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历史终结论与反乌托邦文学的宿命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将苏联历史的终结作为主要的写作素材，尽管这种体裁依然保持着和《我们》等作品一脉相承的“家族类似”特征，但已经摒弃了描写某一具体国度的极权主义现象，新一代的反乌托邦文学厌倦了从人的外部寻找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和压抑感，而更倾向于在人自身内部发掘巴比伦塔无法建成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反乌托邦小说以情节复杂并具有极速变化感而著称，小说家推崇寻找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与人性的关系，当人类（或者就小说而言是某一族群或相关人物）进入一个社会动荡的时刻，超级英雄就出现了。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巨大变化，消费社会使得文学从传统的“生活教科书”变成日常生活的消费品，高雅文学的地位受到威胁，而玛丽宁娜（Маринина А.）、阿库宁（Акунин Б.）、苏霍夫（Сухов Е.）等通俗小说家的作品成为大众的宠儿，介于两者之间的佩列文的作品更是左右逢源。当然，那些“40年代作家”则渐渐淡出文坛，虽然邦达列夫（Бондарев Ю.）在20世纪90年代依然发表了《不抵抗》（Непротивление，1996）和《百慕大三角》（Бермудски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1999）等探索道德救赎的作品，但影响力显然不如从前。拉斯普京在整个90年代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发表了《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Нежданно-негаданно，1997）这样脍炙人口的作品。马卡宁能够紧跟时代浪潮进行快速转向，发表了《地下人，或当代英雄》（Андеграунд，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1998）这样具有鲜明后现代风格的后现实主义作品。当然，19世纪经典文学文本和苏联时期具有史诗价值的小说（如《普希金全集》、《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依然占领着文化的高地，但这也不妨碍原来沉寂的潜流文学和地下文学快速浮出水面并走进人们的视野。就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来说，反乌托邦体裁的创新是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最为显著的标志，这种自我更新和艺术空间的拓展与反乌托邦的最基本特征密切相关，这种基本特征就是该体裁的时空体（хронотоп）。具体而言，在这一阶段的反乌托邦作品中，空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变化性，被各类困难和障碍填充，这种时空也决定了活动于其中的主人公们的系列特征，他们时刻在奔跑，没有方向感，甚至没有明确的生活目的，时间处于错乱状态，这也是很多主人公在现实中眩晕的原因之一。
寻找超级英雄的主题或寻找超人的主题成为20世纪世界文学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共同现象，这种现象在具有科幻元素和魔幻色调的反乌托邦作品中更为常见，如美国作家雷·布雷德伯利（Ray Bradbury）的《疯人的墓地》（A Graveyard for Lunatics，1990）等。俄罗斯文学中尽管也诞生了不少超级英雄，但总体来说俄罗斯缺少诞生超级英雄的传统，因为俄罗斯文化的土壤是被俄罗斯本土化的东正教，即便在20世纪，忏悔贵族的身影依然在文学文本中闪现。[20]布尔加科夫《狗心》中的沙利科夫是不成功的人类实验案例，而《大师和玛加丽塔》（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1966-1967）里的沃兰德虽然有超级英雄的特质，但遗憾的是，他并不是俄罗斯人，甚至不能算作人类。别利亚耶夫（Беляев А.）于1925年发表的《道维尔教授的脑袋》（Голова профессора Доуэля）是俄罗斯版超级英雄的诞生地，但这类作品不是俄罗斯文学的主流。俄罗斯文学中的超级英雄与西方文学中的类似人物有很大的不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俄罗斯的超级英雄一般出身卑微，他们像果戈理笔下的巴什马奇金一样，仅仅幻想有一件体面的“外套”，如果外套穿在身上，他们就如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福罗维奇一样，可能为吃瓜子从大头还是从小头开始嗑而争吵，一旦“外套”丢失，他们就有可能从超级英雄变成超级杀人者，《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尼科夫失去的是一件看不见的关于“身份”的外套，所以他可以用斧头砍死两个无辜的女人，从“超级英雄”成为“超级掠夺者”。俄罗斯人的乌托邦理想往往和某些不可思议的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职业革命家拉赫美托夫用折磨自己肉体的方式锻炼意志。此外，这种乌托邦理想常常是普希金笔下的凯恩，是“一闪即逝的幻影”（как мимолетное видение），实现此理想的英雄可能从温顺的、勇于自我牺牲的理想主义者变成残暴的、不顾一切的杀人狂。