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三行名称的含义分析
一是文献记载中的十三行名称。首先从源头说起，以清宫档案为例来看，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设立粤海关作为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粤海关监督一员。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巡抚李士桢颁布《分别住行货税》，“今公议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候出海时，洋商自赴关纳税”。[9]这篇公告正式把当时参加贸易的商行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大类，“洋货行”专门负责外洋及出海贸易货物，应是“十三行”的正式名称。但“洋货行”并非官方机构，因此清宫档案及地方志文献中的记载名称都不一致。
《广东新语》是最早提及“十三行”之名的文献，据研究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前就已流行于世了，说明这时“十三行”的名称已经出现了，差不多在“洋货行”设立之后不久。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杨廷璋关于增加税收后英商船仍到浙贸易的奏折中称：“粤省海关向为外番贸易市舶，设有监督、稽查周密，十三洋行世业克牙番情熟谙，交易颇属相宜，浙省既非市舶宁波地亦狭隘，并无殷实牙行惟思勾串渔利，防范稍疏难免滋事”[10]，这里的称呼为“十三洋行”。
据《粤海关志》记载，乾隆二十五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11]这里的称呼为“外洋行”。
以地方志文献为例来看，清代中后期后提到“十三行”名称的较多，如道光《广东通志》关于十三行的记载，“谨案康熙二十四年开南洋之禁，番舶来粤者岁以二十余舵为率，至则劳以牛酒牙行主之，所为十三行也，皆起重楼台榭为番人居停之所”[12]，及光绪《香山县志》“夷人住省竟不回澳即在十三行列屋而居，危楼相望”，这里出现的“十三行”之名，已经有代表区域的概念了。同样是道光《广东通志》[13]云：“自明季听其居于濠镜，无来去期限，每年租银五百两归香山县征收，不与十三行交接，自与香山县牙行互市”[14]，这里的“十三行”明显是指行商。
综合以上文献分析，可大致理清十三行之名出现的时间顺序和各种不同的称呼，最早为“洋货行”，后又出现“外洋行”“十三洋行”这样的称呼，但都与它的功能及性质并无关联，并未提及“十三”从何而来。
二是“十三行”中“十三”及“行”的由来。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提道：“行商原为承保税饷而设。税饷有定额，故行商亦有定额。”[15]《两广总督邓廷桢关于恢复广州十三行保商制度的奏折》和道光皇帝的上谕也佐证了梁嘉彬先生的这种说法。广州十三家洋行由来已久的说法，并非指实际的行商数，而是指额设行商数量为13家这种制度。并且清政府严格控制“官充行商”数量，必须要身家殷实，可以承办中西贸易事务，由此不难推断出，清政府最初设立外洋行时，对承商的数量有限制，就是13家。因此，由以上材料分析得出，“十三行”之“十三”便是来源于此，而中国商业史上历来习惯用“行”字来形容各种行业，如三十六行、七十二行，甚至有三百六十行的虚指说法，那专门处理对西洋商贸的外洋行被称为“十三行”，便在情理之中了。
三是十三行的数量问题。“十三行”名称出现较早，其含义确实与后来文献记载的实际行商数没有太大关系。这是由于贸易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对行商的选充及管理也时紧时松，行商数量一直在变化，并未一直是13家，据不完全统计，最少时只有4家，最多时有26家。其中在1813年公行成立以及1837邓廷桢恢复承商旧例时，行商数都是13家，见历年广东洋行开业家数统计（表1）。所以一直以来对十三行名称的解读都认为与实际行商数量无关。
表1 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年广东洋行数量统计
表1 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年广东洋行数量统计-续表
综上，十三行之名，尤其是“十三”的由来，主要是由于清政府在设立外洋行时，额设了行商数量，且限定数量为13家而得名。而随着十三行对外贸易的兴盛，随之兴建的各国商馆区和街道也逐渐繁华兴旺起来，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口通商”区域，“十三行”的含义在不断地演变，从最初代表外洋行和行商，又逐渐代表商馆区、街道等，具有多重含义，甚至成为清代广州的城市坐标，在世界贸易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章荣玲，广州十三行博物馆馆藏部文博馆员，硕士研究生。
[2] 章文钦：《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第226页。
[3] 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中共广州市荔湾区委宣传部编《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1～9页。
[4] 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中共广州市荔湾区委宣传部编《广州十三行研究回顾与展望》，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169～178页。
[5]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50～51页。
[6] 彭泽益：《广州十三行续探》，《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7] 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抚粤政略》卷6《文告》：第55页。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合编《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第226～227页。
[9] 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合编《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第103页。
[11] 梁廷枏著、袁钟仁校《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2版，第496页。
[12] 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卷终，《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五〇页。
[13] 光绪《香山县志》卷八，《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一七八页。
[14] 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终，《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五〇页。
[15]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