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胡家坝村经济变迁

1949年之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构成了胡家坝村落的经济基础。1949年之后，随着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进，胡家坝村的经济形态逐渐由自给自足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形态呈现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相互交织的特征。

一 1949年前的传统经济形态

传统时期，一家一户是村民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集中表现为自给自足，家户经营。具体而言，胡家坝传统经济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田地经营。据吕宜钭老人讲述，旧时期，各家各户独立耕作田地，田地耕作的各个环节，如选谷、晒谷、割禾、护苗、收获均由家户独立完成。在家户内部，田地耕作都由当家人定夺，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候收获、什么时候留种、什么时候售卖都由当家人安排。遇到农忙时节，当家人一般会请工、换工、帮工、聘工，但据老人讲述，请工、换工、帮工、聘工并非是常见的形式，一般都是各家先忙完各家的，再考虑帮助其他家庭。

第二，物品交换。传统时期，村民的物品交换主要基于家户自行决断。据吕宜钭老人讲述，村民交换物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到港河集市买卖物品；二是到港河集市售卖粮食。逢年过节的时候，村民都会到港河集市赶集，什么时候赶集、赶集购买什么、赶集花费是多少一般都由各家自行定夺，具体主要由当家人定夺。遇到丰收年份，部分村民家会在预留口粮的基础上售卖多余粮食，据老人讲述，售卖粮食是各家各户的大事，均由各家自行定夺，邻里亲戚不可以参与家事决断。

第三，家庭消费。一家一户消费是家户消费的重要内容。据吕宜钭老人讲述，旧时期，村民消费主要以家户为单位，当家人掌管家中“钱袋子”，妻子和儿女负责听从当家人的消费安排，什么时候消费、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均由当家人说了算。据老人讲述，当时消费最多的一般是信仰消费，各家各户每年在信仰消费上的花费大约有2～8块银圆。

第四，家户分配。在生产生活中一般都以家户为基本分配单位。家户中具有分配权的一般都是当家人，在平日生活中，当家人会主持家庭各项事务，柴米油盐消费多少、是否送儿女上学堂、是否售卖粮食一般都由当家人定夺。在儿女分家的时候，当家人会安排分家事宜，各个儿女分配多少家财一般都由当家人说了算。对于当家人的分配决定，儿女一般不可以提出质疑，儿女与当家人发生纠纷，一般请兄弟或者族长出面调解。

第五，勤俭节约。据吕宜钭老人讲述，传统时期贫苦村民较多，各村民在花费上一般都秉持勤俭节约的消费理念。不该花费的一般都不会乱花费。据老人讲述，当时为了节省买衣服的钱，贫苦村民一年到头都不会买衣服，儿女没有衣服穿，妻子一般都会将当家人的衣服重新缝补给儿女穿，当时光着屁股的男孩到处可见。

二 1949年后的经济形态

1949年之后，胡家坝村落经历了各项农村综合改革，在国家政权改革的影响下，胡家坝经济形态呈现出新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改革运动时期的村落经济

据《都昌县志》记载：^[13]都昌县于1950年12月、1951年7月和11月，先后进行了3期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土地共225519亩，折算人民币744133万元，平均每户分得4.5亩土地，分得资产人民币150元，1952年又在66个乡进行了一期土改复查。据吕宜钭、方晨生、吕士温老人讲述，在土地改革的时候，胡家坝村民进行了阶级成分划定，当时阶级成分主要由工作组划分，工作组由都昌县政府下派，成员一般都是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因而一到丁仙乡，就受到了村民的热情接待。据老人讲述，当时工作组下来之后主要是“摸底”，摸清各村落的基本情况，包括有多少地主老财、有多少贫苦村民、谁在村里威望高等。当时，在胡家坝村落，地主一共有3家，分别为吕姓、方姓、邹姓，小手工业者一共6家，分别为胡姓、梅姓、熊姓、俞姓、吴姓、郑姓，贫农有2家，分别为詹姓、程姓，中农有2家，分别为罗姓和张姓。各姓氏划分结束之后，工作组将划分结果公布在村落，让全体村民都可以看到。

