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学术研究回顾

前人对粮食市场的研究很多，这里只能对与本书有关的研究进行概述。

一 漕运

于德源撰写了《北京漕运和仓场》。他在书中提出：“北京地区有文献记载的漕运始自东汉初年。”于德源对从东汉至清末的运河和漕运、仓储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其中特别考察了清代京城、通州二地区仓储规模、管理机构和收放制度。[1]这些观点在本书都有引用。该书用历史学理论进行研究，虽然对历史发展脉络叙述得很清楚，但缺乏用经济学理论及数字分析漕运制度。该书对漕运中存在的弊端，引用近代史料进行了说明。本书研究的时间段是清代前期，笔者全面引用的是清代前期的史料，说明了制度腐败与粮食市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李文治等学者在《清代漕运》中指出：“漕运制度是在南北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京师需求大量粮食供应的条件下出现的。”提出“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粮在增加，京师粮食已另有途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黄河不决堤，漕运迟早也要走向历史尽头”。该书考证了各时期漕粮运京的数量、存储量，探讨了官兵俸甲米、政府采购仓粮对京师民食的调剂作用，[2]这一部分对本书有很大帮助，但一些数字有误，本书进行了纠正。

倪玉平在《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中全面考证了漕运概念后，提出“本色漕粮的起运制度，实质上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进行粮食调配，维护特定阶级、特定区域的利益”。该书称：“应该承认，清代的漕粮运输，在决定京畿地区和征漕省份之粮食市场的价格变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国内的粮食贸易价格。但这种调节作用完全是建立在行政权力强行干涉的基础上的。”“围绕着这种制度，已经结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并在事实上成为阻止漕粮改制的重要力量。”并指出“漕运制度本身就具有一种反市场、反商品经济的特性”。“市场经济规律早就表明，要最终解决价格问题，只能用市场竞争的办法降低成本，而清代漕运制度的实践却正好与此相违背”。“漕运制度的这种反市场特性，决定着它必然会走向衰落”。该书总结了漕运制度崩溃的原因。[3]这些结论本书都有借鉴，本书专门研究了政府对漕运制度方面的看法及变化，补充了倪书的不足。日本学者堀地明研究了回漕问题，[4]文中引用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研院史语所藏档案，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藏档案，论述了回漕的直接原因、政府的对策，以及通过具体案例详细描述了回漕的过程和方法，无疑是一篇京师回漕问题研究的重要论文。遗憾的是论文对回漕原因的制度性缺陷、回漕在整体漕运制度中的作用等重要问题缺乏研究。本书准备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探讨。

二 粮食供应

吴建雍是较早研究清代北京粮食供应的学者。他提出：“流通于市面的粮食，一是由俸、甲米转卖而来的商品粮，一是由仓谷平粜而来的商品粮，一是由客商贩运而来的商品粮。”并指出：“从总的趋势看，伴随着清代京师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粮食供应也日趋商品化。”探讨了政府平抑粮价，调整俸、甲米支放时间的作用。同时，该文也举出个别粮价的例子，结论是：“清前期京师粮价比较平稳，粮食供应大体能够得到保障。”[5]这些观点对本书十分有益，笔者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提出了新观点，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日本学者堀地明的文章[6]，专门研究清代北京粮食流通问题，文中引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论述详细，对本课题的研究多有帮助。其文章稍显不足的是没有认识到京城的俸、甲米并非完全自由流通，还有民间商人贩运的麦子、杂粮等粮食品种的流通，而且内城与外城粮食流通种类有所不同，所以京城人口粮食的来源，也并非只有官米，还有商粮，两种类型的粮食流通性质、情况都不一样，笔者将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上问题。

美国学者李明珠研究了直隶的粮食问题，并专章研究了北京粮食市场情况。她指出：皇帝和官员“理解并重视市场力量，但是他们并不把市场本身作为目标。他们更希望使用市场力量去促进商品流通，但是当市场力量受阻时，他们通常会毫不犹豫地介入其中，特别是对于能够引起政府高度关注的粮食市场”。“政府并没有试图取代市场，甚至都没有尽可能有效和低成本地控制和限制市场，平粜粮食的价格虽由官员确定，但通常都是按照市价来进行买卖。传统观念中，官方文献蔑视商人，视之为奸商，但始终承认其必要的作用。对待商人的态度是很矛盾的”。“贪污是粮食市场上政府干预的成本之一。当贪污成本上升到政府和商户都无法承担时，政府就会转变政策来减少这种状况的发生”。并且认为，政府控制商铺存粮量，使得粮店存量小，规模小，没有出现大粮商，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新观点。[7]本书多处引用李明珠的研究结论，并对其部分结论进行商榷。

