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月革命后的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现实中的胜利，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对革命风暴，马雅可夫斯基（Маяковский В.）高呼“这是我的革命”，但也有人将革命比作寻神的运动，所以才会出现亚历山大·勃洛克《十二个》中的诗行：

漆黑的夜。

洁白的雪。

风啊，风，刮得让人站不稳。

风啊，风，吹在神的世界中！^[13]

对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而言，这一阵阵在“神的世界中”漫卷的狂风吹乱了人们思想的格局，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白银时代诸流派对后来俄罗斯文学走向的影响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但的确是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的催化剂。不可否认，十月革命改变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方向，国家意志的介入使得苏俄文学和后来的苏联文学逐渐成为世界文学中一道特殊的景观。十月革命后不久，象征主义诗人别雷（Белый А.）在《革命与文化》（Революция и культура）一文中发出这样的感慨：“革命如同来自地下的突袭，摧毁了一切，又像飓风一样荡平了一切有形式感的事物……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用文学作品来描述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14]不管作家的观点是否正确，也不论其立场是偏左还是偏右，是否“用文学作品来描绘革命”几乎是每个作家在革命年代和革命之后的岁月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也是白银时代后期反乌托邦文学得以诞生的土壤。

文学是时代风貌的一面镜子。作家虽然有自己独立的创作思维，但依然无法超越时间，正如丹纳所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5]，俄罗斯文学犹如海德格尔那双“农妇的鞋”保存了世界一样，保存了革命给俄罗斯留下的种种印迹，只是在保留这些印迹的时候，每个作家都融入了自己的感情，马雅可夫斯基称十月革命为“我的革命”，而勃洛克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发现引领十二个赤卫队员的竟然是“耶稣基督”。但无论何种情绪，他们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即等待俄罗斯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于是，以未来为主题的创作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作家往往把对未来的想象通过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图景表达出来。这是一个作家必须作出选择的时代。布宁（Бунин И.）这个俄罗斯最后的贵族，用小说《该死的日子》（Окаянные дни，1919）来“诅咒”十月革命，甚至连高尔基这样的“革命海燕”面对现实之时，也在1917～1918年完成了让列宁愤怒的《不合时宜的思想》（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мысли）。只有文学在忠实地记录这场革命的过程与结果，并从中预见了革命在俄罗斯的未来存在多种可能的情形，并把这种现实的未完结的属性变成文学中的艺术图景。在20世纪20年代，书写未来之所以成为文学关注的目标，是因为作家迫切需要发现这场宏大的实验可能引发的种种不可思议的事件，文学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思维正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中通过诸多象征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派（пролеткультов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和未来派的诗歌中充斥着难以抑制的乌托邦激情，这种激情源自理想即将实现的幸福。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Хлебников В.）和加斯捷夫（Гастев В.）等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歌颂未来的乌托邦诗歌（поэма-утопия），在他们眼里，未来已经触手可及。吉洪诺夫（Тихонов Н.）在一首名为《乌托邦的十字路口》（Перекресток утопий）的诗中热情洋溢地写道：

在鲜血与灰尘，在炮声和警报里，

世界正以新的规模扩张，

我们推开那些弱者，自己建造

乌托邦之城和伟大思想之邦。

……

乌托邦是宇宙中耀眼的天体，

或是不可见的光明中新的一天。

在新的不可见的黑暗里，

智慧的诗人，请你尽情而又疯狂地预言吧！

（Мир строится по новому масштабу，

В крови，в пыли，под пушки и набат

Возводим мы，отталкивая слабых，

Утопий град-заветных мыслей град.

...

