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停滞时期的结束与斯特卢卡茨基兄弟等人的创作
停滞时期结束的标志是斯特卢卡茨基兄弟（Стругацкий А.，Стругацкий Б.）的科幻文学创作，他们的作品影响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读者。自从发表了描写宇宙空间的作品《深红色云彩的国度》（Страна багровых туч，1959）和《飞向木卫五之路》（Путь на Амальтею，1960）之后，兄弟二人的创作发生了转向，他们的科幻作品开始充盈社会和哲学元素。在《星期一始于星期六》（Понедельник начинается в субботу，1965）、《世纪的凶猛之物》（Хищные вещи века，1965）、《可恶的天鹅》（Гадкие лебеди，1972）、《路边野餐》（Пикник на обочине，1972）和《蚂蚁窝里的甲虫》（Жук в муравейнике，1979）等作品中，两人的批判意识越来越明显，这些创作成为斯特卢卡茨基兄弟80年代两部反乌托邦之作的前期准备。1988年，两人完成了反乌托邦长篇小说《厄运难逃的城市》（Град обреченный）和《以施恶来行善者或者四十年之后》（Отягощенные злом или Сорок лет спустя）。“以施恶来行善者”的形象在很多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出现过，他们是拥有不同面孔但拥有相同灵魂的人，比如这部小说里的杰米乌尔格类似布尔加科夫笔下的沃兰德，只是比沃兰德多出几分戏谑，阿卡斯菲尔·卢基奇则和《约翰福音》里的约翰形象近似。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和《圣经》中基督带领团队四处宣传自己的主张类似，这个团队的领袖阿卡斯菲尔·卢基奇（师尊）和他的门徒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烘托师尊的伟大和门徒的机智，这又与爱伦堡的《胡利奥·胡列尼托》构成互文本。这种对耶稣圣迹的重新阐释也是一种反乌托邦叙事策略，比如明茨就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中看到了作者的反乌托邦构想，认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小说是以未来的视角写成的，与以往的历史小说不同的是，三部曲将乌托邦式的希望和反乌托邦式的怀疑论融合到作品之中。”[7]这种反乌托邦作品未必把叙述时间设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宗教反乌托邦的意义在于对前文本的颠覆，这种颠覆会直接动摇人们信仰的基础。比如，人们一直认为的叛徒加略人犹大在安德列耶夫（Андреев Л.）的笔下是一个为了信仰而成为叛徒的人物，“犹大是耶稣坚定的信徒，对于信仰者来说，死亡可能是诗意人生的开始”[8]。这就如同在《以施恶来行善者或者四十年之后》中一样，师尊卢基奇坚信，他的第二次受难不可避免，但这同样是一种救赎，这何尝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中出现的“他”呢？
《厄运难逃的城市》[9]放弃了扎米亚京《我们》中叙事上的科学伦理[10]，转而采用了托尔金《魔戒》式的奇幻手法，因而具有新神话诗学的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斯特卢卡茨基兄弟所描写的是在悬挂人工太阳的城市进行社会实验，来自苏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逃亡者会聚此地，就是为了参与这场大型实验活动。离开居住地的时间其实正是人物的死亡时间，因此，在这个城市中游荡的人实际上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死亡之城的人们通过对权力的租用（权力可以转让），来体验人在权力位置上的各种感觉，以此来证明人性中恶的因素和权力意志对个体的影响。小说中的故事隐喻的是一段在时间上经过压缩的血腥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人物只是换了位置，换了面具。主人公安德列·沃罗诺夫生前是一名对领袖忠心耿耿的共青团员，来到厄运之城后坐上了法西斯独裁者顾问的宝座，在那一刻他真的变成了法西斯分子，他通过屠杀朋友和逼迫朋友自杀来体验对顾问一职的认同感。这部小说中蕴藏着非常深刻的思想，这个思想的表达方式尽管和扎米亚京的《我们》存在差异，但核心内容是相似的，即意志自由之前提是拥有良心和责任感，丧失了良心和责任感的自由意志必然导致灾难，而人恰恰在权力面前很容易抛弃良心和责任感，这与人性之恶相关，同时与无法约束权力的社会制度相关。所以，“安德列在这场实验中没能经受住考验。这也让人产生怀疑，在这种极端条件下考验人在诱惑面前的忍受力是不是目的本身？我们的世纪（20世纪）已经证明，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要被迫参加这场生存实验，这场生存实验不但有肉体方面的，还有社会方面的”[11]。对人进行肉体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生存考验不但是通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主旨，也是现实主义的反乌托邦小说的特质，这种主题突出了人作为社会动物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同时证明了人这种动物在丛林法则面前和一般动物没有区别，那就是人对待同类比一般动物对待同类更加残忍。这部小说在反乌托邦层面的意义用谢尔比年科（Сербиненко В.）的话说就是：“斯特卢卡茨基兄弟在这场现代乌托邦的实验中表达了很多想法，他们告诉读者，在引人注目的口号和良好祝愿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令人沉郁的空虚。也许，这种糜烂已经侵蚀了这场实验的核心思想：难道乌托邦世界正在崩塌吗？”[12]
谢尔比年科的预言成真了。那些20世纪5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也开始被反乌托邦的批判意识所吸引，如田德里雅科夫（Тендряков В.Ф.）在《幻影刺杀》（Покушение на миражи，1987）中表现尖锐的、冲突感强烈的事件。总之，20世纪60～80年代，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迎来了复兴时期，除了斯特卢卡茨基兄弟外，一些侨民作家所发表的反乌托邦作品也引起了苏联国内读者的关注，如杰尔茨（Терц А.）[13]的《柳比莫夫》（Любимов，1967）、季诺维耶夫（Зиновьев А.）的《撕裂的高度》（Зияющие высоты，1976）和《苏联人》（Гомо советикус，1982）、沃伊诺维奇（Войнович В.）的《莫斯科2042》（Москва 2042，1982）等。