赵蕙蓉研究了清末北京的粮食供应情况，指出，道光年间“京通各仓总共实贮粮4702699石。其中尤以通州各仓下降最为明显，从乾隆时贮粮269万余石，下降到六万余石”[8]。该文以举例方式，说明个别价格与物价普遍上涨的观点，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刘凤云探讨了俸米商品化的过程，但与吴建雍角度不同，其撰文指出：“早在清军入关不久即康熙年间，米商即与旗人之间围绕着俸米形成了这种特殊的关系。米商赚钱的基本伎俩就是先以贱价买回八旗官兵的饷米，再趁其下季饷米尚未发放、旗人无米下锅之时以高价卖出，从中赚取差价。如果仅从商人的赢利方式角度思考的话，似也无可厚非，因为虽有巧取但不存在豪夺，且对双方而言都有利。所以，康熙年间发生的这种情况在雍正朝已处于政府的半准许状态。”并从旗人与商人的经济关系角度，分析了政府漕粮分配制度，提出“旗人与商人之间因俸米形成了经济关系，这种关系随着旗人向商人预支银两、寅吃卯粮，逐渐演变成债权与债务的关系”。故该文结论“可以说，俸米的收购卖出将旗人与商人系于同一经济链条上，商人的财力及资本通过这一链条渗透到旗人社会，对旗人的生计产生了影响。尽管最初他们对旗人的经济渗透力是有限的，而且商人的财富及资本的积累要受到政府相关政策的制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经济链条将他们之间联系得越来越紧，并导致了部分旗人的贫困化”[9]。这些观点本书有所借鉴，并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京城的店铺和商人的经济活动进行了描述，其中涉及老米碓房的问题。[10]文中引用的大部分史料是清代后期的，笔者认为不能说明清代前期的情况，所以笔者引用了前期史料做进一步讨论。

吴琦认为，以往的对漕运作用的研究，不是很全面，漕粮除了供应皇室政府官员及八旗兵丁之外还有稳定市场、救济灾民等作用，并提出：“平粜稳定了京城的市场价格，限制了奸商的囤积居奇，对维持京城平民的生计具有积极意义。”认为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商人，“反映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日益上升，商人队伍不断壮大，成为清政府不可不重视的社会力量”[11]。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了不同意见。

日本学者细谷良夫《八旗米局考——清朝中期的八旗经济》，专文论述官立米局的设立、存废的详细过程。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根据《镶红旗档案》中的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镶红旗满洲都统爱音图奏折，对官立米局营运推算，并列表说明。他认为：乾隆三年复设米局，开始时对商人购买有抑制作用，后来就不行了。米局籴买俸米，资本少，购入量少。虽然以后米局资本从白银六千两增加到一万两，又添设二局，且在米局购入时，不许商人购买，但米局仍不能与商人购入、囤积的数量对抗，米局实际上起不到平粜的作用。该文结论：八旗米局从雍正六年设立开始，至乾隆十七年废止。米局设立最初的目的是救济旗人，但对北京全城的米价平粜起到关键作用。米局为国家介入米的流通，具有调控经济的性质。[12]这些论述及观点很有意义，笔者引用了文中的观点和所引史料，并同意其结论。

其他还有一些论著都提到各时期北京的粮食供应问题，只是时期与角度不同，这里从略。

三 粮价

黄冕堂引用大量刑部档案中反映的粮价，用列表方式说明了清代前期十几个地区的粮食价格。他提出：“刑档中所反映的包括粮价在内的各种物价，常常与地方官向朝廷定期上报的粮价不完全吻合，比较普通的现象是官方上报的粮价欠准确或千篇一律，有时偏高，有时又偏低。”但该文“只以银一两换钱八百文这一个比数算”，各地银钱兑换比率不一样，不同时期、年代也不同，很难以同一个标准，或者两个价格比例计算。对京师粮价，该文举例乾隆九年和十八年的京师粮价记载，认为京城内粮价是比较低廉的。不过，他是按钱一千文兑银一两，未估计官俸银或元丝银与市场钱价的兑换量。他说京师“通用康熙时铸造的小制钱，常名京钱。京钱二文才能换大钱一文”。京师“使用的京斗”，“都比仓斗大三分之一”[13]。应该说，这部分粮价都是市肆米铺、面铺用的零售价格，不能代表京师的整体粮价情况。本书专门收集了档案中所藏京师粮价数据，虽然也不完全，但还可以反映出当时京城粮价变动趋势。

陈金陵用顺天府粮价说明，“道光以前京师粮价相对稳定”。“道光以后京师粮价上涨”，上涨之高，全国之冠。[14]张瑞威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由于政府的漕粮制度，使得京城的人口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钱，便能享用产自江南的稻米”[15]。本书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提出了顺天府粮价不是京师粮价，不能说明京师的问题的观点。对张瑞威的看法，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20世纪30年代，北平社会调查所汤象龙等学者组织人力抄录故宫档案中道光至宣统年间的粮价单，但是这批粮价资料，只有顺天府的，没有京师粮价的数字。

台湾学者王业键院士自20世纪70年代即已开始开展粮价单的收集等相关工作，所费时间超过三十年。1994年，他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行的《宫中粮价单》胶卷版327卷，结合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粮价清单，整理完成了粮价数据，后又建立了“清代粮价数据库”，2009年前后开始在网络上检索，供国内外学者使用。在此期间，也有一批学者收集了粮价单。[16]绝大多数的学者对粮价单的可靠性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不足。[17]但是其中只有三年京师的粮价数字，所以要研究京师粮价，需重新收集粮价单，京师的粮价研究则要从头做起。

