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十字共和国》和《2217年的夜晚》中的未来焦虑症
作为诗人，勃留索夫在自己的诗歌集《俄国象征主义者》和《花环》的某些诗篇中呼唤乌托邦世界早日降临人间。正如研究者所言：“诗人总喜欢从现代的生活、久远的世纪里，揭示出高尚的、可敬的、美好的东西，并把这些特质视为人类存在的稳固基础。”[3]至于其中的原因，俄罗斯研究者也给出了相应的答案，象征主义存在的意义在于，艺术家的探索既可以如勃洛克那样借助神话来触摸世界的秘密，也可以如别雷那样，用隐喻、丰富的语言把具象的世界隐藏起来。对于勃留索夫来说，“旺盛的求知欲和无限的想象力发生剧烈碰撞，这种碰撞把作者带入幻想的世界，引导他创造出和现实平行的神奇空间。我们很容易发现勃留索夫作品中的一个高频词‘理想’（идеал），但这个词在作者的诗学中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意识状态，但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和想象有关”。[4]作者的想象受“理想”支配，并与未来纠缠在一起，在作者的笔下，地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机器成了世界的主宰，人被赶到一个狭小的、半透明的非物质空间，人已经无法掌握继续生存下去的本领。勃留索夫中篇反乌托邦小说中的主人公陷入毫无希望的境地，这就是《南十字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 Южного Креста，1905，又译为《南十字星共和国》）中人的生存状况。
小说以副标题《〈北欧时报〉号外文章》赋予了作品纪实的属性。借助《北欧时报》报道的纪实性（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сть），小说的内容获得了极强的现实感和真实性。号称“南十字”的国家位于南极大陆，整个国家实际是由300座炼钢厂组成的，世界上有15个伟大的国家承认其合法地位。这似乎暗示，该国并非与世隔绝，而是一个独立于其他空间的存在，正如诸多反乌托邦小说所构建的那样。共和国拥有完善的宪法，但“共和国的宪法就外部特征而言似乎可以保障最为极端的人权诉求”（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по внешним признакам，казалась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крайнего народовластия）[5]，一个“казалась”（似乎）基本上否定了这个国家所有社会制度的公平性和正义性，但“крайнее народовластие”（最为极端的人权诉求）又在强调这里的人民能够享受最完善的人权保障，这种搭配被称为矛盾修辞，宪法的庄重性被“казалась”消解。矛盾修辞除了具有表述小说现实荒谬感的功能外，“还作为一种非蓄意的修辞上的粗心出现在文学作品中”[6]，这种矛盾修辞的可怕之处在于，即便在这部代表国家最高权威并统摄一切的法典里，统治阶级也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设置了让平民无法在关键时刻伸张正义的文字游戏，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平凡人只能是宪法合法的牺牲品。在这个寒冷的国度，首都星城（Звездный город）和其他城市通过架在高空的输电线路联系起来，到处灯火通明，一片繁荣景象，共和国所属工厂的工作人员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享受优渥的物质生活。但是，公民的物质生活以丧失自由为代价，前托拉斯的大股东们秘密操纵国家的一切对内对外政策。可见，在自由和幸福的关系中，白银时代的勃留索夫比20世纪的许多作家（如扎米亚京等）更早地在自己的创作中导入反乌托邦思维。比如，“为了能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国务委员会就必须用无情的手段规划全国人民的生活。在看似自由的气氛里，公民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均被标准化”[7]，这与后来扎米亚京笔下“大一统国”里“号民”按“作息条规”生活并无两样。“大一统国”中的统治者尚能借助手术清除“号民”大脑中的不良信息，但是“南十字共和国”显然还没有发展到如此先进的阶段。因此，当人们患上了思想的疾病之后，统治者只能使用最粗野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勃留索夫在1904年给别雷的信里隐约地谈到了他对未来的焦虑，他说：“是的，我知道，人们即将看到一种全新的生活……到处是狂热和沸腾的景象……我们根本无法把这一切写入我们的作品。但我们能够预见这样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只能去接纳，尽管我们真的不想过这样的生活。”[8]在象征主义美学视域下进行创作的勃留索夫，把担心变成了小说中的现实，在阿格诺索夫看来，他的这种探索体现了象征主义的普遍意义，即“艺术家们创作探索的范围无所不包……在任何一个文学创作领域，象征主义者们都有创新的贡献：他们使小说焕然一新”[9]。在《南十字共和国》中，勃留索夫的创新表现为他蔑视一般小说创作的常识，抛弃现实小说那种注重因果律的窠臼，为共和国的困境找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疾病。疾病被描写成一场能够摧毁共和国宏大叙事的神秘力量，通过疾病这样的报应，作者否认共和国存在的价值。在没有战争的前提下，疾病作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疾病肆虐所带来的死亡）因伦理的缺陷被后来的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沃伊诺维奇等反乌托邦作家摒弃。
