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俄罗斯文学的反乌托邦情怀
从某种意义上讲，俄罗斯文学的不停“解冻”和不断“封冻”表现了主流意识对文学艺术的高度重视，同时孕育了俄罗斯文学的反乌托邦思维。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意识是20世纪最后十年反乌托邦思维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俄罗斯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发生学路径上存在巨大区别，这是因为西方没有出现俄罗斯那样的文化断裂事件。乌瓦洛夫对这种断裂所导致的后果进行了解释。
在俄罗斯文学中，国家的政治意识和后现代主义那种对世界的观察视角紧密结合的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就发现，那种日益增长的对能产生光行差（аберрация）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和具有断裂感觉效应的后苏联共产主义意识之间存在悖论。[5]
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思维之间存在弹簧效应，强烈的压制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反弹的表现方式就是解构，俄罗斯文化中的反乌托邦情结不过是解构的成果之一。20世纪最后十年还有一件大事和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有关，这就是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重新踏上俄罗斯的土地。但是，这位“俄罗斯的良心”对当时的文化现象和一系列政策十分不满，他在1995～1998年发表的一系列“双部短篇”（двучастные рассказы）[6]中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现状的关注。具体而言，这些小说在形式上“把对俄罗斯生活的理性探索和小说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将艺术现实所特有的多重意义与幻觉融为一体”[7]。回归之后，索尔仁尼琴在文学创作领域追求的是“文学干预生活”的目标，他不断表达对新俄罗斯文学的焦虑和不满，甚至开始怀念制造“古拉格群岛”悲剧的年代。这种情绪在政论文《坍塌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1997～1998）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俄罗斯文化生态的混乱与恶化，索尔仁尼琴在该文中声称作家应把自己的智力和思想奉献给对真理的追寻，奉献给为神服务和为俄罗斯服务的事业。索尔仁尼琴式的“文学干预生活”因为缺少强有力的权力支持而大打折扣。文学评论家伊万诺娃（Иванова Н.Б.）对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表达了自己的尊重之情，但对他在俄罗斯文坛上所起的作用表示怀疑。在索尔仁尼琴去世后，伊万诺娃撰文指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之死让大众意识到此人的重要性。他是一个文学家，从他的创作、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更像一位政治人物。”[8]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通过“布克奖”或者“大书奖”的价值取向来暗暗提醒作家应该承担的责任。[9]新俄罗斯文学犹如一匹野马在欲望的大道上狂奔，创作的高度自由让俄罗斯作家突然之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感。这十年，《新世界》《旗》《友谊》等传统“厚本杂志”的发行量锐减，登载通俗文学的“光面杂志”（глянцевые журналы）[10]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文学创作越来越具有私人化的特性，作家的收入不再和政治捆绑在一起，而是取决于市场的好恶，专业公司与作家签约，对作家的“产品”和作家个人进行炒作和包装（比较成功的个案有佩列文、阿库宁和玛丽宁娜等人），“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文学界的亚稳固状态和一个相对独立新时代的开端”[11]。这个相对独立的时代是在20世纪末俄罗斯文化的阵痛中开始的，它伴随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对当下困境的迷惑，有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时段的俄罗斯文学是具有独特品格的世纪末文学，“是等待奇迹的文学苦难之旅。因此，‘世纪末文学’是处于相对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的、产生于‘世纪末’这一特殊阶段的‘文学状态’”[12]。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鲜明的反乌托邦精神是苏联文学最后七年的‘主旋律’”[13]。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徐徐落下之时，“封冻”从此成为历史的记忆，“解冻”成为文化的常态，文化政策的改变，让英雄有成为反英雄的可能。反乌托邦作品可能会穿上后现代主义的外衣或者新现实主义的新装招摇过市，于是，未来俄罗斯发展的走向、人类可能的前景、当下俄罗斯人的生存境遇成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力比多。如果把20世纪初扎米亚京等人的创作成果称为“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那么20世纪末至21世纪的反乌托邦文学可称为“最新的反乌托邦文学”。这类文学作品，似乎都对俄罗斯乃至人类的未来有浓厚的兴趣，当然，可以把这种兴趣理解为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或俄罗斯文化所具有的弥赛亚意识。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七章第三十三诗节就表现了俄罗斯文学的反乌托邦基因：
我们会让更广阔的地盘
受到良好的教化，那时候
（根据哲学家的图表的计算，
还得要再过五百年左右），
我们的这些道路就必然
会得到不可估量的改善；
一条条的公路纵横交叉，
将整个俄罗斯联成一家；
河面上将有一座座铁桥，
像宽阔的彩虹，拦腰横跨，
开山辟路，还将会在水下，
凿出许多条艰险的隧道，
文明世界将在每个驿站
为旅客们开设一家饭店。
〔Когда благому просвещенью
Отдвинем более границ，
Современем（по расчисленью
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их таблиц，
Лет чрез пятьсот）дороги，верно，
У нас изменятся безмерно：
Шоссе Россию здесь и тут，
Соединив，пересекут.
Мосты чугунные чрез воды
Шагнут широкою дугой，
Раздвинем горы，под водой
Пророем дерзостные своды，
И заведет крещеный мир
На каждой станции трактир.〕[14]
普希金对世界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但诗歌的结尾略显不足，“受洗的世界（即智量译本中的“文明世界”）将在每个驿站/为旅客们开设一家小酒馆”[15]把此前的激情转化为不可思议的平静，关于人们所期待的美好，其结果无非“为旅客们开设一家小酒馆”，而“受洗的世界”代表着基督教文化圈，如果该文化圈继续保持基督教传统，人类所谓的终极美好肯定就是“小酒馆风格的生活”。关于人类将面临何种未来，普希金时代似乎已经有了相关的预言，基督教在极速发展的工业面前无法提出拯救人类的终极方案，人们的精神需求将渐渐消失，唯一能够给人们安慰的是“为旅客们开设一家小酒馆”，精神需求将让位于工业化的劳作。俄罗斯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组成部分，无法脱离整个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俄罗斯族群在最近五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与其他白种人族群一道，参与了人类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是一个无法倒转的历史车轮，这也是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解体的力量之一。加列茨基（Галецкий В.）为2017年的俄罗斯可能出现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参考图，其中一个就是俄罗斯将比世界上许多国家更早出现反乌托邦图景，因为“过去的俄罗斯和今天的俄罗斯实际上并无太大区别，只是现存的社会矛盾比过去更加尖锐，富的越来越富，但与过去相比，俄罗斯产生了一个人口数量不大但群体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处于两者之间的是数量庞大的为生存而挣扎和混日子的人群”[17]。加列茨基把这种人口贫富分布地图确定为俄罗斯乃至世界反乌托邦图景出现的前提。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人类建立的所谓全人类的国家将面临两个严重挑战，即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18]俄罗斯学者涅克列萨（Неклесса А.）在福山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可能，她认为苏联解体之后，“全球局势变得越来越让人焦虑，最近十几年来频繁发生的事件也许用人道主义灾难这个词语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因为这些事件已经摧毁了未来主义者们的预言，并预示着21世纪更大悲剧的到来”。[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