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乌托邦作为乌有之地和反乌托邦作为实在之地

“反乌托邦”一词是由希腊文“anti”（反向、相反、反对）和“utopia”（乌有之地）构成的，而“乌托邦”这个词又是由“u”（不存在的）和“topia”（地方）构成，其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修辞（оксюморон）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反乌托邦是在文学创作层面对乌托邦（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理想国、李汝珍《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和莫尔《乌托邦》中的乌托邦）的讽刺性模拟之作的总称。就思想史而言，反乌托邦则是对乌托邦世界的深度怀疑和对现实生活可能的恐怖未来的合理推测，从而向人类发出预警。无论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都是人类对自身发展前景构想下焦虑的产物。这种艺术思维已经通过不同作家书写内容的转变和建构形式的改变完成了升级，直到今天，反乌托邦文学似乎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此，当代俄罗斯作家沃伊诺维奇（Войнович В.Н.）找到了这种体裁生命力旺盛的秘密，他在接受访谈时说：

反乌托邦和人们对现实的整体失望密切相关，这种失望和浪漫主义者的行动相关。康帕内拉刚刚写出《太阳城》，马上就出现其他的乌托邦思想和许多乌托邦作品。但当人们用乌托邦理想改造生活的时候，就出现了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等反乌托邦作品中的世界。此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在现实世界里用各种办法制造乌托邦社会的时代，契诃夫所说的“抬眼能看到镶嵌钻石天空”的信仰已经荡然无存……总之，理想的丧失是反乌托邦文学得以生存下去的原因，这种惯性一直持续到今天。^[16]

沃伊诺维奇把反乌托邦的诞生与人类对乌托邦的失望联系在一起，乌托邦的诞生除了与人类对未来抱有幻想有关外，也与人类对现实不满存在关联，乌托邦与天堂和伊甸园一道，幻化成人类的终极理想。同时，反乌托邦以乌托邦为前提，因为乌托邦内部已经蕴含了反乌托邦的种子，在莫尔的《乌托邦》中，莫尔和拉斐尔之间的对话暴露出即便“最完美的国家制度”也存在让人费解的、给人带来不愉快的反常行为。

他们（奴隶）穿的衣服颜色完全一样。他们不剃头，把两耳上面的发剪短，并削去一个耳垂。他们可以接受朋友赠送的饮食以及符合规定颜色的衣服。金钱赠予，对送者及收者都是死罪。任何自由公民，不问理由如何，若是接受犯人的钱，以及奴隶（定罪犯人的通称）若是接触武器，都冒被处死刑的危险。每一地区的奴隶带有特殊标志，以资识别；当他从本区外出，或和另一地区奴隶交谈时，扔掉这个标志构成死罪。^[17]

《乌托邦》中的犯人与《我们》中的“号民”有相似之处，或者说《乌托邦》里的“奴隶”是被剥夺了当“号民”的权利之后的“号民”。而且十分关键的是，拉斐尔之所以向莫尔详细叙述乌托邦人的智慧和国家制度，是因为英国与之相比是一个不完美的国度，英国“羊吃人”的生存法则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

“你们的羊，”我（拉斐尔）回答说，“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野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地，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18]

反乌托邦文学的产生和演变离不开乌托邦思想，也离不开产生反乌托邦思想的肥沃土壤，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 Н.）对此有过很精彩的评价，他在赫胥黎俄文版《美妙的新世界》的序言中写道：“人们以前认为，乌托邦的理想很难实现，实际情况看起来并非如此。现在人类却面临另外一个痛苦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避免这种乌托邦出现。乌托邦理想是存在实现的可能性的……现在，在新的世纪里，文化阶层和知识分子所憧憬的是，避免乌托邦，回到非乌托邦的世界，回到并不是‘那么完美的’但非常自由的社会。”^[19]可见，别尔嘉耶夫拒绝那个貌似乌托邦实则是用谎言装点的反乌托邦世界，他用“不是‘那么完美的’但非常自由的社会”来形容曾经美好的过去，一旦某些人宣布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已经乌托邦化，那其实意味着，其他人就生活在反乌托邦的世界。