Утопия-светило мирозданья，

Поэт-мудрец，безумствуй и пророчь，

Иль новый день в невиданном сиянье，

Иль новая，навиданная ночь！）^[16]

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激情燃烧的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美是生活”的命题在革命的风暴中得到完美的展现，马雅可夫斯基用《150000000》这样夸张的题目把对未来的蓝图描绘成地球人智力无法企及的图景。诗人们在充满乌托邦幻想的诗行里，以包容宇宙的胸怀，运用20世纪初最炫目的艺术手段，描绘出理想的生活，如科学把人们带入广袤的宇宙空间，人类不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通过各种工具，尽情享受自然的馈赠。遗憾的是，类似的作品存在共同的缺陷，即“享受无限自由的人类之精神生活问题被忽略”^[17]。征服的欲望淹没了人作为文化动物的属性，这使得20世纪以未来和革命为主题创作的乌托邦诗歌激情四溢、数量巨大，“在十月革命之后起步的年轻苏联文学以世界文学中罕见的狂热震撼了新一代……呼唤绝对的理想之城拔地而起”^[18]。

乌托邦激情同样感染了小说的创作，出现了诸如恰亚诺夫（Чаянов А.）描写“自然人”（естеств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的中篇乌托邦小说《我的弟弟亚列克谢到农民乌托邦的旅行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оего брата Алексея в страну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утопии，1920）、伊金（Итин В.）的科幻小说《贡古利国》（Страна Гонгури，1922）和奥库涅夫（Окунев Я.）的科幻小说《1923～2123年的未来世界》（Грядущий мир：1923-2123，1923）等作品。上述乌托邦小说几乎都是对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歌颂之作。其中，恰亚诺夫的《我的弟弟亚列克谢到农民乌托邦的旅行记》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乌托邦小说。该作品虽然在叙事上采用了乌托邦小说的常用套路，但就批判意识而言，无疑是一部具有反乌托邦倾向的作品。

作品的主人公亚列克谢·克列姆涅夫是一名年迈的社会主义者、著名圣像收藏家和出版商、知名的苏联科学家。一个偶然的机会，主人公从自己生活的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穿越到1984年的未来时空。在该小说发表的1923年，写出《1984》的乔治·奥威尔才二十岁，在当时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当警察。我们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乔治·奥威尔是受恰亚诺夫的影响才创作了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1949）。不过恰氏作品中的某些思想印记的确能在乔治·奥威尔的《1984》里找到回响。为什么非得穿越到1984年？有学者认为：“年代相同，纯属巧合。”^[19]作品的反乌托邦性表现为，通过亚列克谢的偶然闯入，揭示1984年这个美好未来有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特别是当知道这里所宣称的“舒适的家庭生活只能产生可恶的私有欲望，小业主的快乐中暗藏着资本主义的种子”^[20]这样的生活理念之时，亚列克谢·克列姆涅夫对自己所坚守的信念产生了深度的怀疑，以至于赫尔岑关于未来美好生活愿景的论述也不能打消他的疑虑，他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出现相当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十分荒谬。到那时候，否定的声音将从革命少数派巨人般的胸膛中迸发出来，一场恶战不可避免。”^[21]如此看来，这种循环往复的权力争夺战将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他发出了“我同意，我们的国度远不是什么伊甸园，但是您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来取代它呢？”^[22]的疑问。这个被当成美国公民查理·梅穿越过来的亚列克谢·克列姆涅夫几乎认不出1984年的莫斯科，因为“这里不再是适合生活的地方，而是举行各种庆典、举办大型会议和进行其他大规模活动的场所。这是一个重要地方，但不是社会存在（социальное существо）”^[23]。这部中篇小说对未来的想象相当准确，甚至预测到了现实中的事件，如1931年莫斯科基督教救世主大教堂被拆除。小说中，根据《莫斯科城市建设法令》，整个城市在1937年改造重建。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同先知的预言一样，准确地预测了俄罗斯未来的发展之路，正如文学评论家乌利斯（Вулис А.）所说的那样：“恰亚诺夫的出色才华表现为他那不可思议的先知般的力量，这种力量直到今天仍能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存在。为现实建模，在未来可能的情况下检验这种模型，所有这一切都给卡夫卡和拉美的许多作家带来荣誉。但是，这种对未来精湛的设计首先是我们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恰亚诺夫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24]

关于未来的种种设想促进了乌托邦文学的蓬勃发展，同时，这些创作融入了反乌托邦的元素和色调。扎米亚京的《我们》、爱伦堡（Эренбург И.）的《胡利奥·胡列尼托》（Хурио Хуренито，1922）在乌托邦合唱中发出了各自的反乌托邦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