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反乌托邦文学的思想史属性
尽管反乌托邦思维早就存在于文学叙事之中，但反乌托邦成为文学体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直到20世纪初，该体裁才得以定型并迅速发展。20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看事物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开始深究表象背后的本质，并对许多崇高之物产生深度怀疑。价值重估虽然是尼采在19世纪末提出来的，却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希特勒等德国法西斯主义者们的思想依据。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饱受纳粹伤害的国家在进入八九十年代后，也出现了一股新纳粹主义思潮，新纳粹分子常在特定的日子（比如希特勒的生日），以夸张的造型出现在公共场合，并有可能袭击特定的人群。其实，这在艾里希·弗洛姆看来并不难理解，因为人的天性中存在“受虐倾向”和“施虐倾向”，“施虐倾向是希望使别人受难，或看别人受难”[1]。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也让那些曾经高悬于神坛之上的宏大叙事变得卑微起来，西尼亚夫斯基（Синявский А.）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发表于70年代的《与普希金散步》（Прогулки с Пушкиным）中就对普希金的价值提出质疑。这是一部杂糅了随笔、评论、自传等多种元素的文学作品，这使得作者可以借助多种文学手法重塑普希金形象，这种阐释的内在诉求就是解构，他用“一些人认为可以和普希金在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没有试过。和他散步是可以的”[2]来解构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意义，这等于对普希金这个“万源之源”（начало всех начал）持不信任的态度。“作家用‘散步’一词颇具深意，和普希金只能散步，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普希金许多诗歌当中，充斥了许多和‘散步’有关的内容。”[3]
总之，对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的价值重估在20世纪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引领了人文科学的时尚。科技文明不仅使人类生活得以改善，同时还具有其他一些令人生畏的功能，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使用的马克沁机枪、坦克和重型火炮都使杀戮变得更加疯狂和容易，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让全球直到今天都无法摆脱世界随时可能毁灭的阴影。20世纪初苏联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出现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这个践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政治实体给无数人带来过希望。然而，任何社会制度都需要不断对自身进行完善，但这既需要时间，也需要横空出世的伟人们的智慧。所谓的历史，就是无数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相互混杂产生的不可预料的事件之总和。苏维埃俄国（1917～1922）和苏联（1922～1991）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出现了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诸多情形，但不管承认与否，对历史的阐释永远建立在为阶级服务的基础之上。历史中被遮蔽的东西可能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正如一位白俄罗斯学者指出的那样，“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就是历史学家”[4]。主流意识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会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管理和控制，苏联第一次侨民浪潮以及“哲学船事件”[5]就是这种管理和控制的表现形式和结果。依据理论上完美的思想所构建的社会未必是完美的，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才有可能使相对的完美成为可能。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好社会的愿景在俄罗斯部分得以实现，十月革命的确如毛泽东于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所评价的那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胜利震撼了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现实的复杂性远远不是理论所能全部解释的，文学既可以折射这些问题，也可以掩盖这些问题。最初的苏联国家形象在绥拉菲莫维奇（Серафимович А.）的《铁流》（Железный поток，1924）、格拉特科夫（Гладков Ф.）的《水泥》（Цемент，1925）和奥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 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1930～1934）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体现。法捷耶夫（Фадеев А.）的《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45，1951）和肖洛霍夫（Шолохов М.）的《一个人的遭遇》（Судьба человека，1956～1957）等作品描述了苏联时期俄罗斯人性格的基本特征（隐忍、坚守、忠诚等），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评价一般来说是正面的，作家大多沉浸于大国救世的弥赛亚情绪中，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对其他国家文化的鸟瞰姿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乔治·萧伯纳关于文学的判断，即“所有伟大的艺术和文学都是宣传”[6]。苏联文学，特别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苏联文学，用卢纳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的话说就是：“充满了旺盛的战斗精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就是建设者，它坚信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终究会实现，坚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坚信党的组织。”[7]由此可见，苏联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之下，把苏联打造成世界上最适合人居的伊甸园，也就是高尔基在《母亲》中所设想的人人平等且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这样美好的社会图景在巴巴耶夫斯基（Бабаевский С.）的《金星英雄》（Кавалер Золотой Звезды，1952）及其类似作品中被历史地、具体地反映出来。帕斯捷尔纳克（Пастернак Б.）、左琴科（Зощенко М.）、皮利尼亚克（Пильняк Б.А.）、布尔加科夫（Булгаков М.）、普拉东诺夫（Платонов А.）、扎米亚京（Замятин Е.）等人则发现了这个国家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他们用寓言（притча）和喻言（аллегория）包装的文学作品隐晦地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焦虑和不满，其结果是，一些作家被迫乘坐“哈肯船长号”或以其他方式离开故乡，另一些作家在国内遭到排挤，无法发表作品，甚至遭遇不幸。
