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世纪最后十年的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

1991年12月25日，也就是西方圣诞节这一天，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起白蓝红三色旗，从此以后，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已告终结，苏联文学从此变为俄罗斯文学，亦称新俄罗斯文学或后苏联文学。对文学而言，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时代，作家可以尽情地宣泄情感，说出一切想说之言，这是俄罗斯文坛真正意义上的解冻。当然，苏联文学终结的征兆在苏联解体事件发生前的1990年已经显现，叶罗费耶夫（Ерофеев Вене.В.）以《为苏联文学送葬》（Поминки п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提前宣告文学新时代的到来。叶罗费耶夫所宣称的“苏联文学之死”清晰无误地表达出他对由某种权力或意志支配的主流价值观丧失的惊喜，因为这就意味着宏大叙事的危机已经成为现实，它变成了后现代主义者们任意戏谑之物。叶罗费耶夫曾用“拆卸”（раскрутка）一词来评判后现代的血液注入文学创作之后的效果^[1]，如果“拆卸”一切成为可能，那么尼采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的构想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将不再是梦想。新俄罗斯文化的重建既需要时间，也需要高度的自由，因为“高度的自由是一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可能性、模糊性、超越性和无限性的总和”^[2]。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文化生态中，俄罗斯文学迎来了不可预测的时期，这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另一个寒武纪，各种思想相互交织，在充分的自由状态下尽情狂欢，完全实现了巴赫金所说的“复调”构想，只是这种“复调”不仅存在于文学中，而且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种声音都在呐喊，试图最大限度地彰显自己的存在感。潜流文学逐渐浮出水面变成显流文学，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变成创作的范式。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文学创作领域已经开始弥漫文化解冻以来最自由的思想信息素，这当然要归功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文学上，“异样小说”（又译作“异样散文”）（другая проза）^[3]泛滥成灾，这是文学创作的“复调时代”。“异样小说”大致相当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或者在“异样小说”中有一部分作品可以归入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4]在“异样小说”的创作群体中有托尔斯泰娅、皮耶楚赫（Пьецух Вяч.А.）、叶罗费耶夫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Петрушевская Л.С.）等。在这个群体中，由于价值观差别很大，作家所选择的题材也各有不同。伊万琴科（Иванченко А.）、托尔斯泰娅和帕雷伊（Палей М.）等人热衷于描写人在封闭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的显著特征是人的意识已经被机器操控；卡列金（Каледин С.）和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则醉心于探索社会生活阴暗的角落；波波夫（Попов В.）、叶罗费耶夫等人借助过往岁月的文化沙砾来过滤现代人的情感，试图从中找到所谓的新时代中的过去的印记；库拉耶夫（Кураев М.）和皮耶楚赫等人以俄罗斯历史为资源进行颠覆历史的创作。虽然文学评论界论及这些作家时常常为他们贴上后现代主义者的标签，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创作后现代主义的反乌托邦小说起家，如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就是一部用后现代主义创作诗学包装的反乌托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