费多罗夫的中篇小说《2217年的夜晚》（Вечер в 2217 году，1906）发表的时间比勃留索夫的《南十字共和国》晚一年，所涉及的国家体制方面的内容远不如《南十字共和国》丰富。该作品通过阿格拉娅和帕维尔之间的爱情故事来阐释反乌托邦社会中被制度化的生育理念。两人深深相爱，但相见恨晚，因为根据“恋爱季”抽签的结果，阿格拉娅必须与别人完成生育使命。这个国家的公民尽管有名有姓，但相互间的往来和工作方面的交流是以号码称谓来实现的。[10]阿格拉娅的女友柳芭是一位绝对忠诚的“号民”，她无条件地执行国家赋予她的“光荣使命”，在她看来，“人类数百年数千年来因痛苦而呻吟，人类在鲜血和眼泪中抽搐、挣扎。终于，人类找到了消除痛苦的办法。不再有不幸的、赤贫的和被遗忘的人。所有的人都找到了通向光明的、温暖的道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学习”。[11]但是，在这条通向光明和温暖之路上行走的人只能是一群不再有主体意识的行尸走肉，所以，帕维尔听完柳芭的一席话后说道：“这些人只能是奴隶。”人口生产是反乌托邦小说常常出现的主题之一。在这部小说里，作家通过两个相爱之人在国家意志面前对身体的态度来揭示个体的无助以及柳芭等女性在被洗脑之后对爱情的重新定义。人口生产问题在后来的许多反乌托邦小说中得到深化，并成为确定反乌托邦文本合法性问题的证据之一，如《我们》中的O-90尽管想成为母亲，但因为不符合“母亲标准”而被剥夺成为母亲的资格。后来O-90的怀孕事件使得D-503在社会角色和个人生命意志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他为了保护O-90甘愿背叛“造福主”。在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基·布雷切夫的反乌托邦小说《宠儿》中同样能找到来自《2217年的夜晚》的影响。小说中的人类已经沦为蟾蜍的宠物，“我”作为普通宠物深爱另外一个美丽的女孩，即宠物“依伦”，然而由于“我”的血统不及维克多的血统纯正和高贵，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和别人一起去生一个血统纯正的宠物。身为宠物的悲哀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而在《2217年的夜晚》里，身为人的悲哀和《宠儿》中“我”的悲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一些个体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为另外一些个体提供优质服务，否则这些个体就只能选择死亡。人（除非英雄或者反英雄，以及其他一些具有特殊品格的人）面临死亡时，只能屈服。眼看着美好的爱情被剥夺，帕维尔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灵魂就被怀疑论所毒害，因此，我的灵魂是死的，是没有生命迹象的。我多么羡慕早年间的家庭习俗，我多想拥有自己的父亲母亲啊！我的父母不该是根据国家规定的抽签生出我的人……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父母亲，是教育我成长，让我有一颗充满生机之灵魂的父母啊！”[12]这也是扎米亚京《我们》中D-503的悲哀，因为严格的“父亲标准”和“母亲标准”仅仅是为了生育有某种特定基因的人，而不是满足所谓的亲情需要，更确切地说，生育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体现了国家意志对个体肉体的绝对控制权。所以，D-503的双亲尽管十分优秀，但不能列入“国家花名册”。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父亲”和“母亲”竟然是对人的侮辱，因为在人的繁殖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时，“父亲”和“母亲”的生产方式不仅低效，而且让人产生肮脏的联想。深爱帕维尔的阿格拉娅在清醒之后为了反抗无法更改的宿命，毅然决然地从飞奔的火车上跳下，摔死在站台上，这一幕颇似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结束年轻生命之时的样子。重返“野蛮时代”，是勃留索夫的《南十字共和国》、费多罗夫的《2217年的夜晚》、扎米亚京的《我们》、科兹洛夫的《夜猎》、佩列文的《夏伯阳与虚空》和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等反乌托邦小说的理想，“野蛮时代”虽然科技落后，生活水平不高，但毕竟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上述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感叹这种“重返”只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