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反乌托邦文学

文学的繁盛虽然不一定和国家的强盛有必然的联系，但一定和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关。白银时代，或者准确地说19世纪90年代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这段时间^[1]，俄罗斯文化之所以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历史时期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尽量保持与整个欧洲的发展同步。20世纪初，普朗克创立了量子论，提出能量并非无限可分，能量的变化是不连续的；1905年和1915年，爱因斯坦分别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自然科学领域诸多重大发现不断刷新人们对世界本质的认识。丹纳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段里的人之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称为“精神的气候”，并确信“精神的气候”所统摄下的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能和自然界的气候一样，对所有的人都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影响。^[2]在这种文化语境中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创作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乌托邦社会愿景的期待，特别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作家对当下社会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一方面行使谨慎的批判权利，另一方面也愿意相信完美社会是存在的。因此才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同一位作家既发表乌托邦小说来歌颂让人憧憬的未来，也创作一些反乌托邦小说表达自己内心的焦虑。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Брюсов В.Я.）和小说家费多罗夫（Федоров Н.）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