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目前研究十三行名称由来的主要文献依据

就已有文献的研究来看，在理解方面产生了很多重要分歧。现将主要文献依据梳理如下。

一是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中收录的《广州竹枝词》一诗：“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提及“十三行”之名的文献。《广东新语》在如实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记载物产民俗材料等方面，都是丰富翔实的，对于研究明清之际的文化史、经济史、风俗史等，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因此早在中外学者对十三行起源研究分歧特别大时，英国人摩斯、美国人亨特就认为十三行成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即广州洋货商人组织公行这一年。梁嘉彬先生撰写《广东十三行考》时就引用过屈大均的诗，确定至少在康熙二十六年以前即《广东新语》流行于世之前就了，并且推测十三行起源于明代，可能与三十六行有关。^[5]这是十三行起源研究的重大进步。后又有学者通过分析这首诗的写作年代，进一步推断十三行设立的具体年代，分歧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二是清代梁廷枏《粤海关志》云：“国朝设关之初……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大多数研究以《粤海关志》为信史，认为“沿明之习”即十三行名称在明代就有或指十三行起源于明代。但现有研究中，并没有发现任何明代文献有关于“十三行”的记载。仅允许外国人在一定区域居住，明代时已有，如怀远驿。明朝重视广东对外贸易，洪武三年（1370）在广州宋代市舶亭旧址，设置广东市舶司，专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洪武七年（1374）市舶司一度被废，永乐元年（1403）重开，并在广州西南区即今十八甫建怀远驿，招待各国贡使和商贾。嘉靖元年（1522）曾罢浙、闽两市舶司，独留广东市舶司，自此之后，广东市舶司基本延续至明末。

三是清代昭槤《啸亭杂录》中一段关于吴兴祚事迹的记载：“公历任至两广总督……又奏通洋舶，立十三行，诸番商贾，粤东赖以丰庶”，根据这段文字的记载和吴兴祚担任两广总督的时间推断出十三行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设立，也是在粤海关成立之后。^[6]

四是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广东督抚公议决定，为建立洋货行招商承充和分别住行货税，颁发《分别住行货税》布告。^[7]从这个布告发布的时间和内容来看，在清政府设立粤海关之后的第二年，便正式设立了洋货行，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而此时便开始正式招纳承商，行商由此也成为官设行商，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质。彭泽益先生在《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一文通过分析此文告，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洋行制度早在粤海关设立第二年便开始建立了。

五是裴化行著、萧浚华译的《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裴化行，法国人，耶稣会士，生于1897年，于20世纪20年代末来中国传教，精通汉语，在神学、宗教史、远东和中国传教史、中国哲学和传统，以及与教育有关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有精湛的研究。本书中有一段关于明嘉靖年间“（中葡之间）商业的利源，是被原籍属于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他们不顾民众的反对，一味致力于发展外人的势力”的文字，文字提出十三行始于明嘉靖年间，且与“十三家商号”有关，但却没有提到任何依据，很有可能是作者本人的推测，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本书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

六是清代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的记载：“国朝康熙二十四年，设粤海关监督。……岁以二十柁为率，至则劳以牛酒，牙行主之，命曰十三行，皆为重楼崇台。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即明于驿（按即怀远驿）旁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蕃人之遗制也。”《澳门纪略》是第一部澳门地方志。澳门是十三行贸易时期外国商船来华的第一站。因此十三行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澳门。这里记述十三行是设立于粤海关成立之后，由牙行演变而命名为十三行。这段文献中描述十三行“皆为重楼崇台”，可见此时十三行区域已兴建了不少建筑。《澳门纪略》成书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作者印光任和张汝霖，生活在康熙乾隆年间，先后出任过澳门同知。乾隆九年（1744），清政府为加强对澳门的主权管理和海防防务，在香山县前山寨设“澳门海防军民同知”（简称“澳门同知”），印光任成为首任澳门同知。张汝霖，安徽宣城人，乾隆十三年（1748）出任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在任澳门同知期间，行使主权管理颇有建树，政绩突出，而且他们对澳门地方历史都非常关注。该书曾收入《四库全书》。彭泽益先生在《广州十三行续探》中认为，此书成书比《粤海关志》早90多年，且距洋货行即十三行初建时不过40多年，记事多得自亲历见闻，故较为翔实可信。此外，彭氏还在《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中考证得出十三行之名是广州专营对外贸易的洋货行的另一俗称，创始于康熙二十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