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季诺维耶夫创作了一系列反乌托邦作品，其经典性表现为这些作品具有传统俄罗斯文学所崇尚的哲学精神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季诺维耶夫反乌托邦小说的独特性在于，作者并不死守该体裁的窠臼，但作品中所具有的讽刺和批判精神恰恰是反乌托邦小说的核心价值。在《撕裂的高度》中，作者用涂上了保护色的委婉语（伊索式的语言）来展现苏联社会的现实状况，这些委婉语更有讽刺意味，能更具体地对荒谬的现实生活进行大胆的揶揄，小说中的人名均冠以某种具有特殊社会属性的绰号，其中的大量缩略语很容易使人想起某些权力机构。季诺维耶夫喜欢在看似形式单一的作品中力争实现作品唯一的目的，就是用讽刺小说的形式和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来揭露某种社会模式的弊端。《撕裂的高度》依然采用了作者所喜欢的叙事模式，即把许多独立的片段组合成一个作品，这些片段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出苏联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在那些看似单调而又抽象的人物类型中很容易发现他们的原型。季诺维耶娃高度评价了《撕裂的高度》中的艺术世界，认为这部作品能比较全面地展现他的创作诗学，“每个片段的发生几乎都是这样的，如果没发生不可预见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片段就可能到此结束，然而事情总会出意外……文本的整体性来源于思想的条理性和人物行为的连贯性”[14]。《撕裂的高度》继承了经典反乌托邦文本的一些特质，如批判意识、对个人追求自由的肯定、人在善恶之间的摇摆、时空体的未来属性等。但同时，季诺维耶夫也是独特的，其独特性表现为他能将语言中看似不兼容的成分，如文学语言和科学论文的语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并置于一个文本空间里。这其实在《我们》中已见端倪，只是季诺维耶夫更进了一步，这一步就是作家创制了一种新的语言，这是精妙的讽刺语言，是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充满矛盾修辞法的语言。
总之，整个30～50年代，反乌托邦文学经历了漫长的沉寂，终于在文化解冻之后苏醒，并迎来七八十年代的崛起时期。如果说斯特卢卡茨基兄弟用科幻小说成功包装了反乌托邦思想，那么季诺维耶夫则将反乌托邦文学的创作推向了新的小高潮。
[1] 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484页。
[2] “对二三十年代乌托邦式的艺术实践的忠诚”（верность утопически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м практикам 20-30 гг.）是指这个时期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种泛宗教情绪，即相信社会进步所具有的神秘力量能完成艺术对生活的建设任务，相信机械文明或者工业文明具有强大的拯救力量，相信人类一定拥有美好的未来。参见 Ковтун Н.В.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упопия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Xвека.Томск：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ом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5，с.530。
[3] 参见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第491页。
[4]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20 века：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и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Николаев П.А.М.：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андеву-А.М.，2008，с.462.
[5]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20 века：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и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Николаев П.А.М.：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Рандеву-А.М.，2008，с.461-462.
[6]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Р.Собр.соч.в т 3 томах.Т.2.М.：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85，с.119.
[7] Минц З.Г.Отрилогии 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http：//novruslit.ru/library/？p=47.
[8] 郑永旺：《圣徒与叛徒的二律背反——论安德列耶夫小说〈加略人犹大〉中的神学叙事》，《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年第2期，第90页。
[9] 这部小说在内容和情节设置方面可能受到了德国小说家赫尔曼·卡萨克（Hermann Kasack）的反乌托邦小说《河对岸的城市》（Die Stadt hinter dem Strom，1947）的影响。主人公罗伯特在这座城市的档案馆得到了一份工作，他是城中唯一的活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没有意识到这点。很快，罗伯特发现，这里的人们所进行的工作毫无意义，人们把一家工厂的产品运到另外一家工厂，在这里把产品还原成原料，或者把好砖和好瓷砖变成废件，一切在无意义中循环。
[10] 即小说故事的背景是，依照科学发展的现状，尽可能合理地展示在这种状况下人的生活状态及多种可能性。
[11] Ревич В.Перекресток утопий.М.：ИВ РАН，1998，с.285-286.
[12] Сербиненко В.Три века скитаний в мире утопии//Новый мир，1989，№5，с.255.
[13] 即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Андрей Синявский），《与普希金散步》的作者，亚伯拉罕·杰尔茨是其笔名。
[14] Зиновьева О.Начало//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2002，№10，с.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