反乌托邦文学（антиутоп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和国家的内在机制有密切的联系，当这种反乌托邦思维和文学的外部发展因素发生抵触反应时，一种体裁或者说一种夹杂着作者各种企图并与乌托邦文学有联系的文学叙事形式就诞生了。甚至可以说，这种文学样态是对文学外部因素——社会政治——变化的反映，俄罗斯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者梅列日科夫斯基（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К.С.）在《地球乐园或者冬夜之梦》（Рай земной，или Сон в зимнюю ночь，1903）中断言：“社会进步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进步之路越往前伸展，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就越多，这就是自然最可怕、最残酷的法则之一。”[8]作者的这一言说又把反乌托邦文学和科技文明联系在一起，但科技的发展未必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悲剧。当然，社会的发展也不仅仅指科技进步，社会的变化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事件表现出来，比如在世界政治生活中，突发事件可以造成人类对未来的迷惘。[9]斯宾格勒发现了人类历史中所蕴含的秘密，即“世界历史即是世界法庭”[10]，斯宾格勒所要强调的是文化和文明之间是有区别的，文明是文化的结束阶段。在斯宾格勒眼里，一个衰落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种文明，文明是没落的标志。但是，在文明成为文化的最后阶段，人类社会将出现什么样的景观呢？假设斯宾格勒的说法成立，这种文明图景一定会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折射，对此，法国作家穆勒进行了如下的描述：
如果泛泛而论，那么可以说这个在我们眼前不断改变发展方向的文明只有在一种条件之下能够控制目前正发生的一切，这个条件就是这个文明能够将与自身相矛盾的各种思想收入自己的囊中，其中包括：无序的武装冲突和愤怒人群的怒吼。[11]
很显然，世界上没有哪种文明能够实现世界完全和平的目的，恰恰相反，正因为世界上存在不同的文明才会不断出现“无序的武装冲突和愤怒人群的怒吼”。反乌托邦文学的产生毫无疑问和人类发展所遇到的文明问题密切相关。
斯拉夫学界对反乌托邦文学这个概念的阐释是多层面的，既有宽泛的解释，也有较为科学的界定。尼科留金（Николюкин А.Н.）在其主编的《文学术语与概念百科全书》中给出的定义是：“反乌托邦文学是对乌托邦体裁和乌托邦思想的讽刺性模拟之作（пародия），这类体裁与讽刺作品（сатира）十分相似，反乌托邦文学的特质可以在许多不同类型的体裁中找到，如在长篇小说、长诗、戏剧和短篇小说中。如果说乌托邦分子给人类开出了一张能够将其从社会弊端和道德灾难中拯救出来的药方，那么反乌托邦分子则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普通人为了获得幸福要付出怎样的代价。”[12]
在上述对反乌托邦文学的界定中，尼科留金首先强调了反乌托邦作为文学体裁与讽刺的关系，而且这种讽刺所指涉的对象为乌托邦思想，其次反乌托邦文学不但可以以小说的形式存在，还可以将反乌托邦思维嵌入包括长诗和小说在内的其他体裁之中。目前，学术界基本上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反乌托邦文学进行研究：第一，在非文学语境下研究该体裁，并视其为对某种历史、现实或者意识形态的反映；第二，研究反乌托邦小说与其他文学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研究该体裁的目的在于建立关于该体裁的艺术模式，换言之，就是通过对反乌托邦体裁的阐释来理解并确定其独有的诗学架构和审美特征。然而，很难想象在进行以诗学建模为主的研究当中不涉及前面两项。所以，对反乌托邦小说的研究是一个涵盖哲学、政治学、文艺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对反乌托邦文学进行如下大致的描述：反乌托邦文学是一种文学样态，其内容是讲述社会（或具体国家及地区）的未来（或当下）图景。在这类作品中，未来世界的现实或者当下的现实被文学作品中的主流意识定义为社会理想的生存模式，但对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人而言，这种模式可能是一个外表光鲜的人间地狱。
反乌托邦文学致力于描写一个非正义的社会（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社会是虚构的，但具有现实依据），在这个社会里，所谓的进步不过是个体已经异化为如动物一样的存在物，仅为满足各种基本的生理需求而生存。同样，在这个社会（世界）中，任何试图回归人的本性的尝试都注定有悲剧性的结局，因为这样的尝试多与主流意识发生碰撞。所以，作者通常会采取一种和现实主义小说不同的叙事手法，即运用伊索式的语言，这使得小说的艺术世界和诗学品格产生了独特之处。单纯地把反乌托邦文学置于宏大叙事之下进行分析，或是把反乌托邦文学当成一种与历史、现实及思想史毫无关联的文学创作形式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仅从政治叙事的角度分析小说往往陷入将小说当成某种思想代言的泥淖，无视小说的政治话语而专注其诗学研究往往也无法说明问题。科学的方法是把此类体裁的小说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注重其诗学特征，同时不能忽略其中的哲学意蕴和作者的思想诉求。就反乌托邦体裁的政治叙事而言，这种小说脱胎于乌托邦小说，反乌托邦的存在是对乌托邦存在的定位与回声，因此有学者认为：“反乌托邦小说是对多个世纪以来乌托邦传统的直接回应，这种小说似乎在20世纪登台亮相之时就已经拥有了完整的体裁要素和结构，对业已存在的‘完美社会’进行了似乎非常精准的批判，仿佛突然向人们敞开人类个体性思维的全部秘密。但这一切都是假象，这种体裁不可能凭空诞生。”[13]
所以，对反乌托邦小说的解读需要考虑两个维度：一是其作为文学产品的属性；二是其作为思想史的价值。文学评论家斯科洛斯佩罗娃（Скороспелова Е.Б.）建议用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方式来感受小说的审美价值，她认为：“第一种方式是评论家沃罗宁斯基（Воронский А.）的方式，即以小说具体的政治内容为依托进行阅读，这样就能看到深藏于其中的对苏联社会主义的隐喻；第二种是布朗（Браун Я.）在《自我剖析的人：论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创作》中提到的阅读方法，即把小说当成一个哲学文本进行研究。”[14]不可否认，这两种阅读方式都能帮助读者或者评论家发现类似《我们》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中作者对所处环境等相关问题的认识，但似乎无法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即文学毕竟不同于思想史和哲学史，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它所折射的问题尽管和现实有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区别，这种差异性用别林斯基的话说就是“诗人用形象思索，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现真理”[15]，反乌托邦体裁就是形象思维所特有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