文学辞典中出现“反乌托邦”（anti-utopia）这个术语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情。“dystopian”（敌乌托邦人，即俄语“дистопист”）比反乌托邦出现得更早。该词于1868年出现在英国哲学家乔·斯图尔特·米尔的著作中^[20]，而敌乌托邦（dystopia）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标识则与格林·涅格力和马科斯·帕特里克紧密相关，两人在编撰《寻找乌托邦》（The Quest for Utopia，1952）诗集时，首次将“dystopia”作为描述人类危险未来的小说体裁术语。需要注意的是，“dystopia”和“anti-utopia”是两个意义部分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就“dystopia”一词本身而言，其构词前缀“dys”是“dis”的变体，代表某种负面的力量，即让具有某种品质的事物丧失这种品质，如果说“utopia”代表人类的理想，那么“dystopia”就是让这种理想幻灭的力量，换言之，“dys”其实就是“minus”。^[21]美国学者查尔斯·布朗对敌乌托邦的理解更为具体，即把敌乌托邦理解为人类社会可能出现的末日图景，所以这类小说属于“警示小说”。他指出，在“科学幻想小说中，敌乌托邦这种力量被理解为对人类可能犯下错误的警示”^[22]。据《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的释义，“anti-utopia”中的前缀“anti”和“against”相近，是指与某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相对立的东西。^[23]假设dystopia使utopia成为不切实际的理想，“那么反乌托邦则是指乌托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反乌托邦并不强调消解，而是强调对立，即反乌托邦是对乌托邦世界的对抗，如同反英雄（anti-hero）也是英雄，不过反英雄是一种另类英雄，因为他的价值观与传统的英雄所代表的价值观不同”^[24]。可见，反乌托邦作为小说体裁应包含dystopia和anti-utopia两种元素：消解乌托邦的存在或者对抗乌托邦。

乌托邦在莫尔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的全名）中是以地名出现的，乌托邦作为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也是宗教文本为人们提供的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莫尔用希腊文“u”（没有）和“topia”（地方）组成的“utopia”就是表达人最为理想的居住地是什么样子。在这个地方，人们可以在“真理”、“正义”、“自由”和“幸福”的名义下建立稳定而统一的社会。还有一种可能，“u”在希腊语中尚有“好的”这样的意思，因此，“utopia”还是“美妙之地”。人们的终极理想就是寻找这样一个建立在最完美制度上的国家。有趣的是，无论这个“u”意为“没有”还是“好的”，学者都已经无从考查，因为该书最初以拉丁文写成，“utopia”实际是希腊语拉丁字母的转写。正因如此，西方学者对该词的内涵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即所谓的“乌有之地，在文学中恰恰指的是任何可能之地”^[25]，“任何可能之地”或许仅仅是一种理想，但至少具有了某种可操作性。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试图勾画出这样的世界图景，在理想国里，柏拉图以“三”^[26]这个数字来平衡各个阶层的关系，从而达到统治者对国家的有效控制：社会阶层被划分为三个，并完全贯彻了神学的诉求，统治者是用贵重的黄金制造的，武士是用稍微逊色的白银制成的，农夫和手艺人（可以算为一类）则是用铜铁锻造而成的；人的灵魂被分为三部分，即理智、意志和情欲，与此相对应的是智慧、勇敢和节制三种美德；世界也被柏拉图分为三种形式，即理式的（理念的）、现实的和艺术的。然而，对乌托邦世界的向往通常和现实的缺憾有关，柏拉图之所以盛赞理想国的伟大庄严，是因为他作为奴隶制的拥护者，认为民主制度下泛滥的自由会弱化奴隶制，最终破坏奴隶制社会的和谐与完美，在他看来，“一旦铜铁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权，国家便要倾覆”^[27]。同样，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皆是通过对一个理想的乌有之地的描述来审视现实的不完美。在乌托邦的神话中，空间可能设定在城市（如太阳城），也可能在一个神秘的花园之国（如陶渊明的桃花源），城市一定是围绕着宗教中心建立起来的，而花园更多地强调其自然属性，即人在其中所能感受到的自由和惬意，其功能属性则被淡化。“无论城市还是花园，乌托邦作者考虑的是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28]实际上早就有学者发现了乌托邦中的反乌托邦因素，1923年，美国历史学家曼福德（L.Mumford）就把乌托邦世界分成两类，“一是逃避主义的乌托邦，二是具有重建意识的乌托邦”^[29]，西班牙历史学家马拉瓦尔（Antonio Maravall）在曼福德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发现：“最初的幻觉或者梦境破灭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其实沉醉于深度的平静之中，具有构建意识的乌托邦思想洋溢着人类的创造意志，让人类坚信靠双手和智慧完全可以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30]可以说，反乌托邦的世界图景其实不过是乌托邦叙事中被刻意隐匿的部分而已。换言之，乌托邦的世界图景说明了反乌托邦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