四 人口

韩光辉有多篇对北京人口的研究论著[18]，指出，顺治四年内城有395000人。乾隆四十六年，内城541000人，外城235142人，内外城共776142人。“清代北京城市总户口，清初约11.9万户，55.6万人，乾隆末年约15.7万户，74万人；清末13.9万户，76.1万人”[19]。韩光辉、贾宏辉撰文称：“入关时八旗官兵共17万余丁，58万人；出征的官兵外，居于北京者约40万人。”“雍正、乾隆时期京师八旗官兵丁壮还在19万人上下，总人口50余万人。”“清初，外城人口大约15万人，乾隆中增加到23万余人，光绪中则已增加到30万人。”[20]王跃生经过考证说明，“当时京师常住人口应在100万左右”[21]。郭松义称：“清代中叶，估计人数约在二三十万之间。”[22]这些人口数字研究可从粮食消费的角度，看京城粮食需求问题，笔者基本上引用了。

五 政府与市场

吴承明指出：“封建政府采用均输、平准等办法，从供求上加以调剂，也不失为补救之道。维护市场平稳，对统治者十分重要，这就形成一种传统。”[23]本书运用吴承明的理论观点，对政府调控粮价、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其他一些文章也都对政府平粜调控粮价进行了肯定。[24]张瑞威提出新观点：“施坚雅理论的弱点，是没有考虑政府政策对市场整合中的作用。”[25]彭凯翔对张瑞威的书评[26]，也提到“张著强调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积极功能”。“在现有的清代粮食市场研究中，其实对政府角色的探讨不是非常充分，且多限于对仓储、调运及货币等议题作财政上的讨论，倒也并不存在明显的干预或反干预倾向”。但他对过度干预提出了看法：“可以说，政府最大也是最困难的干预就是管住自己的手，而这一点仅靠中央政府的强势是难以实现的。”岸本美绪对张瑞威的中文书评[27]称：“著者认为，清朝利用大量剩余漕米，不仅能够在北京，而且在其他省份也顺利地实行平粜、赈恤政策。就这一点而言，不受米价变动影响的漕米收入强化了清朝财政体制，同时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但另一方面，漕运制度给清朝带来的负担也不容忽视。除了用来支付旗丁的兵粮以及维护运河河路的费用以外，利用漕船贩卖私盐等走私贸易也给清朝造成不少损失。”“在题为政府在米粮贸易中发挥的作用（The Role of Govemment in the Rice Trade）的第五章中，著者讨论了18世纪清朝政府的粮食流通政策，这个问题一直为很多学者所关注。既往的论者一般对国家和市场这两项采用二元对立（dichotomous）的思考方式，即自动调节式市场只有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才能出现。但著者的看法与此不同，强调国家对长江流域米粮的自由流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本章分析了清朝对粮食流通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例如禁止囤积、平粜、禁止遏籴等。”罗威廉在对张瑞威的书撰写的书评中[28]称：“在最后一章，与那些在国家与市场之间严格使用二分法并认为自由的市场地位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的观点相反，张瑞威先生风趣地指出：18世纪中国区际自由贸易的存在，仅仅是由于那个时代三位强势帝王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以确保自由贸易进行的结果。”岸本美绪在对张瑞威的书撰写的书评中[29]称：“对于古典经济学式‘市场整合’论者来说，活跃的交易活动导致市场均衡这样的看法被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往往对国家和市场这两项采用二元对立（dichotomous）的思考方式，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古典经济学式市场概念的关键在于其自动调节机能，国家的角色与其说是在于直接干预市场调剂供求，不如说是在于为民间自由的经济活动准备基础设施，比如商业法律、统一度量衡等。与此不同，历史性形成的广域市场不一定趋于均衡。广泛存在‘遏籴’式行动方式表明，市场的扩大与地区间矛盾的加剧是分不开的。正因如此，像著者指出的那样，若不存在国家的干预，长距离贸易是难以发展的”。以上这些研究，对本书进行政府与北京粮食市场的探讨颇有启发意义，但是这些观点较宏观，没有具体的实例，且结论也有偏颇，笔者对此进行具体论述，并提出看法。

在理论方面，曹沛霖提出，政府与市场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课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经济学，也是政治学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与市场几乎是一个永恒的研究命题。[30]他进一步指出，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人们不是从它们的作用，而是从它们的“缺限”中才得到较为深刻的认识。从市场的“缺限”，想到政府的作用；从政府的“缺限”，又想到市场的作用，最终经过数次往返来回地实践，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两只手”作用并存的重要性，指望依靠“两只手”的作用推动社会前进。[31]国家在一定范围里可能并不反对市场的发展，相反，国家还对市场秩序进行必要管理和干预。而在资本主义确立之后，国家便把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推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直接的根本的使命。[32]这些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缺乏结合京师的具体情况进行说明，本书在这方面专门进行了论述，说明西方经济理论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清代前期政府是如何看待粮商和市场的，是如何随着市场变化而改变制度、政策的。同时，也具体论述了政府与粮商的关系，政府对粮商的看法等问题。