种行业，至今仍留有十三行地点。万历年间，杭州人口不过40万，小小月港竟汇集了20多万人口，留居月港的葡萄牙商人就多达500余人。停泊在月港水面的外国船只五颜六色，形态各异，有昆仑船、新罗船、百济船、大食船、波斯船、狮子船、婆罗门船、番船、蛮船、西域船等，简直是世界船只博览会。^[14]

这里讲的“十三行”，是指的行业，且列出了十三个行业，自是一个出处。也可以这么理解，久而久之，此名带到了广州，也就约定俗成，成为专指与西洋贸易的商行了，而数字十三则不是特定要求的，后来，在清廷的奏、谕中，也曾因商行太少，仅4～6个，专门要求补充6～7个，达到“十三”之数，那是一种简单的理解，而事实上，当时也没到这个数，纵观十三行300年，真正有十三行行商记载的，也很少，多时还达到过二十四个呢。

它是专称一个行业，一种职能，即对外贸易特有的机制与行当。其意义，则超过地域名、商馆名、资本集团之名以及制度名，而是历史之名，传统的延续。只有这样理解，我们方可解释得通“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也就是依明代的习俗、规矩，把广州这一特许的对外行业，命名为十三行。同样，也才可以理解“立十三行”之“立”的意义，包括恢复曾经在明代有过的行业、制度。

正因为闽南人对“十三行”一词习以为常了，所以，他们对这一称谓才不大关注。而在广东，却打了那么多的笔墨官司，不知十三行如何起源，又如何得名，其意义又在哪里，这样理解，也就名正言顺了。

历史，每每湮没很多的古迹，尤其是更多的古意，而这同样会在不经意间。或许，也会在不经意间得以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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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2] 李国荣、林伟森主编《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21页。

[3] 《中华百科全书》第一册，台北，1981，第38～39页。

[4] 转引自梁廷枏、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540页。

[5] 彼得·奥斯贝克：《中国和东印度公司旅行记》，倪文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80～84页。

[6] 耿昇：《贡斯当与中国18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第368～373页。

[7] 吴仁安：《明代广东三十六行初探》，《学术研究》1982年第2期。

[8]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307页。

[9]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407页。

[10] 唐建光主编《大航海时代》，金城出版社，2011，第92页。

[11] 曾汝檀：（嘉靖）《漳平县志》卷九，《武备志》，漳平图书馆1985年重刊本，第4页。

[12] 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中华书局，1981，第17页。

[13] 郑怀魁：《海赋》，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106。

[14] 江智猛：《广州十三行潘氏同文行贸易特点与月港关系》，引自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广州市社科联论文集《广州十三行与海上丝绸之路》，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