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地主的田地、房屋、山地均被贫苦村民分取。据老人讲述，除了田地、房屋和山地，地主家的耕牛、农具、座椅均被没收。有地主反抗，一般都会被工作组批斗。据吕宜钭老人讲述，当时工作组批斗地主一般不激烈，没有拳打脚踢的行为，一般都是训斥教育。被划分为地主的，一般都会“净身出户”，但在后期，工作组也会给地主留一定的口粮和房屋，让其谋求生存。据方晨生老人讲述，方晨生父亲叫方利诚，在土地改革时期，被划分为地主。父亲方利诚排行老4，有兄弟6个，分别为方利兴、方利旺、方利映、方利盛、方利开、方利宏。祖父有三个，分别为方乐义、方乐利、方乐忠。方家七兄弟家大业实，1949年以前，有田地100亩左右，房屋60间（一栋房子3间房，一共有20栋房子），开办了油坊和“永春福”百货商店，并聘请了郑、伍、付姓等8位长工，闻名于十里八乡。被划分为地主阶级以后，工作组留给了他们3分地和一个小破屋。

（二）集体化时期的村落经济

据《都昌县志》记载：^[14]集体化时期实行“四定”（定土地、定劳力、定耕牛、定农具）“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1956年上半年，全县会并初级社为高级社54个，3043户，占总农户数的40%。同年底，已有高级社265个，入社农户76769户。1957年高级社为314个，78141户，占总农户数的99.70%。

集体化时期，胡家坝隶属金星农业高级合作社，此后三汊港街被从金星农业高级合作社划出，胡家坝又隶属亮星高级合作社。据吕宜钭老人讲述，当时亮星高级合作社是一个大队，在大队下面还设有很多小队，胡家坝村民隶属不同小队。在小队内设置有小队长、副队长、记工员、保管员等。当时当选小队或者大队干部，均需“根正苗红”，一般是是贫下中农才有资格当选，除此之外，当选大小队干部者一般还要有群众基础，群众推选才可以当选，群众基础太差也不可以当选。在集体化时期，村民都是统一生产生活，早上起床一起到大队干活，干完活之后中午也在大队休息，吃饭的时候都在大队食堂吃饭，晚上的时候也需要到大队开会，据老人讲述，开会的时候主要总结一天的干活经验，对干活积极的村民提出表扬，对干活不积极的村民提出批评。

在大队干活实行“工分制”，据吕宜钭老人讲述，男性干活一天一般可以挣到6～10个工分，女性干活一天一般可以挣到3～7个工分，孩童当时也可以到大队干活，孩童干活一般可以挣到1～3个工分。各家干完活之后，都会到大队记工员处记工，据老人讲述，当时记工员由全体村民推选，推选出的记工员一般都是公正的人，不会随意少记、多记或者乱记。到年底的时候，村民会拿着各自累计的工分到大队换取粮食，供全家食用。在集体化时期，由于大伙一起干活，干多干少都是一个样，因而部分村民会有偷懒的现象。对此，吕士温老人讲述：“在生产队生产的时候，我当时是生产小队的队长，大伙当时在队里干活的时候有时会故意偷懒，比如在割禾的时候，一人一把镰刀，但有的村民领取镰刀之后，就开始在田地里磨洋工，有的时候一磨就是一上午。看到队长过来，一般都会直起腰干活，但队长一走，又会坐下磨洋工。在集体化后期，很多村民都开始磨洋工，有的时候一天能干完的活，三天才可以干完。”

（三）土地包产到户之后的村落经济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历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被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在实际生产中讲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是村民对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典型概括。

据吕宜钭老人讲述，在胡家坝村落，当时村民主要承包村大队的土地，将大队土地承包到自己家，由各家各户独立经营。各家各户独立承包土地有多有少。据老人讲述，当时土地主要按照人头承包，如村民A家有3口人，一般可以按照3个人的口粮承包土地。承包土地需要签订承包契约，承包契约一般由承包者和村大队签订。村民承包土地以后，各家余粮开始增多，所收获的粮食一般能满足家人一年的口粮，但据当地老人讲述，由于洪涝和税收的原因，村民有时一年收获的粮食也不能完全满足家人口粮，也需要挖野菜或向邻里借粮。此外，当时国家税收较重，一亩田地需要交100元的税，因而耕田负担也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