当然，俄罗斯文学中不乏梅什金（《白痴》）这样圣愚式的人物，他们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行为上的神秘性，相信世界在基督爱之光芒的照耀下是可以得到拯救的，遗憾的是，这些人仅仅具有精神上的力量，缺少强大肉身的支撑。不过，在斯拉夫神话中不乏超人，但俄罗斯科幻小说家和乌托邦作家似乎在20世纪末对这些神话英雄缺少兴趣，但在反乌托邦图景中，核爆之后的现代原始社会很像托尔斯泰娅在《野猫精》中描述的、坐落在七个小山丘上的费多尔-库兹米奇斯克城。亚索尔斯基（Азольский А.）的作品《破坏者：一本对男女青年有教育意义的长篇小说》（Диверсант：Назидательный роман для юношей и девушек，2002）中的超级英雄是一位十五岁的苏联少年，名叫列昂尼德·菲拉托夫，他接受了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教育，他是以志愿者的身份走上战场的。战争初期，苏联军队的溃败让许多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但菲拉托夫坚信：“撤退的军队实际上在等待一个能阻止溃败的人，让他们重新面对可恶的侵略者并使侵略者陷入险境。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列昂尼德·菲拉托夫。”[21]他以看似柔弱的少年的双肩承担起拯救苏联的历史重任，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主旨。像很多童话一样，伟大的英雄终能抱得美人归，《破坏者》也为主人公预设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局，正如小说的副标题《一本对男女青年有教育意义的长篇小说》所暗示的那样。然而超级英雄终究要和子弹为伍，如何摆脱死亡成为主人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亚索尔斯基采用了神话所特有的叙事模式，即英雄不死的定律，其人物常常和大仲马与斯蒂文森笔下的英雄构成互文。小说的主人公之所以能成为超级英雄，是因为无所不在的幸运，对于包括菲拉托夫在内的超级英雄而言，战争本身并不是灾难，而是表现他们英雄气质的绝佳场所，因为菲拉托夫无所不在的幸运是以一个崇高的目的（保卫祖国）为前提的，在解释自己为何隐瞒年龄加入军队时，菲拉托夫说：“我……真诚地以为，只要我的目的足够高尚，那么手段就无关紧要了，可以欺骗，可以有些令人不齿的行为，可以进行破坏活动，包括与保卫祖国愿望相悖的行动。”[22]如果菲拉托夫能够幸运地一直活下去，他极有可能成为老年版的梅尔库洛夫。高尔基在小说《以身试法的人》中把梅尔库洛夫描写成一个杀人不眨眼但每次都能躲过法律制裁的人，幸运女神福尔图娜似乎对他情有独钟，最后，为了克制自己犯罪的欲望，他上吊身亡。[23]无论是亚索尔斯基笔下的菲拉托夫，还是科兹洛夫《夜猎》中的安东，或者是托尔斯泰娅《野猫精》里的本尼迪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混乱的时代成就了这些少年们的英雄梦。
俄语“герой”一词出自希腊文“heros”，意为神的儿子、神的后裔和凡人中非凡的人。普罗米修斯、阿喀琉斯和赫拉克勒斯等都属于英雄。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往往会受到命运的捉弄，比如阿喀琉斯注定会因自己没有被冥河水泡过的脚踝而死亡。但超级英雄情况不同，超级英雄的命运更多仰仗战争或者自身拥有的神性代码，这部分代码是他们行动中最为隐秘的东西之一，“英雄不死，因为他们拥有神的属性”[24]，正是这部分和神性相关的属性使反乌托邦文学中的主角能成为超级英雄。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把菲拉托夫的幸运理解为神的庇佑和他作为战士所具有的超强职业素养（杀人），诚如叶里谢耶夫（Елисеев Н.）对这个英雄所作的评价一样，“这些勤奋而快乐的孩子试图让一切变得美好起来，只是他们不知道生活里根本没有什么美好事物，这些人甚至有一些堂吉诃德气质……菲拉托夫颇似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科切托夫卡站上发生的小故事》（Случай на станции Кочетовка）中的小傻瓜”[25]。实际情况是，菲拉托夫作为超级英雄存在的前提是放弃生命，也只有放弃生命才能得到未来，那些惜命的人恰恰最先死去，所以他说：“我坚信，我的孩子不会默默无闻，因为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原点，从这个点出发有无数条通向未来的路线和通向遥远彼岸共产主义的路线。”[26]亚索尔斯基的主人公远离伦理价值的评判，对于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而言其意义在于，在死亡阴影之下，超级英雄能够凭借本能去完成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亚索尔斯基关注的不是人的慈悲之心，他所关注的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当生存成为人的第一选择之时，英雄能够牺牲自己完成伟大的使命，而超级英雄不但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还可以全身而退，实现英雄不死的神话，就像好莱坞《碟中谍》系列电影中的伊森，无论多么艰难的任务和危险的环境他都能轻松应付，无论子弹多么密集，总是碰不到英雄。英雄不死，与其说是主人公的幸运，不如说是作者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